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黄叶飘零时节,有人通过调查,知道了你的身世,在全村人参加的大会上,给你扣了“地主分子”的帽子。紧接着,批斗,游乡,在皮鞭、棍棒的威胁下,赤着一双缠过又放过的小脚,游遍全大队八个村,身后,留下一串带血的脚印。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自报罪行:“我是漏网地主分子,大地主的姨太太,资本家的臭老婆……”一遍遍重复着,声音干哑,带着哭腔,眼泪打湿了胸前几十斤重的木牌……
贫农家里竞陡地出了个“地主分子”,幺叔胆小,吓蒙了,总怯怯地不敢看你,好似你成了怪物。他更糊涂啊,不该偷偷去找贫农代表刘麻子。刘麻子多年来走江湖,卖假药,一肚子鬼话。就编派你“面相克夫”“女人颧骨高,杀人不用刀”,前两个男人都是被克死的。幺叔竞相信了,回家看见你那棱棱的颧骨,真像看见两把刀。那颧骨本来并不高,人瘦了才高了啊。两个儿子也怕“阶级敌人”粘连自己,人前人后不再理睬你。爷儿三个一商量,在村头又盖三间房,搬了家。
你只剩下孤独的自己,还有那棵柿树。茅屋里,再没了笑声,再没了人语,再没了拉着长腔儿的歌吟,只有冷清的枯寂。
柿子又熟了,一树熊熊的火焰。你又摘下,送东家西家,有的战惊惊地收下,有的冷冰冰地拒绝,有的把柿子摔在地上。你的心颤了,冷了,被摔碎了。你把柿子送给孩子们,他们不接,反说你是“地主婆…‘资本家”;你不在家时,他们却翻墙进院,爬树偷柿子。看着柿树,你心酸,昔日的笑,都变成哭,又不敢哭出声,泪都流进肚里。
女人们坐一块儿做针线,家常话说得热烘烘。看见你走近,都闭了嘴,一脸冰霜。你走开了,指着你的背影骂“扫帚星”“狐狸精”“妨男人”。
你被罚做义务工,修村中那条路。捡来一筐筐石子,砌成一片片图案,路上闪着斑斓的光。你不似在服苦役,还像在绣花,把心里的花啦草啦,都绣在路面上。路高了平了,雨天不再积水,晴天不再扬尘,大车不会再陷进烂泥里,行人不会再跌跤摔倒,却没人夸你的功德。
你有了儿媳,儿媳从没向你叫过“娘”。
你有了孙子,孙子从没向你叫过“奶奶”。
你成了哑人,傻人,成了幽灵。当年那些趣话儿、故事、儿歌,连同银铃儿般的笑,都沤烂在肚里。白日下地,干男人的活儿,记半个女人的工分。夜晚不敢点灯,村街上的脚步声会踏起久久的心跳。在路上走,只敢看自己的脚尖,碰到人,主动绕道。一日三餐,以落叶烧火,以薯干充饥。两腮凹陷,眼分外大,颧骨分外高。脸皮儿却依然白净,背也不驼。头发花白了,稀疏了,依然梳得整齐。衣裤破旧了,补丁补得方方正正,依然洗得清洁。
幺婶,冬日那长长的黑夜,夏日那长长的午后,茅屋独处,你想的啥?想想你刚嫁来那些年吧,想想你绣的花,做的鞋,给邻里送的柿子,给我讲的故事,念的儿歌,和女人行中长天不断的嬉笑,想想,还会觅得一丝慰藉,一丝甘泉,一丝暖洋洋的风。啊,幺婶,还是不想那些好,想想,会使你更痛苦,更伤心,更难忍受现实的残酷啊。
那柿树,如往常一样,春开花,夏结果,秋落叶,冬日全裸着枝权兀立在寒风里。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幺婶啊,你苦苦地熬着年月。你盼的啥?
你还记挂着我。
听说我要结婚了,在一个五更里,你顶着风雨,悄悄敲开我家大门,送来一条被面,上边印着鸳鸯戏水。那是你积攒卖鸡蛋的钱买的。我收下了,你脸上浮出凄然的笑意,交代我:“别给别人说,说了,对你不好。春节到了,领着媳妇回来,我只站远处看看……”说罢,你去了。风雨更猛。大门外,你跌了一跤。送走你,我才发现屋里你站过的地方,留下一摊泥水。
听说我有了孩子,在一个月黑夜,你拄着拐杖,磕磕绊绊,挪到我家,提一篮柿子,让捎回城里给孩子吃。还说:“娃大点儿了,带回来我看看。到时候,叫他自己上树摘柿子。”孩子吃着柿子,一再说甜,问:“谁给的?”我说:“一个奶奶。”孩子说:“这个奶奶真好。”
从没有见你吃过柿子,难道你不知道什么是甜?你是吃苦长大的,苦水苦汁滋养了你。你老了,身体如一把干草,还能够吃得多少苦?你太屈了,心上已经创伤累累,还能够再刻下多少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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