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葵、唐大年、陈晓卿编著的《门牌号》由19篇文章组成，作者文学水平相对成熟，文字细腻、生动，每篇文章以门牌号命名，以此处为背景记录了作者眼中此地发生的事儿，遇到的人。在不同城市的角落里寻找不同大背景中的社会变革、人物命运。语言丰富，有较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

杨葵、唐大年、陈晓卿编著的《门牌号》内容介绍：一扇门，一段故事，杨葵记忆中流连忘返的人艺剧场，金铭手中美味至极的北冰洋汽水儿，陈晓卿童年里那辆被替换的凤凰牌自行车轻轻呼吸，慢慢推开，一扇门，一段湮开的故事，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那些曾经热闹或者冷清的院落，那些渐渐模糊的过往，那些似曾相识的青春，那些记忆中抹不去的“门牌号”……岁月轻狂

国内知名作家、媒体人带你穿越钢筋水泥的都市，寻找那些记忆深处温暖的“门牌号”，《门牌号》中讲述那里的人，那里的事儿，以及那些弥足珍贵的光阴故事。

王府井大街22号

北兵马司3号

长安寺

定福庄东街1号

东直门内北顺城街2号

分司厅胡同

沙滩北街乙2号

史家胡同51号

戏楼胡同1号

新街口外大街19号

朱辛庄北农路7号

番禺路127号

窄巷子32号

大慈寺路23号

黉门街79号

大楼底——解放路2号

永春体育会

青田街七巷6号

武昌街一段7号

这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门牌号。

大多数北京人不会记得这个门牌，但一提起院儿里的首都剧场却谁都认识。这座具有50多年历史、带有明显苏联建筑风格印迹的剧院大名鼎鼎。它气度非凡地挺立在高高的台阶上，米黄色的剧场和门前象牙白的华表对于拾阶而上的观众有一种近乎关怀的高雅俯视，每次来看戏，步入剧院的刹那，我都能感受自己被接纳、被包容，这让我觉得愉快。更多的时候，不演戏的时候，这剧院、这华表就将目光投向门前车水马龙的王府井大街，半个多世纪的兴衰荣辱也就这样无声地悄悄流过了。无论舞台上的热闹，还是后台的繁杂，以及剧场身后办公楼里的风起云涌，它都寂寂不动地全部接纳了。

我是20多年前同北京人艺结缘的。那时我刚到《北京晚报》当记者，负责跑戏剧。记得每次去人艺采访，我都不紧不慢地走出东单西裱褙胡同，搭乘108路电车，灯市口西口站下，然后向北走，先是路过商务印书馆，再走几步就是人艺了。有时采访之前开个小差，就在更远一站的美术馆下车。先去中国美术馆看个展览，再到不远处的三联书店买本书，最后向南折返回来。路过社科院考古所门前的书店，呆呆地看着橱窗里装帧严肃的“某某号墓”一类的高深发掘报告，琢磨会儿是否需要进去看看。一过马路，人艺就到了。《鸟人》、《哗变》、《天下第一楼》的宣传海报花花绿绿的，马上把我带入了戏剧的繁华世界。

说繁华是不确切的，那是对考古而言，实际的情况是从我跑戏剧开始，戏剧始终是寂寞的。自从1992年于是之挥别《茶馆》，人艺属于大师和老艺人的辉煌时代也就此告别了。

如今不做戏剧记者很多年了，可还是会常去首都剧场看戏。每回进入剧场，坐进大红的座椅，安静地等待灯光渐暗，心里暗暗数着数，期待着享受大幕开启的精准节奏，就像晨曦中慢慢推开一扇窗。那种清晰、严谨、舒缓、典雅的气息立刻融化了我。“大幕布开启是真的……”这是多少人艺人心底的座右铭，多少恩恩怨怨、爱恨情仇都随着大幕的开启被吸纳了，净化了，这种大气、近乎安慰的包容是别的剧院所没有的。但有时想起人艺，心情会变得复杂，特别是过其门而不入的时候，我甚至庆幸自己不是人艺的一员，而一直是以一个旁观者、朋友的态度，来看待，来感受这座剧院的。因为辉煌的舞台背后，在剧院的后半截（首都剧场的前面被用作剧院，后面是办公楼、排练厅及宿舍）上演的悲喜人生，实在令人唏嘘……

人艺是个什么地方呢？老院长曹禺说：“我是爱这个剧院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天地里翻滚了30年。我爱那些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可爱舞台艺术工作者。我爱剧院里有各种各样性格的工人们。我和他们说笑、谈天、诉苦恼，也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微弱的灯光照着硕大无比的空间，留恋不舍……”这是多么美好的记忆。然而，即便杰出如曹禺者，苦闷时也会发出“灵魂飘出窗口”的叹息，这是多么复杂的人艺。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于1952年6月12日，曹禺是这个剧院的首任院长。老舍的名剧《龙须沟》是他的奠基之作，不久又接连演出了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以及郭沫若的名剧《虎符》。到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风格已基本形成并一举推出《茶馆》《蔡文姬》《骆驼祥子》《伊索》等八台大戏，这在当时的京城是独一无二的。那是个辉煌的时代，在那么短的时期聚集了郭沫若、老舍、曹禺、焦菊隐这样的大师，并拥有欧阳山尊、刁光覃、舒绣文、于是之、英若诚等一批艺术家，青春、才华、血汗、创造的集中爆发，曹禺不可能不留恋，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艺人不可能不留恋。人们不会忘记在剧场三楼的宿舍，编剧、演职员们可以随意敲门走进于是之院长的家，自己从老坛子里倒出白酒，手上端着夫人做的面条，边吃边聊剧本、聊表演。这亲如一家的氛围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延续。那时，我常到史家胡同的人艺宿舍去采访。黄昏时分，炊烟袅袅的宿舍楼里家家户户飘出饭菜香。黄宗洛、顾威等人操着俏皮的北京话说笑，偶尔还能听到蓝天野书卷气的沉稳话音。我在各家游走的当儿，总能闻到酒香。有时，结束了剧院的采访工作，院长刘锦云照例会热情地招呼大家到楼下平房的食堂去吃涮羊肉，酒是不可少的。不喝酒的我，也会摆上一杯装装样子，怕破坏了气氛。

余生也晚，等我拿起笔来记录这座剧院的一些人和戏时，很多人已经离世。关于人艺的一切，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我无法鸿篇巨制地写它的历史，我愿意谈谈两个人。一个是演员于是之，一个是导演林兆华。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非常有才华，他们共同的经历是都担任过这家剧院的副院长，他们都有自己的辉煌，也都有各自的痛苦。而这一切的苦乐都与人艺息息相关。由于性格的不同，行政职务带给他们苦恼的深浅程度也不同，敏感、自律、谦卑、幽默的于是之笑声越来越少了，而林兆华永远一副孩童表情，浑然不觉地“皮实”地、“中庸”地活着。用他自己的话，那叫作“打太极”。在一座传统深厚的剧院，想要自由地活下去，那是不容易的。

于是之先生1927年生人，我与先生只见过三次面，没有跟他说过话。一次是《茶馆》的告别演出，那时他的记忆刚刚出现了些问题；一次是他老人家难舍舞台，在《茶馆》之后又客串了《冰糖葫芦》里的一个小角色，结果不出所料的让人悲哀；再就是《演员于是之》出版后，我随人艺的领导们带着新书前去看望他，那时他嘴里只会发出“呜噜呜噜”的声音，已经基本失语。

20世纪90年代，凡是关心于是之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样一个消息：由于脑血管栓塞的缘故，导致他难以正常思维与人交流，他不得不告别自己热爱的舞台了。1992年7月16日，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4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茶馆》在首都剧场进行了告别演出，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演老掌柜王利发。

那天，观众席里坐得满满的，两边过道里也都站满了人。同时，还有几十个、上百个非常遗憾没有买到戏票的观众不肯走，硬是在门口等了三个多小时，一直到戏结束以后，才争着涌入剧场，最后看上演员一眼。

当晚的演出进行得很顺利，与以往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观众席异常安静，人们似乎是在屏住呼吸看演出。于是之演王利发已经超过400场，熟得不能再熟了。但那天在台上，于是之真的忘词了，好在其他演员配合得相当默契，一般观众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可于是之心里清楚，整场演出下来，他说错了四处台词，这令他懊丧不已。但是热情的观众并未在乎这个，人们长时间地鼓掌，久久不散，很多人泪水长流。

后来，我再次看见于是之重返舞台的艰难努力——那是在《冰糖葫芦》剧组。《冰糖葫芦》的编剧是梁秉望，导演陈颐，于是之、朱琳、郑榕、吕齐、李婉芬、牛星丽、金雅琴等一批知名老演员出演。据说，时任北京市文化局局长的张和平希望于是之在戏里扮演一个角色，哪怕是过场戏的角色，坐着轮椅转一圈也行，因为于是之在话剧界的人气实在太足了。于是，于是之和朱琳便在戏中饰演一对知识分子。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