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将进入“而立”之年时，编者从2010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

这本《师道师说(季羡林卷)》(作者季羡林)是其中一册。

这本《师道师说(季羡林卷)》(作者季羡林)是“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其中一册。

《师道师说(季羡林卷)》收录了《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关于东方语文学的研究》；《关于神韵》；《记三次反思历程》；《印度文学在中国》等文章。

总序一

总序二

印度与中亚古代语言

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的现象

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

梅咀利耶与弥勒

印度文学与文化

《梨俱吠陀》几首哲学赞歌新解

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

《列子》与佛典

浮屠与佛

再谈“浮屠”与“佛”

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

论梵文□的音译

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问题

所谓中天音旨

印度文学在中国

《糖史》附录三篇

比较文学

关于东方语文学的研究

关于神韵

《关于神韵》一文的补遗

其他文字

《季羡林散文集》自序

年

老猫

赋得永久的悔

总后记

我从小好舞笔弄墨，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敢妄想成为什么文学家，可是积习难除，一遇机缘，就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积之既久，数量已相当可观。我曾经出过三本集子：《朗润集》、《天竺心影》、《季羡林选集》(香港)，也没能把我所写的这一方面的文章全都收进去。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建议我把所有这方面的东西收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集子。我对于这一件事不能说一点热情都没有，这样说是虚伪的；但是我的热情也不太高：有人建议收集，就收集吧。这就是这一部集子产生的来源。

集子里的东西全都属于散文一类。我对于这一种文体确实有所偏爱。我在《朗润集·自序》里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到现在的我仍然保留原来的意见。中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散文国家，历史长，人才多，数量大，成就高，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可能与中国的语言有关。中国汉语有其特别优越之处。表现手段最简短，而包含的内容最丰富。用现在的名词来说就是，使用的劳动量最小，而传递的信息量最大。此外，在声调方面，在遣词造句方面，也有一些特点，最宜于抒情、叙事。有时候可能有点朦胧，但是朦胧也自有朦胧之美。“诗无达诂”，写抒情的东西，说得太透，反而会产生浅显之感。

我为什么只写散文呢？我有点说不清楚。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给我起过一个绰号，叫做“诗人”。我当时恐怕也写过诗，但是写得并不多，当然也不好。为什么竟成为“诗人”了呢？给我起这个绰号的那一些小伙伴几乎都已作古，现在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了。其中可能包含着一个隐而不彰的信息：我一向喜欢抒情的文字。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的时候，真正打动了我的心的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归有光的《项脊轩记》等一类的文字，简直是百读不厌，至今还都能背诵。我还有一个偏见，我认为，散文应该以抒情为主，叙事也必须含有抒情的成分。至于议论文，当然也不可缺，却非散文正宗了。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所谓“身边琐事”这个问题。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在解放前，反对写身边琐事的口号是一些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的。我觉得，当时这样提是完全正确的。在激烈的斗争中，一切涣散军心、瓦解士气的文章都是不能允许的。那时候确实有一些人想利用写身边琐事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消灭人们的斗志。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写身边琐事是无可非议的、顺理成章的。

但是，我并不认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义正词严、疾言厉色地来反对写身边琐事。到了今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对身边琐事应该加以细致分析了。在“四人帮”肆虐时期；甚至在那个时期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假、大、空的文学作品，凭空捏造，很少有事实依据，根据什么“三突出”的“学说”，一个劲地突出、突出，突得一塌糊涂。这样做，当然谈不到什么真实的感情。有的作品也曾流行一时。然而，曾几何时，有谁还愿意读这样的作品呢？大家都承认，文学艺术的精髓在于真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果内容不真实，用多么多的篇幅，写多么大的事件，什么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宇宙大事，词藻再华丽，气派再宏大，也无济于事，也是不能感人的。文学作品到了这个地步，简直是一出悲剧。我们千万不能再走这一条路了。

回头再看身边琐事。古今中外都有不少的文章写的确实是一些身边琐事，决不是国家大事，无关大局。但是，作者的感情真挚、朴素，语言也不故意扭捏做作，因而能感动读者，甚至能让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读者在内心深处起着共鸣。这样写身边琐事的文章能不给以很高的评价吗？我上面列举的那许多篇古文，哪一篇写的不是身边琐事呢？连近代人写的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一些文章，比如鲁迅的抒情散文、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名篇，写的难道都是国家大事吗？我甚至想说，没有身边琐事，就没有真正好的散文。所谓身边琐事，范围极广。从我上面举出的几篇古代名作来看，亲属之情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亲属和朋友的生离死别，最容易使人们的感情激动。此外，人们也随时随地都能遇到一些美好的、悲哀的、能拨动人们的心弦的事物，值得一写。自然景色的描绘，在古今中外的散文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读了这样的文章，我们的感情最容易触动，我们不禁就会想到，我们自己对待亲属和朋友有一种什么感情，我们对一切善良的人、一切美好的事物是一种什么态度。至于写景的文章，如果写的是祖国之景，自然会启发我们热爱祖国；如果写的是自然界的风光，也会启发我们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这样的文章能净化我们的感情，陶冶我们的性灵，小中有大，小中见大，平凡之中见真理，琐细之中见精神，这样的身边琐事难道不值得我们大大地去写吗？

今天，时代变了，我们的视野也应当随之而扩大，我们的感情不应当囿于像过去那样的小圈子里，我们应当写工厂，应当写农村，应当写革新，应当写进步。但是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个人的感受，我们的灵魂往往以一些琐事触动起。国家大事当然也可以写，但是必须感情真挚。那一套假、大、空的东西，我们再也不能要了。

这就是我了解的身边琐事。收在这一个集子里面的文章写的几乎都是这样的身边琐事。我的文笔可能是拙劣的，我的技巧可能是低下的。但是，我扪心自问，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一点决不含糊。我写东西有一条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这也就是我写散文不多的原因。我决不敢说，这些都是好文章。我也决不说，这些都是垃圾。如果我真认为是垃圾的话，当然应当投入垃圾箱中；拿出来灾祸梨枣，岂非存心害人？那是虚伪的谦虚，也为我所不取。P343-345

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于1984年，是一所在众多老一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先生的支持下，由一批中青年学者办起来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到今年(2011)已经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一个纯民间的学术团体在艰难的情况下，能坚持下来，而且对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多多少少出了点力，是可以感到欣慰的。

自1949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也可以算是一件新事物。据我所知，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不能算1949年后第一个颇有影响的纯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大概也是最早办起来的少数几个中的一个了。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新办书院，并恢复了多所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书院。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

我认为，对中国文化书院来说，也许最为宝贵的是，书院集合了一批有志发展和创新中国文化的老中青三代学者。老一代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他们的学术风范，无疑是当时维系书院的精神力量。1984年底，文化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开会，当时我们没有院址，也没有什么经费。任继愈先生说：“草棚大学可以办，我们连草棚都没有也要办。”因此，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借青年干部学院场地举办了第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这次讲习班是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当时梁先生已经88岁了。我们请他坐着讲，而梁先生一定要站着讲，他说这是一种规范。梁先生在演讲中高声地说：“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干。”这对在场二百多名听众是极大的鼓舞，也给了中国文化书院在风风雨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支持下去的一种精神力量。

一个希望在中国发生良好作用的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型群体。中国文化书院在走过的二十多年中虽然存在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却是一个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无门户之见，有良好学术风气的团体。例如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持激进批判态度的青年学者，也有被视为致力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还有努力寻求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中坚力量。这些在文化问题上具有不同认识的学者集合在一起，虽然对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考虑有所不同，但他们所抱有的一种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愿望则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书院也和国内外的许多学术团体和非学术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队伍中不仅有众多的我国第一流学者，而且还聘请了一批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导师。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海外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学术交流，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们从2010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

在我们编辑的过程中，江力同志出力颇多，东方出版社的同仁给予大力支持，并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特此致谢。  汤一介

2011年12月1日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从2010年5月份策划、启动，到现在已经两年零七个月了。从开始的讨论，到今天的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同仁以及导师家属、学生、出版社都付出了很多努力与艰辛，可以说，大家一路相伴，风风雨雨，因而今天能看到这十五卷触手可及的《导师文集》，幸甚大焉！

最初，按汤一介先生的意见，计划给九十岁以上的导师各出一卷文集，按年龄数下来就有二十多位，分别是梁漱溟(院务委员会主席)、冯友兰(名誉院长)、袁晓园(导师)、邓广铭(导师)、张岱年(名誉院长)、虞愚(导师)、季羡林(院务委员会第二任主席)、何兹全(导师)、侯仁之(导师，1911年生)、启功(导师)、金克木(导师)、周一良(导师)、吴晓铃(导师)、杨宪益(导师)、阴法鲁(导师)、任继愈(导师)、石峻(导师)、牙含章(导师)、宫达非(导师)、吴江(导师，1918年生)、王元化(导师)、李慎之(导师)先生等。但最终因各种原因，如有些先生离世多年，亲属虽多方联系没有音信，还有其他“原因”，因此有七位先生的文集无法出版，故而原计划的二十二卷就成了今天大家能看到的十五卷文集。

当时我们在拟定策划案上，写了很多“豪言壮语”——“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处于伟大复兴的前夜，中国文化书院应当继承前贤，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反本开新’的历史使命。为此，中国文化书院联合出版社，意图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们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其目的是“为表彰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为中国文化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以表达我们深切的敬意与纪念”。编辑方法和要求，则是“选取导师们代表性文章或散文、随笔，文字30万字以内为宜，由这些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的直系亲属或其学生担任，文章多能体现导师们的真性情与人生本色，内容活泼，不限定内容的范围，没有固定规则，每本有一简明的内容提要，选取导师们的自述文章作为代序前言，最后由编者写编后记或者跋语。《文集》体现亲情，反映导师们的人格风貌，也能反映后人对前人的认识”。

所以就这个问题回到最初，汤先生最早和我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也是有顾虑的。因为导师们的学术地位很高，文集、选集出的并不少。当然，也有如研究藏学并护送“班禅”进藏的“特使”牙含章先生，研究佛教因明学的虞愚先生，今天学界亦少有人知。如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再编一套学术文集，其意义和现实作用何在？最终我们决定，从“学术生活史”的概念，编辑一个含有学生、亲属的纪念文章、评论文章的亲情感性文本。我以为，这样的文本，更具有生命及其理由。

中国文化书院自1984年成立，到2014年就是三十年了。成立之初，中国文化书院“是推动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热’的北京三大学术团体之一；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学热’，中国文化书院同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分布在海内外的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各个专业都做出了不同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这次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自然成为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十五卷《导师文集》的出版面世，我特别感激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先生，是他们提出并促进完成这样一个任务；还要感激书院副院长李中华教授、魏常海教授，是他们的热情支持，使得编辑以及具体编辑环节都得以顺利实现；书院秘书长苑天舒、院长助理江力，以及在书院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办公室“管家”刘若邻，更是多年来的得力助手。没有他们的参与以及支持，也不会有《导师文集》的及时出版，这是我要深深感谢的！

另外也要感谢老朋友张云昌先生，我们在“大家文丛”、“四为书系”等文集出版方面有着良好愉快的合作，他也是这套文集的发起人之一，感谢他以及继任耿明山社长和中国三峡出版社为了这套书初期付出辛劳的副总编肖玉平先生以及编辑们！  话说到这里该谢幕了，我们要谈谈这套书的出版者东方出版社。中国文化书院与《新华月报》合作“文化中国”学术栏目，故因张杰先生结缘东方出版社，并把《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交付东方出版社出版。这是我要深深感谢的！同时我要感谢《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所有的导师、亲友以及编辑者，没有你们的支持、宽容与理解，是不可能有这套文集的出版。

最后说说书名，汤先生提出一个“师道·师说”，我觉得是神来之笔，突出了这套文集所给予的内容与含义，因此决定这套文集的名称：《师道·师说——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仅以此书系，献给2014年——“中国文化书院”建院三十周年！

王守常

2012年12月18日于北京大学治贝子园

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汤一介

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的作者，大多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近百年来他们用心血写就了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恢宏的篇章，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二十世纪的生活史中最让人心痛的一页。他们有过愉快，有过迷茫，有过痛苦，但他们矢志不渝爱着中国。他们用心用笔将世界文化迎进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

——王守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