“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

这本《何休评传》(作者黄朴民)是其中一册，是一部研究他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说的专门性著作。

何休是东汉晚期思想界的巨擘。他毕生从事今文经学的研究，著作相当丰富，尤其是他穷十余年精力撰成的《春秋公羊传解诂》是一部留存至今，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著作。

《何休评传》(作者黄朴民)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评论何休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全书共八章，分析了何休所处东汉晚期的政治形势、经学的困境，阐述了何休的生平和辉煌的学术生涯，进而以《公羊》学为核心，从“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人手，对何休的“大一统”、“进夷狄”，“张三世”、“文致太平”，尚“偏战”、贵“井田”以及“灾异观”等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伦理、哲学等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何休评传》资料翔实，论点有据，行文流畅，颇多独到之见。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何休所处的时代

一、东汉末年深重的社会危机

(一)皇权的衰落

(二)统治权力分配上的冲突

(三)衰世固有的弊端

二、汉末的儒林大分化

(一)人格分裂的虚伪者

(二)无奈的避世归隐者

(三)悲壮的取义殉道者

(四)冷静的求索者

三、经学的困境

(一)弊端丛生的经学模式

(二)经学内部滋生的某些积极因素

第二章 何休的生平与事迹

一、家世与学术渊源

(一)何休的家世与青少年时代

(二)成就大师的学术渊源

二、在政治与学术的漩涡中沉浮

(一)从诏拜郎中到景从陈蕃

(二)废锢免官与著述《春秋公羊传解诂》

(三)晚年景况

第三章 孤独前行的《公羊》巨子

一、抗衡古文经学

(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斗争的由来

(二)何休与郑玄、服虔等人的学术论战

二、著作等身

三、功在《公羊》

第四章 “大一统”与“进夷狄”

——何休的政治思想体系

一、“大一统”思想的弘扬者

(一)“大一统”思想的渊源与《公羊》学的一统观

(二)何休“大一统”理论的内涵及其特色

二、“仁义”说与“礼乐”观

(一)“仁义”说的内涵及其价值

(二)“礼乐”精神与“孝道”论述

三、“夷狄进至于爵”的民族思想

(一)“夷夏之辨”的历史渊源

(二)“进夷狄”及其时代文化意义

第五章 “张三世”与“文致太平”

——何休的历史哲学理论

一、开创《公羊》“三世说”的崭新境界

(一)《公羊》先师的“三世说”源流

(二)何休“张三世”理论的基本内容与价值

(三)何休历史哲学中的“善复古”不和谐之音

二、“通三统”与“《春秋》王鲁”

(一)《公羊》“三统说”的内涵与实质

(二)何休“通三统”的主要观点

(三)“据经行权”与政治理性精神

第六章 尚“偏战”与贵“井田”

——何休的军事与经济思想

一、崇礼尚仁的军事思想体系

(一)儒家军事文化传统及其对何休的启示

(二)军事思想的嬗变历程与何休的“复古”情结

(三)何休军事思想体系解析

二、以倡导井田为中心的经济学说

(一)东汉土地兼并痼疾与井田之议的风行

(二)何休经济学说的基本内容

第七章 天人之际

——何休的灾异观念

一、《公羊》学“灾异”观传统及其对何休的影响

(一)董仲舒建立“天人合一”图式，“始推阴阳”

(二)董仲舒之后《公羊》“灾异”理论的演变

(三)两汉《公羊》学“灾异”观评析

二、何休对《公羊》“灾异”理论的继承和发挥

(一)《公羊》“灾异”说的集大成者

(二)何休对《公羊》“灾异”说的发挥

三、何休阴阳灾异理论的现实精神

第八章 从中衰到复兴

——何休学说的历史命运

一、在历史的波谷中沉浮

(一)“不绝如线”

(二)毁誉参半

二、统一与进化的双重变奏

(一)“大一统”强音

(二)“张三世”新声

索引

重要人名索引

重要文献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

屈指数来，笔者从事历史学的学习与研究迄今恰好二十周年。在此期间，虽有几部书稿面世，但是，《何休评传》乃是其中写得最艰苦而又相对感到比较满意的一部。

说到写得最艰苦，一是指笔者的经学方面功底太薄，而《公羊》学的义理和条例又如浩瀚无际的海洋，站在它面前真是一片茫然，徒生“望洋兴叹”之慨！二是指笔者近年主要精力从事军事史的研究，对两汉思想史日益疏远，所以更增加了撰写上的难度。因此，在接受本书稿约后，心中无底，笔下生涩，畏难情绪与日俱增，以致一再拖宕，甚至曾萌生打退堂鼓的念头。然而，匡老的崇高品德，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诸师长的信任鼓励，使笔者终于咬牙坚持了下来，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书稿未能克期完成，错过了接受匡老亲自指导的机会，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至于说它是笔者相对比较满意的一部书，并非此书有什么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仅仅是想表达以下两层意思：第一，它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再次印证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个朴素的道理。就笔者而言，撰写本书的过程，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学问的砥砺，更为重要的是意志的磨炼、毅力的培育，是一个挑战自我、找回自信的心态历程。第二，它毕竟是第一次从现代文化人的视角，为何休这位杰出的《公羊》学大师写了一个评传，为总结《公羊》学所蕴含的“大一统”、“张三世”等思想精华贡献了笔者个人的绵薄之力，若能作为他人日后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总结何休的生平与思想抛砖引玉的话，足以自慰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笔者为所付出的努力而感到欣慰！

当本书撰成、出版之际，笔者深深缅怀德高望重的匡亚明先生。因为，如果没有他高瞻远瞩、呕心沥血发起和主持《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项举世瞩目的宏伟文化工程，就不可能有这部《何休评传》的撰著；如果没有他不拘一格、奖掖后进的博大胸襟，本书的撰写任务也就不可能由笔者这样的初出茅庐者来承担。笔者深信，匡老在文化建设事业上的巨大功绩，将永远铭刻在每一位有良知的人的心中！杨向奎先生是笔者的博士生导师，他的人格与学识，给笔者完成这部书稿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他有关《公羊》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则提供了笔者从事何休生平与思想的研究的最佳门径！

在本书的撰写、修改过程中，曾得到丛书分管副主编卞孝萱先生、丛书常务副主编蒋广学先生的指导与郢政，并承蒙王德有先生认真审阅，黎子耀师、田昌五师和秦浩、潘群、魏得良、吴新雷、王晓毅、袁德金诸先生热情鼓励与帮助。在此谨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忱！

黄朴民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除了上述三类儒生之外，还有少数思想比较清醒的儒林人士在对儒学本身进行认真的反思，对社会政治的发展道路进行深沉的探索。他们是当时儒林的真正代表，反映着东汉末年儒学发展形态中的固有价值。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有王符、仲长统、崔室、左雄、张衡、荀悦、郑玄、何休等等。

在“天道”观上，他们一方面继承“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另方面又对这一传统进行可能范围内的重新诠释，实质上提出了“天道”自然、吉凶由人的天人关系命题，“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人事为本，天道为末。”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理性认识。与此同时，张衡等个别思想家还对依附于“天人合一”理论本体之上的图谶迷信展开了抨击：“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执(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并指出其重大祸害：“此皆欺世罔俗，以昧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最后鲜明地主张，“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下，社会上初步形成了一股否定图谶迷信的潜流，《后汉书·方术列传》就此指出：“通儒硕生，忿其(图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

在发展观问题上，他们大多积极肯定和强调合理的“变通”原则。张衡对“世易俗异，事势舛殊，不能通其变，而一度以揆之”的现象深为不满。认为这无疑是“契船而求剑，守株而伺兔也”，绝无可取。而崔塞则是推出孔子，来为自己的“变通”主张撑腰：“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进而批评那些不知“变通”的鄙儒是“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理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其他像王符、仲长统等人同样主张以“变通”看待粤物的发展，“各随时宜”，一再强调“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无其功者，不可不变”，想通过“变通”，给危机之中的东汉社会寻找到一条出路。

在社会政治观方面，他们大多援引法、道思想合理成分人兄儒，充实儒学，这主要表现为提倡法治，鄙薄抽象讲究“仁义礼乐”的做法，如王符称：“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叔世者之言也……故有以诛止杀，以刑御残。”崔塞、仲长统、荀悦等人的看法与王符相一致，当然作为儒林人物，他们是始终不会放弃“德”的一手的。对不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峻刑”，也有所保留和批评。荀悦《申鉴‘时事篇》云：“未可以备谓之虚教，未可以密谓之峻刑。虚教伤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这可以说是他们共同的德刑观。

在行动方式上，他们大多运用经学这一现成的工具，寄寓自己的政治主张。党锢之祸的发生，表明儒生公开的谏争之路被统治者堵塞，在屠刀和牢狱面前，有志于改造社会的儒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利用经学来阐发自己的见解，这样相对来说所冒的风险比较小，由此便在很黑暗的桓、灵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经学家，诞生了不少重要的经学著作。这在《后汉书》中有广泛的记载。如《郑玄传》载：“及党事起，(玄)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又如《荀爽传》载：“(荀爽)遭党锢，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以著述为事，遂称为硕儒”；再如《赵岐传》载，《孟子章句》一书，是赵岐受到宦官中常侍唐衡之兄唐弦的迫害，为避祸流落于济岱之间，在隐居的条件下写成的。其他像张奂、荀悦、卢植、应奉等人的著述经历也同上面所列举的人情况一样。

这些儒生以经学研究为人生寄托，表面上似乎是远离政治，其实并不如此，他们是在冷静地思索和探求匡世济民的道路。在从事严肃的学术建树同时，为社会政治斗争进行舆论宣传及理论指导的准备，为挽救危难提出自己的药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郑玄用封建礼教遍注群经，以拆除今、古文经学的藩篱，其实就是主张以礼匡世；而赵岐《孟子章句》，则将孟子仁政政治理想和盘托出，寓政治于经学乃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社会思潮。P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