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第二次土地调查给出的信息?有必要了解一下第二次土地调查的任务和技术手段。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包括农村土地调查和城镇土地调查。
农村土地调查以县区为基本单位，主要根据1:1万比例尺正射影像图，实地调查城镇以外的每块耕地、园地、草地、林地、农村居民点的地类、位置、范围、面积、分布和利用现状；查清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公路、铁路、河流以及农、林、牧、渔场(含部队、劳改农场及使用的土地)等国有土地的使用权状况；将基本农田保护地块(区块)落实到土地利用现状图上，并登记上证、造册，建立土地利用数据库和地籍信息系统，实现调查信息的互联共享；在调查的基础上，建立土地资源变化信息的统计、监测与快速更新机制。
城镇土地调查主要确定城镇内部每宗土地的界址、范围、界线、数量、用途等，掌握工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金融商业服务用地、房地产用地、开发园区等土地利用和使用权等状况。
第二次土地调查采用了许多先进技术，例如，航天航空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卫星定位和数据库及网络通信等。在调查中，采用航空、航天遥感技术手段获取客观现势的地面影像作为调查的主要信息源。采用多平台、多波段、多信息源的遥感影像，包括航空、航天获取的光学及雷达数据，以实现对全国各类地形及气候条件下现势性遥感影像的全覆盖。采用基于DEM和GPs控制点的微分纠正技术，提高影像的正射纠正几何精度。采用星历参数和物理成像模型相结合的卫星影像定位技术和基于差分GPS／IMu的航空摄影技术，实现对无控制点或稀少控制点地区的影像纠正。
在GPS等技术帮助下，主要以1:10000比例尺的正射影像图作为调查基础底图，实地对每一块土地的地类、权属等情况进行外业调查。以外业调绘图件为基础，采用成熟的目视解译与计算机自动识别相结合的信息提取技术，对每一地块的形状、范围、位置进行数字化，准确获取每一块土地的界线、范围、面积等土地利用信息。
城镇土地调查以1:500比例尺为主，充分运用全球定位系统、全站仪等现代化测量手段，开展大比例尺权属调查及地籍测量，确定每宗土地的位置、界址、权属等信息。地籍调查尽可能采用解析法。
采用内外业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形成集信息获取、处理、存储、传输、分析和应用服务为一体的土地调查技术流程，获取全国每一块土地的类型、面积、权属和分布信息，建立连通的“国家一省一市一县”四级土地调查数据库。系统整理外业调查记录，并以县区为单位，按照国家统一的土地利用数据库标准和技术规范，逐图斑录入调查记录，并对土地利用图斑的图形数据和图斑属性的表单数据进行属性联结，形成集图形、影像、属性、文档为一体的土地利用数据库。
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图形平台，以大型的关系型数据库为后台管理数据库，存储各类土地调查成果数据，实现对土地利用的图形、属性、栅格影像空间数据及其他非空间数据的一体化管理，借助网络技术，采用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方式，有效存储与管理调查数据。考虑到土地变更调查需求，采用多时序空间数据管理技术，实现对土地利用数据的历史回溯。另外，由于土地调查成果包括了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遥感影像数据、权属调查数据以及土地动态变化数据等，数据量庞大，记录繁多，采用数据库优化技术，提高数据查询、统计、分析的运行效率。
毫无疑问，第二次土地调查采用的先进技术大大提高了我国土地调查的技术水平，翻开了土地调查工作新的一页，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采用航空、航天遥感技术手段不仅可以准确地了解地块的位置、面积、形状等地理要素，还能判断地块是否属于耕地。在一般情况下，在收获季节耕地地表的承载物必然急剧减少，导致红外遥感图像的颜色发生骤变。如果再辅助以地表人工识别，基本上可以区分耕地与非耕地。
采用先进技术可以挤出以往土地调查时掺杂进来的水分。如果要求农民申报耕地数量，很难避免国家财税政策的影响。在征收土地税、农业税的情况下，某些农民会少报耕地数量，在发放耕地补贴的情况下会多报耕地数量。如果以航拍图片作为土地调查的基础，与农民的财税负担和补贴脱钩，得到的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性。
航拍或卫星遥感图像资料有一个很大的弱点：能够区分国界，却很难识别省界、县界、乡界。显然，如果耕地数量不能落实到行政单位和生产者，得到的数据就缺乏政策意义。为此，第二次土地调查动用了数十万人在全国各省市以1:10000比例尺的正射影像图作为调查基础底图，实地对每一块土地的地类、权属等情况进行外业调查，确认每块耕地的归属。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程。在建立数据库之后，自然可以清晰地识别省界、县界和乡界。今后只要在原有数据库的基础上适度调整就可以追踪耕地的变化情况。
采用红外遥感技术能够根据收获季节地面承载物的变化情况识别耕地与非耕地。可是，很难区分果园和林地。果园属于耕地。近年来，由于种植果园的经济效益远高于大田作物，因此农民将大量耕地改为果园或茶园，水果产量迅速增加。在卫星遥感图片上无法识别采摘苹果前后的变化，很容易把果园当作林地。东北农民种植人参，要好几年才收获一次。在卫星图片上也许会将人参地误认为草地。只有派出调查人员，实地考察才能确认这些地块是否属于耕地。
遥感图像最大的局限性是很难区分耕地和农民家庭的“菜园”。事实上农民的宅基地中有很大的一部分用来种菜、种粮和种植各种农作物。而这些“宅基地”从来就没有被纳入“耕地”的统计数据。没有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配合，根本不可能真正弄清楚有多少土地没有被纳入耕地统计数据。遥感图像不涉及地块的使用权归属，只要是耕地就统计在内。显而易见，在遥感图像技术基础上调查出来的耕地面积要大于以往的统计数据。毋庸置疑，采用先进的遥感技术得到的耕地数量要比走乡串户、问卷调查的结果更贴近真实。P6-8
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一个久盛不衰的热点话题。人们关心耕地红线，实际上就是在关心自己的饭碗。近年来出现了一大批严肃、认真的研究成果，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等人所著的《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北京工商大学的《中国粮食安全发展报告》等。《财经》杂志2013年第35期发表了“中国粮食安全报告”，对耕地红线的研究做了比较全面的综述。尽管如此，在各类媒体上还是不断有人质疑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些人语不惊人死不休，好像中国的粮食危机已经迫在眉睫。特别是在海外，“中国崩溃论”每隔一段时间就发作一次，生态危机、耕地危机几乎是必定要涉及的题目。
从2006年以后，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口号家喻户晓。2013年年底，发布了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结果，耕地总量从18.2亿亩上升为20.3亿亩。没料到，争论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更激烈了。有些人质疑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有些人甚至猜测是不是房地产商鼓动统计部门修改了数据。
学风浮躁是当今社会的大敌。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人们很容易表达意见。如果是茶余饭后随便说说，八卦一番倒也无妨，可是谈到严肃的经济问题就不能信口开河了。要尊重知识，敬畏规律。不唯上，不唯书，不逢迎，不跟风。切切不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说话要有根据，推论要有逻辑。有一说一，白是白，黑是黑，毫不含糊。特别是对于那些看似枯燥的经济数据更是来不得半点马虎。在18亿亩耕地红线的问题上尤其要相信科学，相信市场。
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自2011年建立以来，承担了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的核算、研究工作。在2013年，我很荣幸能够和国民核算研究院的朋友们一起投入了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研究。我们详细核对了各种经济数据，厘定了许多术语的标准定义，拿世界各国的数据进行了横向比较。我们试图做到每一个分析都有根有据，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研究院同事和学生们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写出了这本书。
毫无疑问，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可是，过犹不及，如果人们对于粮食安全存在着莫名的恐惧，不敢放手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那就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千万注意，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教训，一个倾向掩盖了另外一个倾向。目前，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问题尚未展开深入的探讨和争论，人们各持一端，似是而非。好像各方说得都有理，结果，举棋不定，犹豫徘徊，因循守旧，在传统农业结构上打圈圈，走不出新路来。正确的经济政策必然来源于调查研究。需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信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讨论经济问题一定要进行效益和成本定量分析，寻找最适合国情的发展途径。只有真正了解国际粮食市场的格局以及历史上粮食制裁的机理和始末，才能打破旧观念的束缚，破除对粮食制裁的恐惧，大胆地改革农业生产结构。
在考虑粮食安全的时候，要区分口粮、饲料和工业用粮。粮食安全的核心是口粮安全。人们常常拿粮食自给率说事，实际上，以谷物自给率作为粮食安全的主要指标更好。如果我们对口粮安全有信心，就可以放手大幅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如果进口饲料在经济上合算，宁肯将部分土地休耕也要增加进口。但是务必保持大部分农田性质不变，保持粮食生产结构调整弹性。
我们的结论是乐观的。从过去十年耕地数量变动的态势来看，只要能够唤起民众的危机意识，全民重视保护耕地，中国完全能够保持耕地数量的动态平衡，在土地问题上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我是张培刚老师“文化大革命”以后带的第一个研究生。1945年他在哈佛大学发表的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早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2013年11月23日，我回到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参加张培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得到了一本《张培刚传》。书中引用了张培刚老师的一些重要观点。
张老师认为：“要树立辩证的粮食安全观，我国目前98％的粮食自给率太高，许多地方应从粮食生产领域中退出来，要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以保护生态环境。还要充分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就粮食自给而言，以保证口粮自给，即95％的自给率为宜。” 张老师指出：“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粮食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可是粮食浪费现象却变得越来越严重。我国在粮食收割、脱粒、加工、运输、储藏、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上均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从深层次分析，其原因在于粮食经营体制不合理而导致的责权不清、管理混乱。中国自从取消粮食统购统销体制以来，对粮食经营时而放、时而收，始终没有改革到位。因此，在新世纪必须进一步深化粮食经营体制改革。粮食经营体制应实行国家宏观控制和微观市场化经营相结合。国家除制定粮食经营的法规、政策和掌握必要的粮食储备以外，微观上应放开经营，由市场调节。要允许民营粮食企业与国有粮食企业同台竞争。同时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理清产权关系，明确责任界限，使其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
在论述农业对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作用及贡献时，张老师认为：“20世纪末，中国已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一历史性成就标志着中国粮食经济在20世纪的巨大发展。然而，中国的‘三农’(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包括粮食问题，还远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并且，由于片面强调解决粮食问题而引起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也越来越严重。因此，在21世纪我国要继续密切关注粮食问题。但解决粮食问题，仅靠粗放式扩张和简单的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而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要进一步深化粮食生产制度和粮食经营体制的改革，要加强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同时要转变传统的粮食安全观，搞好粮食的对外贸易，走‘高产、优质、高效、开放’的粮食生产经营之路。”
张培刚老师以耄耋之年，对中国粮食和土地问题有着如此深刻的真知灼见，实在令人钦佩万分。哲人仙去，风范永存。张老师的观点给我很大的启迪，极大地推动了我对中国粮食和土地问题的研究。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丁声俊教授是研究粮食问题的专家，他不辞辛苦赶到北大来，给我不少帮助和指点。周其仁、卢锋教授在中国农业研究上造诣颇深，每当我有困惑之时，都大大得益于和他们的讨论与切磋。我们衷心地感谢刘国光、吴敬琏、周小川、茅于轼、张曙光、陈锡文、郑玉歆、汤敏、左小蕾、文贯中、李波、姚洋、李玲、李稻葵、霍德明、巴曙松、钟伟等人的支持和帮助。
衷心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给我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学术环境。在这里没有偏见，没有禁忌，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勇于探索。非常感谢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Huron College，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给我提供了学术假，经济系的同事们分担了我的教学任务，使我能够从2013年元月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做了整整一年的研究。本书中的许多数据、表格都来自我们编纂的《国民核算研究报告》。
无论我走到哪里，关克勤都和我在一起。她是世界上最好的贤内助。我在每本书的序言中都向她致谢，似乎重复次数太多。可是，如果没有她提供的后勤支持和各方面的帮助，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根本就不可能。
贾帅帅是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的博士生。2013年大年初三，当我回到国民核算研究院的时候他依然在办公室看书。他学习努力，工作勤奋，凡是交给他的科研任务，总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本书中的大部分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都是他完成的。在研究中他时常有些新的想法，只要坚持下去，敢于探索，勤于思考，今后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大有可为。
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多次，非常愉快。非常钦佩他们的高效率和严谨的工作态度。非常感谢林君秀和郝小楠对本书编辑做出的贡献。
我以前很少涉猎农业经济，学识浅薄。在本书中我直率地谈出自己的一些观点，但心里知道，难免有许多错误的地方，衷心地欢迎各位朋友不吝指教。
徐滇庆
2014年1月3日
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一个久盛不衰的热点话题。人们关心耕地红线，实际上就是在关心自己的饭碗。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一大批严肃、认真的研究成果，但仍不断有人质疑中国的粮食安全，特别是在海外，“中国崩溃论”频现报端，其中生态危机、耕地危机几乎是必定要涉及的题目。
《问粮(详解18亿亩耕地红线)》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写作而成的，每一个分析都有根有据，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书中详细核对了大量经济数据，厘清了各种术语的定义，通过与世界各国的数据进行横向比较，全面论证了我国当前耕地的供需状况，并给出了能有效提高耕地供给的具体政策建议，对于未来阶段我国保障耕用土地及粮食安全，进一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推进城镇化建设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问粮(详解18亿亩耕地红线)》的作者徐滇庆是少有的学院派畅销书作者，著有《看懂中国经济》《房产税》等畅销著作。
毋庸置疑，中国人必须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自己，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养活中国的13亿人口。说18亿亩耕地红线，实际上是在关注粮食安全问题。
《问粮(详解18亿亩耕地红线)》是第一次对粮食问题这一国民经济重大战略问题进行定量的研究考证，结论具有科学性和实践价值。作者徐滇庆是少有的学院派畅销书作者，著有《看懂中国经济》《房产税》等畅销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