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字母的解法》通过纳博科夫笔下的剑桥左翼学子奈思毕特这一个人，刘禾带领我们走进了贝尔纳、李约瑟、梁启超、徐志摩、萧乾、普利斯特利、里尔克、奥威尔、艾略特、海耶克等一大群牛（津）（剑）桥名人彼此独立又相互交集的人生故事；从这一个点，我们走进了一个风云诡谲的大时代，走进了刘禾伙同纳博科夫精心编织的网。

作为一位在中美两国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的学者，刘禾展现了对当前重大精神与现实问题的回应与思考，以小案带出大案，从小题目开出大视野，深入到偶然性与“意外交叉”之处，还原了时间脉络上的“真相”，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动态世界。

故事从纳博科夫开始，六个字母是人名NISBET，音译为“奈思毕特”。他是纳博科夫自传中的化名人物，爱抽烟斗，向往俄国革命，跟流亡就读剑桥大学的纳博科夫，政治上激烈争论，文学亲密投缘。 就此，刘禾开始寻找六个字母后的人与事：剑桥学子间激烈理念的冲突和思想的交锋，充满了火药味，甚至于出现奥威尔“黑色笔记本”这样严重的事件。

刘禾抽丝剥茧般解开最终谜底，伴生的愉悦也丰富而微妙。随着作者的表达变换，既像悬疑小说；又似亲切的散文；或变为一出人类精神戏剧。从太平洋畔的湾区伯克利，到英伦三岛上的牛津剑桥，文学的轻灵，史学的厚重，文本与理论，当下与过往，穿梭于著者的笔下，不期而遇，融洽无间，一卷在握，兼具感性的欢乐与知性的满足。

重读纳博科夫、重剖奥威尔、重返战争与革命，皆可从《六个字母的解法》的阅读开启。它既是一战后西方知识分子心灵变幻的总结陈辞，也构成回望“短暂的20世纪”必不可缺的视角。

序言（韩少功）

六个字母的解法

后记

2

第二天早晨起晚了，赶到餐厅时，发现只剩下一个孤零零吃早饭的人。这是一位中年的美国学者，个头不高，但衣着极为考究，用英文来说是well groomed。他和我同样由于时差的原因，都起晚了。我们彼此问候了几句，他匆匆看着腕上的表说，会议马上开始了，说完就起身告辞。刚走出几步，好像忘记了什么，他转过身问，你对英特拉肯这个地方的印象如何，我说，还不错吧，你也是第一次来？他说是，然后指着自己的衬衣说：瑞士人只认名牌和高档商品，别的什么都不懂，瞧，我的名牌袖扣就是专门戴给他们瞧的。听他这么讲，我才注意到他身上穿的那件浅蓝色的衬衣，是很好的质地，袖口上别着一对晶莹透亮的装饰扣，这扣子到底是什么名牌？不待我弄明白，这人已经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走进明亮宽敞的会议厅时，上午第一场的发言已接近尾声。一位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历史学家正在发言，我仔细一听，才知道他在描述1919年欧美列国迫使德国签署《凡尔赛条约》的场景，这位世界大战的专家认为，《凡尔赛条约》造成了德国人丧权辱国，激怒了德国的普通大众，由是希特勒得以乘虚而入，终于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报告人的话音刚落，一场激烈的争论就开始了。我刚才在饭厅碰到的那位美国学者，马上质疑报告人的欧洲中心论，他一边说，一边情绪激昂地打着手势，衣袖上的袖扣熠熠闪亮。

1919年，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难民、条约、巴黎和会、经济制裁、家国……但是，对个人来说，对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来说，1919年究竟意味什么呢？

我变得有些心不在焉，会场上的发言依然在继续，渐渐地，嘈杂的人声退到了很远的地方，我的意识开始涣散起来，不知不觉地想到纳博科夫。

1919年，我努力地回想，这一年，纳博科夫，他在哪里？翻开笔记本的最后几页，那上面有我曾经随手记下来的几个名字，不过没写日期。我在这几个名字之间曾经勾勒出几条虚线，其中一条线把纳博科夫和一个被他化名称为“奈斯毕特”的剑桥大学的同学连接起来。我在搜集有关纳博科夫的材料期间，这个“奈斯毕特”一直让我很好奇。他是谁？我掌握的相关信息很少。纳博科夫在自传里提到过一个细节，他说奈斯毕特在讲话的时候，总是烟斗不离手，而且这人磕烟斗、放烟丝、点火和抽烟的姿势总有点与众不同。不知为什么，那一连串重复性的动作给纳博科夫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这个奈斯毕特是英国人，他酷爱文学，并毫不讳言他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拥护，他的政治立场是纳博科夫所不能接受的，两个朋友因此而经常争吵，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纳博科夫毕竟是在俄国革命爆发后，才流亡到英国的俄国贵族后裔，并且他历来对政治很反感。这使他们的友情老是磕磕绊绊，只有当话题转移到他们共同热爱的诗人和作家时，两人才言归于好。

这条线索是我在纳博科夫的自传里读到的，是我当时所能找到的唯一的线索。

出于某种原因，纳博科夫不愿透露此人的真实姓名，据说他在发表这部自传的时候，那位当年的大学同学已成为令人瞩目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在英国几乎家喻户晓。这让我更加好奇，奈斯毕特这个化名背后究竟隐藏了一个什么人物？我在笔记本里，把NESBIT几个字母用大写拼出，来回变换字母的排列顺序，企图从中发现隐藏在这六个字母背后的密码，但始终毫无所获。直觉告诉我，这条线索很重要，如果运气好，它可能解开我心中的一个谜团。

历史上有太多难解的谜团，多重的偶然性和时间脉络意外地交叉在一起，迷雾重重，幽深难测。最近听说，有人研究气候变化与人类战争的关系，拿出了大量的数据，声称战争爆发的时间和持续的时间，竟与气候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这之间真的是一种因果关系，还是有更复杂的因缘在起作用？我一直认为，因果关系是我们人为地建立起来的分析模式，而由偶然性和时间脉络构成的意外交叉，则大不同，它也许更像气候，更像地球的生态，那里面的因缘脉络无比庞大和复杂，如同科学家所说的蝴蝶效应，这一类的复杂系统究竟如何运行运作，是我们凡人难以把握的。

说实在的，一个人想要撇开现成的历史书，另辟蹊径，寻找通往时间深处的幽暗小径，谈何容易。在我接触到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叙事中，1919年，1948年，1968年，1989年这几个年份，尤其扑朔迷离，好像是一团团理不清的乱麻，无论你往前梳理，还是往后梳理，都无法清晰起来。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历史学家的因果逻辑和叙述技术，反倒是诗人的想象更能唤起我们的灵感：

多么漫长，这个春天

一直徘徊到冬天的尽头

时间丢失了它的鞋子

一年犹如四百年

为了弄清“一战”和1919年以后的变迁，我曾多次钻进图书馆和档案馆，翻阅从前的图片、电报、文献，还有报纸刊物。在图书馆里，布满灰尘的纸张永远散发一股发霉的气味，我一边嗅着这熟悉的气味，一边埋头翻找所有可能找到的线索；有时看累了，就闭上眼睛，任凭时光流转，幻觉中好像这故纸堆的气味已经转化为历史本身，使我几乎触摸到1919年的脉搏。可是一睁眼，我又陷入深深的沮丧，在此之前，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活过那么多的人，而在我的身后呢？一百年以后呢？一千年以后呢？……这一类的胡思乱想经常干扰我的思绪，加之几次寻找的线索，都化作捕风捉影的努力，我不止一次想到放弃。

P20-24

韩少功

侦探小说常被归类为俗文学，大多配以花哨或阴森的封面，堆放在流行读物摊位，吸引市井闲人的眼球，令他们心惊肉跳却也没心没肺地读过即扔。如果有人要把思想理论写成侦探小说，如同一个经学院要办成夜总会，一个便利店要出售航天器，在很多读书人看来纯属胡闹。

本书作者刘禾却偏偏这样做了。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她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六个字母的解法》这本书的结构主线，是考证纳博科夫自传中一个叫“奈斯毕特”（Nesbit）的人物原型，因此全书看上去仍是文学研究，西方学界常见的文本细读和资料深究，教授们通常干的那种累活。不过，作者的惊人之处，是放弃论文体，换上散文体；淡化学科性，强化现场感；隐藏了大量概念与逻辑，释放出情节悬念、人物形象、生活氛围、物质细节……一种侦探小说的戏仿体就这样横里杀出，冠以《幽影剑桥》或《魂迹英伦》的书名都似无不可。这也许不是什么学术噱头。用作者的话来说：“（文本分析）不是普通的阅读，而是智力游戏，与下棋、推理小说和数学的博弈论差不多，这些领域之间既隔又不隔。”“任何人只要获得文本分析的诀窍，运用起来则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历史、法律、经济、文学以及任何需要诠释的生活对象，为什么？因为文本分析是思想的侦探仪，而思想和罪犯一样，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显然，作者对拆字法的兴趣并非动笔主因。她对历史人物的知人论世和语境还原，对生活暗层和时代深处幽微形迹的细心勘验，对权力和利益在相关语词后如何隐匿、流窜、整容、变节、串谋、作案的专业敏感，如此等等，与柯南·道尔（Conan Doyle）的业务确实相去不远。去伪存真，见微知著，很多学者要办的不就是这种思想史上的大案要案？不就是要缉拿文明假象后的意识形态真凶？因此，一部思想史论潜入侦探故事，其法相近，其道相通，两者之间并无太大的文体区隔。

“奈斯毕特”几乎是一个隐身人。据传记作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透露：巴特勒，一个保守党政客，曾任英联邦副首相，就是奈斯毕特面具后面的那一个。传说纳博科夫自己就有过这样的指认。但本书作者很快找出一系列重大疑点，证明这一指认很不靠谱，颇像纳博科夫的文字游戏再次得手，伪造现场后脱身走人。

从这些疑点开始，飞机一次次腾空而起，作者混入熙熙攘攘的旅行客流，其侦探足迹遍及英国、法国、瑞士等诸多历史现场，寻访证人，调阅证词，比对证物，一大批涉案者随后渐次浮出水面。作者看来也不无惊讶，这个以“牛（津）（剑）桥故事”为核心的关联圈里，竟有地位显赫的科学家贝尔纳、李约瑟、沃丁顿、布莱克特、霍尔丹等，有人文界名流普利斯特利、里尔克、奥威尔、艾略特、哈耶克、徐志摩、萧乾、尼卡（纳博科夫的表弟）等，几乎构成了二十世纪初一份可观的知识界名人录，一大堆彼此独立又相互交集的人生故事，由一个神秘的Nesbit从中串结成网。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一旦走出声名和地位的世俗光环，都有政治面容真切显影，后人无法视而不见。在那个资本主义如日初升的年代，全球知识界似乎初遇现代性裂变。无论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如贝尔纳、李约瑟、沃丁顿等），还是诺贝尔奖得主（如布莱克特等），这些大牌科学家清一色左倾，“剑桥帮”几成红色老营，被英美情报机构严防死打。这是一个疑问。人文界的情况要复杂一些。普利斯特利、里尔克等走左线；奥威尔、尼卡等向右转；艾略特不太左却恶评《动物庄园》；纳博科夫相当右但又与同门诸公格格不入。当毕加索忽悠“四维空间”艺术时尚时，似乎只有徐志摩这样的穷国小资，才对西洋景两眼放光，小清新萌态可掬，未入住剑桥也未在剑桥正式注册却写出了一大堆剑桥恋曲，其文学观却七零八落，跟风多变，能对齐主流舆论便行。这又是一连串可供思考的疑问。

一幅五光十色的知识界众生相，一种几被今人遗忘的政治生态图谱，较之于百年后全球性的理想退潮和目标迷失，较之于当下阶级、国家、文明、种族、性别的冲突交织如麻，能给我们什么启示？作为一部献给中国读者的重要备忘录，作者在这里以小案带出大案，从小题目开出大视野，终于走向政治思想史的世纪追问和全球审视，重拾前人足迹，直指世道人心，再一次力图对人格、价值观、社会理想、思考智慧给予急切唤醒。

因大量采用叙事手法，作者轻装上阵，信笔点染，灵活进退，以一种东张西望处处留心的姿态，布下了不少传统文论所定义的“闲笔”。其实闲笔不闲。剑桥高桌晚餐时男士们一件件刻板的黑袍，与默克制药公司职员谈及任何专业研究时的吞吞吐吐，看似两不相干，如联系起来看，倒是拼合出当代西方社会的某个重要特征：既有宗教的顽强延伸，又有商业化的全面高压。当年波希米亚风气之下的裸泳和开放婚姻，与美国校园里“光身汉”吃官司和狱中自杀，看似也是些边角余料，开心小桥段，如稍加组合与比对，却也轻轻勾勒出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流变。更可能让中国读者感慨的是：当年有仆人给学生们一一上门送饭的奢华剑桥，仍让出身于俄国贵族的纳博科夫难以忍受，当然是比他锦衣玉食的魏拉公馆寒酸太多；而中国明星学者梁启超只能蜗居巴黎远郊，差一点被冻死，成天须靠运动取暖；他的同胞北岛，一个瘦削和忧郁的流亡诗人，近百年后仍只能静守北欧冰天雪地的长夜，“一个人独自对着镜子说中文”……在这里，表面上平等而优雅的文明对话后面，书生们最喜欢在书本中编排的国际名流大派对后面，有多少利益、财富、资源的占有等级早已森然就位，有多少当事人困于阶级和民族生存背景的深刻断裂——看似细微末节的这一切，难道不也在悄悄说破重大的历史奥秘？

由此说来，闲笔也是主旨，叙事也是论说。由氛围、形象、故事组成的感觉传达同时也是理性推进，更准确地说，是对理性的及时养护与全面激活。很长一段时间来，理论是有关苹果的公式而不是苹果，更远离生长苹果的水土环境和生态条件，于是很容易沦为概念繁殖概念，逻辑衍生逻辑，一些公式缠绕公式的封闭性游戏。但文科理论的有效性在于解释生活，解释人与社会，不在于其他。如果我们不仅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哪些说法，还要知道这些说法是何人所说，在何种处境中所说，因何种目的和机缘所说，从而真正明白这些说法的意涵和指涉，那么就不能不把目光越过说法，抵近观察当事人的活法，去看清构成某种活法的相关氛围、形象、故事——也许，一种夹叙夹议的文体，理性与感性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或可为这种观察提供便利。

形式从来都是内容的。本书作者的文体选择，与一种还原语境与激活历史的治学思路，看来是写作的一体两面。

据她所述，侦破之旅一开始并不顺利。第一次叩门剑桥的英国海外圣经公会档案部就吃了闭门羹。因一封联系信函石沉大海，反复解释和恳求最终无效，冷冷的管理员不给她任何机会：

“对不起，没有事先预约，就不能进档案馆。”

她只能绝望地离开。

读到这里时，我觉得这一小事故如同隐喻。我们都没拿到幽灵的回执，永不会有历史彼岸的邀请，只能在黑暗中与自己相约，奔赴永无终点的求知长旅。

2013年8月

近些年来，我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困惑。面对这个纷纷乱乱、假象丛生、怪诞不义的世界，当代思想理论似乎显得苍白无力，甚至经常无的放矢。当然，躲进象牙塔做学术，“管它冬夏与春秋”，不失为一种选择，也是很多知识人的选择。不过，我还是有些不甘心，能不能在象牙塔之外做一点事？能不能为学术界之外的读者写点东西？但多年的学术训练和理论思考毕竟像无形的镣铐，不知不觉中，自己的手脚早已被捆绑了起来，虽然很早就有写点东西的意愿，但迟迟无从下笔。另外，我还有个一直未能实现的愿望，那就是彻底把英文甩开，用自己的母语搞一点创作。可是，英语写作所形成的习惯，以及长期在美国学界所养成的思维方式，都不可能不随时地干扰我，所以我总要面临一些艰难的选择，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徘徊不已。这常常让我想到纳博科夫，他在俄语和英语之间的挣扎，我自己也感同身受。

关于《六个字母的解法》这本书，我还想做一点说明。

在这次写作里，我自不量力地想进行一些文学实验，看能不能创造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它既不同于学术研究，也不同于小说虚构，而是一个综合多重叙事元素的写作。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我的初步想法是，也许只有这种开放式的写作才能让我充分地、自由地讲述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既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有关，也和我对二十世纪蹉跎岁月的整体思考有关，其中包含许多内心的困惑和纠结。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朋友们的鼓励和帮助，他们不仅阅读了我的初稿，还给我提出了很多修改和建议，希望这本书没有辜负大家的厚望。韩少功能为此书作序，更是对我的极大鼓励，我会继续努力。

刘禾

2013年9月记于

纽约上州—鱼溪山房

侦探小说常被归类为俗文学，配以阴森的封面，堆放在流行读物摊位，吸引市井闲人的眼球，令他们心惊肉跳却也没心没肺地读过即扔。如果有人要把思想理论写成侦探小说，如同一个经学院要办成夜总会，一个便利店要出售航天器，在很多读书人看来纯属胡闹。

本书作者刘禾却偏偏这样做了。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她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六个字母的解法》这本书的结构主线，是考证纳博科夫自传中—个叫“奈斯毕特”（Nesbit）的人物原型，因此全书看上去仍是文学研究，作者的惊人之处，是放弃论文体，换上散文体；淡化学科性，强化现场感；隐藏了大量概念与逻辑，释放出情节悬念、人物形象、生活氛围、物质细节……一种侦探小说的戏仿体就这样横里杀出，冠以《幽影剑桥》或《魂迹英伦》的书名都似无不可。

——韩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