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席珍评传》将口述所得与书本材料两相对照，钩沉爬梳，终于全面呈现了孙席珍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以及先生许多不为人所知的革命经历，并对之作出了不偏不倚的客观评价。其中，如对孙席珍与鲁迅、郭沫若、周扬等人的交往，大多同文学史上的重要史实有关，又同现代文坛的左右之争密不可分。类似这样的发现，大多从口述史实与原始资料中探寻而得，许多为第一次的解密，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王姝能沉潜为文，为孙先生勾勒了这样一幅生动完整的画像。

《孙席珍评传》由王姝编著。

《孙席珍评传》讲述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浙江向有“半壁江山”之称。除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众所周知的大家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优秀作家对现代文坛做出了独特而卓绝的贡献。孙席珍的文学创作，不管是新诗、散文还是小说，都在汲取五四土壤营养的基础上开出了绚烂的花朵——被鲁迅称誉为“诗孩”，《槐花》、《五姝》等散文体小说，将“自叙传”小说椎上了情理交融的新的高峰，为其赢得“京华才子”美誉，“战争三部曲”在法国、丹麦、日本等国先后节译出版，“新乡土小说”代表作《阿娥》被斯诺选入《活的中国》，并称其为鲁迅之外最喜爱的小说。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任教于杭州大学，致力于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研究，以一人之力撰写的西欧、东欧、日本、印度、阿拉伯等国文学史，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

第一章 跳着念书的贫家稚儿

 第一节 没落的家庭

 第二节 教会中学

 第三节 初到北大

第二章 鲁迅交口称赞的“诗孩”

 第一节 盛赞“诗孩”

 第二节 师生情谊

 第三节 京华才子

第三章 从“五卅”到“三一八”

 第一节 学生领袖

 第二节 《晨报》换帅

 第三节 师生暌隔

第四章 与郭沫若在北伐途次

 第一节 连升六级

 第二节 南昌起义

 第三节 战争小说家

第五章 北方左联与特别党员小组

 第一节 北方左联

 第二节 北平五讲

 第三节 《文史》文“祸”

 第四节 两个口号

第六章 “活的中国”与新写实小说

 第一节 入选《活的中国》

 第二节 新乡土小说

 第三节 江西政治讲习院

第七章 立身讲坛的文学教授

 第一节 甘守清贫

 第二节 从反右到“文革”

 第三节 现代文坛实录

孙席珍年谱

孙席珍著译要目

第三节 初到北大

两年后，十六岁的孙席珍中学毕业。在他眼前，摆着一条父亲为他安排好的安稳的人生道路。父亲已经为他四处托人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到银行当练习生的位置。但经过五四洗礼的孙席珍怎么可能满足于当一名银行练习生呢？那样一条在世人看来十分稳妥的道路，不啻是一种精神的活葬。

他几乎没有犹豫一下就拒绝了父亲的好意。一到秋天，他就直奔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新思想的中心——北京。连去北京的路费都是从亲友处筹措而来。初到北京，孙席珍拖着两件破旧的行李，步出车站，四顾茫茫，不辨方向，于是他雇了辆街车，路上经过天安门，向巍巍的华表望了两眼，他心潮起伏，不能自已，心中默念：北京，我来了！车到沙滩的红楼，这里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孙席珍抬头向上望，低头向下看，想到这几年将在这里学会赛因斯，学懂德谟克拉西的道理，一颗激动不安的心终于沉静下来。

孙席珍成绩优异，不经预科，直接考取了北大哲学系。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何况他还只有十六岁。到北大后，孙席珍办好各种入学手续，搬进银闸一间小公寓，安顿好了行李。第二天早上无事，他独自跑出德胜门，第一次遇见了一串串驼铃。那时的德胜门，还没有成为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中心，北京城的旧貌尚在四合院沉稳的气息中凝固。一出城墙，风景殊异，德胜门外的景象已经与塞外略同。见惯南方阴雨连绵天气的孙席珍只觉得北方的天特别高特别清澈，北方九月的风吹来颇有些寒意了。而那负着重负的骆驼，却像满不在乎似的，排成行列，只顾昂着头，一直朝着苍茫无际的前方走去。孙席珍一时不免有点黯然，但随即想到，它们将踩着坚实的脚步，横穿过荒凉的大沙漠，最后终将觅到绿洲，他的心似乎又很踏实了。“骆驼呀，骆驼呀，我应该向你们学习，我愿跟着你们一步一步向前走。”北方文化一下子把辽阔坚实的境界展现在孙席珍的面前，开始磨砺这个南方少年的心。

孙席珍在北大读书，经济十分紧张。他家境本来就困难，何况求学还违拗了父亲的意愿。孙席珍几乎每月的伙食费都不大挤得出。再加上他急于求知，见到新书报，总想买来看，这样就更加捉襟见肘了。幸好经绍兴同乡兼师长孙伏园先生介绍，他到《晨报副刊》担任校对，每月有十五元的收入，半工半读才勉强维持了下来。《晨报副刊》报馆在宣武门外丞相胡同，距离沙滩有十多华里，每天下午三四点下课以后，孙席珍就得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北池子出前门，穿过杨梅竹斜街，跑到报馆工作。晚上十点多，才能赶回寓所。常常赶不上晚饭，他就路上吃两个饼、一包花生米充饥，边走边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论风霜雨雪，没有假期，没有休息，孙席珍已经习以为常，也从不觉得苦和累。

孙席珍一开始就选择了哲学系。在他心目中，哲学是以万有全体为对象的具有普遍性的科学，它是一切知识的总和，是以探索各种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为目的的学问，学了它，可以一通百通。进一步来说，哲学不仅仅属于知识体系，以满足理性要求为旨归，而且对于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同时，哲学重在修养与实践，最终目的在于解决各种人生问题，所以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才以“知德一致”教人。求知心切的孙席珍饥不择食般地到处听课：陈大齐的哲学概论、徐炳昶的西洋哲学等。但不久，他就发现哲学史上流派各异，众说纷纭，反而弄得莫知所从；后来又听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和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更加觉得虚虚实实，幽深难解。在纯理论的哲学探索中，少年孙席珍越来越困惑，他一面怨自己的水平太低，接受不了，一面却更加渴求真理。他想：原是为了要想通达事理才来学哲学的，结果却越学越糊涂。也许这种脱离实际的纯理论探求，意义不大，渐渐地他就没有开始那么大的劲头了。

但孙席珍并没有就此放弃学习哲学的念头。他从纯理论的本本主义，转向了广阔的社会天地。他主动扩大学习的领域，选读了李大钊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应地还去听马寅初先生的正统经济学。历史、社会、现实，把虚空的哲学问题落到了踏实的大地上。在对社会真理的探求中，孙席珍渐渐觉得自己的脑筋似乎开了窍，进而就想较全面地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所理解。于是课外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著作找来读了又读，又设法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欧文的著作，甚至连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也一一加以浏览。孙席珍这种近乎贪婪的大量阅读，其中读不懂的地方简直不可胜计，没处请教，也没人指导，只得硬啃。在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引证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与社会历史知识，几乎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全部历程。少年孙席珍被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精辟见解和对人类社会的理想性追求深深吸引。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他又自行补课，读了好几部世界史，特别是近代史，连带还看了些地理方面的书，兼及国际政治。尽管当时的孙席珍在《晨报副刊》半工半读，勉强糊口尚可，但要满足求知的需要，以他当时的经济能力，这样多的书，怎么买得起？他只能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淘，有时花几大枚才能买到“第二手”的小册子，其余大部分的书，就非到图书馆不可。从此孙席珍下午就不大上课，经常跑西城京师图书馆，往往整个下午呆在那里，边看边做摘记，冬天还可借以取暖。孙席珍总要到闭馆时才出门，然后彳亍着步出宣武门，到报馆里去混一顿晚饭吃。去的次数多了，图书馆里照管阅览室的执事见到孙席珍总是笑嘻嘻地同他点头。一位年纪较大的管理员还常常同他攀谈几句，称许孙席珍为“勤学苦读的好小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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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浙江向有“半壁江山”之称。浙江作家可谓群星璀璨：除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众所周知的大家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优秀作家对现代文坛做出了独特而卓绝的贡献。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浙籍现代作家进行了宏观而全面的研究，如“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浙江20世纪文学史”等。但具体作家的个案研究仍有值得开掘的地方。一是已有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多为以前的研究成果，研究思路与方法都略显陈旧；二是由于受历史政治或社会原因的影响，或是难以纳入现有的学术框架中理解，一些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及文化史意义被逐渐遗忘，淡出人们的视野。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曾经目击过现代文学现场的作家后裔、亲友、学生，渐渐失去跟踪线索，他们鲜活的直接记忆、他们保存的一手资料更是亟待激活与抢救。因而，为丰富文学史的多元面貌、复活历史记忆，除了宏观理论的研究之外，对一些已被淡忘的重要作家的具体研究显得尤为迫切。现代文学绍兴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员，被鲁迅称誉为“诗孩”、后又担任北方左联书记的孙席珍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关注的对象。

孙席珍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创作。他的“小诗”创作，出现在冰心、宗白华等人的“小诗体”渐渐消歇，新格律诗又尚未成熟的时期。他将“小诗”铺陈为抒情长制，兼具徐志摩的抒情与冰心的哲理之长，成为现代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过渡，鲁迅、刘半农等赞他为“诗孩”；他的《槐花》、《五妹》等散文体小说，是对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继承与创新，笔致清丽细腻，弥补了郁氏“自叙传”多狂呼而少情思的不足，更能在创造社的心灵自叙之外涂抹上文研会的社会写真背景，从而将“自叙传”小说推上了情理交融的新的高峰，为其赢得“京华才子”美誉；亲历北伐战争的孙席珍奉献了“战争三部曲”，冯乃超、沈从文、冯雪峰等纷纷撰文评价，法国、丹麦、日本等国先后节译出版，孙席珍亦被称为“战争文学家”；而在30年代的北平，孙席珍担任北方左联的领导人，他的“新乡土小说”代表作《阿娥》被斯诺选人《活的中国》，并称其为鲁迅之外最喜爱的小说。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述文学创作实绩并未得到充分的肯定与评价。这可能与孙席珍的文学观有关。从文学走向革命的孙席珍向来认为文学应当是有所为的，但又不满于左翼文学粗疏空浅的标语口号式写作。这样一种文学态度自然有些两面不讨好的尴尬。于是在与现代评论派、革命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孙席珍往往陷入论争双方的中间立场。对于现代文坛的人事纠葛、思想斗争，孙席珍是身处其中，又作出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

孙席珍是创作与研究并重的文学教授。早在30年代，他的《近代文艺思潮》、《高尔基评传》、《辛克莱评传》、《英国文学研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等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或重要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以一人之力撰写的西欧、东欧、日本、印度、阿拉伯等国文学多为填补空白之作。受国家教育部委托，由先生主持翻译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至今仍是研究希腊文学的权威力作。

我在50年代曾亲受教于孙先生，他在课堂上幽默风趣，很能启发听者的学习热情。先生博闻强记，常常只用香烟盒纸一张，略作标记，便可对学生侃侃而谈，滔滔万言不能止。王姝是我的学生，她自2006年年末起，便来向我请教，开始研究孙席珍。几年来，她认真积累、检索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又多次采访孙席珍先生的亲友、学生，将口述所得与书本材料两相对照，钩沉爬梳，终于全面呈现了孙席珍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以及先生许多不为人所知的革命经历，并对之作出了不偏不倚的客观评价。其中，如对孙席珍与鲁迅、郭沫若、周扬等人的交往，大多同文学史上的重要史实有关，又同现代文坛的左右之争密不可分。类似这样的发现，大多从口述史实与原始资料中探寻而得，许多为第一次的解密，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王姝能沉潜为文，为孙先生勾勒了这样一幅生动完整的画像。这部著作不但丰富了浙江作家的个案研究，而且于私的角度来说，这恐怕也是师生间薪火相传的另一种形式吧，故我乐于为之向读者推荐，是为序。

2013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