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中尉的女人》是最伟大的五十位英国作家之一约翰·福尔斯代表作。

本书讲述了：1867年的英国，富家子弟、化石学业余爱好者查尔斯在小镇莱姆与未婚妻弗里曼小姐共度夏日。在海边，他遇见了被人们称为“法国中尉的女人”的萨拉？伍德拉夫。这个女子被认为是法国中尉玩弄后抛弃的“堕落的人”，在当时保守的英国乡村里受尽了人们的鄙视和闲言秽语。然而，她身上那种极富现代女性魅力的我行我素气质使查尔斯一见倾心，她悲惨的命运也激起了查尔斯的同情心，他提出要帮助萨拉。没想到，萨拉却爱上了查尔斯，而几次接触后，查尔斯也陷入了对萨拉的迷恋。此时，查尔斯的生活中出现了

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是《纽约时报》畅销榜冠军，《时代》周刊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之一。

《法国中尉的女人》：世人眼中的堕落女人萨拉，抑郁成瘾，生活在保守的英国小镇上，大家都叫她“法国中尉的女人”。悲伤几乎变成了她的快乐，每天唯一的自在，就是独自外出散步，眺望大海，仿佛辜负了她的中尉随时会回来。

一天，来度假的准贵族继承人查尔斯无意闯入了她的生活。在查尔斯眼里，萨拉象征着他所失去的一切机会、他已经丧失的自由，还有他永远不会走的路。更重要的是，她那双能淹死人的大眼睛仿佛看穿了他。他忍不住想去拯救她，但谜一样的萨拉似乎是个巨大的黑洞，一步步吞噬了他的生活……

越禁忌的东西越迷人，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命运呢？

3

  然而更为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乃是每个生物的机体之主要部分均由遗

传形成，因此，虽然每一生物确凿无疑地能良好适应其在自然界内所处的位

置，但许多结构对生命的现有习惯目前已无任何亲密的和直接的关系。

——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

在历史长河里所有那一个个十年之中，聪明人总会选择19世纪50年代，

得以在此年代朝气蓬勃地生活。

——O.M.扬：《时代素描》

午饭后，查尔斯回到白狮旅馆的房间里，对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发呆。他的思绪太朦拢，无法描绘，但是含有神秘的成分；他隐约产生了一种失败感，这与在“科布”堤上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因为他在特兰特姨妈家吃午饭时说了些无聊琐事，还使用了典型的闪烁其词的手法，因为他无法确知自己对古生物学的兴趣是否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因为他对欧内斯蒂娜是否能像他理解她那样真正理解自己心中无数。最后他得出结论，也许仅仅是因为不知如何打发这个漫长且又下起雨来的下午而产生了漫无目标的情绪。当时毕竟才1867年，他也才三十二岁。他总是对生活提出过多的问题。

尽管查尔斯喜欢以年轻的科学家自诩，即使将来听到发明飞机、喷气发动机、电视、雷达的消息，也不会感到过分惊奇，但是如果对时间本身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将会感到十分震惊。据说我们这个世纪最大的烦恼是时间不够用。正是因为我们感觉时间太少，而不是出于对科学的真诚热爱，也不是出于明智的选择，我们把全社会的大部分聪明才智和财富都用来寻找把事情做得更快的方法，似乎人类的最终目标不是不断逼近人性的完美，而是不断使闪电日益臻于完美。但是对于查尔斯和他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以及与他社会地位相当的人士而言，世上的时间绝对是慢悠悠的。他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安排好时间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是想出这样那样的事情去消磨自己所拥有的大量休闲时间。

今天，拥有财富的最常见症状之一是具有破坏性的神经官能症，而在他那个世纪则是平静的百无聊赖。确实。1848年的革命浪潮以及对业已销声匿迹的宪章运动者的记忆，仍然是那个时代背后的巨大阴影，但是，对许多人一—包括对查尔斯——来说，那些遥远的议论和抱怨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没有爆发出来。60年代的繁荣是无可争议的，各种工匠，甚至劳工阶级都过上了丰足的生活，于是革命的选择从人们的头脑中几乎完全消失了，起码在英国是如此。不用说，查尔斯根本不知道，就在同一天下午，那位蓄大胡子的德国犹太人正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埋头工作。他在那个昏暗的房间里所做的研究工作会结出如此辉煌灿烂的红色果实来。如果你当时对查尔斯奢谈这种果实，或者它此后将产生的横扫一切的效果，他肯定不会相信你的话。尽管如此——其时为1867年3月——仅仅六个月之后，《资本论》第一卷就在汉堡出版了。

还有许多个人的原因，使查尔斯不可能跟多数人一样成为悲观主义者。英国的乡村绅士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酗酒打猎型的，第二类是学究式的收藏家。查尔斯的从男爵祖父属于第二类。他主要收藏图书，但在晚年却致力于发掘分布在他威尔特郡三千英亩土地上的完好无损的小土冈，耗费大量的金钱和全家人的大量精力。史前石桌、史前巨石、燧石工具，新石器时代的坟墓，凡此种种，他都孜孜以求地追寻着。他的长子继承他的遗产之后，凡是能搬得动的，他都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宝贝从家里清除出去。但是他受到了老天爷的惩罚，说成赐福也可以：他终生未能成婚。老人的次子，即查尔斯的父亲，分到了不少土地和钱财。

他父亲一生中只遇到过一件不幸的事情，年轻的妻子和死产婴儿一起死亡。那婴儿要是活下来，将成为当时一岁的查尔斯的妹妹。但是他咽下了悲痛。如果说他没能给儿子很多父爱，起码也给他请了不少家庭教师和操练军士。总的说来，他爱儿子仅次于爱他自己。他卖掉了自己的那一份土地，精明地把钱用于购买铁路股票，但同时也不明智地花在了赌桌上(他需要安慰的时候就去赌场，不找上帝)。简言之，他的生活方式让人觉得他是出生于1702年，而不是1802年。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追求享乐……这也是他1856年去世的主要原因。这样，查尔斯便成了他的唯一继承人，不仅继承了他父亲日渐减少的财产——后来由于铁路的迅速发展，这位赌徒终于捞回了自己的老本——而且最后还将继承他伯父的大笔遗产。1867年，尽管这位伯父的酗酒恶习又全面死灰复燃，但丝毫没有死亡的迹象。

查尔斯喜欢伯父，伯父也喜欢查尔斯。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绝不是始终显而易见的。如果伯父请他一起去打山鹑和雉鸡，他可以欣然前往。但是叫他打狐狸他坚决不干。打来的猎物不能吃他倒不在乎，但是狩猎者的残忍他深恶痛绝。还有令他的伯父更加不满的：他很奇特，酷爱步行，不爱骑马。步行可不是绅士的娱乐方式，除非是在瑞士爬阿尔卑斯山。他对马本身倒不是特别反感，但是他天生是一位热爱大自然的人，对不能悠闲而近距离地观察景物的活动方式格外讨厌。然而，他的确很走运。多年前的一个秋日，一只怪鸟从他伯父的一块麦田边上飞走，他对它……

P11-13

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风和日丽的冬晨，我带着翻译习作、长篇传记文学作品《现代航天之父布劳恩》，来到海上花园鼓浪屿的一个休养所，拜访我国著名的老作家、翻译家楼适夷先生，向他请教。

谈到翻译，楼老兴致很高。他说，翻译文学作品是一种再创作，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接着，楼老亲切地介绍了抗战时期他有一段时间住在傅雷家里，亲眼看到傅雷从事文学翻译的动人情景。傅雷对待翻译，态度极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翻译作品，首先反复研读原著，领会其实质，把握全局和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了解时代背景，进行深入研究，列出疑难问题，多方查考资料，看参考书，请教他人，再细小的问题都不轻易放过。扫清大大小小的各种障碍之后，才正式动笔开译。每次翻译必先起草稿，反复修改推敲，真正做到字斟句酌，往往把译稿改得谁也看不清楚。最后，亲自誊抄全稿，字迹工整。他最初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普遍好评和重视，但他自己却不满意，后来又把这部一百几十万字的文学巨著，完全抛开原译，重新译了一遍。我们今天阅读傅雷翻译的文学作品，觉得是一种艺术享受，原来字字句句都浸透了译者的无限心血。

楼老说，翻译也要讲究创新，努力树立自己的风格。不能因循守旧，要有新意。当然，这种创新不是离开原著内容另搞一套。

楼老主张搞翻译的人同时兼搞点创作，从中深入体会文学创作的规律和特点，同时也借以提高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

楼老生前的教诲和傅雷先生从事翻译精益求精的精神，时时鼓舞、激励和引导我前行。

我为自己的翻译实践确定的目标是：准确、流畅、传神。并为此长期不懈地努力着。准确是对译出语作品忠实的要求，流畅是对译人语译品的语言表达要求，传神是对译作完美再现原著艺术风格的苛求。这里使用“苛求”一词，是因为这一境界很不容易达到，但是译者不应该放弃努力。  准确、流畅、传神，是我从事文学翻译永远的艺术追求。

陈安全

2001年10月28日于厦门大学海滨

《法国中尉的女人》全书六十一章，每章前面均有一条或几条引文，由钱鸿嘉先生译出。特此致谢。

陈安全

2001年10月

刚刚开始写作生涯的时候，我就读福尔斯的作品，他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

——伊恩·麦克尤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