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林的这本《中国尊严——还要跨越多少门槛》是一本典型的国际政治、外交类专著。全书约30万字，通俗易懂，读者对象较广，从普通百姓到专家学者都能涵盖。

中国崛起过程中，针对世界尚不了解中国，中国亦不了解世界的现状，将此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文化冲突与误解娓娓道来，同时亦在战略、外交、文化层面将作者多年的实践与观察一一写就，既没有左派的怒其不争，也没有右派的哀其不幸，只希望能带给国民中国崛起需要面对的常识。

《中国尊严——还要跨越多少门槛》集结了作者叶海林自2006年至2010年底在《国际先驱导报》、《东方早报》、《中国新闻周刊》、《嘹望东方周刊》等报刊上刊载的时事评论文章。既评点中国外交、大国关系中的折冲博弈，也观照中国的国际责任和担当；既聚焦中国自身发展的进程及其乱象，也涵盖周边国家的发展以为中国借鉴；既考量中国人实现崛起梦想过程中遭遇的现实挑战，也探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价值观的冲撞。而“尊严”二字则是贯穿始终的关注点和主题。

序言

第一篇 崛起战略篇

第一章 战略与文化：大战略、中西文化、中西价值观的冲撞

 北京奥运冲击西方价值自信

 世界的汶川

 为中国梦寻个坐标

 多重唱应对西方大合唱

 学学孔子的软实力

 中国要习惯“被敌人”

 中国外交：事关利益，无关强硬

 中国外交须摆脱身份纠结

 用“预防外交”还治其人之身

 崛起的中国如何扩展外援？

 中国正呈现强国的三大标志

 中国外交应明确有限目标

 为什么不该抵制家乐福

 他们总有的说

 “圣地”也要现代化

第二章 国际责任：与中国有关的其他国际问题

 哥本哈根的遗憾和遗产

 哥本哈根不是童话天堂

 不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

 新游戏老规则

 8+5=？

 半杯水以后

 “三级跳”难跳出半岛漩涡

 力拓案不能承受之重

 中澳间的“生意经”

 仅仅退出还不够

 在“阿富巴”帮助谁？

 越来越清晰的影子

 麦帅不再来

 2014年以后

 哈德良长墙与信丹德基地

 喀布尔的抢钱大战

 阿富汗会议：淡、淡、淡

 一块金砖远远不够

 “金砖”：看上去挺美

 “新”欧洲的老态

 亚阿隆的使命

 世间多少副萨达姆面孔

 普京巧走钢丝的胜利

第三章 新边疆新挑战

 向西也是海洋

 有“分”才有“合”

 中国如何应对海上危局

 向卡普兰同志学习

 探月路上的50步与100步

 九星逐月？算了吧！

 要太空站，不要太空战

 奥古斯丁报告：从童话回到现实

 战神茫然

 日太空军事化有多远走多远

 飞向太空的第三副翅膀

 欢迎来到太空武器时代

 火星叔叔奥巴马

第二篇 大国外交篇

第四章 G2幻象：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

 中国接好“美国球”需要平常心

 进步和固步

 怎么看美国的变脸

 要敢于向美国提要求

 不遏制后又如何

 对美外交以俄为师

 要行动自由还是要办事公平？

 给美国航母点“礼遇”

 中美主要矛盾处在关键调整期

 小心观赏南海戏码

 见彩虹勿忘风雨

 东南亚不需要“救世主”

 不可将“反华”标签化

 60年和7个月的教训

 “第三只手”操控“独竹之争”

 “龟儿子”也是儿子

 “统一法”是招先手

 “听其言”可以休矣

 赚钱是有代价的

 霸权之后？

 重建帝国威严？

 胡德堡的罗生门

 八年后的OBL和W

 别捣乱，伯曼

 帕内塔的烦恼

第五章 中日关系

 拆除慰安所，会拆掉什么？

 靖国神社知错能改？

 且看日本猴子七十二变

 台湾有事，关日本什么事

 小岛国的大梦幻

 小把戏掀不起大风浪

 等待鸠山

 日本如何补历史课

 咱们“饶”了丰田吧

 中日美不是三国游戏

 日本的惯性与恐惧

 船长回家不是结束

 钓鱼岛风波的拐点效应

第六章 龙象之争：中印关系

 中印：感情是谈出来的

 光靠善意成不了好邻居

 印度大选“中国热”的背后

 印度战略司令部的梦想

 印度打卫星，又一个“技术民族主义”

 奥巴马来电话了

 印度纪事之小事一件

第七章 周边国家：中国的参照与镜鉴

 亚洲新戏剧

 巴基斯坦：煞费苦心维护中国形象

 仅仅一年

 我为巴基斯坦海军当摄像师

 贝·布托走了，穆沙拉夫怎么办？

 “俾路支解放军”的算盘

 谢里夫要拿谁的未来换总理位

 尼泊尔：红旗还能打多久

 香格里拉：疲惫的红旗

 “雷龙”民主化

 准备好了么，普拉昌达同志

 虎殇

第三篇 崛起发展篇

第八章 社会病：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不能总是比大

 厕所这问题

 美国神话之后是中国神话吗

 燃烧的现代化

 高飞的技术民族主义精灵

 把真相摊在阳光下

 被贫困，还是被富有

 “云媒体”时代的挑战

 奔跑不能迷失方向

 我们为什么会受骗

 社会富贵病怎么治

 瞒，骗，还是忘了告诉你？

 历史的背影不可删除

 权力的二次污染

 自我迷恋的“毒源”

 长子们，拿出点儿大哥样

第九章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也分新旧？

 网络民族主义吹响新号角

 爱国主义的大脚印如何走到今天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当代英雄

 文化突厥的幻梦

 “东突”、“藏独”轮番变脸

中国要习惯“被敌人”

五角大楼最新颁布的《四年防务评估》里没怎么说中国好话，其实这原本倒不令人奇怪。抛开2010年是中美关系的利空年——据说这轮熊市可能要延续到年底——不谈，即使在中美关系表面上顺风顺水的2009年，人们也不太可能指望五角大楼草拟的文件对中国能有多少善意。军队是用来保卫国家安全的，传递善意只是“可选择的附加功能”，更何况一年数千亿美元的军费，美军总得给自己找个假想敌不是？

客观地说，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主持的这份文件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当年的“1-4-2-1”的战略差别并不明显，美国依然要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同时应对四大威胁，击败来自两个方向的攻击，并颠覆其中一个敌对国家的政权。5年前，一位美军退役少将曾经这样描述五角大楼的敌情评估：“我们有了锤子，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找个合适的钉子。”其实，钉子一直在那里，而中国即使不是唯一的一颗，也是自1996年第一份《四年防务评估》出台以来最大的一颗。

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授任伊始曾说美国要转向多边外交，看来这一主张在五角大楼也得到了和在雾谷相似的贯彻。《四年防务评估》中不遗余力地表扬了印度，颇有把印度打造成另一把锤子的架势。新德里感到荣幸之余，也应该考虑到若是有一天大象超越了巨龙，民主印度某些不那么民主的侧面比如种姓制度之类的，肯定会被美国人想起来。那个时候锤子也可能会转化为钉子。不过起码这不是印度人现在以及至少在曼·辛格总理的本届任期之内要考虑的问题。

用“换汤不换药、只加一味料”来形容美国新版《四年防务评估》可能有些不恭敬，但大体如此。可用同样批语的还有正在修订中、将在6个月以后公布的日本《防卫指针》。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提前披露出的消息，日本自卫队的主要假想敌是朝鲜及其他周边国家，而《读卖新闻》将“其他国家”明晰为中国。

鸠山的模糊化处理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我们应该表示赞赏——把邻居当成假想敌这种话不宜多说；但同时我们也得“赞赏” 《读卖新闻》态度的老实——即使日本新政府真的愿意颠覆所谓“周边有事”学说，美国会同意吗？说到底，在日美安保体系笼罩下的日本自卫队，其假想敌姓甚名谁原本就不是东京自己能说了算的。

新《防卫指针》是不是不点中国的名，和《四年防务评估》点了中国的名，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一个国家武装力量的假想敌是谁，有说服力的是卫星侦察图像揭示的军事部署，而不是国防部或者防卫省发言人的表态。

被人点名为假想敌总是会让人不舒服的，特别是在自己什么都没干的情况下“被敌人”。因而，我们总是希望能用自己的善行说服别人相信我们的善意，而在得不到积极回馈的时候又往往感觉备受精神伤害。其实，这大可不必。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在安全领域，甚至在任何领域“被敌人”，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安全博弈下，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国家拥有力量对其他国家形成的心理投射，而行为模式和更深层次的“世界观”不过是参考要素罢了。

就像大熊猫的温良恭俭让并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支持其他生物拿小石子投掷大熊猫的理由一样。300公斤的体重比那张憨厚的笑脸在安全环境评估中更有说服力，更何况这只大熊猫营养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棒，其他生物忽略这一点对它们的安全来说也是不负责任的。

可能只有瑞士或者斯威士兰在世界上是不被别国当成假想敌的，而瑞士的国防战略却是把任何一个邻国都平等地当成假想敌，中立的要义正在于此；至于斯威士兰，比较这个国家和中国国防战略的异同是需要想象力的。中国要习惯成为别人的假想敌，而且假以时日要越来越习惯这一点。未来把中国当成假想敌的绝不会仅有美国和日本这两家。

当然，这并不是鼓吹中国要在被别人当成假想敌时安之若素无动于衷，更不是要求中国宽厚到甘当假想敌的程度，而是中国应该承认有些事情是做不到的，比如寄希望于能以百倍的善意消弭别人的猜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把自己家的篱笆筑好，然后再向全世界露出我们大熊猫般真诚的笑容。

2010年2月26日《国际先驱导报》

P18-20

在国家积贫积弱生死存亡系于一线的时候，很少会有人讨论民富抑或国强哪一个应当成为民族复兴的优先目标。在那种情况下，国权和人权、国家尊严和人的尊严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只能并求而无从舍弃其一。但当国家安全基本得到保证国民经济长期处在上升通道时，先民富还是先国强，先保证人的尊严还是先实现国家的尊严就成为了很多人讨论的热闹话题——这一话题在2010年因为十二五规划而再度成为热词，且看来讨论必将持续下去。

这个命题和有关中国体育的一个同样争论了好些年的问题非常相似，那就是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到底哪一个应该处在优先顺位。而且，人们在讨论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偷换概念各取所需的倾向。的确，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在我们经济实力非常有限的那个时代曾经被人为进行过取舍。而如今再强调发展竞技体育而忽视群众体育，或者鼓吹放弃“金牌计划”都是没有必要的，不但是因为逻辑上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本来就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互为条件的关系，而且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人力物力能够推动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而不必有所取舍。

民富和国强之间，与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颇为类似，差别只在于民富和国强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此即彼舍此就彼的关系，而是对于民族复兴同等重要必须同步追求的两个目标，是让我们这个民族充满尊严感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基本条件。

2010年的网络上流传着一个经典段子：“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在于能不能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也不在于能买多少美国垃圾国债，更不在于能去国外几十亿几百亿下订单，而是在于让公民坐在家里不会被烧死，上街摆摊不会被扇耳光，走路不会被李刚家的宝马车撞，想吃什么都不用担心会有毒。”

扣除这段言论中的不准确细节和情绪性表达，应该承认这段话指出了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尖锐问题，即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没有让社会公众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心理满足感。原因在于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分配的不协调关系，在于我们的社会进步远远落后于我们的经济进步，在于我们以效率之名忽视了保证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人的尊严。不管我们能发射多少颗卫星和航天员，不管我们的巨型计算机能领先其他国家多少个月，只要中国大地上还有赵作海、还有王鹏、还有大喊“我爸是李刚”的肇事司机、还有“为领导服务”的交通警察，我们就谈不上是一个有尊严的社会，我们的民众就谈不上是有尊严的大国公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明程度和奥运会乃至亚运会毫无关系，甚至断言我们到国外下订单买国债的能力是完全不值得追求的。恰恰相反，我们这种能力的增强不但是民族复兴成就的表现，而且是我们进一步复兴的能力基础。

问题只在于我们的对外能力是否只用于办奥运会和替别人还债，还是同时也要用于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领土以及民族复兴外部条件的可持续供给，概言之，就是捍卫中华民族作为集团概念的整体尊严。

如果我们的能力只是用来树立中国在世界的温顺形象，不但我们会毫无尊严感可言，我们的能力实际上也是不能持久的——我们还能在保护主义盛行的市场上延续多长时间出口神话呢？这种神话原本就是以我们的工人对低工资低福利低尊严的容忍能力保证的，即使我们的工人还能容忍，外部市场却已经不再打算赞叹中国工人的忍耐能力。

此外，我们的经济增长还能消化多少海外能源、原材料价格不断创下的记录呢？我们企业的利润不断被国际上游原料供应商和下游采购商摊薄，同时还要承担越来越沉重的环境成本。我们的出口模式早已不是我们的骄傲，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危害中国经济发展的鸦片——先是在氤氲中制造出“世界工厂”的神话让人飘飘欲仙，再让我们在精神上越来越依赖实际上在不断贬值的美元，同时在身体上逐步习惯于力气的过度透支和空气的日渐恶化。

最后，我们还能用多少自我克制来维持我们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特别是在不少国家把我们的容忍理解为退让，把我们的和平政策看作是可以无限透支的空头支票的情况下？自2010年大半个世界都在解读为什么中国外交变“强硬”了，而中国却在讨论何以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国际环境突然黑云压城。固然，是谁问对了问题本身是可以争论的，从中所体现出的问题却必须引起中国人的足够重视。那就是我们长期奉行的政策随着中外实力相对关系的变化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既没能消除外国对中国的疑虑，也没能巩固中国的安全，更谈不上提高我们的尊严，因而调整极为必要。

回顾以往我们所走过的风风雨雨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与我们在处理内外事务时不太习惯将尊严作为首要追求目标密切相关的。我们因为追求更有效率的发展而忽视对人的尊严的保证，由此，那些“谁和投资者过不去，就是和XX人民过不去”的言论不绝于耳。失去了对人的尊严的保证，国强很容易沦为垄断阶层与民争利以图自肥的幌子，像我们的“长子们”先低价外销柴油再对内哭穷喊涨。实际上，民众对海外签大单的不满很可能并非因为大单本身，而是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大手大脚和对国内民众锱铢必较所形成的反差。而相应地，我们也曾经为了获得有利的发展环境而搁置了我们对民族尊严的要求，因此才会有人试图利用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为自己谋求战术及战略利益。放松了对国家尊严的坚守，人的尊严如何才能得到保证？这个问题不止和詹其雄及他的水手有关，还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倘若今天我们把稀土卖作白菜价而明天当他们不得不用黄金价购回的时候，他们能有什么尊严可言？

尊严应该成为2010年乃至以后中国人在思考和自己有关的任何问题时都置于优先地位的一个词汇。国富国强民富民强，原本就是一枚金币的两面，而这枚金币的计量单位就是两个字：尊严，国家的尊严和人的尊严。忽视了对尊严的渴望，最终连发展都保障不了，对个人和国家都是如此。对内建立人的尊严，对外追求国家尊严，唯有如此，中国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也才是有意义的。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国家和人的尊严？我们曾经一度认为这是一个道路问题或者说方向问题，即选择怎样的道路能够将中国和中国人带入到一个美好的新世界。然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以怎样的速度行走在我们的道路上。某种程度上，前者是一个价值问题，而后者则是一个技术问题。人不可能通过一条“错误”的道路取得“正确”的结果，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人即使在“正确”的道路上也不一定能避免“错误”的出现。更何况“正确”和“错误”很多时候本身就不是非此即彼的。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在当下的中国，无论是在所谓知识阶层——体制内的以及体制外的，抑或是所谓的普罗大众——统计学上的以及互联网上的，以及偶尔在两个群体之间，就任何一个问题进行的立场往往截然相反的争论越来越具有一种终极化的倾向。即喜欢将问题的讨论——通常是争吵甚至是互相谩骂——推向寻求得出根本性的结论，往往倾向于认为今天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制度问题，差别只在于是用一种别人正在使用的制度还是用一种我们曾经使用过的制度来取代现行制度。当然，也有人从阴谋论的视角认为所有针对制度的讨论都是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势力”在背后推动。

这种争论是不是有意义，并不是我要讨论的。或许有，但至少这不是当下中国唯一需要得到解答的问题。很多问题，在任何制度下，或者说选择任何道路，都是存在的，而且都可能会很严重——就像高速公路隔离带两面都可能会发生车祸一样。这当然是一个不精确的比喻，实际上，比喻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论证方法。但以下问题可不是比喻：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公平有效配置、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病、全球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与技术产业化、国防现代化与军备竞赛……任何一个作为集团意义的国家以及更应该作为个体概念的人民，都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其他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引入某种制度就会自动得到解决的——除非把“制度”抽象为宗教信条一样的原则或者具象为无所不包的全部治理政策，这两种对制度的解读显然都是没有可操作性的。

这并不是在贬低制度构建与调整的重要性，只是要主张：制度调整不会自动解决所有问题；制度调整很多情况下是要通过细节来体现的。

本书集结了我自2006年至2010年底在《国际先驱导报》、《东方早报》、《中国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等报刊上刊载的时事评论文章。既评点中国外交、大国关系中的折冲博弈，也观照中国的国际责任和担当；既聚焦中国自身发展的进程及其乱象，也涵盖周边国家的发展以为中国借鉴；既考量中国人实现崛起梦想过程中遭遇的现实挑战，也探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价值观的冲撞。而“尊严”二字则是贯穿始终的关注点和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