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尔帕策奖
为了参加维也纳科学院举办的格里尔帕策奖颁奖仪式，我得买一套正式场合穿的服装，颁奖前两个小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样一次颁奖典礼毫无疑问是异乎寻常的隆重，不能就穿着休闲裤和套头毛衫去参加，因此在被称为格拉本的宽街上我果断作出决定，去木炭市场街购置一套体面而又庄重的服饰，为此我来到因多次买袜子而特别熟悉的男士服装店，这家店的名称不同凡响，叫安东尼爵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我走进安东尼爵士服装店时，时间正好是九点三刻，格里尔帕策奖颁奖仪式是十一点开始，就是说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我打算，既然是买现成的服装，就买那种最好的、深灰色纯毛料的，再加上与之相匹配的袜子和领带，以及很考究的带蓝灰色条纹的箭牌衬衫。众所周知，在所谓的高档店铺里，让店方听懂顾客的话是很困难的，即使顾客立刻就把自己的愿望表述得很准确也是徒劳，那里的服务员总是先莫名其妙地瞪着眼看着你，使你不得不重复一遍你说的话，自然接待你的售货员还是弄不懂你的意思。因此初次光顾安东尼爵士服装店也是耽搁了好大一会儿，才被引导到应该去的那个货架前。我多次在这里买过袜子，的确熟悉这里的情况，我比售货员更清楚我要买的服装在什么位置。我走到摆放着我可能要买的服装货架前，指着其中的一套，售货员取下它拿到我面前让我看。我查看了一下衣料的质量，便立即到试衣问去试穿：首先穿上裤子，做了几次向前弯腰再向后仰的动作，觉得裤子挺合适；然后再把上衣穿上，在镜子前来回转身看了看，举起臂然后再放下来，如同裤子一样，上衣穿着也挺合身。我在店里穿着套装走了几步，顺便寻找着合适的衬衫和袜子。最后我说，这套衣服我要了，还要穿上我选的衬衫和袜子。我又挑选了一条领带，系起来并拉得紧紧的，然后又照了照镜子，便付款离开了服装店。他们把我原来穿的裤子、套头毛衫等装到一个印有“安东尼爵士”字样的口袋里，于是我拎着这个口袋，越过木炭市场街去与我的姑姑会合，我事先约她在克恩滕大街格斯特纳餐馆二楼等我。我们想参加颁奖仪式前在这家餐馆简单吃点东西，一两块三明治，免得在颁奖过程中胃里不适，甚至发生昏厥。我姑姑已经在格斯特纳餐馆等着我了，她把我着装的变化列入可接受的档次，用她那句颇为有名的“还可以吧”表示了她的看法。我本人到那时为止已多年没有穿过套装了，是的，我的装束一直就是休闲裤和套头毛衫，即使去剧院，果真要去看戏的话，我也只穿休闲裤和套头毛衫，充其量穿上那条灰色毛料裤，和那件鲜红的织得很粗糙的套头羊毛衫，这是一个乐天派的美国人在战争刚结束时送给我的。我记得就穿着这身行头我去过几次威尼斯，到过鼎鼎大名的凤凰歌剧院，其中有一次是观看蒙特威尔第的《唐克雷蒂》，由维托里奥·居伊指挥。穿着这身衣服我到过罗马、巴勒莫、陶尔米纳和佛罗伦萨，以及几乎欧洲各国的首府，更不要说，在家里我几乎天天穿着它，它们越寒碜我越是喜欢穿，年复一年人们看见我总是穿着这条裤子和这件套头衫，当年的朋友直至今日还跟我经常谈起这套衣服，一直穿了将近三十年。突然，如上所述，在格拉本宽街，格里尔帕策奖颁布前两小时，我觉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一直穿着的、已经可以说与我的身体合二为一的这套衣服，不再那么受宠了，不配与格里尔帕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将在科学院举行的颁奖仪式了。在格斯特纳餐馆落座的那一刻，我忽然感觉到裤子太瘦了，我想穿新裤子也许都是这种感觉，上衣也一下子变得箍在了身上，我想这种情形恐怕也是正常的。我要了一份三明治，喝了一杯啤酒。姑姑问我，在我之前都有谁获得过以格里尔帕策命名的这个奖项，当时我只想起了盖哈德·霍普特曼 ，我曾读到过有关报道，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奖项。我还告诉她，这个奖项不是通常那种定期的，一年或者多少年评一次，而是视具体情况而定，我想两次颁奖之间的距离有个六七年吧，也许有时也间隔五年，不很清楚，至今我也不知详情。自然像参加其他颁奖仪式一样，这次颁奖也让我紧张，我试图让自己和姑姑不去在意离颁奖只有半个小时了，于是我便讲述给她听我刚才做的这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我走在格拉本宽街上，突然决定为今天的仪式买一套正式服装，并且径直去了“安东尼爵士”。对我来说，到木炭市场街的这家服装店去买衣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那里可以买到英国切斯特·巴里和巴宝莉制衣公司的制服套装。既然是买现成的套装为什么不一下子就买最高级的，现在我穿的就是巴里公司的产品。我姑姑只用手摸了摸衣料，就认可了英国货的质量。她又一次说出她那句颇为有名的话“还可以吧”。关于做工和式样她没说什么。绝对是一流的。她说科学院今天颁发给我格里尔帕策奖，对此她感到欣喜，也很自豪，相比之下欣喜更多。然后便站起来，我跟着她走出了格斯特纳餐馆，来到克恩滕大街上。科学院离这里很近，几步路就到了。那个上面有“安东尼爵士”字样的口袋我觉得现在拿在手里很别扭，但没有办法，我心里说，在走进科学院前一定设法把它处理掉。几位朋友也已经在路上了，他们不想错过我获此殊荣的场面，我们在科学院礼堂的前厅里见到了他们。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看样子似乎礼堂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朋友们不想打扰我们往里边走了，我们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接待我们。我和姑姑在科学院前厅里来回走着，但是没有一个人对我们哪怕稍微有所理会。我这时说好吧我们进去吧，我想，礼堂里会有人接待我们，把我和陪同我的姑姑引领到相应的座位上。礼堂里的一切都表明将在这里举行无比隆重的仪式，我顿时感到双膝有些颤抖。姑姑像我一样，也在用眼睛寻觅接待我们的人。就这样我们站在礼堂的人口处等待着，动不了地方。进场的人们从我们身边挤过去，不停地碰撞我们，这不能不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选择了最不利的位置来等待。难道没有人接待我们？我和姑姑面面相觑。礼堂几乎坐满了人，我想，这么多人到这里来为什么，不就是因为科学院向我颁发格里尔帕策奖吗？为什么没有人来招呼我和我的姑姑呢？她虽然已经八十一岁高龄，但她的样子好极了，有风度且聪颖，在这一时刻尤其显现出从未有过的胆识。这会儿已经有几位乐师在主席台上就位，一切表明仪式即将开始。但是仍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我们想真是岂有此理，我们毕竟是今天活动的中心呀。P3-9
如果伯恩哈德活着，最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他，而不是我。伯恩哈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他的财产。
——耶利内克
这本书不是小说，不是戏剧，是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讲述他获得各种文学奖的经历，说得确切些，是他接受的部分文学奖。有一些所获奖项他没有写，还有些奖他没有接受。但是该书读起来让人感觉到既像小说又像戏剧，体现着作者那独特的叙事风格。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有矛盾和冲突，有惊喜和烦恼，有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也有柔情似水的关怀。获奖前前后后的经历大多不同寻常，有的让人忍俊不禁，有的让人瞠目结舌，有的甚至跌宕起伏，峰回路转。
读这本书让人不能不思考作家和文学奖这个问题。
作家是什么人？不是圣人，不是伟人，而是在为争取有尊严的生存过程中，能以文学的方式生动地表达真实感受的人。文学奖是什么？是某机构对作家文学成就的评价和奖励。颁发文学奖的组织有两种，政府的和民问的，其文学奖往往以历史上著名文学家冠名，但实际上与这个文学家没有任何关系，就像伯恩哈德在书中所说，毕希纳奖与毕希纳本人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政府某机构的，还是民间的，他们对作家的评价，都不能不深深地打上某个具体评奖单位的烙印。文学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孰优孰劣，固然容易评定，哪个最佳最优，就很难说。真正公正的、让人信得过的评价是时间，经过时间长河的冲刷、筛选和淘汰，能够流传下来、仍然让人喜爱的才是真正优秀和经典的作品。如果一个作家对当下的各种文学奖过于感兴趣，那他必定失去自己写作的根基。
1963年伯恩哈德的第一部小说《严寒》问世，同年，就因此作品获奖。在随后的十多年间，几乎年年都能拿到奥地利的或者德国的文学奖。 他的第一次文学奖让他欢欣鼓舞。得到消息后，他高兴得巴不得到市中心告诉见到的每一个人。首先，那是在他的小说处女作发表后不久，作为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对自己的前途还没有十足的信心，意外获奖无疑对他是莫大的鼓励。其次，这个奖以海涅的出版商命名，让人立刻想到著名作家海涅。第三，这个奖来自汉堡——他当时最喜欢的城市之一。使他感到特别开心的是，这个奖不举行颁奖典礼，获奖者届时将被邀请到汉堡卡姆佩出版社亲自领取奖金和证书。伯恩哈德拿着奖金返回维也纳后，立即用全部五千马克买了一辆汽车，坐在新车里，光在维也纳开来开去还不过瘾，没过两天，便开到了南斯拉夫，结果让当地的司机把心爱的车撞成了一堆烂铁，万幸的是伯恩哈德捡回一条命，只受了点轻伤，看来这是一个乐极生悲的故事。不过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经人介绍他请了一位资深律师向南斯拉夫方面索赔，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正当他懊恼不已，担心官司打不赢反倒要搭上一笔高昂的律师费用时，好消息传来，南斯拉夫方面确认，那个当地司机负全部责任，赔偿了汽车不说，还支付了一笔不菲的精神抚慰金和可观的服装补偿费。真是祸兮福之所依。
此后的大多数获奖的经历都让他反感，甚至恼火。比如1967年，他先后获奥地利国家文学奖和奥地利工业家协会颁发的安东·维尔德甘斯奖。在颁发国家奖的典礼上，文化、艺术和教育部长竞说伯恩哈德创作了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南海的一个岛屿上，听得伯恩哈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谈到作家简历时把伯恩哈德称为“在我们中间生活了一些时间的外国人”，伯恩哈德曾在一次颁奖仪式上被称为“女士”，看来对他的待遇在不断升级。这还不算，随后伯恩哈德致答谢辞，这是一篇泛泛的讲话，从哲学的角度提及人生、死亡、社会和国家，当说到“国家”这个词时，不是放在一种常见的卑躬屈膝的语境中，而是以批评和审视的目光，于是部长勃然大怒，朝他挥拳威胁，然后扬长而去，把礼堂大门甩得山响，其他人无不尾随部长迅速离开，把获奖者伯恩哈德和他的三四位朋友晾在大礼堂里。第二天，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作家伯恩哈德制造事端，有的报纸上的文章甚至说：他是一只臭虫，必须铲除之。接下来是奥地利工业家协会颁发的安东·维尔德甘斯奖。伯恩哈德已经正式接到参加颁奖仪式的邀请，但不久又接到举办单位取消颁奖典礼的通知，而且未加任何说明。事后得知，原来上面提到的那位部长突然拒绝出席颁奖典礼，因为典礼的主角是“伯恩哈德先生”。既然没有机会在政府面前显示对文学艺术的资助热情，工业家协会也就不再愿意陪伯恩哈德一个人玩了。后来工业家协会以普通印刷品的形式，给伯恩哈德寄去获奖证书，并汇去二万五千先令的奖金。
伯恩哈德感慨，一个工业家协会，资产以百万、千万计，颁发的文学奖只有区区二万五千，堂堂的国家奖也是这个数目，仅相当于一个中级乡镇职员最低月薪。伯恩哈德说，他们不但不感到羞耻，反而在大小报刊上造势，大肆宣扬他们如何慷慨大度资助文学艺术，沽名钓誉。其实，他们应该为其卑劣行径受到抨击。可是话又说回来，就文学和作家在这个社会上的实际地位和受到的待遇来说，他们对文学和作家的评价并非没有道理，可以说还是很专业、很准确的。
伯恩哈德参加颁奖典礼遭受的难堪、屈辱，使他从心里厌恶颁奖典礼。首先他得委屈自己穿上所谓体面的服装，规矩地坐在那里，听首长或官员张冠李戴、谬误百出的讲话，还要硬着头皮去听那些专家对他的作品所做的莫名其妙的分析。他还得坐在首长身边，听其在颁奖仪式上，因百无聊赖而发出的令人心烦的鼾声。
伯恩哈德对文学奖深层次的了解，是在他自己当了评委之后，很多文学奖的评委会是由之前一些获奖者组成。伯恩哈德在获得不来梅文学奖后，曾作为评委评选这个奖项的下一届获奖者，两个多钟点的会议，都因一个人的提名得不到其他评委的支持而形成不了决议，最后评委已现倦意，隔壁餐厅的午餐饭香也飘散过来。这时突然有人从长桌上一堆书中随便拿起一本，并提议获奖者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了。于是两个多小时从未被提及的这位作者，就得到了评委几乎一致的通过，成为新的获奖者，而伯恩哈德多次提议的卡内蒂却因为是犹太人而遭否决，数年后卡内蒂不但获得了毕希纳奖，而且还戴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这样一些事实，让伯恩哈德对文学奖从反感到鄙夷，最终甚至于憎恶起来。他在书中说，“在我欣喜雀跃地接受了尤利乌斯·卡姆佩奖之后，每逢再得奖，总觉得索然无味，甚至感到恶心，心中总有一种抵触的感觉。但是许多年里每逢有奖向我颁发，我都显得太软弱，不能坚强地说声不。我总是想，在这方面我这个人性格有缺失。我蔑视文学奖，但我没有拒绝。这一切都令我厌恶，但最令我厌恶的是我自己。我憎恶那些典礼，那些仪式，但我却去参加；我憎恶那些颁发奖金者，但我却接受他们递给我的奖金”。他又说，“今天不可能再是这样了。人已过四十岁了……”
1972年伯恩哈德获得弗朗茨·特奥多尔·乔科尔文学奖，他没有去拿那一万八千先令的奖金，而是让人把它作为对监禁者的救济汇给施泰因监狱。他在书中说，“其实这样做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此这般的所谓与社会福利相关的慈善行为，归根到底也并非没有虚荣的成分，自我美化、自我满足。让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不再出现，惟一的做法就是不让自己再接受荣誉和奖金”。
伯恩哈德的确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只有一次例外。那是1976年，奥地利联邦商会因伯恩哈德在这年发表的自传体作品《地下室》向他颁发联邦商会文学奖。该书记叙了他年轻时在城边一个居民区食品杂货店当学徒的经历。伯恩哈德不把这个奖与他的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而是与他的学徒岁月。颁奖典礼上商界人士不称他作家，而是杂货店学徒，他甚至于觉得自己是商界一分子，他们不夸夸其谈，在宴会上，伯恩哈德坐在商会主席身旁，面对着这位想当初自己满师出徒的考官，他竞动情地与对方畅谈起对他一生具有重要意义那段生活。
伯恩哈德不再接受任何文学奖了。1979年伯恩哈德退出达姆施塔特语言文学科学院，1980年在答记者问时他说，他只对写作感兴趣，他不参加任何协会，不当任何什么院和什么团体的成员，他只做医疗保险的成员。他再次重申不接受任何什么荣誉和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
也许人们要说，伯恩哈德为人不够厚道，用文学奖的所得购置了房产买了汽车，反过来还要对文学奖口诛笔伐。其实，他在批判文学奖的同时也在剖析自己，而且毫不留情，他在书中说：“我对金钱贪婪，我没有个性，我是一头猪。”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获得文学奖与否与一个作家的成就没有关系。更多地与文学以外的因素有关。他蔑视那些总喜欢巴结权势的作家，他们甚至于吃早点喝一杯咖啡，或者去旅行度假都不用自己掏钱。他说，我们怎么能指望这些人会写出什么好作品来呢。
他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文学没有价值，这里音乐有价值，浅薄的话剧表演也有价值，比如那种没有棱角和锋芒的卡芭蕾。奥地利人承受不起严肃文学，只有低俗的逗乐在这里有市场。伯恩哈德在自由汉莎城市不来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伴随着清晰的是寒冷的加剧”。今天的世界正在变得没有童话，没有幽灵，我们的科学和技术让世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财富和权力的勾结日益明目张胆。这清晰让我们惊恐，在清晰中我们感到寒冷。想像和幻想的行将消失意味着文学的末日，没有文化、没有文学艺术的世界是清晰的，也是更加寒冷的。不少从事文学和艺术的人已经失去了自我，热心旁门左道追名逐利。一个真诚的作家，不会让文学奖干扰和左右他的创作，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能温润人们的心灵，帮助他们抵御惊恐和寒冷。
马文韬
2011年秋于芙蓉里
托马斯·伯恩哈德所著的《我的文学奖》是作家伯恩哈德对他所获若干文学奖的回忆，以及颁奖典礼上的讲话稿的合辑。《我的文学奖》作者伯恩哈德是文学奖的常客，先后获得数十种重要奖项，包括德语文学最重要的毕希纳奖、奥地利国家奖等。但他很快就对获奖失去了兴趣，拒绝接受任何文学奖项。20世纪70年代中期，伯恩哈德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最终瑞典评委会鉴于他对奖项的态度，决定避免去碰这个钉子。
托马斯·伯恩哈德所著的《我的文学奖》的作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一个对自己、对外界的虚伪禁忌劣根性都毫不留情、率真到底的人。“我蔑视文学奖，但我没有拒绝。这一切都令我厌恶，但最令我厌恶的是我自己。”这本书不是小说，不是戏剧，是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讲述他获得各种文学奖的经历，说得确切些，是他接受的部分文学奖。有一些所获奖项他没有写，还有些奖他没有接受。但是该书读起来让人感觉到既像小说又像戏剧，体现着作者那独特的叙事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