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强迫中国面对外面的世界。此后,人们开始了一步步的探索,从李鸿章、曾国藩为首的洋务运动,到康有为等人提出的百日维新,最后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蒋廷黻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将近百年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娓娓道来,不是枯燥地堆积史料,不是简单地平铺直叙,却体现了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发展趋势。
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充满了侵略和反侵略、压迫和反压迫、变革和反变革、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用血泪写出的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
蒋廷黻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受到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影响,被视为“对新史学思想最强有力的运用”。以中国的近代化为线索,认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还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
《中国近代史》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本书适合中国近代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代学术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光学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代化之研究家或爱好者,大中小学生……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甲午战争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国的援助,但都失败了。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盘的。西洋各国原想在远东大大地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一则因为他们忙于瓜分非洲;二则因为他们互相牵制,各不相下;三则因为在远东尚有中国与日本两个独立国家,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战争进行的时候,李鸿章虽千方百计地请求他们的援助,他们总是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他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而且愈愿意出代价。同时他们又觉得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俱伤的。他们反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在内。主动是俄国,德、法不过附和。当时俄国财政部长威特(Witte)正赶修西伯利亚铁路,他发现东边的一段,如绕黑龙江的北岸,路线太长,工程太困难;如横过我们的东三省,路线可缩短,工程也容易得多。同时海参崴太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国能得大连、旅顺,俄国在远东就能有完善的军港和商港。完成西伯利亚铁路及得一个不冰冻的海口,这是威特想要乘机而达到的目的。法国当时联俄以对德,俄要法帮忙,法不敢拒绝,何况法国也有野心想乘机向远东发展呢?德国的算盘打得更精。他想附和俄国,一则可以使俄国知道德国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不必联络法国;二则俄国如向远东发展,在欧洲不会多事,德国正好顺水推舟;三则德国也可以向我们索取援助的代价。这是三国干涉《马关条约》实在的动机。
俄、德、法三国的做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马关条约》发表以后,他们就向我们表示同情,说条约太无理,他们愿助中国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们那时痛恨日本的情绪之下,这种友谊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希望三国能把台湾及辽东都替我们收回来。同时三国给予所谓友谊的劝告,说日本之占领辽东半岛不利于远东和平。战后之日本固不敢不依从三国的劝告,于是退还辽东,但加赔款三千万两。中国觉得辽东半岛不止值三千万两,所以觉得应感激三国的援助。
《马关条约》原定赔款二万万两,现在又加三千万两,中国当然不能负担。威特一口答应帮中国从法、俄银行借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利率之低,诚使我们受宠若惊。俄国真可算是我们的好朋友!
光绪二十二年(1896),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Ⅱ)行加冕典礼。帝俄政府向中国表示:当中、俄两国特别要好的时候,中国应该派头等大员去做代表,才算是给朋友面子。中国乃派李鸿章为庆贺加冕大使。这位东方的俾斯麦于是到欧洲去了。威特深知中国的心理,所以他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首言日本之可恶可怕,这是李鸿章愿意听的话,也是全国人士愿意听的话。这种心理的进攻既然顺利,威特乃进一步陈言俄国对中国之援助是如何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当中、日战争之际,俄国本想参战,但因交通不便,俄军未到而中、日战争就完了。以后中国如要俄国给予有力的援助,中国必须使俄国修条铁路横贯东三省。李鸿章并未驳辩威特的理论,但主张中国境内之铁路段应由中国自修。威特告以中国人力财力不足,倘自修,则十年尚不能成,将缓不济急。威特最后说,如中国坚拒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再助中国了。这一句话把李鸿章吓服了。于是他与威特签订密约,俄许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中许俄国建筑中东铁路。
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生的大错。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并无于短期内再进攻中国的企图。是时日本政府反转过来想联合中国。因为西洋倘在中国势力太大,是于日本不利的。威特的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国,是要利用中东铁路来侵略中国的。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
李鸿章离开俄国以后,路过德、法、比、英、美诸国。他在柏林的时候,德国政府试探向他要代索辽东的报酬,他没有答应。德国公使以后又在北京试探,北京也没有答应。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山东曹州杀了两个传教士,德国乘机一面占领青岛,一面要想租借胶州湾及青岛及在山东修铁路和开矿的权。中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答应了,山东就算是德国的势力范围。
俄国看见德国占了便宜,于是调兵船占旅顺、大连。俄国说为维持华北的势力均衡,并为助中国的方便,不能不有旅顺、大连,并且还要修南满铁路。中国也只好答应。我们费三千万赎回来的辽东半岛,这时俄国又夺去了。俄国还说,他是中国唯一的朋友!俄国的外交最阴险: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以后他在东北既有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及大连、旅顺,东三省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于是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和九龙及长江流域的优越权利,法国要求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云南的优越权利,日本要求福建的优越权利,意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门湾。除意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国都答应了。这就是所谓瓜分。唯独美国没有提出要求,但他运用外交,使各国不完全割据各国所划定的范围,使各国承认各国在中国境内都有平等的通商权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门户开放主义。
这种瓜分运动就是甲午的败仗引起来的。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们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做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做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生在咸丰五年(1855),比孙中山先生大十一岁。他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给他的教训,除预备他能应考试、取科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懂任何外国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没有到外国去过。但他到过香港、上海,看见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源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讨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康有为所能得的仅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的书籍。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彻底的。后来梁启超批评他说: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这种批评是很对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地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传》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做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康有为在甲午年中了举人,乙未年中进士。他是那个国难时期的新贵。他趁机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来宣传,一时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数并不了解他的学说,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体方案,只有极少数可以说是他的忠实同志。但是他的运动盛极一时,好像全国舆论是拥护他的。
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他在严重的国难时期之中,一再上书给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光绪也受了时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国。他先研究康有为的著作,后召见康有为。他很赏识他,因为种种的困难,只教他在总理衙门行走。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变法派和光绪帝。于是他又派康有为的四位同志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处办事。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推行了百日的维新。
在这百天之内,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两件事。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换句话说,以后读书人要做官不能靠虚文,必须靠实学。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康有为裁汰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与总督同城的巡抚,不治河的河督,不运粮的粮道,不管盐的盐道。同时他添了一个农工商总局,好像我们现在的经济部,想要推行经济建设。这两件大新政,在我们今日看起来,都是应该早办的,但在戊戌年间,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干进土,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他们费了多少心血,想从之乎者也里面升官发财。一旦废八股,他们绝望了。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
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太后保全,收回成命”。这时光绪虽做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光绪皇帝。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康有为逃了,别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在戊戌年的变法运动之中,外国人颇偏袒光绪帝及维新派,反对西太后及顽固党。因此一个内政的问题就发生国际关系了。后康有为、梁启超逃难海外,又得到外国人的保护。他们在逃难之中发起保皇会,鼓动外国人和华侨拥护光绪。这样,西太后和顽固党就恨起洋人来了。西太后要废光绪,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做皇帝。刚毅、崇绮、徐桐、启秀诸顽固分子想在新王之下操权,于是怂恿废立。但各国驻京公使表示不满意,他们的仇外的心理更进了一层。
顽固党仅靠废立问题还不能号召天下,他们领导的运动所以能扩大,这是因为他们也是爱国分子。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分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地反对屈服,坚强地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顽固党更加觉得强硬对付洋人是对的。
外国人在中国不但通商占地,还传教,这一层尤其招顽固分子的愤恨。他们觉得孔、孟的遗教是圣教,洋人的宗教是异端,是邪教。中国最无知的愚民,都知道孝敬父母,尊顺君师,洋人是无父无君的。几千年来,都是外夷学中国,没有中国学外夷的道理。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学士徐桐是大理学家倭仁的门弟子,自己也是个有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人物中,算是一个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志是要保御中国文化而与外人战。他们觉得铲草要除根,排斥异端非尽驱逐洋人不可。
但是中国与日本战尚且打败了,怎能一时与全世界开战呢?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甲午以后,山东正有民间的义和团出现。顽固分子觉得这个义和团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武力。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这时的大刀会专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对象,民众对洋人也有多年的积愤。外国传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平民。民间许多带宗教性质的庙会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愿意合作。这也引起教徒与非教徒的冲突。民间尚有种种谣言,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丹药;又一说教士窃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丸。民间生活是很痛苦的,于是把一切罪恶都归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国人,以及与洋人有关的事业如教堂、铁路、电线等,皆在被打倒之列。义和团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枪炮打不死他们。山东巡抚李秉衡及毓贤前后鼓励他们,因此他们就以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山东扰乱起来。
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做山东巡抚,他就不客气,把义和团当做乱民,派兵痛剿。团民在山东站不住,于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当局反表示欢迎,所以义和团就在河北得势了。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大替义和团宣传,说他们如何勇敢、可靠。载漪和刚毅介绍义和团给西太后,于是义和团在北京得势了。西太后及想实行废立的亲贵,顽固的士大夫及顽固爱国志士,都与义和团打成一片,精诚团结去灭洋,以为灭了洋人,他们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达到。庚子年拳匪之乱是中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国同时宣战。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拳匪,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攻不破。同时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慢慢地逼近北平。于是西太后同光绪帝逃到西安。李鸿章又出来收拾残局。
拳匪之乱的结束是《辛丑条约》,除惩办祸首及道歉外,《辛丑条约》有三个严重的条款:第一,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在未还清以前,按每年四厘加利,总计实九万万八千余万两。俄国的部分最多(那时中、俄尚是联盟国),占百分之二十九;德国次之,占百分之二十;法国占百分之十六弱,英国占百分之十一强,日本与美国各占百分之七强。第二,各国得自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线驻兵。近来日本增兵平、津,就借口《辛丑条约》。第三,划定并扩大北京的使馆区,且由各国留兵北京以保御使馆。
这种条款够严重了,但我们所受的损失最大的还不是《辛丑条约》的各款,此外还有东三省的问题。庚子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全东北三省。《辛丑条约》订了以后,俄国不肯退出,反向中国要求各种特殊权利。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东北三省在那个时候就要名存实亡了。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们。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手里送给俄国了。日本、英国看见形势不好,于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缔结同盟条约来对付俄国。美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国当时的舆论亦赞助同盟。京师大学堂(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上书政府,建议中国加入同盟,变为中、日、英三国的集团来对付俄国。俄国看见国际情形不利于他,乃与中国订约,分三期撤退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条约虽签字了,俄国以后又中途变计,日本乃出来与俄国交涉。光绪三十年(1904)两国交涉失败,就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起仗来了。
那一次的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日本彻底地打胜了俄国,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为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地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势力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以收些渔人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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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过相当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还可以把俄国做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搞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涅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连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但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中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增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致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至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凯末尔,于是始得复兴。凯末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蒋廷黻的著作虽然不多,但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
——郭廷以(现代史学著名先驱)
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李故(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