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坚自传》是中国工程院院院士，著名飞机设计师陈一坚的传记，作者叙述了童年，求学生涯和成长经历，以及作为一个百折不饶、碶而不舍的航空专家，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的的杰出贡献。本书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兼具，内容真实，语言朴素， 图文并茂。

陈一坚是我国著名的飞机设计师、“飞豹”战斗机重大技术方案和关键技术的决策者和总设计师。《陈一坚自传》通过陈一坚本人及其50多位同事、亲朋的回忆，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报刊、杂志、电视和网络媒体的宣传报道，生动、真实地再现了一位矢志航空报国，命运坎坷、成就卓著的飞机设计师的成长历程和多彩人生。

本书对于关心中国航空工业历史沿革、关注中国造“冲天飞豹”前世今生的航空从业者以及广大军事爱好者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第一章 初识飞机

 故乡与家世

 父亲

 童年

 初识飞机

第二章 辗转求学

 志愿写满航空

 水木清华

 抗美援朝

 巧遇良缘

第三章 理想起航

 迈出第一步——设计歼教1

 支援南昌——试制初教6

 艰难积累——研制强5、“东风”107

 渐入佳境——参与摸透米格—21

 我和导师徐舜寿

 来到603所

第四章 运7仿制

 研究制定总体方案

 主持疲劳试验

第五章 十年动乱

 蒙受不白之冤

 我会脱离苦海

第六章 我与“飞豹”

 究竟要什么样的飞机

 “飞豹”娶了“洋媳妇”

 与MBB谈判

 规范转轨

 方案调整影响深远

 “量力而行”要“有所作为”

 重现转机

第七章 十年铸剑

 减重到“克”

 计算机辅助飞机设计

 没有原准机也要设计好飞机

 二十年不落后

 全机最优、全周期最好

第八章 自成体系的组织架构

 传为美谈的“三驾马车”

 各司其职的总师系统

 全面推行质量管理

第九章 一切通过试验

 风洞试验

 进—发匹配方案与试验

 轰5导弹试验机

 67％强度试验

 弹射救生试验

第十章 一飞冲天

 砺剑惊心

 跨声速振动

 试飞一等事故

 可靠性补课与疲劳定寿

第十一章 横空出世

 第一次接受检阅

 亮相珠海航展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实弹演习百发百中

 补记

第十二章 院士十年

 为大飞机立项奔走呼号

 从总师到教授

 温馨晚年

附录一 共同走过的峥嵘岁月

附录二 印象陈一坚

附录三 陈一坚重要文稿

附录四 “飞豹”和一飞院

附录五 陈一坚生平大事年表

编后语

父  亲

回想起来，家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父亲。

我的父亲陈昭奇生于1898年。在他的青年时代，清朝就结束了，辛亥革命已经成功。父亲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除了念《四书》《五经》以外，还念了国立中学、大学，所以，他的思想比较开放。

国内学业完成后，父亲打算出国去继续读书。但我祖父不同意，要求他继承祖业。父子俩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父亲拿了些衣服就离开了家，自己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去日本东京学习机械工程。

出生于商人世家，子承父业乃人之常理，偏偏到了父辈却斜生旁枝，读书治学代替了经商之道。不过正是父辈的这种执著和追求，加之祖先之灵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及第垂范，都对我影响至深，也促使我走向一心求学和航空报国的道路。

父亲不顾家人的反对，怀抱“教育救国、科技强国”的美好愿望去了日本。虽然父亲是负气离家的，但到了日本之后，祖父还是给他寄去了生活费。当时，公费已足够个人使用，所以，父亲又将祖父给的钱寄回，要祖父用来供弟弟们读书。

父亲在日本念完书后回到国内，受聘于一所学校，正好遇上“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愤然走上街头，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并经常给学生讲述历史上民族英雄抗击外族侵略的故事。我记得，自己当时还很小，父亲每次游行回来都拿着宣传册，很激动地跟我和弟弟讲一些东西。自己那时候还不大能理解，现在想来，父亲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和强烈的爱国之心影响了自己一生。

父亲年轻时有过献身教育事业的抱负，他的理想是教育培养青年一代，他认为，国家积贫积弱，主要原因是缺少教育，从此矢志“教育救国”。但当时由于国民党统治者的腐败，他的理想变成了泡影。他一向痛恨贪污腐化，不愿做随波逐流、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他的朋友当时任江西省公路局长，来电请他去当“官”，他拒绝了。伪教育厅屡次请他担任高工学校校长，公文已经送到了，父亲把它退还，坚决不干，认为还是当教员最好。最后，他谢绝各处的聘请，到学校教书。

那时候，家乡福州留学生还比较少，父亲最早受聘于福州国立高级职业学校，一开始就是学校的教务主任，后来又进入福州大学机械系任教授，终其一生。

解放前，父亲亲眼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他的指导思想是明哲保身、无瑕无疵，决不同流合污。然而，家庭生活的担子又压得很紧，所以那个时期，父亲思想上是沉闷而苦恼的。对当时的状况他只有嗟叹的份儿，完全失去了希望，找不到出路，因而他信了佛教。一方面相信科学，另一方面他以唯心的宇宙观当做自己精神的寄托，在这种既怕政治又没办法的情况下，他反对我们参与政治运动。家庭教育也是如何做个清白、高尚、有修养的人，而且要具有一定的技术，有一个“铁饭碗”，争取将来在社会上无求于人，也不欺人。

那时，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和要求是：财会尽、势会倒，只有自己有本领，学好技术才行。还希望我们不要专做文书生，应该文武双全才好，他希望我们将来做学者、科学家，要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相互帮助，不要相互依赖，都要争取学会独立工作和生活。

记得到南平以后，他就天天念经拜佛，有空的时候不是看书而是念经，有时也说经给我听。抗战胜利后，父亲又想编译书籍，但没有搞完。

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父亲进步很快，也不信教了，每封来信都是喜气洋洋的，谈不尽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党的信任、崇敬，并鼓励我进步，争取入党。

父亲是很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比较能从实际中认识问题。后来他又被选为劳模，参加了劳模大会，并作为特约代表，参加全省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还是工程师学会的干事，相关问题的会议他都被邀请参加，而且会很激动地和我谈，他的看法怎样，提了什么建议。由于他了解的东西渐渐多起来，关于农村的水车、水利等很多事情，他也能娓娓道来。我回家时，见到父亲不是在看业务书籍，就是看政治书籍，除了谈论学校(福州大学)的情况外，还谈到福州市，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情况，有时甚至和我们谈《实践论》的学习心得，谈得都很具体，他还很喜欢谈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

父亲的思想也是很杂的，既有《四书》《五经》《大学》等孔孟之道，还有佛教讲究因果报应这一套。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经常把《大学》拿出来，要求我们跟着他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经常和我们探讨如何做人、做什么人、看什么东西、走什么路的问题。

按我现在的理解，这些传统教育和佛教的理念都是相通的。传统教育是仁义道德，讲究做人要正直、正派，佛教主要是劝人向善，讲究轮回，多做善事还可以转世回来做人。这些东西综合到一起都是相互连通的，这种言传身教，日积月累下来对我的影响也是比较深的。

我至今对父亲的记忆非常清晰。每每看到社会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感觉很无奈，没有力量去对抗，只有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这种人生观都可以追溯到家庭对我的影响，也是形成我做人低调的根源。

这里还要说一下我的母亲。她是一位中医的大女儿，结婚后一直在家中料理家务。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代，光是抚养我们几个长大成人就够母亲辛苦的了。与千千万万个普通善良的女性一样，母亲把一生的希望和爱都寄托在了丈夫、子女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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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巨变、民族复兴，推翻了帝制，肇始了共和，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日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但时机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接踵而来的，是18年内战、8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国立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4个研究机构，标志着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诞生。20年后，1948年3月26日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位，人文28位)，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导骨干。国家按计划向苏联、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名各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和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年招生增至28万人。到21世纪初，大学有2263所，年招生600多万人，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才达1600万人，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科技大国。年产钢铁从1949年的15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粗钢6．8亿吨、钢材8．8亿吨，几乎是8个最发达国家(G8)总年产量的2倍，20世纪50年代钢铁超英赶美的梦想终于成真。水泥年产20亿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中国已是粮、棉、肉、蛋、水产、化肥等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保障了13亿人口的食品和穿衣安全。制造业、土木、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电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两弹一星”、高峡平湖、南水北调、高公高铁、航空航天等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可争议地表明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全国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当务之急。大规模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大科学工程、国防工程等是工业化社会的命脉，是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学部委员(院士)认为，为了顺利完成中华民族这项历史性任务，必须提高工程科学的地位，加速培养更多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国科学院原设的技术科学部已不能满足工程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他们于1992年致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中国工程科学技术院”，选举那些在工程科学中做出重大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院士，授予终身荣誉，赋予科研和建设任务，指导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对国家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提出咨询建议。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93年决定建立中国工程院，聘请3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遴选66名院士共96名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4年6月3日，召开了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选举朱光亚院士为首任院长。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全体院士紧密团结全国工程科技界共同奋斗，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比欧美落后了200年，虽然在20世纪有了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还需要数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完成。况且，世界在进步，科学无止境，社会无终态。欲把中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屹立于世界，必须持续培养造就数代以千万计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服膺接力，担当使命，开拓创新，更立新功。

中国工程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系列丛书》，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

提笔之初，陈总就对我讲了这样一番话：“我首先要说明的是，‘飞豹’也好，其他成果也好，都是一个团队的成就，绝对不是个别人的功劳，特别是搞系统工程，更讲究团队合作，我一个人哪能攻下那么多科学难关呢？！从设计论证到投入生产，再到试飞成功，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团队协作，这样才能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总设计师只是整个团队中的一个角色，一个代表，做了一些基础性的综合集成、协调等工作。依靠大家协调一致，互相配合，才能取得这些成果。”

这番话，后来还被这位有着仙风道骨的外形，清瘦儒雅、和蔼从容的老人一遍遍地重复。他就是因中国“飞豹”而声名远播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飞豹”型号原总设计师陈一坚。他和研制团队的传奇故事，经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媒体一次次走进千家万户。他是如何与“飞豹”飞机这样一个响亮的名字结下不解之缘的？我们试图用这本书来解读、记述那一个个传奇背后的故事。

陈一坚院士在百忙中为我们编写该书提供了大量素材及相关线索，对于水平有限又一心想把这本书写好、编好的作者，陈院士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支持，一次次配合采访、修改全文，令我们感动不已。

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采访期间，陈院士曾经三次眼含泪水：一次是回忆躲避轰炸时目睹襁褓中的婴儿被妈妈捂死的惨景；一次是提到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伴着他一路走来的付出与艰辛；还有就是说到“飞豹”研制这个团队——感觉他几乎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对于这支托起英雄“飞豹”，也托起他这位工程院院士的可敬团队的赞叹与感激。

本书编写期间，一飞院党委和政治部高度重视，多次召开恳谈会商讨有关事项。该书先后采访了40多位“飞豹”研制亲历者，张国治、徐甘泉、马承麟、易志斌、张克荣、黄炳新、钟定逵、高忠社、浦传彬、陈绍猷、龚国政、卢长吉、钟至人、刘根起、朱余华等院内外老领导、副总师为该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相关素材。20多位中青年科技骨干对全书初稿提出了修改意见。沈长河、付大卫、秦凤奎、吴克明、詹孟权、徐嘉善、任长松等老领导、副总师多次对编者给予指导，一次次审改全文。特别需要提到并在此深表谢意的是，该书编写期间，得到集团科技委师元光先生和陕西省著名作家徐剑铭先生及时而重要的指点，使全书在思想性、逻辑性、感染力以及可读性上有了明显改观。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的疏漏和不足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刘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