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宋教仁被刺，堪称民国第一谜案。究竟谁是幕后真凶，百年来众说纷纭。“宋案”的幕后真凶，或许想不到，打向宋教仁的这一枪竟使民国失去了原来的方向。“宋案”为何成为“二次革命”的诱因？民初的宪政为何在1913年之后戛然而止？《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为您解密百年之前的政治迷局。畅销书作家金满楼带领读者，重新感受民国初年南北政坛、二次革命的纷纭社会。

国民党“教父”——宋教仁，生命终结在1913年的上海火车站。《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作者畅销书作家金满楼以此事件为圆点，带领读者，重新感受民国初年南北政坛、二次革命的纷纭社会。

“宋教仁被刺案”扑朔迷离，究竟谁是幕后真凶？是袁世凯、赵秉钧、陈其美或是江湖恩怨？抑或只是小人物任意所为的偶然性事件？《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为您解密百年之前的政治迷局。

袁世凯、赵秉钧、陈其美、洪述祖、应桂馨等南北政坛风云人物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政治争斗，随着首次系统梳理、全文公开的来往信件，大白于天下。这其中可以找到多少“宋案”的蛛丝马迹……

谁刺杀了宋教仁

1.宋教仁遇刺

2.神秘报案人

3.双面间谍应桂馨

4.手眼通天洪述祖

5.从毁宋到杀宋

6.神秘杀手武士英

7.南北大斗法

8.赵秉钧有何话讲

9.袁世凯几分嫌疑

10.陈其美幕后身影

11.涉案人大结局

12.谁是获利者

革命再起革命消

1.“大借款”风波迭起

2.革命党兵败如山倒

3.北洋军力战下南京

4.海外继续闹革命

总统好当不好做

1.袁世凯一偿夙愿

2.国民党、国会全解散

3.副总统束手就擒

结语：小人之谋、蝴蝶效应与昙花宪政梦

1.谁是“宋案”的指使者

2.民初的宪政为什么会夭折

附录

1.宋教仁生平简表

2.“宋案”时间表

3.民国二年(1913年)大事记

4.应桂馨、洪述祖密电函件

5.各方函电

参考书目

后记

“宋案”发生后，举国震惊。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收到宋教仁遇刺的电报后立刻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宏及上海方面，明确要求“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惩”。等到第二天，宋教仁不治身亡，上海各方面也都在报上公开刊登缉拿凶犯的赏格，其中陈其美、黄兴致函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提出悬赏一万大洋捉拿凶犯；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如有能缉拿凶犯者，赏给一万银元，通风报信有功者，赏给五千大洋；闸北巡警局、上海县知事、上海地方检察厅、沪宁铁路局也开出了五千至一万银元的赏格。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在宋教仁出殡当晚，两个潦倒不堪的四川学生来到位于南京路上的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称有要事相告。交际处主任周南陔听说后立刻接见，两位学生报告说，他们因为来沪投考，当时住在四马路鹿鸣旅馆，隔壁房里有个名叫武士英的人，平时衣衫不整，不像好人。此人自称手里有幅古画，特来上海寻找买主，每天早出晚归，也常到他们房里闲谈。有一天，武士英问他们借两块大洋，说有人要提携他，叫他去干一件事，事成之后即可大富大贵，届时一定奉还二十块银元。接着，武士英又给他们看一张照片，说此人是我们的对头，不好，可杀。说罢，他又拿出一张名片，说这就是提携他的人，上海滩上大大的有名。

两学生听后将信将疑，于是借给武士英两块钱。就在前天深夜，武士英果然来还钱，但当晚神情既慌张，又很得意，说“好了”，并将钞票一叠向他们炫耀，想必是领到赏号了。第二天，报上登载宋教仁先生被刺的消息，两个学生这才发现，武士英给他们看的相片正是宋教仁，所以特来报告。

周南陔听后不敢怠慢，随后细细盘问：武士英给他们看的是什么样的名片？名片上的这个上海名人，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两个学生说，当时没有十分在意，现在记忆实在模糊了，一时想不起来。周南陔见事情重大，请他们一定再想想，看能不能提供一点线索。两学生想了一会儿说，名片上的姓，说普通并不普通，说生僻也不生僻，只记得有长长的一撇，其余都想不起来了。

周南陔听后，立即前去报告国民党在上海的主要首脑、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同时又派人随学生到旅馆去守候武士英，准备等他回来即刻抓捕。派人蹲点伏击时，陈其美、周南陔等人一起猜想，这个指使行凶的人，其尊姓有“长长的一撇”，究竟是姓虞呢，还是姓唐？或是姓廖？姓廉？姓周？大家争论了一番，也说不出所以然来。陈其美说，既然是“上海有名的人”，也许姓虞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姓“应”，“应该”的“应”。这是后话了。

以上是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交际处主任周南陔的说法。这份回忆录最早在1939年8月的《锡报》上连载，因为与宋教仁遇刺案相隔了26年，所以在时间、细节上与当时的报道有些出入。实际上，两个学生是先向英租界巡捕房报案，时间在宋教仁遇刺的第二天，但巡捕卡洛斯听了他们的故事后并未重视，也没有派人前去抓捕武士英，于是后面又有了古董商人王阿发的报案。

3月23日，也就是宋教仁遇刺后的第三天，一个买卖古董字画的河南人王阿发来到四马路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说十天前他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中兜卖古董，因为应是他的老主顾，平素很熟，应桂馨那天拿了一张照片叫他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并许诺事成后给他一千元作为报酬，但王阿发只懂得做买卖而从没杀过人，因而不肯承担这事。据王阿发所说，当时他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直到今天在报上看见宋教仁的照片，才发现这正是应桂馨叫他去暗杀的人。

有人也许要问，这个应桂馨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雇人去杀宋教仁？要说起来，此人在上海滩确实大大有名，他既是青帮大佬，同时又与革命党人交往甚密，当年闹革命的时候，曾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就连陈其美当上上海都督，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别的不说，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由应桂馨组织的卫队护送。南京临时政府撤销后，应桂馨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一度疏离，但谁会想到，他竟然成了刺杀宋教仁的主要嫌疑人？

“宋案”发生后，由于事件重大，舆论也是穷追不舍，这给租界巡捕房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在收到王阿发的报案后，巡捕房这次的反应极为迅速，随后即决定前往抓捕。根据探员提供的线索，应桂馨常在包养的妓女胡翡云家吸食鸦片，当晚十点，在国民党人周南陔、陆惠生等人的带领下，总巡捕卡洛斯亲率多名中外巡捕前往胡宅，但这一次却扑了个空，应桂馨并未在胡宅而是在英租界湖北路三弄迎春坊某妓院宴请宾客。

得到这个消息后，卡洛斯等人随后又立即赶往迎春坊，并将弄堂口派人把守，以防止应桂馨逃窜。之后，先由周南陔前往妓院请应桂馨下楼，称有要事面商。周、应原是熟人，应桂馨听了周南陔的话后并未怀疑，他坦然下楼邀周南陔一块上楼吃饭，说：“今日宾客不多，您来得巧，不用客气。”周南陔说：“吃饭不急，有件急事要商量，请到门外去谈一谈，如何？”应桂馨听后仍未起疑，随即跟着周南陔走出妓院。说时迟、那时快，应桂馨刚刚迈出大门，巡捕们立刻一拥而上，将应桂馨按入早已守候在外的汽车内，随后风驰电掣般开往南京路巡捕房，整个过程并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P11－13

上海闸北公园的一个偏僻角落里，有个托首沉思的雕像多少显得有些落寞和孤寂，这个雕像主人的名字叫宋教仁。在1913年那场举国震惊的暗杀事件中，宋教仁究竟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团。岁月匆匆，白驹过隙，一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原处乡间的宋氏墓园如今早已栖身闹市。在今天的闸北公园，宋教仁墓顶上雄鹰斗蛇的青铜雕塑和宋本人的全身西服坐像依然矗立，从南北高架上驱车路过这座不起眼的小公园时，耶只展翅的飞鹰仍旧依稀可见，但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宋教仁和他的事迹、梦想与信念，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之中，正如他和那寂寞的墓园，如今已是少有人知。

宋教仁，字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宋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兄，下有两妹，幼年时家境殷实，但十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家道开始中落。宋教仁从小天资聪颖，入读桃源漳江书院时很得山长黄彝寿的重视，1903年宋在其推荐下报考武昌文普通学堂，后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

文普通学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在其规划下，湖北新式教育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当时除文普通学堂外，还设有武普通学堂及更高一级的两湖大学堂、武高等学堂、师范学堂等专门学校。在那次入学考试中，宋教仁写了一篇《汉武帝论》，文章挥挥洒洒，详细论证了汉武帝经营西域、扩张国土，其功劳远在汉高祖之上的观点，主考官阅后极为欣赏，特拔其为第一名。这位主考官，说起来也是大名鼎鼎，他就是跟随张之洞近二十年的亲信幕僚、清流名士梁鼎芬。有后者的照拂，像宋教仁这样的优秀学员按惯例将在数年后不出意外地被公派到日本或欧美留学深造。

但是，宋教仁入学未及一年，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个人就是后来的“革命伟人”黄兴。黄兴生于1874年，比宋教仁大8岁，他曾于22岁那年中秀才，后来被选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2年春，黄兴被公派到日本留学并入读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次年，由于俄国以各种借口在中国东北拒不撤兵，黄兴与留日学生百余人自发组织“拒俄义勇队”，以抗议沙俄对东北的侵占。但是，这些年轻人的爱国活动遭到了清廷猜忌并被诬为“乱党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愤而投入革命阵营，黄兴就是其中之一。

1903年底，黄兴回到湖北并以学长身份在武昌各学堂演讲。当说到沙俄强横、清廷无能并打压学生爱国活动时，黄兴声泪俱下，年轻的学子们也如炸了锅一样沸腾了！在这群愤怒的年轻人中间，宋教仁赫然在列。

在黄兴的感召下，宋教仁随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4年2月，在庆祝黄兴30岁生日的聚会上，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章士钊等湖南热血青年酒酣之余，倡议成立一个革命组织，这就是近代革命史上的“华兴会”。

“华兴会”成立时，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任副会长。当年7月，宋与胡瑛、吕大森、张难先、曹亚伯等人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宣传革命。两个月后，黄兴等人成立“华兴矿业公司”，不过，这个公司看似要办实业，但实际上是个图谋革命的“皮包公司”，它的主要业务不是探矿采矿，而是发行“股票”，为革命筹集经费。当时“华兴公司”的股票很是阔气，长五寸、宽三寸，票面一千文，背面注明“革命成功，加倍偿还”的字样。当然，这种革命筹款模式其实也不稀奇，庚子年唐才常搞“自立军”，起义时也发行过“富有票”，而孙中山也曾以“兴中会”的名义在美国发行过类似的革命债券。

按黄兴等人的计划，“华兴会”将在当年11月16日也就是慈禧太后万寿节的那天举义，因为省里的文武百官届时将在万寿宫举行庆祝活动，趁着这个十年一遇的好机会，黄兴与其他志士计划用预先埋好的炸药将他们一块送上西天，然后省内四路起兵，从常德、衡州、宝庆、岳州分别攻入长沙，宣布独立。

起义计划书写得很有想象力，但实际操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首先，革命一定要有经费，没钱就不能买炸药，不能挖坑，也付不起工钱。其次，革命事业风险性大，还要募集足够的人马，这些都需要时间去组织。

先说钱的问题。“华兴公司”的股票固然美观大方，但真正卖出去的没几张，筹集的经费远远不够，不要说挖坑，炸药都买不起。为了革命成功，黄兴咬咬牙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宋教仁也回到家中试图售卖田产以换取公司的股票，但宋家当时并不宽裕，宋教仁最终未能说服家人。

至于组织方面，当时情况也不理想。宋教仁负责的是常德这一路，尽管他赢得了当地会党的支持并被推为“龙头”老大，但这些人更看重的是经济利益。起义临近之时，某会党首领游得胜因兜售“华兴公司”股票而被人告发，当地政府查明这起“非法集资案”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造反密谋后，即刻上报给湖南巡抚陆元鼎，后者收报后立刻触发了当年“富有票”案的警觉，随后下令全力缉拿革命党。

在被杀前，游得胜供出此事系常德某“姓宋”的学生主谋。好在他把名字记错了，当桃源县令将湖南巡抚的电文转到漳江书院时，山长黄彝寿看到里面有捉拿乱党“宋敏仁”的字样，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自己的得意弟子宋教仁惹的祸。于是，他一边回电称“查无此人”稍作敷衍，另一边立即通知宋教仁赶快离开湖南，以免遭到官府的毒手。

宋教仁得到报信后，赶忙乘船逃往武昌。说来也巧，宋教仁到达武昌那天，正值慈禧太后万寿节，只见督抚衙门张灯结彩，街道商铺龙旗高悬，市集上人来人往，车马之声如鼎方沸，大有歌舞升平之气象。武昌的喜庆色彩，与宋教仁的落寞心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失落之下，他跑进一家书店买了《施公案》和《七侠五义》回客店聊以解闷。

不高兴的还不止宋教仁一人。这次湖北万寿节庆典铺张扬厉，费资巨万，当时总督署还邀请了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请军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时为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在座陪宴，他颇为不满地对学堂监督梁鼎芬戏言道：“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

不日后，湖南革命党“图谋不轨”的消息传到武昌，宋教仁等人所办的科学补习所也被关闭，“华兴会”成员人人自危。在事无可为的情况下，宋教仁沿长江东下上海，前往男一个革命据点：上海余庆里启华译书局。

但宋教仁没想到的是他到上海后，启华译书局也已经被破坏。说起这事，还颇有些丢人，其经过是这样：原广西巡抚王之春被罢官后寓居上海，当时盛传他在任时对法交涉妥协卖国，革命志士们于是打算对他进行“肉体消灭”，不料刺客万福华在行刺时闹出个大笑话。

当时王之春在某酒楼，万福华见后只身上前，抓住王的手臂厉声斥骂：“卖国贼，我代表四万万同胞对你执行枪决。”孰料扳机扣了好几下，“啪嗒”有声，结果却是一弹未发。事后查明，这枪原是把破枪，撞针已坏，而万福华等人事先并未试用，结果好好的一场革命义举，最后演成了一场闹剧。

这事还不算，万福华被捕后，另一位主事者章士钊于次日去巡捕房探望，巡捕询问他住址时，章士钊竟然随口说出余庆里的门牌号，结果租界巡捕按图索骥，将黄兴、陈天华、张继、郭人漳、徐佛苏、苏鹏，还有章士钊本人在内的11人全部抓获——革命基地被一窝端了。好在原湘军将领郭人漳在沪上人脉颇广，而黄兴用的是假名，二人得以保释出狱，否则，身为“朝廷重犯”的黄兴恐怕就此一命送去，难成后来的传奇了。事后，章士钊等人被薄惩后释放，而行事主犯万福华则因为刺杀罪加越狱罪被判15年监禁，直到辛亥革命后才被释放。

余庆里据点被破坏后，宋教仁等人在上海已无立足之地，只好在1904年底东渡日本，开辟海外革命的新天地。在前往日本的途中，与宋教仁同船的还有“湘中二杨”，这就是杨度与杨笃生。杨度生于1874年（与黄兴同岁），19岁中举人，当时已是声名远扬，名满三湘；杨笃生比杨度大三岁，他与后来的北大教授杨昌济为同族中人，也非等闲之辈。戊戌变法期间，杨度、杨笃生与办理时务学堂的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过往甚密，堪称活跃，后来变法失败，这些人或死或逃，“两杨”也识趣地远走他乡。

和杨度、杨笃生相比，当时的宋教仁还只能算是无名小辈。到日本后，中国留学生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好在宋教仁天资聪颖，学习能力很强，他先是在顺天中学学习日语、英语，半年后进入日本法政大学，再半年后又考入知名的早稻田大学，成为留学生部的预科学生。

日本求学期间，宋教仁的学习兴趣主要在法政方面，他第一次进书店，买的就是法律方面的书籍，一本是《婚姻进化》，另一本是《法律上之结婚》。另外，宋教仁对心理学与哲学也有相当兴趣，并在日记中写下了大段大段的学习心得。在黄兴等人的影响下，宋教仁初到日本时对军事也很好奇，他曾在日本体育会接受过徒手操和兵式操的训练，还一度尝试过价格不菲的骑马练习。当时练习马术的费用是一天五日元，对学生来说可谓奢侈。不过，宋教仁在体育方面并不出色，他在一次练习中不慎落马，而且受了点轻伤，后来也就不再尝试了。

在语言方面，宋教仁很有天赋，他曾对日语及汉语的发音做了相当独到的比较研究，并把心得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在1906年到1907年的这段时间里，宋教仁翻译了一些宪政方面的书籍，其中包括《日本宪法》、《英国制度概要》、《美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德国官制》、《国际私法讲义》等，这些活动虽然谈不上研究精深，但基本奠定了他在宪政和法律认识方面的基础。

宋教仁利用课外时间做翻译，主要是通过同船来日的杨笃生的介绍。杨笃生等人在日本创办了一本名为《游学译编》的杂志。当时国内因立宪运动的开展而对法政方面的书籍有较为迫切的需求，宋教仁所翻译的这些书大体属于法政丛编方面的约稿，翻译费能拿到每千字一元三角（后涨为一元五角），由此获得了一笔相对稳定的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留日学生数以万计，其中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真正能从事翻译的人才其实不多。譬如，有的人成天在东京的同乡圈子里厮混，回国后连一句日语都说不来。到日本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宋教仁就能开始从事翻译工作，这无论如何都算是聪敏好学，而在革命党人中间，这也算是凤毛麟角。

尽管杨笃生经常给宋教仁送来四五十日元的翻译费，但从当时的日记中看，宋教仁在日本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惬意。譬如，在1906年9月27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接到家中的来信，哥哥说家里生活很困难，衣物都拿出去典当得差不多了，家里刚长出青苗的田地也卖了，老母亲很想念他，希望他早日回家，并希望他能寄钱回家或者自己带回家，以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读完信后，宋教仁愁苦不堪，一筹莫展，他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回家去看望母亲，又想从哪里想办法弄一笔钱寄回去，可他左想右想，最后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异国生活的艰辛，使得宋教仁希望赚取更多的翻译费，为此他一度因翻译书稿太勤而精神衰弱，住进了医院。这种状况到1907年后才有所缓解。宋教仁在翻译之余，还曾做过汉语教习等兼职，但这段时间里，宋教仁也逐渐荒废学业，早稻田的课也不大去了。

按传统习俗，宋教仁结婚很早，他16岁时即与本乡方氏完婚并育有一子。在流亡异国的岁月里，年轻的宋教仁也不是没有动情的时刻，至少在日记里能找到两个日本女子的蛛丝马迹：一个是处过一段时间的女友永井德子，另一个名叫西村千代子。特别是后者，更是让宋教仁为之着迷，他曾在日记中称自己想到千代子就久久不能入眠，心中老是浮现出她的一笑一颦，而与千代子的相处中，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能让他回味无穷。但是，限于各方面的原因，宋教仁与千代子来往过几次后还是无果而终。

革命是宋教仁在日本期间的另一件重要事。到日本不久，宋教仁即与革命同志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他不仅担任了经理人，而且还承担了主要的撰稿任务。草创时期，杂志遇到了很多困扰，如经费问题、人员退出等，但宋教仁仍极力维持并坚持出版了两期。正当杂志难以为继之时，一位神秘的日本友人找到宋教仁，他就是跟随孙中山多年的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本名宫崎寅藏，日本浪人出身，早在19世纪末，他就开始关心并参与中国革命。1905年7月30日，在宫崎滔天的撮合下，几个流亡在日的革命小团体华兴会、光复会和兴中会等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号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其中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时功玖、曹亚伯、蒋作宾、刘一清、冯自由、汪兆铭、古应芬、胡毅生、何天炯、马君武、邓家彦、程家柽、王天培、蒋尊簋、康保忠、王孝缜、张继等10省代表，加上宫崎滔天、内田良平与末永节三位“日本志士”，到会人数合计79人，革命阵容可谓强大。

同盟会的成立值得庆贺，但有两件事对宋教仁刺激颇大。一是他辛苦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日本地方警局强制停刊，经多方斡旋仍未能解决，最后只好将杂志改名为《民报》，并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发行。《民报》社成立后，很快成为同盟会的主要据点，宋教仁虽然还负责社内事务，但已非昔日可比。第二件事是当年11月日本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事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弹。一个月后，宋教仁的同乡兼好友陈天华投水自杀，以示抗议，最后还是宋教仁去将他的遗体领回。

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革命，日本政治势力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军部及黑龙会等组织，另一派是日本外务省等官方势力，他们都希望利用中国革命党来谋取利益，但军部的野心更大，而且活动都在暗里，而外务省则需要顾忌到清廷的抗议及国际舆论，表面上还不是特别的露骨。譬如1906年1月，清廷度支部尚书载泽访问日本，宋教仁等人便被日本警察监视。

正如前面说到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日本警察局之所以将之强制停刊，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没有合法手续，实际上则是宋教仁编写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惹起了日本人的不快。总体而言，宋教仁对日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他在甲午战争期间曾写诗云：“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到日本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宋教仁也一直关注着这场战争的进程，但他并不是关心日本的胜负而是担忧中国的命运。有一次，宋教仁与友人参观日本靖国神社，当他看到外面鼓角连天、人山人海的景象后，不由得为中日两国民众在爱国献身精神上的差异而感叹不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教仁是一个“不爱朝廷的爱国者”，他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中就明确指出，“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在宋教仁看来，中国为什么不强大，最大的障碍正是腐朽无能的清廷，因此，他在杂志中不用清朝纪年而使用黄帝纪年，以示对立。  据常在同盟会本部（即《民报》社）碰面的邓家彦回忆，宋教仁“颇具才识，亦通辞令，喜做高谈阔论，因‘间岛问题’而崭露头角，彼在东京主张对于‘间岛问题’应如何如何处理，因此颇为引动彼邦朝野人士之注意”。同盟会员杨熙绩也曾说，孙中山善于演讲，黄兴是个实干家，而宋教仁深沉稳健，又通达计谋，是智囊。孙、黄、宋是当时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但三人因个性的差异也曾惹出不小的风波。

1907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在采取何种旗帜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孙主张沿用当年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牺牲的革命党人；黄兴则主张用华兴会的井字旗，并认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国旗之嫌疑，应予毁弃。孙中山听后勃然大怒：“我当年在南洋闹革命的时候，几万人托命于此旗下，你若要毁弃，就先把我给毁弃了先！”黄兴当时也被激怒得跳了起来，当场发誓要退出同盟会。

这场争执，表面上看是会旗之争，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同盟会的领导权之争。作为原华兴会主要成员的宋教仁自然站在了黄兴的一边，他在当天日记中认为，黄兴不快的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即黄兴）事亦听之。十时回。夜。大风。”

据宋教仁的记载，他得知孙、黄争执后感到心灰意冷，之后就在《民报》社向黄兴当面提出辞去同盟会职务及《民报》社内职务。黄兴开始不吭声，过了一会儿也突然提出要退会，而当时《民报》的诸革命党人也都在场。第二天，宋教仁果然像日记中决定的那样向孙中山当面辞职并转交文件。虽然后者一直挽留，宫崎滔天也仍旧想撮合他们的关系，但此时宋教仁的去意已决。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黄兴为了大局着想，只好自己退让一步，他在事后向胡汉民写信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的决定。尽管如此，他本人仍旧“意颇快快”。“争旗事件”对同盟会的发展影响颇大，黄兴这一退，以后便一直服从大局，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与孙中山及他的广东人马心存芥蒂了。

1907年初，宋教仁就对“间岛问题”感兴趣，在这次的争吵事件后更是下定决心去东北。启程前，宋教仁赋诗一首：

更残犹不寐，起坐独彷徨。月落千山晓，鸡鸣万瓦霜。

客中忧病累，海外伤国亡。谁继枕戈忠，中原逐犬羊。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宋教仁的古典文化功底着实不低。这首诗的前四句写景，后四句预示革命风暴的来临，堪称诗中精品。1907年3月，宋教仁化名桃源宗介，在与另一个革命党白逾恒渡过鸭绿江后，于4月1日到达安东（今丹东市），与当地的同盟会员吴昆接头。

宋教仁的这次东北之行有两个目的：一是调查间岛问题；二是联络当地的反清武装力量，包括东北绿林好汉李逢春、朱二角、杨国栋等人，以“统筹辽海东西、黑水南北之义军，共举大事”。但是，在与东北新军中的吴禄贞、蓝天蔚及同盟会员张榕等人秘密会面后，由于吴、张等人的反对，宋教仁联络“马匪”的计划未能成功。

但在“问岛问题”上，宋教仁凭着自己的智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所谓“间岛”，原本指吉林延边图们江北岸的一块滩地，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朝鲜农民越过图们江来到这里进行垦殖，由此形成领土与管辖的争议。在之后的两次勘界中，中朝双方达成共识，两国界河即图们江，所谓“间岛”，原本就是中国领土，“间岛问题”根本就不构成问题。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东北一直报以觊觎之心。在朝鲜被吞并前夕，日本为取悦朝鲜人而大造舆论，硬说“间岛”系“朝鲜的属地”，甚至越俎代庖的向该地派遣警察对垦民进行管理，其目的就是想利用“间岛”作为跳板，借机入侵东北。

而在此时，日本在东北地区活跃着两个由浪人与军人相勾结的组织，一个是为人所熟知的“黑龙会”，另一个则是“长白山会”。当时的“长白山会”专门制造假证据，以证明“间岛”不属于中国领土。得知日本人的阴谋后，宋教仁随后易名“贞村”，并在日本革命党人片山潜的帮助下秘密打入“长白山会”。他在实地考察了间岛地区并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又冒险将“长白山会”所制造的伪证拍照携回。

尔后，宋教仁又分赴汉城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并于1908年8月出版《间岛问题》一书，书中对日本阴谋做了淋漓尽致的深刻揭露，这也为后来吴禄贞筹办边务时与日本谈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日本方面得知此事后，曾派人质问他身为“革命党”，为何要帮助“他所痛恨的清廷”，宋教仁不为所动。此计不售后，日本人又出价五千元索购书稿，但同样遭到宋教仁的拒绝。在此事件中，宋教仁以民族大义为重，他所提供的宝贵资料令日方制造的谎言与伪证被一一揭穿，最后只得放弃侵吞间岛的阴谋。为此，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还亲自下令让驻日公使奖励宋教仁一千银元，但也被宋教仁婉拒。

据《宋渔父先生史谭》中的记述，宋教仁在事后曾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而在《间岛问题》的结尾中，宋教仁也颇为沉痛地呼喊：“呜呼！失地之影响，茫茫禹甸，几成为釜中鱼、坦上肉者……迄今思之，其能无噬脐之悔也。”据称，慈禧太后曾打算赏他四品京职以酬其功，但宋教仁表示：“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

宋教仁的爱国之举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他带来了被动，首先是同盟会的革命同志怀疑他有意投靠清廷，其次是日本政府将他看做清政府的奸细，并对他进行严密监视。或许是巧合，在《间岛问题》出版后的第二个月，日本政府下令禁止《民报》出版，宋教仁也就此结束了他在日本的办报生涯。

1910年12月，宋教仁结束了近六年的流亡生涯返回上海，后在于右任的邀请下担任《民立报》主笔并写下了大量的革命评论。次年3月，宋教仁赶赴香港参与筹备同盟会的广州起义，但由于指挥上的混乱与仓促，当宋教仁、何天炯、陈其美这路人马在4月28日凌晨抵达广州城时，城门已闭，起义已然失败。无奈之下，宋教仁等人只好再经香港返回上海。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对同盟会构成了沉重的打击，这次的举义不仅损失了数十名宝贵的精英分子，而且令革命士气几近摧毁。事后，革命党内部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气氛，如起义的指挥者之一赵声不久即郁郁而终，而一向稳重的黄兴也不顾自己被炸断两根手指而执意要去行刺李准——当时的广东水师提督，镇压起义的罪魁祸首。自始即不赞成暗杀活动的胡汉民，这次居然也表示赞成。

就在革命党人士气低落之时，英国利物浦又传来悲痛的消息，革命党人杨守仁（即杨笃生）在悲愤交加中投海身亡。在日本期间，杨笃生对宋教仁帮助甚大，宋在得信后极其伤感，并写了两首诗以示对起义失败及友人的悼亡：

孤月残云了一生，无情天地恨何平。常山节烈终呼贼，崖海风波失援兵。特为两间留正气，空教千古说忠名。伤心汉室终难复，血染杜鹃唳有声。

海天杯酒吊先生，时势如斯感靡平。不幸文山难救国，多才武穆竞知兵。卅年片梦成长别，万骨千秋得有名，恨未从军轻一掷，头颅无价哭有声。

悲痛归悲痛，宋教仁依旧没有失去斗志。返回上海后，他与陈其美等人对孙、黄之前的起义进行反思并形成“革命三策”：

一策，效仿法国大革命，直取北京，号令全国，实行中央革命。此为上策。

二策，在长江流域，各树潜力，同时并举，创立政府，然后北伐。此为中策。

三策，在边陲各省起义。此为下策。

鉴于北方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于1911年7月31日组织“中部同盟会”，试图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重点，培植革命力量，伺机发动起义。此时距武昌起义仅有两个月零十天。事实上，在武昌起义前半个月（9月25日），湖北革命党人居正、杨玉如曾赴上海与宋教仁等人协商发动起义之事，并希望同盟会派人前去领导，不过宋教仁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因而未能采取行动。尽管历史的进程往往由偶然性因素所推动，但武昌起义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中部同盟会”决策的正确性？

宋教仁素有大志，1902年他就曾放言：“天下苦满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矣”，但此论既出，可笑同游们还讽其为“狂生”。

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到达武汉。据随同前往的日本浪人北一辉回忆，宋教仁当时以留曰学生领袖的身份活跃于革命党人阵营，他“一路行来，从未有疏离之感。且不论革命军中的高级干部如上海的陈其美、汉阳的黄兴以及他所追随的宋教仁等都是留日学生外，他（北一辉）在武昌都督府眼见留学生如潮水般的从日本赶回内地，晋见宋教仁等待分配工作等实况也在提示他（北一辉），这是一场由留日学生发起的革命”。

抵达中国后，北一辉的第一封书函就是向内田良平提到他在上海的观察。他发觉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设在《民立报》，而《民立报》的革命同仁在筹划各地革命起义时，无一不是按宋教仁原先所规定的方案执行。按照北一辉的说法，报社内同仁动辄就举宋教仁之名以为背书，无论行何事，皆称是宋先生之意办理。

到武昌后，宋教仁最初协助胡瑛办理外交，之后起草了一份革命史上至为重要的文件，那就是《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文件，之后的《临时约法》即以此为蓝本。  不幸的是，首义地武昌的局势在北洋军的攻击下迅速恶化，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在事无可为的情况下相继回沪，并协调江浙联军于12月2日攻下南京，扭转了岌岌可危的革命形势。在新成立的江苏都督府中，宋教仁担任政务厅长，并打算推举黄兴为革命政府的新领导人。

对于归途中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宋教仁似乎仍抱有成见。在几个关键性问题上，宋教仁与孙中山等人存在严重的分歧，如政权组织形式上，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等多数人主张总统制；在中央与地方问题上，胡汉民主张地方分权，而宋教仁主张中央集权；在定都问题上，宋教仁坚持己见，主张定都北京，他认为迁都南京即为放弃蒙满，而以他在东北的经验，对日俄之野心极其明了。

为此，宋教仁还与另一个脾气火暴的革命党人马君武打了一架。当时革命阵营中讨论迁都问题时，有人提议让黄兴带兵北上，并以“迎袁”为名将北洋军消灭。宋教仁对此不以为然，说北洋军有重兵把守直隶、山东，革命军根本无法北上。宋教仁的话让马君武很不高兴，当场骂宋为袁世凯做说客，想要出卖革命。宋教仁一怒之下掴了马君武一个巴掌，马君武也不甘示弱，随后一拳打在宋教仁的眼角上，并致其眼睛受伤，“句日始出”。事后，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调解下，马君武才承认自己过于鲁莽，“不识钝初政治之手段”。

尽管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在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仅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很多人为宋教仁未能担任内务总长而抱屈，但宋教仁却不以为意：“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共和肇造，非我党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革故鼎新，不足以言政治。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哪里可与言革命、讲共和？”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按约定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与总理唐绍仪提名宋做农林总长，但这个职位也未能让宋教仁感到满意。另外，首任内阁未及三个月，唐绍仪即与袁世凯闹矛盾挂冠而去，宋教仁与其他同盟会籍的总长、次长也随后辞去了内阁职务。

1912年8月，在孙中山、黄兴的支持下，宋教仁主持了解散同盟会并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并成立新的“国民党”的工作，以图在之后的国会选举中实现真正的政党内阁。对解散同盟会的举动，很多革命党人都不能理解，宋教仁向他们耐心地解释：

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我们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说来有趣，五党合并大会上，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应国民公党的要求，新成立的国民党将“男女平权”一条取消，而按新党章的规定，国民党也不再接受女党员。参加大会的知名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听后十分气愤。话不投机之下，坐在台下的唐群英冲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结结实实地打了宋一记耳光，而宋教仁只好捂着面颊退避。

在组党工作完成的间隙，宋教仁于辛亥革命一周年之际回到了家乡。到桃源后，已是民国闻人的宋教仁拒绝多方邀请而步行回家，探望已经阔别八年之久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宋振吕。在家呆了仅一个月后，宋教仁再次离开家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民国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

在他与其他革命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在之后的选举中赢得了空前的胜利，而宋教仁极有可能出任新的内阁总理。但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1913年3月22日，就在宋教仁准备从上海火车站北上之时，一颗罪恶的带毒的子弹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作为共和宪政的第一人，宋教仁为人为政，都堪称光明‘磊落。作为一个年轻的政治家，他或许有些天真和书生气，但仍不失睿智英明。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宋教仁太年轻的躯体，可能真的无法承当如此大的雄心壮志。在他即将到达政治生命的顶峰时，黑暗的陷阱却早已布下，那团31岁的生命之火和无数人为之激动的宪政理想也随之无情熄灭。

从某种程度上说，宋教仁才高八斗，但又怀才不遇；他志存高远，但又时运不济。一个31岁的年轻人出任泱泱大国的总理，固然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一百年前却几乎成为了现实。宋教仁的生命很短暂，却在中国近代吏上划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时代的巨浪将这位年少英雄推上了政治浪尖的最高峰，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无可抗拒的死亡，这虽说是宋教仁的宿命，但又何尝不是无数国民的宿命呢？

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说，如果一本著作发生阅读困难的问题，首先需要检讨的是作者自己，请问问自己想清楚没有，而且写清楚没有，不要动不动说读者程度不够。每次动笔写新书之前，笔者也一直告诫自己，书一定要写得好看、好读、好懂，如果一般读者读起来都觉得费劲，那不是读者的错而是作者的错，通俗历史尤当如此。

当然，之前也有一些读者反映，希望能在书中注明关键情节的引文出处，以便于扩展阅读。这话当然是客气了，实则是考量一个历史作者对史料运用的严肃性，即整本书的可靠性。由于笔者一直将自己定位为通俗历史作家，以前的作品因担心行文中过多的注释会影响到阅读的流畅与快感，因而只在书后附录参考书目，供有兴趣的读者挑选阅读，但这个方法也有不好的地方，特别之前写过的东西，有时候回过头来需要查找出处时，往往会忘记资料究竟是从哪本书中得来。

本书因为主要写宋教仁的遇刺，案情复杂，各方说法往往又前后矛盾，各有纰漏，因而对材料的确切性要求很高，不加注释将无法将问题说清楚。因此，本书一改之前的风格，尽可能地对各种引用的材料加以引文注释。不过，笔者必须说明的是，尽管本书加了注释，但仍属于通俗历史作品而不宜视为学术作品。

早在2010年写《辛亥残梦》时，笔者曾有一个设想即选取1911、1912、1913三个特殊的年份各写一本专题书，合起来即“鼎革三部曲”。2011年底，笔者完成了其中的第二本《门槛上的民国》，如果之前那个设想还能成立的话，那读者手头拿到的这本书就算是“鼎革三部曲”的最后一本，也算是对自己、对读者的一个交代。

说起为什么要写《宋教仁的1913》这本书，还得从2009年的《民国往事》说起。《民国往事》原本是要写到1949年的，后来也曾与国内某大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但因为各种因素的干扰竟然未能继续，笔者最后只好另找其他社先行出版《北洋往事》，后面的书写内容因为笔者的观点有些非主流而暂时搁置。

龚自珍曾有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以文为生固然是举步维艰，与主流观点唱反调更是自讨苦吃。不过，笔者仍旧固执地认为，作者的独立地位与非主流的思维往往具有更大的意义，一个观点多元、允许争论并对不同意见给予包容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理性而稳定的社会。

在这里，笔者要感谢思公、张耀杰和芦笛三位先生，在很大程度上说，本书关于“宋案”的基本观点、逻辑构架甚至材料来源均建立在三位先生的作品基础之上，笔者在此问题上并无什么独到的创见，本书能得以完成，主要得益于三位先生的成果。在这里，笔者要对三位先生郑重地表示谢意。

早在2009年的时候，笔者通过博客认识了思公先生并有幸获赠《晚清尽头是民国》的亲笔签名书，与张耀杰先生则是2012年在新浪微博上认识，至少在笔者这边，颇有投缘之感。至于芦笛先生，因为其旅居海外而不曾有来往，慕名而已。

关于“宋案”，关于真相，或许永远不会有答案。目前能够明确的，只是应桂馨与洪述祖的“小人之谋”，其他都是各种推测而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对此，读者或许无论如何都不会满意，苦苦追求的历史真相竟然是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但这正是历史偶然性的魅力所在。

戴逸在《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中说：“历史的前进并没有既定的模式，一切有待于人的努力、人的创造。而人的努力、创造也要有既定的社会条件做凭靠，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人们面临着多种机遇的选择，历史看似可左可右，可前可后。”

宋教仁的被刺也是如此，这一意外事件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中国的走向。在很多时候，历史不堪卒读，真相惨痛人心，可是，很多历史事件连真相都不可寻，这又是何等的悲哀呢？

宋教仁究竟是被谁谋杀的，如今早已成谜。当人们在为自以为是的“真相”而争得而红耳赤时，那些真正的杀手，反可能消失在茫茫的历史尘埃之中。套用常用的那句话，后人一争论，他们就发笑了。

可是，在那些似是而非的主流意见面前，总有笑不出来的人。如果可以有，那笔者姑且算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