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皇帝，朕有一个奇怪的嗜好，那就是贪财，有守财奴的毛病。
按道理讲，皇帝富有四海，本是不应该对钱财这种俗物持太多的热情和关注。但是朕偏偏喜欢钱，而且喜欢通过非常手段来多搞钱、搞大钱。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受朕的老师张居正的刺激。
根据明朝的财政制度，宫里一般不能随便动用国库的钱，而是设专项资金，称作“金花银”。万历初年，每年皇室专项资金达一百万两，貌似很多（当时每年国库收入也仅仅四百多万两），其实一点都不多，毕竟皇家是真正的家大业大。当时单是宫里的宦官总数已逾两万，宫女三千以上，单是为这些人的死亡所准备的棺木，一次即达两干口之多，由此可以想象宫里的开销何其庞大，区区一百万两的银子，自然有些紧张。到了万历六年（1578），朕强令增加金花银二十万两。第二年，又觉得吃得不够好，想改善一下伙食，所以又要求追加十万两。这一次，身为首辅和帝师的张居正不答应了。他以一个道德教化的引导者自居，苦口婆心地劝导朕要“节用爱民”，勒紧腰带过苦日子，“以保国本”。同时建议朕节省“一切无益之费”，无论皇宫装修费、御用服装费，还是节庆演出费、宫里发放的小费等，能省都省。当时朕年纪还小，本想搞个元宵灯火晚会，可张居正却劝阻说挂几个灯笼在殿上，意思一下就行了，不必搞什么灯棚烟火；甚至夸张到为了节省一点灯烛钱，还特地将朕晚上的课改成白天上。
当时的朕还未成年，内心纯真，也很听话，觉得老师讲的和做的都有道理，因此心悦诚服地勒紧了裤腰带。当时朕甚至无力给宫女发赏钱，而只能打白条记账。想来也真是尴尬，身为九五之尊的朕，高兴了喊一声“赏”，满心欢喜的宫女拜谢完，却发现端来的不是白花花的银子或金灿灿的金子，而只是一张小白条，会是多么失望呀！而年轻的朕，面子上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
如果张居正做得再好一点，对朕要求再严一点，那么朕或许真的会成为一个好的皇帝，至少会是一个对花钱有正确态度的皇帝。可惜的是，和许多优秀的中国成功人士一样，张居正无法怀有一颗平常心，觉得自己劳苦功高，自己特珠点、腐化些好像就理所应当。于是乎，他一方面满口道德文章，时时要求别人节俭，另一方面自己的私生活却极其腐化。据当时陪他吃过饭的官员回忆，他吃一顿饭要换三套衣服，而且每套衣服都极其华美。他吃的喝的穿的，可都是公款消费呀，因为那顿饭就是在内阁办公场所请的。几年后，朕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共发现“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万七千七百余两，金器三千七百一十余两，金首饰九百余两，银器五千二百余两，银首饰一万余两”。此外，“在京房产等物折银一万零六百两”，全部折合起来共二十余万两。当然，和今天情形一样，若按大明的俸禄（工资）计算，张居正的资产肯定显得有点多，受贿是铁定的事实，至少可以扣一顶“巨额资产来源不明”的帽子。但平心而论，与前朝地位相似的大奸臣严嵩相比，与同代势力相当的大太监冯保相比，张居正积累的这点家产，又实在算不了什么。公正地讲，张居正还是颇有操守的。
但当时年仅二十岁，正处在青春叛逆期，心智远未成熟的朕却无法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朕只是愤怒地发现自己被一直尊重的“先生”深深地欺骗了，并因此受到莫大的刺激。自万历十二年查抄张居正家以后，朕便严禁官员和宫人在朕面前提及张居正，由此可猜出朕受伤有多深。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张居正“小节”不保，使得朕“恨乌及屋”，张居正十年来苦心为朕构建的节俭、勤勉、克己奉公等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全部轰然坍塌。朕毅然决然抛弃那些突然看起来来虚伪可笑的“自我约束”，开始有些偏激、有些变态地补偿起自己来。
说偏激，是因为朕在钱财这件事上，既小气，又大方。朕小气，那是在对待大臣上，近乎到了吝啬的地步。以对阁臣们的赏赐为例，逢年过节，朕最爱送的便是招贴字画，譬如春节时送“大门神、招财利市、福禄狮子、笺纸葫芦”等吉祥贴，万寿圣节（宫里仅次于过年和冬至的第三大节日），赏“金万寿字、银万寿字、金篆字、金书黄符、银书红符”等字贴。朕从小练得一手好书法，这样赏赐起来，除了费点纸墨，近乎零成本。除此之外，朕还会夏天赐几把扇子，中秋赏两块月饼，或应节令赏些鲫鱼、嫩笋、鲜藕、枇杷、杨梅什么的，而且量非常小，一两尾、两三枝、十来根、一小篓已经非常不错了。当然，也赏银钱，但每次最多不超过五十两；也赐彩缎，但每次最多四表里（即衣料面子、里子各四套）。能得到朕赏赐的，其实也就区区几位内阁大臣，外加几位侍讲官。以赏赐最多、级别最高的首辅大臣为例，一年下来，总共得到的赏赐也不过二百两银子。朕大方，那是在对待自己和家人上，花起钱来毫不含糊，说朕肆意挥霍也不为过。譬如，朕为爱女庆生赏银十五万两、为爱妃过寿赏银二十万两，为弟弟潞王就国赏银三十万两，为儿子福王结婚用银三十万两，而为朕自己营建的寿寝定陵则用银八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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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朕是帝王，所以朕的好，一旦被放大，便好得一蹋糊涂；朕的坏，一旦被利用，也会坏得不成体统。这便是“人治”的最大坏处。然而我们中国的政治传统却偏偏是依赖和重视“人治”。
——明神宗朱翊钧
老夫只愿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寄情与诗画，用“墨谑”、“戏抹”的手法，直白地记录我这不堪的一生，或是赤裸裸的不公，或是血淋淋的无情，或是孤单单的寂寞，或是光灿灿的愤怒。
——大才子徐渭
在我这个老外眼里，南京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城市登记人口就已超过百万户，近四百万人。上帝呀，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在欧洲，城市人口超过10万就算超级城市。南京仅一座城市的人口，就已超过欧洲许多国家的整体人口。
——神学家利玛塞
旅游是多么鲜活，多么愉快的事情呀，请不要把我，把我的游记当作一种僵化的学问，埋在书斋里搞研究。天空海阔，山高水美，体验造化的无穷，探求自然的奥秘，方是旅游和探险的真谛，这一点古今应该无不同吧?
——旅行家徐霞害
如果我们真的穿越回到大明万历朝（1573—1620），或许你真的会爱上那位皇帝、那个时代。万历皇帝朱翊钧不但帅气、有品位，而且爱民、有亲和力。一旦看到他，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成为他的“粉丝”。朱翊钧是那个时代的SuperStar（超级明星）。
如果你有幸在万历十一年（1583）的春天，穿越来到北京的天寿山一带（今“十三陵”地区），会看到一幕壮观的场面——年仅二十一岁的皇帝朱翊钧，穿着一套华贵的军装，骑着一匹黑色的骏马，英姿飒爽，在鲜衣怒马的锦衣卫簇拥下，正到郊外来谒陵玩耍。近万人的扈从部队中，如果你看到由顶盔贯甲的大汉将军组成的皇家羽林军，便会觉得大英帝国戴熊皮帽子的卫兵也好，美国全副武装的特种兵也好，都是“神马浮云”；如果你看到身穿飞鱼服，腰挎绣春刀，个个帅气得要命的大内保镖锦衣卫，便会觉得白宫里那些戴墨镜耍酷的FBI特工，也会“稍逊风骚”；如果你再看到皇家的豪华车队，有四头大象拉的“元首车”，有几十匹白马拉的“公务车”，有几十人抬的“休闲车”，甚至有专供换衣服的“房车”等，便会觉得当今这世界，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出行，还是流行巨星LadyGaga游街，与此相比都显得弱爆了，逊毙了。
自然，当你看到众星捧月的天皇巨星——朱翊钧，也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尖叫起来，就如我们看到迈克尔·杰克逊一样疯狂。有意思的是，朱翊钧和迈克尔·杰克逊一样，也喜欢给脸上打一层厚厚的白粉。如果从现代人偏好的视角来看，这个队伍最令人眼热的，便是那些豪华却不俗气，华丽又不张扬的服饰。无论护卫的军士侍从，还是随驾的文武百官，身着的服饰都色彩丰富、精美异常，远比现在高官显贵喜欢定制的所谓国际高级时装，漂亮和大气一千倍。是的，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范儿”。
如果身在历史现场，面对这梦幻般的豪华游行场面，你也许真H0ld（把持）不住，会激动地大喊大叫。请不要担心，皇帝陛下不会砍你的头，也不会打你的屁屁，最多可能只是被护驾的锦衣卫喝斥一声“莫惊驾”罢了。这就是朱翊钧的魅力——人帅，心肠好，性格还温柔，正是我们喜欢的“土豪菜”。
万历皇帝的魅力表现，还有一个事例为证。万历十三年（1585），各地旱情严重，为向上天和百姓表示他的诚意，朱翊钧脱下华丽的龙装，穿了一身布衣青袍，从紫禁城出发，一路步行到天坛去祈雨。当时很多京城老百姓都去围观，最后连老天爷也被他的诚意和帅气所震撼，终是激动地下了一场及时雨。
还有一个故事能让你增加对他的好感。《北游录》记述，万历皇帝很喜欢插花艺术。有一次想做一个牡丹插花，但苦于没有合适的花瓶相配，后来得知江阴一户百姓有一个均窑的瓷瓶刚好相配，便命人过去购买。人家要二百两银子，他嫌贵，便讨价还价，最后以一百五十两银子购得。如你所知，身为皇帝，他本是有更省事或更直接的手段得到这个花瓶，但他没有那样做。
无论哪一个时代，国家领袖的喜好和品位，必然极大影响着时代的潮流和文化的品位。那个时代的讲究，或者讲万历范儿，也就顺势渗透到各个层面、各个群体。本书共分六章，分别从皇家、官员、文人、市井、科技、军事等六个层面，选取了十六个重点历史人物，以穿越的方式，借他们的眼，让我们观察那个时代的雅致风貌和别样繁华；同时也借他们嘴，让我们聆听一个时代的复杂心声和悲欢故事。
以官员的故事为例。本书除了讲述以皇帝为主角的宫里的故事外，还着重讲述了徐显卿、徐泰时、王锡爵三个官员的官场生活、园林生活和文艺（昆曲）生活。徐显卿是万历朝一个典型的文官代表，虽说在正史上并无多少记载，但描述他个人仕途生涯的《徐显卿宦迹图》却留存下来，成为那个时代官场细节的历史图证。我们也因此有幸可以在生动的图画中，细致观察那个时代的官场风雅和文化情趣。是的，那个时代的官当得有趣，而且真的很舒服。
徐泰时，许多人或许不太了解，可他留下的江南四大名园之一东园（留园）鼎鼎有名。身为当时工部的一名技术派官僚，他的专业造诣和艺术品位实在令人赞叹，正如现如今的艺术家一样，非常懂得如何夺人眼球。他在生活细节上的艺术讲究和八卦故事，完全可以上时尚杂志的封面。正如现在的时尚人士一样，他最忌讳“撞衫”。若有客来访，他都会让仆人先去打探客人如何穿戴，然后再用心搭配自己的服饰，每次都是“两人宛然合璧，无少参错，班行艳之”。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有品位、讲情趣，所以才能设计出令我们后世惊艳了几百年的千古名园吧。
王锡爵曾担任过万历朝的内阁首辅，官居一品，自然见识广、眼界高，他和艺术、艺术家的故事，远比我们现在要有内涵、有水平得多。我们着重讲述的是他和昆曲，以及《牡丹亭》的关联情感和因缘故事。那个时代，官场和文坛或许也有交融的部分，但至少文人可以保持独立风骨和创作自由。官员们，无论在职的，还是退休的，也都有自知之明，知道官大不等于艺术水平就高。他们从不指手画脚，瞎指导艺术创作，他们只是欣赏，带着尊重的心态去欣赏。而如汤显祖这样的文人，也从不会在乎领导的评论，他们的共鸣只建立在艺术和情感的基础上，和官场升迁无关，也和利益得失无关。也正因如此，那个时代的艺术，才被“滋润”得灵动而张扬。
当然，和任何时代一样，这个时代也有不美好的一面，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怠政。不仅是皇帝消极怠政，官员们也是，集体不作为和集体腐败的现象非常普遍。用当时的话评论，就是国家从来没亏欠过士大夫（文官利益集团），倒是士大夫欠国家的。他们和讨债似的，除了和皇帝死磕较劲外，除了拉帮结伙搞内斗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个人生活的享受上。用一句话形容，那就是官场上很“下流”，生活上很“风流”。
如今，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你若批评皇帝，皇帝会很委屈，因为他觉得自己消极怠政，只是借此对抗或报复庞大文官利益集团的“扯淡”；何况，这种不作为的怠政，总比“勤政”起来，琢磨如何杀官员和文人的头好吧？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过后，许多在万历朝生活过的“旧人”，都非常怀念那一段“盛世”的原因。你若批评官员或者所谓士大夫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会更委屈，甚至会以文化僵尸的姿态集体示威，摆出自己上过的奏折，拿出自己写过的诗词，证明自己曾是多么激烈地骂过皇帝，又有多少次悲叹、暗讽过时政。可是，除了骂、恨和叹气之外，就不能做些更有意义的事么？
正如圣贤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这面历史的哈哈镜反照过来时，我们猝然发现，那个时代的制度设计也好，社会问题也好，文化使命也罢，人生困惑也罢，与现在的某些方面竟是何其相似！几百年社会变革的反反复复，甚至民族文明的停滞不前，使得我们现代人真是没有理由评判好坏，更没有资格嘲笑历史。我们只能期望，当历史这根鞭子狠狠地抽在自己身上时，能让我们有所警醒，有所反思。
是为序。
《万历范儿(历史哈哈镜明代潮人志)》编著者段战江。
《万历范儿(历史哈哈镜明代潮人志)》共分六章，分别从皇家、官员、文人、市井、科技、军事等六个层面，选取了十六个重点历史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慈圣太后李彩凤，官员徐显卿、王锡爵、徐泰时，戏剧家汤显祖，文人李贽、徐渭、徐霞客，外国传教士利玛窦，李时珍，徐光启，赵士祯，将领李成梁和两个儿子李如松、李如柏，以穿越的方式，讲述了那个时代的雅致风貌和别样繁华，以及一个时代的复杂心声和悲欢故事。
《万历范儿(历史哈哈镜明代潮人志)》编著者段战江。
万历朝是盛世还是明亡的起点？
皇帝为何28年不上朝？
张居正为万历皇帝的“宅男”枚奖章有何贡献？
太后李彩凤如何由一个婢女完成了到太后的华丽蜕变？
《徐显卿宦迹图》中的考场、官场、皇帝办公室、服饰、礼仪有何玄机？
王锡爵、汤显祖、《牡丹亭》，他们是怎样的梦幻组合？
园林艺术在何时达到顶峰，千古名园留园倾注了徐泰时多少心血？
国民偶像李贽为何选择自杀？
泼墨画家徐渭是个愤怒的疯子？
徐霞客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背包客还是严谨的地理学家？
在利玛窦眼中，南京与北京谁更具皇城风范？
李时珍、徐光启、赵士桢的理想能否照进现实？
李成梁、李如松、李如柏，一门三父子，个个都是英雄？
努尔哈赤被谁养虎为患？
…… ……
《万历范儿》将为你解开所有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