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编著的《民主的限制》内容介绍：不左、不右，不“五毛”，

打破对“民主”、“自由”的误读和误解，

解答什么样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

我（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所认识的赵鼎新教授，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有社会学家的敏感。

他在立场上很难归类，也常常为庸众所误解。然而，这正是一个社会学家的本色：不向权力靠拢，也不取悦于大众，只是本着自己的学术良知，冷静地告诉世界：其实皇帝和他的造反者，都没有穿衣服。

有人称我为自由派，有人称我是新左派，有人甚至戏称我是“高级五毛”。

我自认为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

我关心中国的前途，但我没有任何乌托邦情怀。

我与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和所思所想有着呼吸与共的理解和同情，而与形形色色的精英优越感格格不入；但我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因为我对广大劳动阶层的弱点和可悲之处也有着深切的了解。

《民主的限制》这本关于民主与社会运动的作品，在这个民意沸腾的时代，在这个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适逢其会。

民主是什么？民主为什么？民主应该怎么推进？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是好是坏？当微博改变世界的时候，很多人大概以为，我们朝着民主迈进了一步。其实，我们只是困在“民主”、“自由”之类的名词面前，夹缠不清，难以寸进。

赵鼎新编著的《民主的限制》作者赵鼎新教授，用生活化的语言，用当前社会的一些事件，讨论了如自由民主、群体事件、网络争论等话题，解释了什么是民主和社会运动，我们应该怎么促进民主，纠正了大众对于民主的误读和误解。

《民主的限制》既延续了学者一贯的严谨，也相当通俗地解答了社会和民众对于民主这个话题的疑惑。

自 序

辑一 [民主]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民主的限制—评王绍光《民主四讲》

民主转型如何可能？—评俞可平的民主思想

“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民主是现代国家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现在搞民主比80年代好

辑二 [社会运动]

中国社会抗争35年来的走向

阶级政治还是民粹主义政治

伦敦骚乱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

国内公共事件与公众参与

中国冲突性政治的民粹化倾向

追寻革命与运动背后之理

靠“钱”管不了社会，要靠社会自我博弈

辑三 [媒体]

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

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

媒体、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

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才是正道

作为一种舆论媒体、自媒介，微博具备什么性质呢？这个很重要，比如现在我说的话，教室里离我远的、近的人都能听见；如果我在桌上刻个字，离我远的人就看不见，但这个字永远都在这个桌子上，而我说的话如果没有被录音，这些话说完就没有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我的话用口语来传声和用书写来表达，其性质是不一样的，话传得远，写则保留时间长。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加拿大有一个叫麦克卢汉的人把这个原理称之为“媒介即信息”，即不同的媒体本身就具有不同的性质。这很重要，比如，关于法国革命形成的理论很多，其中有一种理论认为报纸的出现是一个重要原因。报纸出现之前这个世界上没有公众舆论这种东西，可以说，是报纸为公众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问题是路易十六不知道这一新生事物的厉害，因此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出了大问题。

后来收音机出现了，电视出现了。电视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电视出现前老百姓基本上是看不到国家领导人的，这十分有利于政治家制造和维护其神秘感；电视出现后政治家常常在电视新闻上露脸，虽然电视新闻可以剪裁，但是一个政治家作为常人的一面还是会不断地在新闻中被展现的。久而久之，国家领导人身上的神秘感就会削弱，或者说电视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再说性别问题。原来女人看女人书，男人看男人书，现在男人女人在电视前往往看的是一样的节目，或者说主要是由男人制作并往往带有男性视角的节目。长此以往，女人们就会把这些节目中男性视角下的英雄视为自己的榜样，她们的思维方法就会向男性靠拢，这就对男性的权威构成了挑战。美国就有学者用这一机制来解释当代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现在我们来讲微博。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既有报纸的性质也有电视的性质，它是全媒体。在微博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办一份“报纸”，而你的“报纸”影响力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读者的接受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一个彻底民主的且可操纵性很强的通讯手段。说它是最彻底的民主是因为微博只需写寥寥几句话，只要知道怎么用微博，谁都能写，写得好坏也无所谓；说它可操纵性强，是因为微博中的声音不具有“一人一票”的性质。我在谷歌中曾经搜索“新浪微博粉丝”这几个字，结果出来的居然是一堆刷粉丝的广告：这个保证“优质微博粉丝永久不掉”，那个说它“同时承接转发评论、红人转发、投票以及加V认证服务”，这个报价“新浪微博粉丝2元1千，17元1万”，那个鼓动你拨打某某粉丝热线，说是今日特价等。只要一个人掌握着大量的金钱或者某种技术，那个人就能通过雇用“水军”把自己的声音做大，于是就形成了虚假舆论。这里面可操纵的余地太大。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在台前和台后的行为作出区隔。在亲戚、同事、朋友面前，以及在不同的公开场合，我们的表现需要与这些场合下大家期待的表现方式相符，否则会给自己和其他人都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某一天你在一个朋友家里聚会，碰到一个人，他不但与你话不投机，而且品行也不怎么样。回家后，在家人面前你怎么骂这小子都没有关系，但是在聚会中你就必须保持做人的礼貌。如果你在聚会中毫无顾忌地当着大家的面把该人数落一番，并把聚会搅得不欢而散，大家就会觉得你很不懂道理。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区隔是我们社会文明处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在微博的公共空间中，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界限不再清晰。微博中的言论是面向社会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前台行为。但是微博中许多人并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内混，不少人的真实面目我们完全不清楚。这些人因此能在微博中动辄破口大骂，不怕受到任何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公共空间的出现把人类的许多后台行为都前台化了，这就是微博语言暴戾趋向背后的结构性原因。P274-276

2004年起我开始在国内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归为三类：其一是关于中国历史形态问题，同时向读者介绍西方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其二是关于民主化问题，旨在通过我多年的治学和对东西方社会的了解，从理论上指出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特别是不成熟的民主政体）各自存在的问题，论证现代国家建立在民选政府基础上的必要性；其三是关于群体性抗争运动的研究，目的是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性梳理，并对当前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社会运动和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民主化和群体性抗争运动这两个方面。

在公共领域有影响力的国内学者惯于从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出发来分析问题，或是“左派”，或是保守派，或是自由派，彼此之间界限分明。国内读者也有类似的阅读习惯，喜欢用这些标签来对作者及其观点进行归档。但是，如果读者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本书的话，也许就会产生困惑。国内有人称我为自由派，有人认为我是新“左派”，有人甚至戏称我是“高级五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文章中的有些结论似乎对各方都予以支持和抨击，旗帜不甚鲜明。在这儿我想说的是：如果读者带着如此成见来读这本书的话，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系列误解。

这并不是说笔者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没有自己的价值立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绝不是一个国内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当前国内大多数较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在美国语境下都应该称作libertarians。我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我推崇波兰尼，并且从来就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有明显的“左派”倾向，可是我与国内语境下的新“左派”和老“左派”毫无关系。我关心中国的前途，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对中国的许多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感到担忧，并希望中国的下一代不再经历我们这代人曾经历过的磨难。但是，这并不是乌托邦情怀，或者说我看待具体的社会问题时有很强的现实感。我的现实感不仅仅来自于我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反思，更来源于我对中国一代代“理想主义青年”的所作所为以及背后展现的人性的深入观察。我的童年生活是在上海的下层社会中度过的，“文革”期间又在宁夏当了8年工人，因此对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和所思所想有着呼吸与共的理解和同情，而与形形色色的精英优越感格格不入。但我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因为我对广大劳动阶层的弱点和可悲之处也有着深切的了解。

最后，我坚持理性精神并肯定大多数的现代价值观，但是我并不持有进步史观。我们当然要向西方学习，但是我们不应当简单地把中国的过去标记为“专制”和“落后”，为了今天的种种目的而对传统进行一种非历史性的鞭挞；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代西方文化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通过美化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来兜售一个从来就不完美的文化，或者构想从来就不存在也不会存在的理想国际秩序或者是理想国。在我眼里，前者表现出的是国人在近代被列强打出来的自卑和逆反心态，后者则反映了国人近年来刚富裕起来之后产生的暴发户心态。

我的现实主义立场肯定会影响我做学问时选题和提问题的方式。但是，许多时候，我的价值观与我文章的分析方式及其结论关系并不大。这是因为，在树立了问题意识后，在解答问题时我遵从的原则是让材料说话，当调查材料与我原有的价值观产生冲突时，始终以调查材料为准。这就是为什么我文章中的观点和结论在国内会引起持有不同价值观人士的兴趣、不满和误解。我做学问的这一方法并不仅仅来自于我的学术训练，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具有一种天然的道德正当性。相反，我认为一个较为完美的世界应当是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共存、碰撞和交融的结果。

我不觉得我的声音在当前中国会引起多大的共鸣，我只希望有心的读者能从中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