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燕大开始它33年短暂历史中的辉煌业绩；1952年在新政权推行的“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永远地消逝了。33年间，燕京大学在教育方法、课程设置、规章制度、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极为显赫的声名，并一度与北大、清华比肩，被誉为“中国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

更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学生运动……近现代中国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和燕大有关；司徒雷登、傅泾波、张东荪等燕大人，也深深地介入了时代。陈远编著的《燕京大学（1919-1952）》讲述了民国一代学人风采、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曲折历程、燕大著名校友的逸闻趣事、燕大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共和国建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等侧面，通过燕大这个角度，展现出中西文明冲突中一个时代的命运。

1919年，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受命执掌燕京大学，标志着这所学校的诞生。九年之内，它迅速崛起为“中国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并在33年间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1952年，这所大学永久消失，其影响至今犹存。

陈远编著的《燕京大学（1919-1952）》从中西方文明冲突的角度入手，描述了燕京大学这一外来文明的象征，随着中外政局的动荡不断调适，在持续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中国的历程。其间经历宗教冲突、学生运动、军阀混战、八年抗日、国共之争……没有哪一所教会大学能像燕大如此深入地介入中自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燕大一隅，折射的是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命运。

《燕京大学（1919-1952）》不仅是一部校史，更是中西文明冲突视角之下的中国近现代史。

代序（余英时）

自序

第一章 诞生于伟大时代

第二章 司徒雷登的起点

第三章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第四章 扎根中国

第五章 学术上的崛起（一）

第六章 学术上的崛起（二）

第七章 司徒雷登

第八章 战争中的燕京大学

第九章 革命中的燕京大学

第十章 天翻地覆之际

第十一章 燕京的消亡

后记

参考文献

四、国共两党博弈中的学生运动

抗战胜利之后，内战接踵而来，在这场关于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搏斗中，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在权力转移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杰西·格·卢茨在《中国教会大学史》一书中论证分析的那样：如果说学生是中国城市舆论的晴雨表的话，那么，1948年学生的情绪明显地表明“天命”已经从国民党转移到共产党这边来了，因为随着同国民党的疏远接踵而来的就是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了。1946年至1949 年间的学生运动有助于在民众中造成对国民党统治普遍不满的印象，同时，左派学生则协助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渡。

在从1946 年底到1948年暑假的一年半里，北平全市性的集会示威游行共达7次之多。作为在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已经成为北平学生运动主力之一的燕京大学学生，一次不落地参加了这些学生运动。当事人张世龙在事后的回忆中，直接明了地说明了这些学生运动的性质：

燕京大学的学生运动，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燕大学生自治会于1946年成立，是胜利后北平各大学中成立最早的自治会之一。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殷书训、沈立义、包儒、张少琴、袁淳曾等共产党员、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站在历次斗争的前列，成为运动的骨干，学生自治会则是学生运动的组织者。

与之前在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的学生运动不同，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更多表达的是学生们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不满，以及由于美国对国民党的扶持而引发的把美国同国民党政权联系在一起的倾向。沈崇事件的爆发是其中的典型事件之一。这一事件在最初阶段北平市政府向美国当局提出正式抗议后，美国当局立即表示道歉并逮捕了被指控为强奸犯的美国士兵，温和解决看起来应该是水到渠成。但是北平的学生和民主同盟方面抓住了这一问题发动了一场学生运动。当年参加了这一运动的燕大校友张大中向笔者口述这一历史事件时，表示当时弥漫在学生当中的反美情绪已经非常强烈：

到了（1946 年）10月份，我接任了燕京地下党北系（原来在北平的地下党组织）的支部书记。那时候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有一次，我看到美国的坦克经过我们学校的门口，我想，日本人走了，美国人又来了，这是我们的国土啊！这段时期，我主要的活动就是组织反美反蒋了。

1946年圣诞节的前夜，北大女同学沈崇被美国兵奸污的消息传到了燕大，抗议的海报很快就贴满了图书馆大楼，要求行动起来罢课游行。在随后的抗暴游行那天，我看到同学们都发动起来了，也加入到里面去。我当时提了一个白灰桶，拿着一把扫帚，沿街写“GOHOME, U.S.ARMY！”（ 美国兵，滚回去）的标语。我的一个同学跑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的表现不错呀！”那次游行之后，北平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我和同宿舍的同学们也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不同的是，每次运动，我都会进城去召开大学工作委员会会议，研究运动的部署。有一次同宿舍的一个同学看到我离校进城，问我干吗去了，我跟他说：“回家看老婆了。”他不知道我这是因为组织的纪律，还埋怨我光说不练，我只能冲他笑笑了事。

尽管张大中当时并没有“得到上级指示”，但是他明确地告诉笔者，“这场运动在南系党支部是经过了决策的”。在运动的影响下，燕京的教授以请愿书的形式支持燕京学生提出的美国撤军的要求，并且同北平其他大学的教师一起写信给当时已经出任驻华大使的老校长司徒雷登，要求美国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燕京的学生们在此次运动中表现得尤其激烈，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并无亲美的倾向，他们再一次号召全国学生举行联合抗议。

发生于1947 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是从抢救教育危机、各大学要求公费改善待遇开始的。最先把饥饿与内战联系起来的是清华大学。张大中虽然人在燕京，但是在这次运动中却起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清华围绕着饥饿和内战的问题展开过很多讨论，讨论的内容都在壁报上登出来，讨论之后大家得出结论：“饥饿的原因在于内战。”但是在怎么提出口号的问题上，有的认为应该把“反内战”放在前面，有的认为应该把“反饥饿”放在前面。当时在清华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同学是从燕京转过去的，他跟我讲了这个情况，我跟他说了我的意见：应该把“反饥饿”放在前面，因为饥饿是人们的切身感受。5月15 号，清华学生代表大会经过激烈的讨论，终于确定了正式的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燕京大学是在5 月18号谈论这个问题的，当时在大礼堂，一个有国民党军统背景的学生说：“从老百姓立场看，一个巴掌拍不响，内战是国共双方打起来的，应该要求双方下令停战。”这个说法让很多人一下觉得很合理。我和其他地下党的负责人小声商量了一下，几个人轮番发言批驳了那个人的说法。那人还想说话，引起全场同学一片嘘声。这时，大会主席提出表决，通过了罢课并和其他大学一致行动的决议。5月18 日国民党出动军警在西单、北池子镇压反饥饿反内战宣传队，一下子把同学们激怒了，反蒋的情绪更高了。5 月20日大游行那天，我为了了解情况，骑着自行车在清华和燕京的队伍中穿行，随时和大游行主席团的同学保持着联系。大队行进到天安门的时候，探路的纠察队员传来西单一带有特务的消息，我赶忙跑到大队最前面去看情况。当时还有一张照片留了下来。这次运动过后，我去和刘仁汇报，刘仁跟我说：“有的同志看到你参加游行了，好啊！只要群众起来了，就什么也不怕了。”

张大中回忆中的“有国民党军统背景的学生”名为钱宇年，钱宇年之前曾在燕大医预系读书，据有关资料记载，钱当时的身份是“军统北平站学运组少校副组长”“特务分子”。“八一九”之后，钱宇年在燕园策动成立了“燕友社”，“打的是中间立场的旗号，成员八九十人中，除少数几个反动骨干以外，绝大多数是并无什么反动政治背景的同学”。尽管在“八一九”之后，与国民党站在对立面的学生自治会和一些重要社团的主要负责人离开了燕园，但是尚留在燕园中的由学生自治会的立委和执委组成的临时机构——选举委员会中，具有中共背景的学生人数依然占据多数。钱宇年策动成立“燕友社”的目的，便是和这些左倾学生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那一年选举大会的情形，当年的左倾学生张世龙在事后有详尽的记载：

会议开始前，五六十名反动学生骨干抢占了前三排座位，我们准备发言的积极分子就坐在他们的后面，双方摆好了架势，一场激烈的舌战似乎无可避免地要展开了。可是反动分子却采用了最愚蠢也是他们最拿手的策略——捣乱。大会由选举委员会负责人李延宁、卢念高、朱德勋三同学集体主持。在李宣布开会之后，尚未报告议程，就见第一排的一个家伙跳到椅子扶手上，面向同学大喊大叫，李延宁等事先考虑到有些人可能捣乱，为此专门带了一个用于维持会场秩序的大摇铃，这时立即摇起铃来，要求此人遵守秩序。可是，前三排的那批人却大声鼓噪。我们准备发言的同学纷纷举手，主席马上指定举手的同学发言，而那批捣乱分子依然大吵大闹。发言的同学不管一切喧闹，依然面向同学讲话。一个中统特务见还压不倒我们，便一个箭步蹿上主席台去，扯着嗓子喊叫。这种蛮横无赖的行径，激起了广大同学义愤，顿时嘘声四起。这些捣乱分子也不示弱，一齐掀动折椅座板，敲得震天响，把一切声音淹没在敲打声中。会场乱成一团。坐在楼上和后排的同学站起来，似乎要退场了。可是如此散会却正中捣乱者冲散大会的阴谋。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参加这次会的冯除昌和另一同学临时写了一横幅在台前高高举起，上写“×××（指那上台捣乱的人）滚下来”，台下同学齐声高喊“×××滚下来”。加上这时在主持会议的同学立刻抬出一块黑板，在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凡拥护本次选举的同学请起立”，哗啦一声，除前三排外，几乎全场起来热烈鼓掌，一下子就把对方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随后，一位“高唱队”的同学跳到台上指挥大家高唱《光明赞》和《团结就是力量》。在大多数同学空前团结的声势下，那几十个捣乱的人一个个灰溜溜地溜出了礼堂，在这以后几天，立委会顺利地召开了，在新立委会主持下进行了执委会的选举。

因为没有看到当年“钱宇年们”的相关资料，只好单方面引用其对立面的回忆，但这已经足以说明，随着两党斗争的白热化，学生运动的政治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如此频繁的学生运动对于燕京大学乃至当时的教会大学意味着什么呢？《中国教会大学史》的作者卢茨如此写道：“在1945 年至1949年间，学生变得愈来愈不受学校纪律的约束。政治活动开始代替学业，学校的一些正常要求也变得无法实行。教会大学历来较能对学生实行有效的纪律约束，但到1948年至1949年，这对许多教会学校来说已经不再成为特点了。教会大学的学生也同国立学校的学生那样强迫校长和教务长辞职。考试不得不推迟或中止，教学工作突然结束。关于开除鼓动者的决定也不得不撤销。自1926年至1927 年的北伐以来，教会大学从未遇到过如此混乱的局面。即使是1937 年的中日战争似乎也不像40年代的革命那样给教会大学带来不祥的预兆。”即使考虑到卢茨的西方视角，这样的结论应该也还算是公允之论。

历史有时让人难以预料，而此时已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显然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受到昔日他视若子女的燕大学生的猛烈抨击。那是在1948年5月的“反美扶日”全国性运动之后，司徒雷登向记者发表谈话，认为群众运动“被人操纵”，并且说中国学生接受了美国的救济，就“无权批评美国政府的政策”。那一年，司徒雷登像往年一样于6月下旬回到燕园过生日，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标语。当年学生中的一员、已故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如此叙述当年的场景：

之后，多个学生团体包括本人在内的好几个代表去临湖轩和司徒见面。我们青年人满腔热血，唇枪舌剑地猛烈抨击美国对华政策，司徒仍然保持着他一贯的温文尔雅，偶尔作出一些解释，但更多的是倾听。最后傅泾波进来告知市府催赴晚宴，会面乃告结束。其后6月30 日司徒在致国务院电文中曾报告说，由于听从燕大学生及华北学联的意见，他已取消原定于6月29日毕业典礼的演讲。这的确是明智之举，如果那天一位不久前指责过中国学生的美国驻华大使登上贝公楼礼堂发表演说，所引起的反响，绝不会仅仅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标语，或者少数几个学生的唇枪舌剑。

正如在本节的开头所引述的那样，1948年，学生的情绪明显地表明“天命”已经从国民党转移到共产党这边来了。那一年，《燕京新闻》采访了6位大学教授，已经没有一个人对美国关于国共两党的和平调解抱有希望了。早在1947 年3月曾经呼吁美国出面调停的张东荪，此时已经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不复存在。他与陆志韦都认为，在共产党节节取胜之时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为了恢复和平谈判而作出让步。燕大社会学系教授雷洁琼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认为通过组织一个由善意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第三方面就可以实现和平和民主的中国的话……这当然是想入非非。这是因为他们缺乏的正是实力。”他们还同时指出，美援对于中国不再有任何好处，相反，因为美援助长了内战而只能带来坏处。这些教授的声明在当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美国国会正在考虑援华法案用以支持南京政权，燕京教授们的意见会直接影响到司徒雷登，而司徒雷登的态度又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国会。一个佐证是，林孟熹生前曾经问过傅泾波：“司徒校长在中国政局问题上，究竟最听信谁的意见？”傅泾波的回答是：“张东荪。”日后司徒雷登之所以积极图谋与还未建政的中共联系，与当时这些燕京教授们对于时局的看法不无关系。而也正是在此时，有些知识分子如卢茨所说，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要么甘居下游，要么接受左派的领导”。而“对于有些人来说，后者似乎更可取一些”。

P188-194

陈远先生：找到了您的大作原稿《燕京大学：1919—1952》，又匆匆重温了一遍。现在将我的评语写在下面，供参考。

2013.2.27，余英时启

本书取材丰富、分析精密、叙事流畅、论断公允，不但如实地保存了燕京大学三十三年间的辉煌业绩，而且更将它“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内在精神生动地呈现了出来。曲终奏雅，作者写全书最后（同时也是最长）的一章，笔下充满着感情，对于这一中西文化结晶的逝去，不胜其惋惜和伤悼。我读这一章也感动最深，因为我恰好短暂地参与了“燕京消亡”的一幕！

说十年磨一剑，似乎有点夸张，但从写作《教育家司徒雷登》一文到现在，倏忽已经十年。十年间，并非只关注燕京大学，不过十年来所有的关注，似乎都在为目前撰写这本书作准备。

还在此书写作之时，应《北京青年报》陈国华先生之约，曾经写过一篇《燕京拼图》，向读者交代此书写作原委和意图，在那篇小文中，我这样写道：

在这本书中，不想讲大道理，尽管燕京大学的发展也验证了没有学术自由却还想打造一流大学只能缘木求鱼这一事实。我想做的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搜集因为诸多原因而支离破碎的燕京碎片，拼凑出一张完整的燕京全景图。

当我在电脑前敲完书稿的最后一个字，却发现自己之前的草率：燕京大学虽然只存在了33年，但是由于涉及中西方关系、宗教史以及其与中国政治的关系之深和它自身历史的复杂程度，都不是一本短篇幅的小书所能承载的，想要叙述其完整的历史，也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那时，酝酿中的书稿已经写成一部分，只好调转船头，重新来过。

这个过程，既纠结，又痛苦。这些年来积攒了摞起来近两米高的资料，手心手背都是肉，舍弃哪些？保留哪些？

不过，我自己其实相当清楚，在我注意燕京大学之初，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并非写一部严格的校史，而是关注它的独特之处，它独特在哪里，这本小书就应该写哪些。纠结过后，我放弃了“燕京大学自身演变的轨迹，以及它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政治史乃至社会史中发挥的作用和位置”这样宏大的目标，再次回到原点。

像其他一流大学一样，燕大校园里曾经大师云集，史学家洪业、陈垣、陈寅恪、钱穆，文学史家郭绍虞，文学家周作人、冰心、吴宓，社会学家许仕廉、吴文藻、林耀华等各个领域内的执牛耳者都曾在此执教；像其他一流大学一样，燕大培养出了众多领域内的一流人才，史学界的齐思和、翁独健、侯仁之、王钟翰、周一良、王伊同等，文学界则有许地山、冰心、凌叔华等，社会学界则有费孝通等堪称泰斗的人物，政界、医学界等各行各业更是不胜枚举，两院院士当中，出身燕京的多达52人，当今仍然活跃在学术思想界的余英时、资中筠、江平等泰斗式的人物，也都有过在燕京求学的经历；像其他一流大学一样，燕大有完备的科系设置，新闻系和社会学系的开设，在当时的中国更是领一时之先……一流的大学总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燕京大学有其独特性。与清华、北大等国立大学相比，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这一独特的性质使身处其中的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直接的接触，也使它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过程中承担了一种比较独特的角色，与当时同类的教会大学相比，没有哪所教会大学能像燕京大学一样对中国的政治介入如此之深，以至于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史都无法绕开燕京大学。正是这种双重的独特性，让燕京大学自诞生起就与其自身所处的外在环境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冲突。我所要关注的，正如序言中所写到的那样，是燕京大学与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冲突及其自我调适。

不过，在后记里板起面孔说这些，肯定不如说些花絮更让读者感兴趣。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每当我写完满意的一章，就犒赏自己一顿啤酒。结果，往往刚写完时尚觉满意，不久之后又推倒重来。这样，喝酒的次数就比原来的计划多出好多倍。这一年夏天，我喝了有生以来最多的啤酒。不嗜啤酒的我，估计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状态。

感谢燕京大学校友会多年来提供的无私帮助，感谢那些接受我采访的燕京老人不顾年迈接受我的打扰，有时还要因为我的尖锐问题不得不面对伤心往事；感谢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先生和首都师大的林伟兄为我提供的资料，感谢余英时先生，他是我学术上的楷模，从未想到这本小书在出版之前能蒙先生两次通阅并欣然赐序，这也是本人学术道路上值得纪念的一笔；还要感谢章诒和先生为本书题写的书名，这不仅是一个长者的情谊，还饱含着一位前辈对后生的期许，我内心深处常存担忧，怕辜负了读者，也怕担不起章先生如此深厚的情谊和期许。

最后，要感谢来雨兄的邀约，要不是他，以我疏懒的本性，这本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动笔，而俊文兄、黄一川与陈胜伟的辛劳，令这本书在编排上近于完美。

本书取材丰富、分析精密、叙事流畅、论断公允，不但如实地保存了燕京大学33年间的辉煌业绩，而且更将它“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内在精神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燕大校友 余英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