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发生76周年之际，《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第31卷——《英国外交官和英美海军军官的记载--日军大屠杀与浩劫后的南京城》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教授、旅美华侨陆束屏先生所著。这是他继2012年出版《美国外交官的记载——日军大屠杀与浩劫后的南京城》(第30卷)后，再次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合作编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书籍。

2013年12月，南京出版社将正式出版旅美华侨陆束屏先生的新著——《英国外交官和英美海军军官的记载--日军大屠杀与浩劫后的南京城》一书，这是继2012年他授权本馆编辑出版《美国外交官的记载——日军大屠杀与浩劫后的南京城》，以及《腥风血雨话金陵》两本书后，再次与本馆合作编撰南京大屠杀新的史料书籍，并再次同意将此书汇入本馆负责编纂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成为第31册，充分体现了他对我们的充分信任和鼎力帮助。

《英国外交官和英美海军军官的记载--日军大屠杀与浩劫后的南京城》的出版不仅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也具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批驳日本右翼否认和歪曲侵华历史的有力证据。

引言

 附地图：中国1937CHINA、日军向南京进军、日军攻占南京城、NANJING1937南京、南京安全区、南京大屠杀地点

一、日军攻陷南京城池

二、恐怖暴行笼罩南京

三、沦陷后南京的状况

四、日军损毁英国财产

五、英国皇家海军记录

六、美国海军情报周报

跋

1937年12月，当屠杀仍在进行之中，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流传了出来，南京大屠杀便以其巨大的规模与残暴的程度立即吸引了全球的关注。70多年以后，这一灾难性的悲剧仍然萦绕着人们，特别是生活在中国与日本两国人们的心头，久久挥之不去；与此同时，南京大屠杀也在世界各国的学术界引起一波又一波的研究兴趣。那些在大屠杀期间与稍后在南京城内及其周围地区有机会目睹各类事件与场景的人留下的第一手目击资料，为学者与研究者提供了其他任何材料都无法替代的极其珍贵的证据与可靠的信息，来审视与检查那场人类的悲剧。仅此原因，研究者似乎从未对追踪寻找这类资料缺乏过兴趣或失去热情。

日军1937年12月10日对南京发动总攻之后，以及随后的大屠杀期间，总共有27名西方籍人士留在南京城内。《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阿契包德·特洛简·斯提尔、《纽约时报》的弗兰克·提尔曼·杜丁、美联社的查尔斯·叶兹·麦克丹尼尔、帕拉蒙新闻电影社的亚瑟·冯·布里森·孟肯和路透社的莱斯利C.史密斯是其中的5位英美新闻记者。这5位记者在12月15日与16日分乘美国、英国或日本军舰离开南京赴上海后，立即发电讯稿，报道日军暴行。斯提尔通过美国军舰“瓦湖号”的无线电发报设施发出，并于1937年12月15日刊载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第一版上的报道，首先向外界揭露了南京大屠杀。在此后数天内，其他4位记者都先后发表了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报道。

留在南京的22名西方人士中的许多人，均以各种形式记载了他们在那些充满恐怖的日子里目睹、观察、听说的情况，但是，在美国外交官于1938年1月6日，以及英国与德国外交官3天后回到南京之前，他们都无法将这些目睹材料送出南京。

1938年1月6日以后，美国传教士与德国商人通过外交渠道设法将记载日军暴行的材料送到上海，并进一步传播到海外。14名留下的美国公民中，有13个人留有书面的记载。据目前所知的材料，3名德国商人在他们的报告、日记与个人信件中记载了日军的暴行。这些西方人士的目击记载构成了涉及南京大屠杀原始资料重要的一部分，不仅仅因为他们是第三中立国的人士，而是因为他们当时有机会处在某个特定的位置或地点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进行观察。数名美国公民于1946年或以书面形式作证，或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为证人出庭控告日本被告人。

与此同时，美国、英国与德国的外交官持续不断地起草报告，呈交给他们各自的上级官员。外交官的报告大都完好地保存在他们各自的国家档案馆内，这些外交文件构成了记载南京大屠杀期间与此后数月发生的情况及其后果，以及总体社会状况具有连贯性的可靠记录。

然而，当时外交官在南京登岸进城时，三个大使馆都没有无线电发报设施，他们完全依赖美国与英国海军进行通讯联络，将信息发送出去，依靠美国与英国炮艇运送邮件与给养。由于美国大使馆处于南京城的中部地区，离美舰“瓦湖号”停泊的江边有相当的距离，希汉海军少校为美国大使馆提供了无线电发报机，以及一名熟谙日语的海军发报员詹姆斯·敦拉普。与日军当局几经较量、磋商，美国在南京官阶最高的外交官约翰·爱利生最终成功地于1938年1月19日在美国大使馆内安置了发报设施与发报员。然而，德国大使馆本身既没有炮艇，也没有发报设备可资使用，完全依赖英美外交官同事维持通讯联络。英国大使馆当时位于南京城的西北部，相对来说离江边停泊的英国炮艇比较近，英国外交官使用英国炮艇的无线电设施发电报出去，这也是很多外交电文能够在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内英国海军部的档案中，而不是外交部档案里寻获的原因之一。

虽然只在英国国家档案馆获取了并不完整的外交档案，但是，这些外交文件披露了有关南京大屠杀，以及大屠杀前后发生的事件与情况重要而珍贵的信息。英国外交官对日军暴行的描述可归纳为简略而笼统，但是英国人记载了一些其他材料不具备的独特信息，比如所记载的从南京撤离与南京陷落的情况，在英国大使馆与英国船只上受到英国人保护的中国难民的状况，对南京城内在大屠杀之后社会状况详细而连贯的报告，以及日军侵犯英国财产与利益的情况。

美国与英国海军军官只偶尔获准进入南京城。虽然他们没有像在城内的外交官那样有很多机会进行持续而详细的观察，然而，他们的炮艇就停泊在南京旁边，与外交官和传教士保持紧密的联系，这些海军军官很方便，也有机会获得城内相关日军暴行与其他状况的信息。与此同时，他们的职责要求他们每天书面记载他们周围发生的情况。因此，这些海军记载的材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又一个机会，从海军军官的视角来审察当时南京城内与周围的状况。P30-32

2013年12月，南京出版社将正式出版旅美华侨陆束屏先生的新著——《英国外交官和英美海军军官的记载——日军大屠杀与浩劫后的南京城》一书，这是继2012年他授权本馆编辑出版《美国外交官的记载——日军大屠杀与浩劫后的南京城》，以及《腥风血雨话金陵》两本书后，再次与本馆合作编撰南京大屠杀新的史料书籍，并再次同意将此书汇入本馆负责编纂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成为第31册，充分体现了他对我们的充分信任和鼎力帮助。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定35周年。但去年9月，日本非法购买我钓鱼岛引发的问题持续发酵，中日两国关系跌至谷底。日本政要扬言不承认侵略，推行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甚至扬言要击落中国的无人飞机。中国捍卫在二战中被日本窃取钓鱼岛领土的立场坚定不移，一年来派出海监船巡航钓鱼岛海域达59次之多。笔者作为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年内先后应邀去南京晓庄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扬州大学、武警政治学院、南京警备区、南京市公安学校等院校讲述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应邀参加第九届北京·北京中日关系论坛、赴京参加全国部分抗日战争纪念馆座谈会、在宁组织召开第四届海峡两岸抗战史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为维护历史真相奔走呼号。所幸的是，身在异国他乡的陆束屏先生也能够与我们遥相呼应，不辞劳苦，连续奔走于美英两国查找资料，以翔实的档案批驳日本否认侵略与加害历史的妄言。

此次结集成册(第31册)的《英国外交官和英美海军军官的记载——日军大屠杀与浩劫后的南京城》一书，与已经出版面世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第30册，即《美国外交官的记载——日军大屠杀与浩劫后的南京城》相比较的话，既可以形成姊妹篇，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两者都是当年留在南京的西方外交官关于南京大屠杀及其劫后南京第一手的真实档案。但国籍不同、档案来源不一样：第30册是美国外交官的记载，来自美国的档案；第31册是英国外交官的记载，来自英国的档案。此外，第31册还增加了英美两国是年留在南京海军军官的记忆，明显超出了英美两国外交官的视野。

在陆束屏此次奉献给读者的新著中，人们可以从中读出英、美、德三国外交官当年是如何记录并成功发送出白色恐怖下的南京城，乃至于让世界了解正在发生的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正如陆先生在书中所言：

美国、英国、德国的外交官持续不断地起草报告，呈交给他们各自的上级官员。外交官的报告大都完好地保存在他们各自的国家档案馆内，这些外交文件构成了记载南京大屠杀期间与此后数月发生的情况及其后果，以及总体社会状况具有连贯性的可靠记录。然而，当时外交官在南京登岸进城时，三个大使馆都没有无线电发报设施，他们完全依赖美国和英国海军进行通讯联络，将信息发布出去，依靠美国和英国炮艇运送邮件和给养。由于美国大使馆处于南京城的中部地区，离美舰“瓦胡号”停泊的江边有相当的距离，希汉海军少校为美国大使馆提供了无线电发报机，以及一名熟谙日语的海军发报员詹姆斯·敦拉普。与日军当局几经较量、磋商，美国在南京官衔最高的外交官约翰·艾利生最终成功地于1938年1月19日(南京大屠杀期间——笔者注)，在美国大使馆内安置了发报设施和发报员。然而，德国大使馆既没有炮艇，也没有发报设施可资利用，完全依赖英美外交官同事维持通讯联络。英国大使馆当时位于南京城的西北部(现南京双门楼饭店一～笔者注)，相对来说离江边停泊的英国炮艇比较近，英国外交官使用英国炮艇上的无线电设施发电报出去，这也是很多外交电文能够在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内英国海军部的档案中，而不是外交部档案里寻获的原因之一。虽然只在英国国家档案馆获取了并不完整的外交档案，但是，这些外交文件披露了有关南京大屠杀，以及大屠杀发生前后事件和情况的重要而珍贵信息。英国外交官对日军暴行的描述可归纳为简略而笼统，但是英国人记载了一些其他材料不具备的独特信息，比如记载了从南京撤离和南京陷落的情况，在一个大使馆和一个船只上受到英国人保护的中国难民的状况，对南京城内在大屠杀后社会状况详细而又连贯的报告，以及日军侵犯英国财产与利益的情况。

应当指出，上述如此清晰地描述，廓清了长期以来对当年留在南京城内的英、美、德三国外交官们为何能够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记录及时传递出去，并且至今完整保存在西方三个国家档案馆中，成为世人研究南京大屠杀第一手资料的缘故。

陆束屏先生新著中英美海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以及如何记载的细节，则是创新性的披露，对于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陆先生在本书“引言”中这样说道：

美国与英国海军军官只偶尔获准进入南京城。然而，虽然他们没有像在城内的外交官那样有很多机会进行持续而详细的观察，他们的炮艇就停泊在南京旁边，与外交官和传教士保持紧密的联系，这些海军军官很方便，也有机会获得城内相关日军暴行与其他状况的信息。与此同时，他们的职责要求他们每天书面记载他们周围发生的情况。因此，这些海军记载的材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又一个机会，从海军军官的视角来审查当时南京城内与周围的状况。英国军舰“蜜蜂号”船长哈罗德·汤姆斯·阿姆斯特朗根据他自己的观察与通过其他渠道了解的信息，简略地描述了日军的暴行。但是皇家海军的情况报告提供了很多日军轰炸英国船队、英舰“瓢虫号”被炸事件、英舰“蜜蜂号”救援美舰“巴纳号”幸存者所作的努力，以及日军占领之后，经历日军暴行蹂躏与摧残的这一地区从事商业贸易的情景。相比之下，对日军暴行与南京城内状况，美国海军每周情报包括了比相应的英国海军记载更加广泛、更加详尽的信息。这样的状况至少部分归功于有14名美国公民，而没有任何英国人在南京城内度过恐怖时期这一事实。此外，美国外交官艾利生敢作敢为地调查、抗议日军暴行，而英国外交官普利焘一布伦则采取较为调和的方法与日军当局打交道。同样，美国军舰“瓦湖号”船长希汉比英舰“蜜蜂号”船长阿姆斯特朗具有更多的资源、鼓励与动力，去获取信息，加以报告。

对于这本书所涉史料的价值，陆束屏先生有如下的评价：“尽管有些不足之处，这些英美外交文件、英国皇家海军情况与美国海军每周情报，从独特而不同的角度，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增添了珍贵的资料，增进了我们对这一人间悲剧的范围与深度的认识与理解。”对此意见，笔者深表同意，并对陆束屏先生深表敬意的同时，真诚地向广大读者推荐——此书值得一读。

2013年11月24日写于古城南京

2002年春天，笔者在伦敦待了一个月，搜集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英国外交文件，用于当时正在撰写的英文专著They Were in Nanjing，该书此后由香港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11月出版。在伦敦时，每天从维多利亚车站附近下榻的旅馆乘坐地铁绿线，前往位于皇家植物园近旁的英国国家档案馆。不久便发现，英国国家档案馆与美国国家档案馆向研究人员提供的材料有很大的区别。美国国家档案馆基本上让研究人员使用原始散页外交文件的原件，而英国国家档案馆只提供给研究者经过挑选后数量有限并已装订成册的外交文件。

英国外交官的报告系统也有别于美国外交官的汇报途径。美国驻南京领事约翰·摩尔·爱利生在大多数情况下直接发电报给当时的国务卿考德尔·豪尔。如果他发电报给美国驻中国的其他使领馆，爱利生也会抄发一份给国务卿。这样，便会有较为完整的一套爱利生发出的电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存档。而英国驻南京领事亨弗雷·英吉兰·普利焘一布伦主要向英国驻上海大使馆临时代办罗勃特·乔治·豪尔发电报报告情况。这位临时代办再对这些电文甄别挑选，决定哪些电文需要转发给伦敦的英国外交部。结果，由普利焘一布伦或他的继任人欧内斯特·威廉·捷夫雷，从南京发出的所有电文并没有在伦敦全部存档。由于外交电报基本上都有编号，笔者当即意识到，在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只能寻获很小一部分南京的电报。按逻辑推理，能够追踪到这些电文的另一个处所，应该是英国驻南京与上海大使馆的档案。因此，笔者前去咨询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管理人员。经过数次搜索未果，他得出结论，认为珍珠港事件之后，在英国驻南京、上海的外交官被日军羁押的情况下，这个时间段的外交电文很可能被销毁或遗失。

由于在英国外交部档案中没有找到更多南京大使馆发出的电文，笔者和这位档案管理人员谈到，1938年初驻南京的英国大使馆本身并没有无线电通信设施，外交官依赖皇家海军炮艇的无线电设备发出电报，很可能在皇家海军的档案中能够找到这些电文。他最终在英国海军部的档案中寻获1937至1938年皇家海军长江支队的档案，仔细梳理这些档案，笔者寻找到一些南京发出的电报，以及当时在南京附近游弋、停泊的几艘英国炮艇船长记载的情况报告。

尽管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所寻获的远非英国外交官从南京发出的全部电文，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搜寻到的爱利生及其同事的电文集也无法相比，但这些英国外交电文或许已是目前所能寻获的涉及南京大屠杀的英国外交文件。它们不仅使笔者得以完成They Were inNanjing一书中相关英国章节的撰写，并且也帮助我们从英国人的视角来了解南京大屠杀期间不同方面与层次的情况。因此，这些英国外交档案与海军部文件极为重要，应使之成书出版，而不至于湮没无闻。

在编辑出版了之后，笔者着手整理这批英国外交档案与海军部文件，以及1999年在美国国家第一档案馆寻获的美国海军每周情报，加以编辑、注释，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那场人类的屠戮残杀，从而使那些对这一课题感兴趣的学者与研究人员受惠。

本书的英文本由美国美利坚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10月出版。本书的中文本，除了第五章的个别文件的次序有所变动外，均按照英文本原文翻译。中文本的注释部分则根据中文读者的需求而有所调整、增加与充实。

与此同时，笔者希望借此机会感谢内布拉斯加大学研究基金会对本人研究课题一如既往的支持，并特别感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朱成山馆长对中文本出版的鼎力支持！

陆束屏

2013年9月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