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了算：自由意志的心理学解读》作者是认知神经科学之父、当代最顶尖的思想家、“脑科学界的斯蒂芬·霍金”，迈克尔·加扎尼加。

著名物理学家李淼、积极心理学先锋派领袖乔纳森·海特、“新新闻主义之父”汤姆·沃尔夫、畅销书作家罗伯特·萨波斯基、《美国科学前沿》主持人艾伦·艾尔达等人倾情推荐。

源自吉福德讲座，用精妙又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当代最前沿的思想理论。吉福德讲座至今已有120年历史，集合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和神学家探讨宗教、科学和哲学问题。哲学家威廉·詹姆士、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数学家兼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等都曾走上吉福德讲台。

左脑右脑谁说了算？是你在决定还是你的大脑在替你决定？人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吗？

开创认知神经科学的著名思想家加扎尼加被誉为脑科学界的斯蒂芬·霍金。迈克尔·加扎尼加在《谁说了算：自由意志的心理学解读》这本书里用“睿智而不夸张”的语言从脑科学的角度阐释自由意志问题，讲述了人类大脑的作用机制、意识的来源、社会意识的进化以及自由意志观念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他告诉我们，人的思维是大脑整体运作的结果，既有从上而下也有从下而上的机制。本书还涉及物理学、社会学中那些会决定“我”的部分。

《谁说了算：自由意志的心理学解读》是一本可以改变你的世界观的书。

前言 我的地盘我做主

01 深入自由意志的源头 大脑的构造

 多舛的大脑发育历程

 个头大并不能说明更聪明

 我们生而不同

02 打通思想与行为 左右脑的博弈

 大脑区域各有分工

 思想在半无意识的状态下运行

 左右脑各有擅长

03 揭开“意识”背后的奥秘 解释的力量

 意识在后行动在前

 为什么我们感觉身心合一

 左脑编造故事

04 谁决定了“我”的意志 自由意志的幻象

 自由意味着什么

 万事万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用混沌理论破解自由意志

05 谁决定了“我们”的意志 社会意识的进化

 人多才安全

 群体的起源

 无意识的模仿

 天生的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润滑剂

06 人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吗 正义的证据

 我们就是律法

 文化和基因影响认知

 干坏事的是我，还是我的大脑

 我们的脑影像将作为呈堂证供

后记 科学夺不走价值与美德

致谢

注释

译后记

通往智人之路

古人类学家估计，现代人类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生活在距今500万至700万年前。出于某种原因（大多数说法是，天气变化造成了食物供给上的变化），我们的共同祖先分化了。有几次尝试一开始就弄错了，也有的分支进化到了一定程度后无以为继，但最终，一条分支演化成了黑猩猩，另一条分支则成了智人。尽管我们智人是这条演进路径上唯一存活下来的原始人类，但还有许多原始人类出现在我们之前。这些原始人类残留下来的少数化石，为我们提供了人类进化的线索。

最初的两足行走祖先

有一种原始人类的化石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74年，唐纳德·约翰森（Donald Johanson）发现了第一个约400万年前的非洲南方古猿残存化石，震动了整个人类学世界。人们找到了这只古猿近40％的骨架，它的盆骨部分说明它是雌性：也就是现在著名的“露西”。令人吃惊的不在于发现了露西，而在于“她”双足行走，却并不拥有体积庞大的大脑。在这之前，人们认为，我们的祖先是先进化出了庞大的大脑，有了复杂的想法，才带来了两足行走。

 几年后，在1980年，玛丽·利基（Mary Leakey）发现了约350万年前的非洲南方古猿足迹化石，它和我们的足迹有着几乎相同的外观、形状和重量分布，为两足行走先于大脑进化提供了更多的证据。最近，蒂姆·怀特（Tim White）和同事又找到了若干化石，其中有一只约440万年前的始祖地猿的脚，它尚处于四足行走到两足行走的过渡状态。现场科考小组每发现一块化石，理论学家们就被迫回到绘图板前重新绘制人类的进化路线图。现在，蒂姆·怀特和他的国际团队提出，我们与黑猩猩最后的共同祖先并不像先前普遍以为的那么类似黑猩猩。两者在进化之路上分道扬镳之后，黑猩猩本身也经历了很多的变化。

有一位从事相关工作的理论家、心理学家列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对现代人类的起源甚感好奇，他想知道，我们的祖先到底在哪一代上可被视为最早的人类。他指出，两足行走“几乎是一种灾难性的不利条件”，因为它极大地降低了奔跑和攀登的行动速度。此外，四条腿的动物靠三条腿仍然能对付着跑动，两足动物要是有一条腿受伤就没法跑了。这一缺点显然让后者在天敌面前更为脆弱。

转为两足动物，还带来了另一个不利之处：产道变小了。从物理上看，若有较宽的盆骨，就无法两足行走。在胎儿时期，灵长类动物的头骨是几块夹着大脑的平板，要到出生之后才合并到一起。这既可以让头骨保持足够的柔韧度，以便顺利通过产道，同时也让大脑在出生后继续发育。人类婴儿出生时，大脑的个头与黑猩猩婴儿相近，但发育却要滞后一些。因此，与其他猿类相比，我们出生过早，造成了另一缺点：人类的婴儿更加无助，需要照顾的时间更长。然而，出生之后，人类孩子的大脑发育和黑猩猩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人类孩子的大脑在整个青春期持续扩大，个头增至最初的3倍，并伴随着各种改进和影响。最终，它的重量达到1300克左右。相比之下，黑猩猩的大脑在出生时就几乎完全发育了，成年后仅重400克左右。

两足行走必然具备某种能让我们祖先存活并成功繁殖的优势。费斯廷格提出，这些原始人类所具备的优势，不在于他们拥有了两条能够自由使唤的前肢，可用于除了运动之外的其他事情；而在于他们拥有了创造力十足的大脑，能为前肢琢磨出新的用法：“胳膊和手不像腿，有着专门的用途。人为胳膊和手发明了多种用途——这里的关键词是‘发明’。”欧文·洛夫乔伊（OwenLovejoy）对始祖地猿化石做了猜测，认为雄性通过“以物换性”的方式，用前肢替雌性搬运食物，引出了一整套的心理、生理、行为和社会变化。

费斯廷格提出，独创性和模仿性推动了大脑的进化：“生活在250万年前的人类，并不需要全都冒出制造带锋利边缘工具的想法……只要有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发明了一种新流程，其他人就能够模仿并学习。”我们人类所做的大多数事情，最初都是某一个人先大胆吃螃蟹，之后由其余的人竞相仿效。是谁用那些看起来平凡无奇的豆子里做出第一杯咖啡的呢？是一个跟我有着不同大脑的人。然而，幸运的是，我不必自己重新发明轮子。我可以利用另一个家伙的聪明点子。发明和模仿在人类世界里无处不在，可在我们的动物朋友身上却惊人地罕见。

运动速度减慢和天敌更多，表面上看是劣势，实际上却是许多认知变化的重要催化剂。早期擅长创造的大脑必须首先解决天敌问题，“需求是发明的动力”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智胜天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更大更快一这个选项已经不具备可行性了。另一种则是大规模群居，加强巡视，增加保护，同时让捕猎和采集变得更为有效。多年来，在寻找是哪些力量驱动了原始人类大脑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人们推敲了许多设想。现在看来，有两种因素推动了自然和性别选择的过程：由于大脑变大，新陈代谢也随之提高，人类需要饮食能提供额外的热量；为获得保护而大规模群居，带来了各种社会挑战。

我们拥有的这个大个头大脑，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原因所在吗？

人类的大脑不仅胜在个头大

查尔斯·达尔文最先提出了这个观点：人类的能力仅仅是体积较大的大脑的功能。他写道：“人类和其他高等动物的区别固然很大，但它无非是程度上的区别，而非性质上的区别。”他的支持者和盟友，神经解剖学家赫胥黎（T.H.Huxley）更是认为，人类大脑除了体积之外，没有其他独特的地方。直到20世纪60年代，此看法一直是主流：人类大脑和我们其他灵长目近亲的大脑只有体积上的区别。

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的拉尔夫·霍洛韦（Ralph Holloway）决定站上擂台跟前人过过招。他提出，认知能力的演进变化是大脑重组的结果，并不仅仅是体积变化的结果。他写道，“我是1964年在一次研讨会上做陈述时得出这个结论的。当时，我举例说明，一些小脑症患者的大脑体积连某些大猩猩都比不过，可他们仍然能够说话。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他们的大脑组织和类人猿是不同的。”最终，到1999年，托德·普罗伊斯（Todd Preuss）和同事们为霍洛韦提供了一些物证。他们最先找到了猿和人类大脑组织之间的微小差异。  进化生物学家威廉·德·温特（Willem de Winter）和查尔斯·奥克斯纳德（Charles Oxnard）提供了更多支持的证据。他们认为，大脑具体部位的体积，与该部位对大脑其他部位的功能关系有联系。他们将363种动物的大脑部位比例做了多变量分析（同时分析多个统计变量），发现大脑部位比例相似性较强的动物群，往往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运动、觅食和饮食），但系统发育（进化）上的关系并不太强。例如，新大陆食虫蝙蝠的大脑部位比例和旧大陆食肉蝙蝠联系更紧密，却跟血缘关系更近的新大陆食果蝙蝠不那么相似。

P19-22

我的地盘我做主

苏格兰的吉福德讲座降临人世已经超过125年了，出资创办人是19世纪爱丁堡律师兼法官亚当·吉福德勋爵（Adam Lord Gifford），他热爱哲学和自然神学。他在遗嘱里规定，讲座的主题应当是自然神学，并视之为“严格的自然科学”“不得涉及或依赖任何假想的特例，或所谓的神迹。我希望人们待它就像对天文学或者化学……可以自由地讨论一些问题……所有关于人类对神明、无限，对起源、本性和真理设想的问题，以及人类能否拥有此类设想，上帝是否受到约束、受什么样的约束等等。我深信，自由讨论带来的别无他物，唯有益处”。讲座主要集中在宗教、科学和哲学领域。

只要真正选读过源自这些讲座的书籍，你便会发现它们的品质极佳。西方世界一些最杰出的人士在讲座中传达了自己的观点，比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丹麦物理学家，在量子理论和原子结构方面有过卓越贡献），以及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在漫长的主讲者名单中，许多人曾投身重大的知识角力。有人阐述宇宙的浩瀚，有人谴责世俗生活无法为生命的意义带来充满希望的信息，也有人直截了当地说，不管什么样的神学，自然神学也好，其他神学也罢，都不值得成年人花时间去思考。表面上看，该说的话前人早已说尽，而且又都说得那么清晰有力，当我受邀出席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几乎想掉头就跑。

我读过许多出自这个讲座的书籍，我感觉，我和其他所有这么做过的人一样，都有一种无法满足的欲望，想要更多地认识人类为自己寻找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为自己有这样的兴趣感到惊讶，因为我们现在对物理世界知道得很多，我们大多数人相信现代知识的言外之意——虽说我们有时也很难接受所有的科学观点。思考这些事情，就是吉福德讲座的意义所在，我发现自己也想为之略尽绵薄之力。在这个论坛上提出我的看法，既令人兴奋，也叫人畏惧，但我真的想说明，哪怕科学突飞猛进，也从未改变如下不容动摇的事实：哪怕我们生活在一个确定的宇宙，可我们自己就是承担责任的载体，我们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

我们人类是大型动物，聪明又伶俐，也经常能把推理能力用至化境。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想知道，就这样了吗？我们仅仅是一种更华丽、更精巧、耸着鼻子四处寻找晚餐的动物吗？诚然，我们比蜜蜂复杂得多，尽管都有自动反应，但我们还有各种认知和信仰，信念胜过进化磨砺出的一切自动生物过程和硬件——哪怕是后者把我们带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因为信念（即便是假的也罢），奥赛罗杀死了挚爱的妻子；西德尼·卡顿（狄更斯小说《双城记》里的一个角色）自愿替朋友走上断头台，并宣称，这件事比自己从前所做的任何事都远远好得多。人类就是至高的境界，即便抬头仰望浩瀚天空里的数十亿颗恒星，不免偶尔也会生出微不足道之感。有一个问题自始至终困扰着我们：“我们真的不属于一套有意义的宏伟设计吗？”来之不易的科学智慧和大多数的哲学会说，生活的意义，只来自我们自己。它完全取决于我们，哪怕那恼人的问题始终伴随着我们：一切真的该是这样？

但现在，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干脆提出，我们带给生活的东西，不由我们做主。现代知识及其尴尬的言外之意自有一定道理。生理化学的大脑确然令得思想以某种我们尚不理解的方式运作，与此同时，它仍然跟其他一切物质一样，遵循宇宙的物理规律。事实上，仔细想想，我们绝不希望它变成其他任何样子。举例来说，我们不希望自己的行动会带来随机结果：我们把手朝着嘴递过去，是想冰激凌落进嘴巴，而非戳在脑门上。

然而，也有一些人说，由于我们的大脑遵循物理世界的法则，我们在本质上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僵尸。科学家们共同接受这样的假设：只有在神经系统展开运作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自己是谁、是什么。然而，大多数人都忙忙碌碌，没法拿时间仔细思考，为这样的说法烦恼。很少有人会因此陷入存在主义的绝望深渊。我们希望干好工作，回家陪伴妻子丈夫孩子，玩玩扑克牌，聊聊八卦，做做家务，品品威士忌，开心笑笑，简单生活。大多数时候，我们似乎并不为生活的意义所困扰。我们想过好生活，而非琢磨生活。

然而，在知识分子群体，有一种信仰明显占据主流，也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确定的宇宙。这种信念似乎与我们人类对宇宙性质的认识相吻合。物理定律支配着现实世界发生的一切。我们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故此，物理定律支配我们的行为，甚至我们的意识本身。不管在物理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是确定性说了算，我们只能安然接受，继续向前走。爱因斯坦是这么认为的，斯宾诺莎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算什么，竟然质疑它？信念带来结果，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许多人相信是确定的世界里，社会规范往往要我们别忙着指责，别叫人们对自己的行动（甚或反社会行为）负责。

多年来，吉福德讲座已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探讨过这个问题。量子物理学家们说，自从量子机制取代了牛顿的物质观，决定论这件事有了回旋余地。原子和分子层面上存在不确定性，这意味着，等下一轮甜点端上来，你可以自由选择是拿波士顿奶油馅饼，还是拿小红浆果；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并未决定你此刻的选择。

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原子的不确定性跟神经系统的运作以及人类意识最终如何产生毫不相关。现代神经科学的主导理念是，完整地理解大脑，你就能揭示大脑如何启动思想，而事实将会证明，这个启动过程，采用的是由下而上的因果方式，它完全是确定的。

面对问题，人类似乎喜欢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答案：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要么全都来自天性，要么全都来自培养；要么一切确定，要么一切随机。我会说，没那么简单，现代神经科学并未确立一套彻底的原教旨主义宿命论。我会坚持自己的看法：思想，产生自大脑的物理过程，反过来也限制了大脑。正如个人确立了政治管辖规范，最终又受到这些规范的控制，大脑萌生的思想限制了我们的大脑。

当今时代，所有人都同意，因果力量是认识物理世界的唯一途径，难道，我们就不需要有一套全新的思考框架，来描述身体与精神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吗？加州理工学院的约翰·道尔（John Doyle）教授指出，在计算机硬件／软件的世界，两个系统的一切我们都完全了解，但要让它们发挥功能，唯有两个领域互相作用才有此可能。然而，还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形容这一现实。大脑产生思想，就类似宇宙大爆炸。正如车流源自汽车，车流也最终限制了汽车，难道思想就不能限制产生思想的大脑吗？

不管怎么把软木塞使劲往水下压，它始终会浮上来。同样道理，这个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它会反反复复地冒出来。思想与大脑的关系是什么，它对个人责任有什么样的暗示——不管是谁解决了这个问题，都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答案是理解如下事情的关键：身为一种有情感、有远见、好追寻意义的动物，我们有着什么样的体验。故此，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我希望延续人类探讨此一根本问题的传统，勾勒出迄今为止我们在理解思想和大脑互动上有哪些进步。是思想限制大脑，还是大脑从下至上地做完了所有事？这很棘手，因为我在这里所要说的，并不是思想完全独立于大脑。绝非如此。

 在开始我们的旅程之前，有必要审视一下21世纪我们对自己是怎样一种生物有了什么样的认识。过去100年中，我们积累了大量有关“人类何以成为人类”的知识。其数量之多，不免令人望而生畏。而且，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这些知识是否超越了早前我们对人类存在本质的认识呢？

在我的吉福德系列讲座以及本书当中，我认为，我有责任回顾当前时代的人类知识，过去的许多伟大思想家尚未掌握的一些知识。神经学家研究出了许多新奇的意识机制运作知识，可所有的这些认识，对责任这一人类生活的深层核心价值观毫无影响。为证明这一论断，我会解释我们为获取当前的大脑知识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又曾绕了哪些弯路；我会总结现在我们对大脑如何运作的认识。为理解某些有关生活在确定世界的论断，我们要拜访若干不同的科学层面，从亚原子粒子的微观世界（神经科学会带你来到这些地方，你一定料想不到），到你和朋友在超级碗橄榄球比赛上两掌相击大声喝彩的宏观社会世界。这趟科学漫游将向我们说明，物理世界有着不同的规律，它们取决于我们在观察的是哪一级组织层面；我们会发现，哪些规律跟人类的行为有关。我们将在法庭上结束本轮探索之旅。

即便理清了所有这些关于物理、化学、生物、心理等各方面的知识，一旦把活动的人体视为一个动态系统，总有一点现实不容否认。我们本身是责任的载体。就像我的孩子们爱说的那样，“先别管它啦”，投入精彩纷呈的人类生活吧。

人应不应该有责任感？应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按理说，这本来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较真的美国人民，因为“决定论”而对个体意志产生了怀疑，本书的目的便是对此进行拆解，从大脑科学的角度提出，脑袋的元件当然是确定的，可脑袋的内容，则来自社会，来自人际互动。作者以汽车来打比方：单辆的汽车，是一个个零件构成的，我们了解整个汽车是如何组合运作的；可一旦一辆辆汽车汇集成车流，我们便无法通过一辆汽车的运作原理来预见整个车流的走向。

然而，出于中国当下整个社会的特殊转型性质，我们产生了许多具有特殊国情的认识。我们很容易把所有问题归结于“社会的错”，甚至，连自己碰到的一些极为个人的问题，也怪社会。换言之，正是强大的社会互动，令我们无法对自己负责。排队、加塞儿、走后门、塞红包，人人都痛恨之，但轮到自己碰到了类似情形，也不得不照着做。连考试不及格、作弊被抓、工作升不了职、加不了薪、夫妻关系破裂，也都是社会的错。同样用上面汽车的例子打比方，那也就是：既然已经置身车流，单辆的汽车无法决定车流的走向，只能随波逐流。

所以，这本书对中国读者的意义，恐怕还在于将它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人固然是社会的人，要受社会规范的制约；但人同时也是有自我意志的个体，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和余地。单辆的汽车固然无法决定车流的走向，却完全可以控制自己前进的方向和行驶的速度。车流轰轰烈烈加速驶向看不见的“nowhere”，你可以选择退出车流，去别的地方；也完全可以停下来，看看路边风景。

因为本书涉及的专业知识较多，时间仓促，还有其他一些同事及好友参加了本书的翻译、资料检索及整理工作：李佳、李征、张志华、张才学、唐竞、向倩叶、廖昕、侯高林和甘雪芹。向大家致上最衷心的感谢。

碍于译者水平，疏漏在所难免，如果各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觉译文理解有困难，或是发现了任何翻译上的错误，不妨一同探讨。

闾佳  2013年2月于成都

李淼，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越弱越暗越美丽》作者

《谁说了算？》是我近几年来读到的最引人入胜的关于大脑科学的书。大脑中有一个”我”吗？这个“我”是怎么形成的々我们如何感知、如何判断、如何编故事？加孔尼加告诉我们，这是大脑整体运作的结果，既有从上而下也有从下而上的机制。本书还涉及物理学、社会学中那些会决定“我”的部分。这是一本可以改变你的世界观的书。

乔钠森·海特，著名心理学家、思想家，《象与骑象人》《正义之心》作者

你愿不愿意和一位朋友坐下聊一会儿，几个小时后站起身时，对神经科学、人类本性和自由意志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如果你愿意，请翻开这本书。它的内容来自一系列的公开讲座，通俗易懂；它的作者，是心理学界视线最为宽广的一位思想家。这是一场智力的盛宴。

罗伯特·萨渡新基，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教授

迈克尔·加扎尼加，认知神经科学的创始人之一，一位擅长融会贯通的非凡人物。在这本杰出作品中，他提出了神经科学中的终极问题：我们不过是一堆神经元的集合体吗？“我”不过是刚性决定论的副产品吗？他的解答发人深省，意义深远。

艾伦·艾尔选，著名演员，《美国科学前沿》主持人

加扎尼加是最杰出的实验神经学家，他写的这本书有趣、刺激，还挺好玩，它鼓励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思考人类最神秘的那一面，也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