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张资平小说中，愈来愈浓的个性主义色彩，无疑代表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的走向。张扬个性，同样也是张扬人性，张扬个人的生命价值——这一条，直到今天，仍具有振聩发聋的意义，尤其是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人们才重新认识到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以及人的权利，天赋权利。
本来，启蒙主义就是“五四”的主流，张资平正是这一主流的代言人之一，而他作品当时流行的瞬间，正是个性主义的光芒在“五四”中一闪而过的片刻，主流也由此被淹没、被切断，化作了潜流或断流。于是乎，执政者本身强调其权力意志，要把意识形态纳入其既定轨道，所以，他的作品才屡屡被禁；而左翼作家们，又在现已承认为“左”倾路线的驱赶下，同样对个性主义文学加以围剿与否弃。于是乎，张资平的作品只剩下几声微弱的呻吟，最后索性噤声了……可以说，“五四”只是在极为有限的时空中，张扬过个性。而所谓“集体主义”的神话，在整个世纪中肆虐横行，无所不在。
“集体主义”神话的破产，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揭示出来。所谓“一个人是龙，三个人是虫”，中国人的内耗也是有目共睹的。内耗为的是什么？无非是争权夺利，以登上权力的极点，从而以个人意志取代所有人的意志。所以，中国王朝的更迭，如朱元璋对一同参与抗元的义军的剿灭，才如此空前残酷，党同伐异才如此惨烈，所谓的“路线斗争”才如此频繁……正是在“集体主义”神话下，“文化大革命”才成了封建主义的集大成，“忠”字舞一时问成了最最革命的表现。
可以说，“五四”个性自由的观念，转眼即逝，很快便被淹没了，它甚至只是元初的、粗糙的，远没能滋育生长起来——仅仅在张资平等人的小说中有所反映，而这很快便不被容忍了。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不以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所有人的自由发展或解放只能是一句空言。在“集体”（或化作家族、民族、国家种种）的旗号下，否定个性，否定个体生命价值，势必走进一个怪圈，最终把人的解放予以颠覆。“文化大革命”似乎把“五四”时期激进主义的一面引到了极致，可最后得到的，却是适得其反，全面复辟了“五四”要推倒的封建极权的传统，打着“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导致了摧残个性乃至生命的悲剧。
而这，难道不可以在二三十年代“左”倾文艺路线对张资平的批判中找出端倪么？其所针对的要害，便是从张资平作品中所肯定的“人欲”开始的，进而对人道主义、自然主义的围剿——这一围剿到80年代尚未终止。张资平最大的罪名，不正是“诲淫诲盗”、“毒害青少年”么？——奇怪的是，当时的右派政府与左翼作家们在这一点上竟又走向了一致，而张资平无非是多讲了几句人的欲望，生理的欲望与心理的欲望，便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方的夹攻，最后只能在文坛上销声匿迹。
“五四”之后，胡适曾对人说过：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对比一下张资平的小说，可谓发人深省矣！张资平小说最大的“罪过”，不就是太着重个性、人欲的释放么？而恰恰是这一点，才真正属于20世纪中国的启蒙聚焦。
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还在补上这一课。而且，不仅仅是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张资平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中一个典型的“个案”，只是不少人还没意识到，或者不敢以他为典型罢了。
因此，今天重提张资平的小说，并作出全新的评价，无疑也是对“五四”的一个重温与拯救，这么说并不算过分吧。
当我们重返张资平小说的“身边”（当时有“身边小说”之称）或“私人空间”时，当我们在现代市民小说中，由张资平、张爱玲一步步读到今天王安忆、池莉、张欣对整个20世纪市俗生活的独到的刻画与描写时，我们对中国在这个世纪的文明进程——包括世俗化、市民化，可有过另一番深刻的思考？张资平的作品不仅导入这一思考，而且已超越他人把这一思考引入深层之中。
上述几个方面的论述，正是从他个人的命运、作品的命运出发的。
多少年来，张资平不是被“忘却”了，而是被“遗弃”了。而他的被遗弃似乎更为彻底，不似胡适、陈寅恪一样，各方尚可羞羞答答地关照上几句。新时期以来，一个个被遗忘的人物都陆续粉墨登场，独有他，仍是一决“禁脔”——也许，是因为“文化汉奸”之名贻害太深。记得我在《潘汉年》一书中，不无埋怨地说潘汉年太多地把有作为的文化人纳入他的情报系统，以致关露等人最后都精神失常……
但是，从根本上说，张资平的被遗弃，其要害不在这，而在他始终是“脱了轨道的星球”，一个非体制自由知识分子，在体制化的20世纪中国，很难有他的生存空间，包括作品的发表空间——正因为这，他的命运在大的方面上是早已被注定了的，在任何一方的体制中都是找不到出路的。“文化汉奸”无非是再加上一重封条罢了。而事实上，任过伪职并被判罪十年的周作人，何以比他更容易被人们重新提起呢？
但不管怎么说，到了21世纪——现正是2001年1月1日凌晨，作为他个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他的作品对“五四”的历史贡献，却已有了极大的研究价值，不仅时间已过滤掉了许多历史的尘埃，让我们多少可以看得清晰一点，而且，在生存空间、精神空间上，也已多少容得下这样一个“异类”——但愿我们不会是操之过急，不至于再度予以“遗弃”。
科林伍德将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推向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那么，“五四”的历史最为可信的部分当是思想史了。作为“五四”思想中真实的一部分——张资平小说中对人欲、个性的张扬，该有怎样的历史位置，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了。
好在今天我们终于能说出这样一句话了！
作为一部迥异的张资平评传的卷首语，这里只是“点到即止”而已，不可能是对张资平的全面评价，不少问题也未必讲透，只有留待读者在阅读中补充了。
P8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