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九一八全国鸣警报首倡者!保卫钓鱼岛活动参与者王锦思最新作品!
与崔永元就央视纪录片《我的抗战》瑕疵“激烈交锋”!
《发现抗战》从全新的角度,第一次全方位剖析和反省抗日战争发生、扩大的原因以及战争遗留问题,努力发掘前人没有涉猎、剖析和反思的领域,披露众多鲜为人知的事实,重新解读并颠覆某些传统的关于抗战的认知,并分析中日关系前景。书中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诸多新观点,譬如平型关也是大劫,日本加速中国三次改朝换代,日本从战争中学习到比中国更多的对发展有用的教训,等等。
保卫钓鱼岛活动参与者王锦思最新作品《发现抗战》从全新的角度,第一次全方位剖析和反省抗日战争发生、扩大的原因以及战争遗留问题,努力发掘前人没有涉猎、剖析和反思的领域,披露众多鲜为人知的事实,重新解读并颠覆某些传统的关于抗战的认知,并分析中日关系前景。
书中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诸多新观点,譬如平型关也是大劫,日本加速中国三次改朝换代,日本从战争中学习到比中国更多的对发展有用的教训,等等。
《发现抗战》既有对日本侵略者的批判,还有对我们民族自身的剖析;既有对抗日战争的思索,也有对战后中国和日本发展程度不同的探询。既深刻又通俗,既回顾又前瞻,是独特的看待抗日战争的著作,也是一扇反省抗战看清中国的窗口,一把剔除民族痼疾迎接新生的利刃,对热心关注这一领域的读者有一定借鉴作用。
肇始于1931的九一八事变掀起了14年抗日战争,在这一期间的第一次抗日战役,或被认为是北大营战斗,或被认为是1931年年底的江桥抗战,各种提法众说纷纭。但是也有必要廓清和认定民间自发的第一次抗日斗争,这一意义丝毫不逊于认定第一次抗日战役。
笔者认为,第一次抗日斗争比九一八事变还早两个月,这就是发生在现在德惠境内的万宝山事件。如果说当代人针对日本错误进行的斗争是后抗日斗争,那么万宝山事件可以称为前抗日斗争,或中国第一次抗日斗争。并非笔者对于家乡过度的偏爱,而是出于史学研究的严谨和抗战精神的弘扬,万宝山,无愧为中国抗日第一地。
万宝山事件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国际性影响。日本侵略中国在一个很小地方发生却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当属导致中日朝三国关系恶化的万宝山事件,它震动东亚,响彻世界。可以说,任何一部抗战史或中日史,乃至中朝史和中韩史,绝对离不开万宝山事件。
1960年5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25日“吉林万宝山人民愤怒集会,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人民日报》认为,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它侵入我国东三省的先声”,无疑是对万宝山事件意义和影响的最权威认定。
2010年5月24日,在万宝山事件发生地、德惠市举行建县百年庆典活动,小学生们的诗朗诵这样诉说:“万宝山事件,让全世界听到了德惠人民愤怒的吼声!”
2007年11月26日和2011年5月6日,我先后两次来到位于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调查,万宝山事件也被记录在这里。但是这里的资料犯下一个常识性错误,把万宝山说成位于“长春南方的小村”,其实是长春以北。这一记载,更从侵略者角度证实了万宝山事件的重要性。
万宝山在长春城东北约32.5公里。1931年万宝山事件发生时,隶属于长春县,这里有商铺16家、民户92家、人口1100余人。
1931年4月1日,与日本、朝鲜合资经营的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万宝山租用土地500垧,为期10年,言明契约经长春县政府批准后生效。契约尚未批准,郝永德便将地转手租给流浪到东北的朝鲜农民耕种。朝鲜农民为引导伊通河水入田,在马家哨口处筑坝截流,并强行在中国农民的土地上挖渠,严重损害当地农民的切身利益。
6月7日,长春县政府劝告朝鲜农民停工。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借机扩大事端,唆使朝鲜农民继续施工,并派武装日警“保护”,还遍布地雷,挖掘战壕,禁止中国人在5里之内通行,与当地农民发生冲突。
万宝山事件领头人孙永清举行隆重誓师仪式,400多人跪拜,祭祀天地,开怀大吃一顿猪肉炖粉条。不甘屈服的万宝山人民决心拼了!大不了是个死!
7月1日,数百名受害的农民自发填平一段引水渠。次日,农民正待继续平渠,日警公然开枪恐吓,但是并没有直接打死中国人,只有一个产妇受惊而死。1960年5月29日《人民日报》认为万宝山事件中,日本军国主义“霸占民田并打死打伤几千名中国人民”,显然失实夸大。而当时日本和朝鲜的报纸故意捏造事实,进行欺骗宣传,煽动宣扬朝鲜人被中国人打死,于是点燃了朝鲜人的仇华情绪。在朝鲜平壤、汉城、仁川等地掀起排华暴行,从7月3日至9日,杀害华侨109人,伤160余人。
与此同时,一股难民潮正在形成。《剑桥中华民国史》史料记载,“在满洲的朝鲜农民据说一度曾达到200万人,主要从事水稻种植,但他们大多生活在日本政权难以到达的边远地区”。万宝山事件爆发后,东北频繁发生汉族和朝鲜人的流血事件。短短一个多月内,在满洲寸步难行的朝鲜人,“锐减到大约80万人”。而朝鲜半岛的华侨华人开始急剧减少,导致现在也只有几万人。
日本外相币原称万宝山事件“侵犯帝国权益”,威胁“日本政府自将采取正当的随机措施”,并以“保护朝侨”为名出兵东北。张学良密电:“此时如与日本开战,东北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蒋介石说:“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严禁人民“举行露天大会及示威游行”,“绝对不准排日”,并派军警镇压抗日爱国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在万宝山事件中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径,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各地声援万宝山农民的正义斗争。
193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就万宝山事件发表宣言。同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关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宣传大纲》,指出“万宝山事件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预先准备作为借口出兵满洲的一个阴谋”。各地民众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示威游行,表示捍卫国家主权、反对侵略之决心。
万宝山事件,可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歪曲事实真相,借机煽动挑拨中朝人民关系而策划导演的反华排华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一次预演,为日本发动侵占东北三省的战争,制造了舆论准备;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对中国反抗程度的一次侦察。由于中国军政当局极力退让,最终导致两个月后“九一八”的发生。无独有偶,在16年后的解放战争中,德惠也是国共冲突的最前沿,揭开了解放战争大规模战役的序幕,当然这是后话。
1931年9月18日入夜,高梁红了,高粱熟了,爷爷奶奶睡着了,侵略者却睁着猩红的眼睛下手了。沈阳、长春失陷,德惠也岌岌可危。正像南斯拉夫战争影片《桥》主题歌唱的那样:“有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侵略者进了我家乡!”P18-21
“等了千年的山盟海誓,走了万里的地久天长。”
1998年,我为吉林电视台《浪漫之旅》节目撰写了宣传词,这其中的一句话也是我从少年到现在思索并体认抗战和日本的真实写照。当有些人几个月就能写出一本书来的时候,我却几乎耗尽少年时光和青春来完成我的出版梦想。
岁月,是流经家乡吉林德惠的松花江,不舍昼夜,也不容分说,让我不再青涩,我分明听到青春倒计时读秒的滴答声响。每次回到德惠感受沧桑变化,我亲切,我感伤,我是唐诗里的贺知章。不过,当回想起曾经深情写下的诗句“那一时刻,纯真的情怀,岁月是拂不去你的微风”,当这些文字浓缩了往昔的阳光和风雨,我可歌可泣的少年和青春就永不会老去。
还是一个农村孩子时,我从小人书、电影里知道有一个野蛮、凶残、好战的日本。日本兵在操练时走到悬崖边,不命令立正,仍然跨出足以致命的一步。
童年去省城长春,我在胜利公园快乐地骑着木马,后来才知道胜利公园原名儿玉公园,是为了纪念侵华将军儿玉命名,最初还立了一座塑像。木马也是当年日本人所设,直到20世纪末才绝尘而去。
最早接触的日本物品,是家中一把三八大盖枪上的刺刀,上面带有暗红色的铁锈,也许是风化了的中国人的血吧。小伙伴高举着要砍人,并高喊一句从电影上学来的日本鬼子官指挥冲锋的话“亚孜给给”。不过,还是关于中国抗战的情结更重要。
受抗战影片《地道战》等影响,我渴望当儿童团长,手拿红缨枪,站岗放哨。傍晚,我扛着铁锹,唱着“地道战,嗨!地道战!”听到暗号,两个小伙伴都拿着家伙偷偷摸摸从家里跑出来。夜幕低垂,我们撅着屁股干了起来,最后挖了一条4米长的地道。后来塌了,田野里留下一道难看的坑疤。
终于来到县城上中学,这时我好奇于抗日战争等诸多问题,并在布满跳蚤和小虫的土炕上望着斑驳陆离的天花板神思遐想,还多次晚上飞檐走壁爬到德惠图书馆的三楼查资料,最后被管理员抓住,告到母亲那里。
当时,班级规定值日生在黑板上写名言自勉,并激励同学。我写下全中国都以为是毛泽东所作的《离家》: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当时同学大多在县城住校上学,这首诗与我们的经历和理想极其相似,因此引起极大共鸣和反响。直到后来,我才惊讶地发现它有着纯正的日本“血统”。这首诗表达日本青年渴望走出山村、走向外面世界、实现变革的理想,流传一时,后来传到清末时期的中国。最初我看资料介绍这首诗是日本明治维新领袖西乡隆盛所作,2006年发现另一说作者是日本的僧人月性。
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蒋介石称,“予我精神上最大的刺激”,遂赴日留学;毛泽东感到日本“强大和骄傲”,他把《离家》抄给父亲,走出韶山冲到外求学。不仅如此,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老师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校建筑仿照日本师范学校,学生制服也是日本那种春夏白色、冬秋黑色。日本,深刻影响了两个中国巨人的成长。就连鲁迅也是看了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人被屠杀的图片,才决定走上文学道路,试图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
为什么要侵略?神秘深邃,惊心动魄。日本和与《离家》意境相同的诗句,激励了不同国度的青少年义无返顾地出走,本身就是个尖端的课题。而伴随日本的大举入侵,日本人、韩国人和中国人,都在战争中离开家乡,扮演不同角色,有的是侵略者,有的是抵抗战士,还有许多男女老幼无奈地背井离乡。和平来临之际重归家园,有的青春不再,有的只是魂兮归来。
在那亢奋而又青涩的少年季节,我的理想也受到《离家》的鼓舞,我的血在沸腾,在燃烧,17岁的我写下一首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诗:
走,上山去!
要上就上最高峰,把世界的英姿一览无余;
走,闯海去!
要闯就闯百慕大三角,让白皮肤、黄头发的禁区领略龙的奋斗之形!
既然稚嫩的嗓门一落地就非常嘹亮,
那么,即使龙的僵体卧于野,暴尸于野,也要让龙音回荡环球。
我要说:我是龙,我是东方龙,我是世界龙!
我始终坚信,对历史苦难的追忆和铭刻,会让我们成熟和警醒,是对前人脚印是浅是深、是弯是直的镜鉴,以便走好下一段路程。否则苦难就是双重的。
大学毕业时,真舍不得离开北京,但有些想家,更何况长春这个昔日日本殖民下的“满洲国首都”承受着太多的血腥和悲壮,有许多历史资源值得挖掘,就决定先回来呆几年再说,还想有朝一日重返北京。回到长春果然不虚此行。
1996年9月18日下午,我轻松地走在长春红旗街上,忽然听到尖利的警报声掠过上空。刹那间,我才意识到这一天的分量,于我心有戚戚焉。
我渐渐注意到,“九一八”沈阳、长春鸣警报是中国最大规模的抗战纪念。其他国家则是最高国家领导人讲话,全国统一鸣警报、默哀、降半旗。
长期以来,许多中国人要求日本学习德国反省侵略。孰不知,德国人的反省和惊世一跪固然来自德国本身,但是也因为犹太人的坚决斗争和对于自身苦难的隆重纪念。德国值得日本学习,而许多隆重纪念民族苦难的国家也值得我们学习。中国正在加速融入国际社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举办奥运会、世博会,抗战纪念也有必要与国际接轨。
我始终认定,中国进行国家级纪念抗战行动比单纯谴责日本参拜靖国神社更重要。如果日本不参拜,只能证明日本进步了;而只有我们纪念,民族尊严和精神才能够得到实质性提升。因此我呼吁在批判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更应该在每年抗战纪念日举行活动:每年9月18曰、9月3日、7月7日、8月15日、12月13日等纪念日,举行中央政府主办、全国规模、全民参加的国家级隆重纪念抗战的系列活动,国家领导人讲话,全国鸣警报3分钟、下半旗,全体国民肃立默哀。
位卑未敢忘忧国。2001年2月,临近全国“两会”召开,为了推动“九一八”全国鸣警报、国家级纪念抗日战争,我毅然决然地辞去电视台的工作。
长春老火车站有点浅绿色,日式风格建筑,这是殖民者的见证。曾经从这里源源不断地出入过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集结换防。
2001年2月27日晚,我从长春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把人世间一切浮华和情感全都关在窗外。这时,除了梦想外,我已经一无所有。
3月26日,我时隔五年又去位于北京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猛然发现新建的抗日英烈展厅的墙壁上有两个我非常熟悉的名字“胡乃超”、“王光宇”,一下子像被电击中了一样,震撼不已。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
上面的介绍文字是:
胡乃超,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9军分区参谋长,吉林省德惠县人,1912年生,1944年5月于河南滑县双营村牺牲。
王光宇,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副军长,吉林省德惠县人,1911年生,1938年12月在黑龙江省五常县九十五顶子山牺牲。
应该说,这非常不容易。我的家乡德惠在抗战时期并不是主战场或抗日军队活动的密集区,却能诞生两位高级将领并为国捐躯,并能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刻名镀金,这恐怕在全国其他县市也是没有的。他们在“英烈环廊”296名中外抗战牺牲者当中,和左权、杨靖宇等英烈比肩,况且占有两席,这是家乡德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胡乃超和王光宇是国歌中两个有力的音符,因此而不朽。我无限自豪又悲壮肃穆。
我百般奔走,付出千辛万苦,通过上百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连续多年在全国“两会”提议“九一八”全国鸣警报、国家级纪念抗日战争、国家级公祭英烈和死难同胞,引起广泛反响,勿忘国耻网http://www.wwgc.cc/qm/发起签名活动,目前全国每年有上千个城市在9月18日鸣警报。
我也曾处在民间后抗日或反日运动的最前线和漩涡里。每当日本出现错误行为,我和大家一起冲锋陷阵,保卫钓鱼岛,反对京沪高速铁路采用日本新干线,对日索赔,发出了中国民间的最强音。
为了调查日本侵华历史,多年来我走访了许多重要地点,比如德惠的万宝山、长春的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和伪皇宫、沈阳北大营、呼伦贝尔草原深处的诺门坎、北京卢沟桥、南京江东门、成都万年场、河南花园口、湖南衡山,乃至韩国的日占遗址、日本的靖国神社、千鸟渊无名战死者公墓、广岛原爆遗址、越南博物馆。在这里,我能够切身感到历史的伤痛,加深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
当真实地见到日本人,我往往都目不转睛地观察这些自诩为太阳子孙的民族的个体,强烈感受到其貌不扬、瘦小枯干的躯体里蕴藏着曾经足以摧毁世界、现在也能够撼动世界的能量。不过许多中国人有时也免不了担心他们又如同太阳黑子一样,突然爆发,再次令世界天崩地裂。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
反日是指对日本相关事物(诸如日本政府、日本人、日本民族、日本文化等)的不信任、反感、戒备、愤慨甚至仇视的感觉或态度,从对日本政府的憎恨到对日本文化或日本人民的憎恨,到最后甚至会倾诉于使用暴力手段。
许多人认为我是反目分子,其实我并非反日,我把自己的行动定义为“后抗日”。后抗日是对抗日战争和日本进行理性研究、宣传,并对抗战遗留下来的纪念、索赔、钓鱼岛等问题致力解决,以及谴责、批判、抗议日本错误行径等一系列追求正义公理的行动。
2005年4月15日,我见到外交部李肇星部长,我问他我国为何没有全国鸣警报纪念抗战,他用外交辞令回答:“首先搞经济建设,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你也可以写文章,这也是一种纪念!”
写文章,我也许不可能写尽所有的真实,但是写进来的就要尽可能地真实,因此我很努力。不过,我不像某些人那样认为自己最爱国,也不以为自己最理性,在历史和现实错综复杂的纠葛面前,我只是个孩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