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诗人。少时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高宗时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孝宗时赐进士出身。中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其一生笔耕不辍，今存九千多首，内容极为丰富。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并称“宋代四大诗人”，又与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合称“南宋四大家”。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邱鸣皋编著的《陆游评传（上下）》梳理并重新考订了陆游的生平事迹；对其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其他诸方面思想表现，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

陆游是南宋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和伟大的爱国诗人。恢复中原、统一祖国是其一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诗歌的中心内容。邱鸣皋编著的《陆游评传（上下）》梳理并重新考订了陆游的生平事迹；对其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其他诸方面思想表现，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对其文学思想与文学成就也作了简明评介。《陆游评传（上下）》注重背景的勾勒，意在截取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画面，从中展现与评价陆游的思想风貌，并透析其悲剧性命运。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前言

第一章 在大动乱时代里诞生与成长

 一、丧乱奔窜中的童年

 二、爱国主义思想的萌芽

 三、诗歌生涯的开端

第二章 初入仕途的坎坷

 一、步人仕途时的政治背景

 二、从宁德主簿到福州决曹

 三、临安三年的史官生涯

 四、爱国主义思想的新发展

 五、从镇江到隆兴

 六、罢归山阴

第三章 生命之旅的里程碑

 一、人蜀与通判夔州

 二、从戎南郑

 三、盘桓蜀中

第四章 仕途上的再三坎坷

 一、从建安到抚州

 二、再次罢归山阴

 三、从严州到临安

 四、蛰居山阴十三年

 五、最后的起用

第五章 寂寞悲愤的最后七年

 一、生存环境与隐逸情趣

 二、开禧北伐的兴奋与悲愤

 三、对国家统一的最后呼唤

第六章 以儒学为主体的哲学思想

 一、尊儒崇经

 二、出人道释

 三、天人观与生死观

第七章 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一、对美政的构想

 二、提出美政的思想基础

第八章 以“恤民”为神髓的重农思想

 一、浓厚的感情基础

 二、深层的理性思考

第九章 以“气”为灵魂的文学思想

 一、陆游对“气”的诠释与运用

 二、“诗家三昧”与“工夫在诗外”

 三、诗贵平淡自然

第十章 彪炳千秋的文学成就

 一、不愿做诗人终成大诗人

 二、陆诗的主要内容与艺术风格

 三、陆诗的缺点

 四、陆诗的渊源

 五、陆诗的影响

 六、陆游的其他文学成就

索 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陆游，字务观，自号放翁，晚号龟堂老人，宋越州山阴（浙江绍兴）人。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诗人之众，作品之多，指不胜屈，卓然名家者，亦数以千计。而一生爱国，为国家统一奔走呼号，在朝在野，念念不忘，矢死靡它，死而不已者，大约第一个就是陆游；至于诗作之多，几达万首者，第一个也是陆游。陆游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伟大的爱国诗人，这是不可动摇的定位。而这个定位，正是陆游一生奋斗的结果。

一、丧乱奔窜中的童年

宋徽宗宣和七年十月十七日（1125年11月13日）寅时，在骇人的狂风暴雨中，陆游出生在淮河岸边的一条官船上。当时，陆游的父亲陆宰（字元钧）居官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便，正偕眷北赴都城东京（河南开封），舣船淮河之湄。陆游在后来写的诗中多次提到他的生日。如《赠童道人盖与予同甲子》：“吾侪之生乙巳年。”乙巳，即宣和七年。《书南堂壁》自注：“予生于宣和乙巳岁。”在他七十一岁生日的时候，恰巧也是一个风雨潇潇的日子，他写了两首绝句作为纪念，题为《十月十七日，予生日也。孤村风雨萧然，偶得二绝句。予生于淮上，是日平旦，大风雨骇人，及予堕地，雨乃止》：

少傅奉诏朝京师，舣船生我淮之湄。

宣和七年冬十月，犹是中原无事时。

我生急雨暗淮天，出没蛟鼍浪入船。

白首功名无尺寸，茅檐还听雨声眠。“少傅”即陆游的父亲陆宰①，时年三十八岁。在陆游出生之前，陆宰已有两个儿子：陆淞和陆浚②。陆游出生时的这场黎明前的急风骤雨，恰是一个即将到来的大动乱、大分裂时代的前兆，也是陆游一生悲剧命运的前兆。因此，陆游说“犹是中原无事时”，是不太准确的。“中原无事”，是个假象；在中原背后的北中国，已经充满了刀兵厮杀之声：这一年的二月，北中国的辽被女真部落彻底击败，天祚帝耶律延禧被擒，辽亡。“天祚失御，女真称兵，首尾攻战十二年问，（辽）举国土崩瓦解。”金既灭辽，即转戈南向，筹划侵宋。五月初，在蔚州（治河北蔚县）柳甸举行大型阅兵式；五月十八日，女真部落即完成了在平州（治河北卢龙）、云中（治山西大同）等府路的屯兵部署；接着又在蔚州、飞狐（河北涞源）等地屯兵，聚集粮草，俨然已是北宋劲敌②。可叹的是对这种浓烈的战争火药味儿，北宋朝廷似乎还没有闻到呢！

陆宰进京之后，正值京西路转运副使空缺多日③，即任陆宰为京西路转运副使，负责畿右转输饷军工作。这时北边军情更为紧张，宋军事重镇中山府（治河北定州）军情奏报不断传来。陆宰很快赴任，他先把家眷寄寓于荥阳（今属河南），然后轻装就任，往来于泽州（治山西晋城）、潞州（治山西长治）间，负责军饷转输供应。泽、潞当时皆属河东路，故陆宰称之为“饷军河东”（陆游《家世旧闻》，中华书局1993年版）。饷军的任务，必定是北援河东路的首府太原，当时太原已处于金兵的严重威胁之中。

在金灭辽之后，宋有识之士即建议朝廷“备边”以防女真南侵。当时对北方情况比较了解的马扩就曾建议屯兵中山、真定等地，以防女真不测之变。可惜没有得到身为河北河东陕西路宣抚使童贯的采纳，于是才出现了上述金人筹划南侵诸事。至宣和七年十一月底，金人已完成了侵宋的军事部署：东路军由二太子完颜宗望为统帅，由燕山、真定一线取宋都东京；西路军由完颜宗翰为统帅，经由太原取洛阳，以断绝东京西侧宋军援京之路，同时又可预防宋朝皇帝西逃“幸蜀”；然后东西路军会于东京，以图不逊①。于是，十一月二十八日，宗望陷蓟州，十二月七日攻燕山，宋郭药师降，燕山府陷落。同时金西路军由云中府起兵，长驱入侵忻、代之境，十二月十八日，宗翰兵围太原。在中国历史上长达百余年、伴随陆游终生的宋金之战的序幕，就这样无情地拉开了。

金人的这次进犯，对宋王朝来说，所蒙受的史无前例的灾难与耻辱无疑是深重而悲惨的。首先是彻底暴露了宋统治集团的腐败卑怯。当太原被围之后，沉迷在道教与歌舞升平之中的宋徽宗急得一筹莫展，乃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晚，禅位于呈太子赵桓，这就是宋钦宗。而这时的完颜宗望，连下庆源府（治河北赵县）、信德府（治河北邢台），靖康元年（1126）正月二日，下浚州（治河南浚县），完颜宗弼取汤阴（今属河南），于是金兵渡过黄河，占领了滑州（治河南滑县东旧滑县镇）。金人所向，宋官兵多数是望其旌旗即溃不成军，“官军在河南者，无一人御敌”（《宋史纪事本末·金人人寇》）。因而金兵敢于孤军长驱而入，直逼东京。徽宗赵估于正月初四仓皇南遁，宋百官亦纷纷潜逃。而初七金兵已抵东京城外，放火杀掳，光焰烛天，连夜不止，且攻城甚急。钦宗急急派出使臣前往金营谢罪，请求“修好”。金人这次进犯东京，只是一种尝试，对大宋的虚实还不十分清楚；特别是宋“勤王”军纷至沓来，屯兵城下者已达二十万人。金人当时兵马不过六万，对此不得不予考虑，所以也并不打算久留，见好即收。宗望对宋朝皇帝的请求一口答应，但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宋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之地；岁纳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各一万头，衣缎一百万匹；尊金国皇帝为伯父，“大宋皇帝”称侄儿；以宰相亲王为人质，护送金兵过黄河①。宋皇帝当然一口答应，且以康王赵构（后来换为肃王赵枢）、少宰张邦昌为人质，上誓书地图。一切手续办妥，金答应退兵，拖至二月十日，抢掠满足之后，始退兵北去。P1－5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④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说来很惭愧，这部书稿交卷太迟了。其中的原因与苦衷是这样的：

我认领本《评传》写作任务的时间是1991年10月。当时我正担任徐州师范学院院长之职，积贫积弱的学院正处在艰难的“爬坡”时期。当是时，我已置个人的一切于度外，临渊履冰，全力以赴，惟恐有忝厥职，辜负全院师生。因而，不仅无暇顾及《评传》写作，连小文章也难以再写了。如此碌碌而至1996年，学院在有所发展的前提下，经国家教委批准，于4月4日更名为徐州师范大学。我既完成了一个阶段的“历史使命”，乃于同年6月底经上级批准，辞去了学校一切行政职务，从此结束了我历时15年的学校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轻松愉快地回到了单纯的教学、科研岗位上来。于是，在教学的同时，开始了对陆游的研究及其《评传》的构思。

我对于陆游，不算太生疏，过去曾读过四部备要本的《陆放翁全集》，有一些资料积累。但那时并没有考虑到以后会给陆游写评传，更没有从“思想家”的角度研读其著作。现在要为陆游写思想评传，必须重起炉灶，以全新的眼光重读陆游的现存全部作品以及有关著作。这里有一个认真攻读的过程。由于视力不佳，读书进度很慢，加上须随时翻检有关资料，一部《剑南诗稿》通读下来，竞用了七八个月时间，而真正准备坐下来开始写作，已是1997年的10月之交了。岂料及至临纸属文，竟笔有荆棘，屡兴大非畴日之叹，始知今生最有用的年华，已付诸我为之服务的这所学校了。年届花甲，诸病并臻，颁白著述，确是心有馀而力不足了，只有铅刀一割，勉力为之而已矣。又三年，2000年的10月底，才把《评传》初稿交付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而上距认领本《评传》写作任务之时，已整整九年了。

在这段较长的时间内，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同志们，给了我最大限度的忍耐与关怀。按照常规，他们本当中止约稿合同而另请高明。但却没有这样做，而是不断鼓励我尽早完成这项任务。这期间，蒋广学先生、巩本栋先生、陈效鸿先生、吴正岚先生等都曾不止一次亲临敝校，悉心指导；巩、吴二位先生还主动为我复印一些重要参考资料。巩本栋先生为本书的写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富有指导性的意见。最令我感动和永志不忘的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教授以91岁高龄，在大病尚未痊愈的情况下，于1996年11月10日驱车数百里，由南京抵达徐州，招集在徐《评传》作者，了解《评传》写作情况，并与几位作者座谈。匡老就《评传》的指导思想与质量要求等问题，讲话一个小时。他显然很兴奋，言谈问妙语连珠，充满哲理与睿智。在座诸同志均深感如沐春风，大受教益。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匡老俞允于明年4月来我校指导工作。万万没有想到，匡老竟于同年12月16日驾归道山，距徐州分袂仅34天，匡老的谆谆教诲，犹在耳际回响。匡老来徐时，我正在为《评传》构思；而在匡老仙逝四年后，我才交稿，我写得太慢了！

当然，我的写作态度是认真的，我深感有责任写好陆游这位伟大思想家的评传。写作的过程，既是我逐步认识陆游的过程，也是自我教育、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过程。我多次受到陆游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感染，甚至感动得伏案大哭。这使我深深感到，我能为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写评传，是我的幸运。

本《评传》的写作，吸收了古今多家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其中特别是朱东润先生、钱仲联先生、孑L凡礼先生、于北山先生等前辈学者对陆游的精深研究，导我先路，给了我很多启发。年高德劭的孔凡礼先生听说我准备写《陆游评传》，便及时抄寄其关于陆游研究的论著目录，并寄赠其《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等著作，把尚未发表的论文也寄了过来，让我参考，使我大为感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祚唐先生曾多次来信勉励，并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参考书；省教委为我提供了3000元人民币项目资助费；本书责任编辑俞润生先生和南京大学出版社有关同志为本书出版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本校科研处在经费和其他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本校图书馆的武士俊、曹志梅等同志在图书资料方面给我提供了许多方便；研究生李青枝同学帮助我检索了部分资料，并校对了部分初稿。对此，我诚挚地表示谢意！

朱光潜先生在《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中说：“拉丁诗人贺拉斯劝人在作品写成之后把它摆过几月或几年不发表，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忠告。……经过一些时候冷静下来，再拿它仔细看看，你就会看出自已的毛病，你自己就会修改它。”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忠告，也确实是经验之谈。朱先生的名著《诗论》就是一再修改后，又搁置了七八年才出版的。不过，本《评传》的写作已经拖延了好几年，如再把它摆过几年，恐势所不能；至于其中的毛病，肯定不会太少，特别是发表了一些浅薄固陋之见，窃不自揆，过一些时候冷静下来，肯定会修改的。为此，也敬请专家读者，不吝赐教，以便我将来的修改。如是，则不胜感荷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