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大师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经典之作最新全译本！神奇的晚宴，文化的大餐！在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中，感受大师们智慧碰撞的火花！更有精美插图，邀您享受视觉盛宴！

《与世界伟人共进晚餐(上下)》想象力丰富，涉及到古今中外的众多伟人、名人，集古今中外历史知识与思想智慧于一体。读起来既有益，又有趣。

在《与世界伟人共进晚餐(上下)》这本异想天开的力作中，作者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突破时空限制，采用古今对话的形式，介绍了几十位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通过描写他们出席晚宴的情景，生动地烘托出了他们的生平事迹、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和性格特征。其中既有举世景仰的圣人、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或政治家，如孔夫子、柏拉图、笛卡尔、达.芬奇、莎士比亚、贝多芬、富兰克林、杰弗逊等，也有臭名昭著的暴君、枭雄和伪君子，如拿破仑、罗伯斯比尔、托克马达等。与这些人共进晚餐，可以感受人类心灵的至善与极恶，每一次都能从多元性格、多元思想中获得新的启迪，一夜胜读十年书。

第一章 德希德里斯·伊拉斯谟是我们的首位客人。他准时赴约，与我们度过了一个极为愉快的夜晚。

第二章 我们把伊拉斯谟安置在维勒市政厅的一个房间里，然后接待了下一批客人——沉默者威廉和乔治·华盛顿将军。

第三章 托马斯·莫尔应老友伊拉斯谟之邀，前来做客。

第四章 伊拉斯谟带给我们一个惊喜，使得我们有幸结识巴赫家族和勃鲁盖尔家族。

第五章 我们接待了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三位文坛巨匠的到访让我们倍感荣幸。

第六章 比斯尼亚和昔兰尼加两位大主教带我们重返即将被遗忘的世界。

第七章 笛卡尔和爱默生两位大师的到来使我们忘记了上周发生的不快。

第八章 风流女性——拜占庭的狄奥朵拉皇后和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款款登场。

第九章 罗伯斯庇尔和托尔克马达给我们带来了噩梦般的夜晚。

第十章 佛陀致歉。

倘若你读过伊拉斯谟的书信，你就会发现，我青年时代所遭受的不当教学方法所导致的苦果与他的遭遇极为相似。当时的他失望之余，只得不断辗转于多所学校，以期找到一位学识渊博、循循善诱的老师。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他的教授们的古板以及当时学者们的冷漠，伊拉斯谟可以嬉笑怒骂；而这个方面我们却只能望其项背。他把他们叫做“无知的乡巴佬”、“蠢货”、“无可救药的呆瓜”、“拙劣的学者”和“没有教养的混账”，等等。我敢肯定，对于这样的评价，他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伊拉斯谟得以幸免我们必须默默忍受的耻辱。我年轻的时候，老师永远是正确的，因此，学生向家长告状没有什么用处。伊拉斯谟的老师们不抽烟，不会一手拿着语法书和登分册，一手拿着三支一包的雪茄走进教室；他们不会一边提问语法问题，一边在登分册上详细地记录学生所犯的每一个错误；他们也不会一边抽着雪茄，一边幸灾乐祸地看着学生出丑。

我在此描述的景象令人不快，但它是我在这个古老国度里童年岁月的写照，也完全是小德希德里斯在斯泰恩修道院学习生活的翻版。一天，我发现距离高达小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做斯泰恩的农庄。据说该农庄的地盘就是原来那个老修道院的所在。除了几段残垣断壁之外，那里几乎没有别的建筑物。不过据我了解，那里保留着一些伊拉斯谟时代遗留下来的桌椅，皆年久失修，破旧不堪。

我决定一探究竟。周三和周六下午我原本应该踢足球以“强身健体”，但我不大热衷体育锻炼，而且讨厌踢足球。于是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我沿着伊塞尔河的堤坝一路下去，觉得自己踏上了一次探险之旅。

那是5月初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天高云淡，柳枝在微风中吟唱，鸟儿们在忙碌着，为即将出世的宝宝筑巢。1个半小时后，我到达了目的地。有人告诉我，我必须找到一个写有“斯泰恩”字样的大门。

大门就在那儿，是东倒西歪的木栅栏围墙的一部分。几百码开外有一座外表寒碜的农合，而农合的四周则是同样需要粉饰的马厩。一位邋里邋遢的少女，正在用手推车推运新鲜的牛粪。她一身脏兮兮的荷兰农场帮工的蓝色斜纹粗布工装打扮，看到我走过来，就停下了脚步，放下手推车，毫不客气地问我想干什么。她的话倒是提醒了我，这是私人产业，陌生人是不得随意入内的。我问她这个地方是否叫做“斯泰恩”，她说是的。我告诉她，我听说房子里有一些旧家具，不知我能否看看？

她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看旧家具。我告诉她这个地方曾经是一所有名的修道院的所在地。她告诉我她从未听说过此事，那是什么时间的事情呢？

“老早以前了，”我回答，“几百年前吧。”

她摇摇头。这儿没有旧家具，她也没有听说过什么修道院。她不是天主教教徒，对修道院没有兴趣。修道院是修士居住的地方，而她讨厌修士，因为他们对纯朴的乡下姑娘不怀好意。她的祖母是这样告诉她的，一定不会有假。

当时我还年轻，非常腼腆，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种局面。我所能做的就是向她不断道歉：我可能搞错了，希望她不要在意，但愿她下午愉快。对于我的客套，她不置可否。随后，她操起手推车，推起粪肥朝农田的方向走去。

一个汉子走出门来，大声问她那个小男孩想干什么。她同样大声地回答说，我问有没有旧家具。

“又一个傻瓜。”站在农舍门口的汉子吼道，显然是说给我听的，“下一次再有傻瓜来问什么旧家具，我就放狗咬他。”

我讨厌追着咬人的狗。我关上栅栏门，拐上了通往高达的路，这才松了口气。

伊拉斯谟来赴晚宴的时候，我告诉了他这段经历。他觉得很有意思。

“那里的人可没有多大的变化，”他说，“那是一个可恶的地方。我一生都想忘掉它，但没有成功。在那帮身着肮脏的僧侣长袍、心灵丑恶的野蛮人的手里，我的遭遇简直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即便在几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一想到这些还会发抖。”

我个人亲历的这段往事正好可以作为伊拉斯谟生平故事的引子。P23-25

你们当然不会认识费里茨叔叔喽。很遗憾，他在你们出生之前就早已辞世。假如他还健在，你们定会喜欢上他的。他和中央公园里那些上了年纪的绅士没什么两样。他们总是一边散步，一边喂着小鸟和松鼠，而小动物喜爱的吃食就装在他们的衣袋里。鸟儿和松鼠闻到食物的味道，不是站在这些好心人的肩头，就是在他们身上爬来爬去，到处寻觅它们认为属于自己的美食。

倘若费里茨叔叔在世，他应该是你们的“荣誉”叔父，而他呢，也会把快乐、善良、宽容、理解当做礼物赠予世人。他深知(有史以来的智者都清楚)，我们唯一拥有的真正财富其实就是朋友心目中的印象。因此，无论他走到哪儿，他都会毫无保留地将这些财富赠予他人。

在我出生的那个国度里，尽管16世纪刻板的加尔文宗教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但费里茨叔叔的人品还是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我们之间虽然年龄悬殊，但一见倾心。我们相遇在米德尔堡那座可爱的老修道院的餐厅里，可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成了朋友。

那段亲密的交往仅仅持续了几年时间，却成了我有生之年最为快乐的时光。那段时光就在维勒古城断垣残壁的魔力浸润中悄然溜走(那才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也是一个普通侯爵领地的首府)。城里有数百家古宅，许多花园，还有无数回忆。这个奇特的伊甸园虽小，但却魅力无限；居住此间，我们甚至打消了与尘世来往的念头。每每想到同时代的人，命中注定要在乏味的伦敦、巴黎、纽约、里约热内卢之类的村落里奔波一生，我们就会为之惋惜。

我和吉米觉得此地宜居(至少在我们的积蓄用完之前理应如此)，于是就购得一处房产。房子建于1572年，外貌不够古旧，因而有些扎眼，与周围哥特风格的建筑显得格格不入。  此后不久，费里茨也下定决心，加入到了这个名副其实属于智者的小小群体。何处才是文明人无忧无虑、气定神闲的宜居之地呢？这些聪明人游历世界各地，对塔西提’、百慕大之类的人间乐土一一考察，最终得出了结论——这样的地方，非维勒古城莫属。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那段简短却极为愉悦的时光。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和费里茨获取了有关我们自身和同类的许多知识，其丰富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中学和大学期间获得的学问。那时的我们尽管身体在知识中浸润，可思想和心灵却经常在别处游走。

凑巧的是(又是一个幸运的巧合)，我和费里茨尽管赞同体育锻炼有益于健康这一观点，但对体育运动都不大热衷。因此，我们常常在他那有着高高窗户的小客厅里就座(在低地国家雾霭弥漫的地方，光线非常难得)，高谈阔论长达数小时之久。我们乐此不疲，使得聪颖的吉米迷惑不已。像所有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一样，吉米一直感到纳闷：两个大男人什么也不做，就这么枯坐着聊天，能有什么乐趣呢？

然而这恰恰是我们所渴望的。我们就想这么坐着，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聊，无所不谈。我们乐于在太阳系神游，常常把银河想象成保龄球道。假如我们把猎户座的一等星在球道中投掷，到底会撞倒黄道十二宫(我们把它们想象成保龄球的木瓶)中的几个星宿呢？

我们随心所欲地将名人目录卡片中的任何一张从小抽屉里挑选出来，以备审核之用。接着(优秀图书管理员遗憾的憾事！)，一旦认定卡片上的人物并未达到伟人或近乎伟人之列，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卡片撕碎，扔进港口。谢天谢地，我们就此得以解脱！

现在我要给你们说说某个上午发生的事情。那是圣诞假期的一个上午，11点钟左右，我到费里茨家里喝咖啡。我们在餐厅的窗前坐下，一边看着对过的市政厅钟塔，一边谈论着当晚我和吉米邀约赴宴的宾客。这时费里茨发话了：“真可惜呀，我们不能把那座古老的钟塔请来喝碗豌豆汤！它年复一年地矗立在那里，一定见多识广！假如它开口讲话，说不定有多少形形色色的趣事要告诉我们呢。要是我们能够认识这些趣事的主人，一定很有意思。”

“听着，亲爱的费里茨，”我回答道，“为什么你，露西娅，还有其他人住在维勒呢？因为现实中并没有这样的地方。它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是‘记忆幻化的现实’。我们已经厌倦了那个充斥着耗时费力的器械、玩意儿和活动的现实世界，也开始讨厌那个一度让我们钟爱的现代文明。我们无精打采，不得不靠啤酒提神。因此，我们才来到维勒。这儿没有那些？昆凝土堆积的玩意儿，只有真实。”

“说得很是精彩，”费里茨说，“可是，这与我想请钟塔吃饭、想让钟塔讲述我们有心认识的各色人等的趣事有什么关系呢？”

这下我忍不住打断了他：“如果花费同样的金钱和精力就能请来最优秀的人物，我们干吗退而求其次呢？如果我们能请来钟塔在你家餐桌上用餐，那么，邀请某个在坟墓中沉睡了500年的巴比伦权贵做客也不该是什么难事吧？！”

菲利茨表示同意：“你说得在理。”

“那么，”我提议道，“我们开始行动吧！谁也不会阻止我们的。”于是，就在那个时刻那个地方，我们就自己曾经渴望会见和当时有心邀约的客人列了一个总名单。

这件事情倒是大费周章。原因嘛，不是我们缺少合适的人选，而是我们没有确定邀请的客人应该具备的资质。起初，我们过于郑重其事，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好人与坏人，乐观者与厌世者，爱吃水煮羊肉的人(我很高兴，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与不吃水煮羊肉的人。直到有一天，费里茨对我说：“我们这样做恐怕行不通。所有的人都是善恶、好坏参半的混合体，我们不可能把他们明确分类。我们还是抛开理性因素，邀请那些我们希望会面的客人吧。就目前来说，我们只是对他们的长相和言语感兴趣，仅此而已。”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接着我们选定了一星期中适合聚会的具体日期。由于不必过于操持生意上的事儿(那是任何人开个事务所都能赚大把钱的幸福时代)，费里茨觉得他要么周五晚上从阿姆斯特丹驱车回到维勒，要么周六早晨乘发往弗莱辛的邮政火车赶回。考虑到这儿的人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我们就把宴会定在了周六晚上的7点钟。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菜肴酒水款待客人。经过商议，我们认为最好(尽我们一切所能)为客人准备他们生前习惯的食物和饮料。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古老的食谱做大量的研究，幸好我们有亨利·梅耶(他对一切出版物都了如指掌)。他会为我们寻觅那些早已被人遗忘的书卷，而我们又距离巴黎和伦敦不远，无论订购什么，都很方便。

就餐的时候是否需要音乐？答案是有无皆可。当然，音乐会妨碍交谈，可是，精挑细选的曲子就不一样喽。这样的音乐有助于打破你与陌生人会面的尴尬，也能够使客人心情舒畅，从而更加健谈。

费里茨有一部相当不错的留声机，还有适合所有时间所有场合的唱片。他交代我负责此事。我们可以把留声机放在楼上的某个卧室里，如此一来，音乐声就不至于过于吵闹。说不定客人还以为我们专门为他们雇请了一支乐队呢。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难题。“你了解这些人，”费里茨说，“至少你对他们有所了解，因为凑巧这是你的工作。可是对我而言，他们大多仅仅是个名号而已。你把他们的生平——姓甚名谁、所作所为之类的——给我准备一个简短的报告好吗？我可不想在客人面前失言。比如，当着苏格兰的玛丽女王。谈论匕首，这恐怕非常失礼吧，而征服者威廉恐怕也不会喜欢私生子之类的话题。

既然费里茨全盘负责接待客人的具体事宜(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负责买单)，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倒也合情合理。于是，我答应每周三晚上借助特殊渠道将我们即将邀请的客人报告，也就是外交官们所称的“简报”送达费里茨本人。报告简明扼要，介绍了客人的家世、成就、人生大事、重要日子什么的。

不过也许你们会问：我们究竟是如何与那些遗骨散落世界各地、辞世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久的人取得联系的昵？此事我希望另找时间作答。事情相当简单，不过就目前而言，我必须保守秘密。顺便告诉你们，这个秘密属于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往事，是一段诚挚友情的记忆。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1942年5月8日于康涅狄格州，旧格林威治市，新维勒

这书的成功，实也非侥幸。因为从来的历史书，总无非是个骸骨陈列所，没有不叫读者沉闷的，房龙却能使幽扩中的骸骨起来跳舞，而用二十世纪的人本主义的火炬将已埋葬的文化分明烛照起来。从这一点而论，房龙实曾在学术上辟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傅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