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法国工读归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追求革命的青年学生走出国门，留学求学，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实现革命理想和文学抱负。他们与东南沿海华侨移民潮遥相呼应，也是一种文化移民运动。滚滚向前的世界潮流中，青年巴金就是闪耀其中的一朵浪花。而早在法国勤工俭学之前的家乡岁月，带有平民主义思想的少年巴金，即在成都双眼井二十一号主编《平民之声》旬刊，开始连载他研究“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的长篇论文：《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学说》。
当时留学主要去向是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欧洲文明中心法国是留学圣地，美国是留学天堂，日本是留学邻邦。中国留学史，从清王朝末期写起，代表人物是勤工俭学开路先锋容闳。一八四一年他赴美留学六年在耶鲁大学机械系毕业后返国，即积极倡议并带引几批留学生到美国半工半读，写有《西学东渐记》。至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掀起留学浪潮，开始“洋插队”运动，是属于“放逐的中国人”的第一代。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他们是受尽“中国执念”之苦的一代，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他们在学成“海归”之后，带来西方新思想新思潮，带来世界平民教育，带来留学生文学。当时鲁迅、瞿秋白、郭沫若、冰心、巴金、苏雪林、闻一多、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等一大批作家、诗人，早期均以留学生或访问学者身份到外国勤工俭学，涉足留学生文学的创作领域。陈天华有《狮子吼》，苏雪林有《棘心》，瞿秋白有《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巴金有《灭亡》《亚丽安娜》《亚丽安娜·渥伯尔格》《在门槛上》《神·鬼·人》，冰心有《去国》《寄小读者》，郭沫若有《残春》，郁达夫有《沉沦》，苏曼殊有《断鸿零雁记》，陶晶孙有《水葬》，徐志摩有许多诗篇。他们张扬个性，追求自由，提倡民主，讴歌母国，怀恋故土，弘扬中华文化教育传统，为勤工俭学留学生文学谱写新篇章。
在旅法华工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有来自全国十八个省份的二十批知识青年，共有一千八百多人，加入了这一世界首见的“洋插队”运动，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民主精神，促进文化思想交流。领导者是接受平民教育思想影响的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吴玉章等。一九一六年六月在法国巴黎成立的“华法教育会”，宗旨即“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投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除了巴金、苏雪林等一批文学青年，还有更早的革命家、政治活动家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毅、聂荣臻、李立三、李富春、李维汉、蔡畅、向警予、郭隆真以及翻译家毕修勺等。一九二一年秋天吴稚晖带领一百五十多名留学生团队到中法学院勤工俭学，乘法国博德斯邮轮从上海黄浦江码头出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欧洲缺乏劳动力，以华币折合法郎的币值作勤工俭学费用，对留学生有利，因而主张“手脑并用”、反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吴稚晖，抓住时机，要求广东省当局与法国政府联合创办中法学院（中法大学），校址设在风景优美、历史悠久的里昂城郊圣蒂爱纳山麓。他同李石曾等人发起勤工俭学运动，才有贫寒子弟赴法留学的海上之旅。像一个农村小伙计的平民教育家吴稚晖，在海行中陪同学生睡四等舱，一路宣传劳动人生，以其花甲之年和仆役身份忙于打扫船舱，帮学生整理床铺，扎捆行李，搬运箱包——以实际行动，言教身教，躬身示范。中法大学还派有吴稚晖校长的高足方君璧——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之胞妹，和曾仲鸣——方声洞之嫂、老同盟会员曾醒之弟，专门负责接待照顾新来的同学。当时学生中还有引人注目的“从良”于安徽名绅潘赞化的青楼女子潘玉良，是苏雪林的同乡同学，知心好友，她酷爱丹青艺术，向往独立自由，就是受吴稚晖的教育感化而学画有成的，在法国勤工俭学成为著名画家的。吴稚晖校长的平民教育理想，在于培养出类拔萃的人才。苏雪林在《吴稚晖先生和里昂中法学院》中回忆道：“吴先生对于我们却并不抱任何的奢望，他曾和他几个亲信人说，将来能出得一个‘胡适之’，也就不枉他一番办学的苦心了。”平民教育先行者从一开始就注重培育人才，行之有效。
在此文化背景中，巴金面对大革命失败现实，安那其主义信仰找不到出路，内心充满矛盾痛苦，几多延宕，才投入留法勤工俭学的潮流。他和同样信仰的朋友卫惠林结伴同行，登上法国“昂热号”（Angers）邮轮从上海黄浦江出发，继周恩来之后走上平民教育之路，是时二十二岁。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有多元文化思想和各种政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安那其主义的，平民主义的，国家主义的，等等。而当时安那其主义是一种时髦的信仰，是由早期留法和留日的学生介绍、宣传输人中国的，代表人物是刘师复。他们认为，自称代表国家的腐败政府是罪恶根源，平民百姓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就要抛弃自称政府的“政府”，平民百姓要自由要民主要幸福，最高理想是“无秩序”与“无政府”的结合。他们追求“否定之否定”，也是一种革命理想。“在政治上反对清朝政府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在思想文化上则激烈反对一切封建主义的文化、伦理道德观念，因此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辛亥革命后，人们对于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破灭，对当时军阀专制感到极端愤怒憎恨之余，有不少青少年知识分子，也就比较容易接受这种不仅强烈要求废除剥削压迫，而且还要求废除一切国家、政府形式的激烈主张。”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平民主义思潮是相互接近的，都以平民百姓的民主、自由、平等、幸福为宗旨，与强权政治和腐败统治水火不相容，有合理内核，有进步成分。不仅巴金和留法勤工俭学的好友毕修勺、萧三、朱洗、卫惠林、吴克刚等文学青年是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视梁漱溟为革命知友的毛泽东，还有吴稚晖、李石曾、陈延年等，也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李大钊也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恩来的“觉悟社”，也是“兼容并蓄”的。邓颖超说：“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有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也有研究共产主义的。”留法勤工俭学，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李立三、聂荣臻、陈毅等，就经常与同学中的无政府主义者辩论、探讨，寻求改造旧中国的药方。这是历史真实，时代现实，革命事实，当时的革命青年并没有把无政府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并不像后来那样对巴金口诛笔伐。P11－14
慧眼与窗口
文学理想，贵在艺术见解之慧眼独具，透视生活之窗口定位。作家“慧眼”依生活“窗口”而望，而了解生活的“窗口”则是第二只“慧眼”。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所依靠的，也就是有这样一双“慧眼”。而眼观时空变幻，文学世界的“窗口”也不只一个。视“定位”而选，我最初倚靠的“窗口”，是指导学生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组织学生阅读与鉴赏，提高其文化素质。教学实践中，也为其选定文学“窗口”，培养其“慧眼”独具。审美对象，丰富多彩；学术研究，海阔天空。从感性到理性，各显其能，各尽其才。如果没有“慧眼”独具，找不到对应“窗口”，文学理想就无法跨出第一步。
我的文学理想起步于学生时代的文学创作，转型于任教生涯的学术研究，再回归于今后的文学创作。从感性到理性再到感性，周而复始，深入文学世界探魅，解读艺术迷宫，了解人生，彰显人性。我的学术研究自文学鉴赏始。这是美学指导与实践，带来审美活动的连锁反应，也是鉴赏主体感受、共鸣、想象、见解之循环，情感体验与主观评价之整合。学术研究，即在此发端。文学鉴赏与文学评论汇流一起，分不离，断不开。文学评论虽然也姓“论”，但它却要以赏心悦性的艺术形象引起的审美感受为先导，因而文学评论来自文学鉴赏；而文学鉴赏在审美心理活动过程，也要渗透鉴赏主体的倾向、认识、观点、态度，因而文＿学鉴赏蕴含文学评论。鉴赏是评论的基础，评论是鉴赏的提高。二者都是学术研究的必经之途。在文学鉴赏的“此岸”和文学评论的“彼岸”，有一座审美桥梁，那就是内心的“意会”——只有“意会”，才可以“言传”，“言传”就是“评论”，而“意会”只有通过“鉴赏”才能达到。我们的鉴赏活动和评论活动都要通过内心世界，因而有无限广阔的天地。正如雨果说的：“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就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的活动。”赫尔岑也说：“人的内心世界就是宇宙。”本来，作为客观世界现实生活之反映。其鉴赏对象内涵已经是够错综、够复杂、够多样、够丰富的了，再加上鉴赏主体各自都有宇宙般的内心活动和奥秘难测的意会神交，审美视点多有变换，参照构架不断转移，就必然要造成鉴赏对象和研究对象的“多义性”和“模糊性”了。即有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林黛玉，有一千个评论家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此即学术研究之我见：要独具“慧眼”，要选定“窗口”。
唯其如此，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才得以兴替，才得以繁荣。由此可见，在文学鉴赏和文学评论的广阔天地，观点是多种多样的，写法是无穷无尽的。但重要一点，鉴赏主体应该具有与众不同的学术敏感、艺术眼光和美学见解，写出自己独具审美个性和研究价值来。最忌人云亦云，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进死胡同。美国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曾作过比喻：“文学评论——开着许多窗户的一幢房子。”在这幢房子里，每一个评论家都应该占有自己的窗口。我占有的窗口，则来自“心灵的敏感区”最佳视角的选择，要求慧眼独具。我透过这一窗口，观察人物形象，嘹望生活场景，审视思想主题，探寻艺术技巧。各种审美实践，各种管窥蠡测，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即对艺术形象的探赏和对艺术技巧的探魅。而每一篇探赏文章，则在受到鉴赏对象的打动之后，深挖形象新意，提取艺术精华，寻求创作技巧，讲究语言艺术，重视结构章法，尽量写得活泼些、生动些、灵慧些、优美些、雅致些，把本身是鉴赏人家艺术作品的文章，写成让人家可以鉴赏的艺术作品。它应该带有诗的激情，散文的文采，小说的感染力。这是我在自己学术窗口竖起的一个高度，是鉴赏效果和审美价值统一的高度，够我攀登一辈子。回顾来路，出版研究著作《艺术形象探赏集》《人性美的追求》《菲华作家林健民创作研究文集》《走进迷宫——欧·亨利的艺术世界》四部，发表于国际学术季刊和全国核心期刊、大学学报、省级杂志的论文逾三百篇，其中发挥学术价值影响较大的，已知有数十篇被权威刊物转载收录。二十一世纪以来研写“华侨文化”研究书系三编六著，是攀登第二高峰。而今马不停蹄，长篇小说三部曲创作，正在攀登第三高峰。因有慧眼之独具，窗口之定位，故有人生竖起三座高峰。
有生以来，除了读书，就是教书，甘居一隅，别无奢求。一生学问，清心寡欲，不求时髦，不赶浪潮，烟酒茶不染，唯嗜书如命。由于天生憎恨邪恶，追求美善，多遭风暴袭击，丢掉时间太多，总有紧迫之感。人贵拼搏，来日可追。人生追求，在于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学术之旅走到二十一世纪，从十三岁创作短篇小说《小红》起步，苦行僧整整笔耕六十年。而二十岁大学毕业后的教书育人，则逾五十年。平民教授，人性作家，今特以六部学术新著，聊作华侨文化工程“双庆”及个人“双庆”之礼物。文化赤子，文学理想，窗口慧眼，定位看准，即使处于文化沙漠，也能开拓文化绿洲，从死水微澜，到击浪兴波。
阮温凌
二○一三年秋于南国绿洲灵慧泉畔
巴金侨乡文化足迹
这是“华侨文化”书系第一编“南国绿洲”研究华侨教育侨乡文化的第二部书。首先要了解参与华侨领袖陈嘉庚、李清泉故乡平民教育实践和平民文学创作的历史背景和生活环境。五四新文化运动，平民教育浪潮汹涌，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向警予、蔡畅等革命青年，奔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教育救国之路。而吴稚晖、李石曾则带领庞大的勤工俭学团队，到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深造。当时留法学生有各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安那其主义的，平民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其中安那其主义是由早期留法和留日的学生介绍、宣传输入中国的，被青年巴金及其朋友视为革命理想，正热衷研究此道。实质上，安那其主义和平民主义是相似相近的，均以平民百姓之民主、幸福为宗旨。他们与强权政治和腐败统治的所谓政府是不兼容的，故不要腐败政府——“无政府”。其理论主张和革命实践，带有合理性和精华成分，不可否认。受蔡元培、吴玉章等老一代平民教育家影响，青年巴金继周恩来、毕修勺等先行者之后，走上留法平民教育之旅。
巴金到过马赛、巴黎、玛伦河、沙多一吉里、拉封丹中学，到过蔡元培、吴玉章发起组织的“巴黎华法教育会”。当中国噩梦过后访问中法大学时，巴金反思：“我想丢开那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我要歌颂新人新事，但是熟悉新人新事又需要一段较长时间。我错就错在我想写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道出主观与客观、文学与现实、创作与生活、动机与效果之矛盾。文学创作规律被“政治运动”噩梦搅碎。但巴金有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不死在“牛棚”而活到一百余岁，比迫害他的强权者活得更长久——“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他读平民教育大书，从上海贫民窟读到巴黎拉丁区，又研读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运动思想家文学家，受启蒙主义和平民主义思想教育。恩格斯指出：“这些伟大人物在法国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启迪了思想，他们本身也是极度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在的权威，不论这些权威本身属于什么性质。宗教、宇宙观、社会、政治制度——所有这一切都遭受到无情的批判。”巴金受其影响，也体现在：“不承认权威”，对腐败权势“无情的批判”。半个世纪后再访巴黎时还在卢梭雕像前“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其博爱思想，也来自童年家庭教育。他从小在仆佣生活底层长大，热爱他们的良善品格，同情他们的不幸命运，对他们正直的为人怀有深厚感情。“下人”中有一位病弱孤寡老轿夫，就曾以坚强的信念对他说“对人要真实，不要骗人”。而母亲则是第一位“使我认识‘爱’字”的启蒙老师，同情婢仆命运。“爱的教育”和世纪巴金，共鸣共振。他在巴黎公社的故乡，内心响起震动世界的革命宣言，“把伟大的‘博爱’两字写入自己的座右铭”。直到蹲“文化大革命”的“牛棚”面对恶魔，想起童年，父亲“升堂”拍着惊堂木的凶神恶煞，“犯人”被打得鲜血淋漓还要叩头谢恩，为鲁迅怒指的民族劣根性而痛心疾首！
沙多一吉里是法国美丽的小古城，未来作家在景色迷人的拉封丹中学“住得最久”。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又是从这里寄给国内的平民教育家叶圣陶和索非出版的。五十年来他做过不少沙多一吉里的梦，梦中有看门人古然夫妇的慈祥形象……迫害挨斗岁月，他的心飞向小古城，在古然夫妇的公墓徘徊。心之所寄，情之所托，他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墓园》——歌颂“墓园就是天堂”……平民教育之旅，从异国他乡到南国侨乡，是青年巴金平民教育实践和平民文学创作的难忘岁月。朋友梁披云、苏秋涛、叶非英等创办黎明高中、平民中学、法江小学、石狮分校、爱群小学，与陈嘉庚的集美学村、李清泉的成美学校遥相呼应，构成全国仅见的南国侨乡文化绿洲。巴金三次南下福建晋江游学，一次到广东西江乡村师范走访。所见所闻，“他们不愿在污泥浊水中虚度一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想安排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创造一种比较清新的空气，培养一些新的人，用爱集体的理想去教育学生。他们中有的办工读学校，有的办乡村师范，都想把学校办得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关上学校门就仿佛生活在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巴金参与平民教育实践，了解平民学校状况，搜集生活素材，探访人物原型，视察侨乡背景，进行文学创作，与师生血肉相连。在黎明高中：“我们在武庙的一个凉台上喝着绿豆粥，过了二三十个黄昏，我们望着夜渐渐地从庭前两棵大榕树繁茂的枝叶间落到地上，畅快地谈论着当前的社会问题和美丽未来的梦景……”有挚友叶非英：“我看见他那微驼的背，他那凹进去的两边脸颊，他那一头乱发，还有他那一身肮脏的灰布学生服。他瘦多了，老多了！学校办得有生气，这成绩是他的健康换来的……”巴金“敬佩他的苦行”，称他为“我们的耶稣”。受巴金召唤，一时文化精英荟萃，还有朝鲜、越南、日本的革命家，纷纷来此接受平民教育和进行革命活动。
巴金说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是在这一片红土地度过的，他是抱着赤子情怀留恋南国绿洲的。即使远在日本的横滨，也想念着南国侨乡：“龙眼花开的时候，我也曾嗅着迷人的南方的香气；繁星的夜里我也曾坐了划子在海上看星星。我也曾跨过生着龙舌兰的颓垣。我也曾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我也曾踏着长春树的绿影子，捧着大把龙眼剥着吃，走过一些小村镇。我也曾在海滨的旅馆里听着隔房南国女郎弹奏的南方音乐，推开窗户就听见从海边码头上送来的年轻男女的笑声……”巴金“南国的梦”，有红土花树，有阳光大海，有借破旧宫庙祠堂上课的平民学校，设备简陋，生活艰苦，却办出全国闻名的“古庙学村”。旅菲学生李一凡回忆说，“爱的教育”，“生活教育”，教师青杉布履，学生打赤脚，学校没有工役，师生轮值洒扫打钟，买菜煮饭，锄地种菜，挑水浇花。还兼顾民众夜校，参加社会活动，抗日宣传，反军阀斗争。当古庙钟声迎来青年巴金，即与师生一起在古庙站着吃地瓜汤咸菜……旅菲学生蔡文沛回忆说：“巴金老师曾到我们平民中学石狮分校，住过一些日子，那时我们几位住校同学与杨春天老师每晚都聚集在小天井听巴金老师谈文学。”巴金在泉州古城、石头街和石狮镇创作的作品有：《春天里的秋天》《雨》《雷》《电》《星》《亚丽安娜》《新生》等中短篇小说和《黑土》《南国的梦》《海上》《朋友》《月夜》《悼范兄》《纪念憾翁》《写给彦兄》《怀念陆圣泉》《关于丽尼同志》《怀念非英兄》等散文。
鲁迅逝世前，是巴金创作的重要时期。办出版社，编刊物，培养文学新秀，翻译世界名著。更有鲁迅历史性的会见与培养。叶圣陶评他第一部小说：“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活动与灭亡……”作家新星在叶圣陶手中升起后，继续以法国玛伦河畔为背景，以法国平民生活为题材，创作早期的中国留学生小说，为后来新生代以旅美华侨作家白先勇、陈若曦为代表的留学生小说创作，提供借鉴，开拓道路。《灭亡》和《复仇集》都是“第一部”，奠定“巴金风格”：主题是平民主义的，手法是现实主义的，人物是底层社会的，内容是人性是非的，情节是起伏跌宕的，倾向是揭露批判的，笔调是伤感悲悯的。小说讴歌他青年时代平民教育的“青春、活动、自由、幸福、爱情”，以批判现实主义，发扬鲁迅文学的硬骨头精神。作家巴金从五四新文化道路走来，疾走呼号的，就是平民教育、平民文学。我踏探巴金侨乡行之足迹，“把心交给读者”，高唱“世纪弦歌”，迎来“学村候鸟”，构筑我的“华侨文化”工程。
20世纪初，世界平民教育浪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波涛汹涌，全国文化精英投身其中，涌现了无数无名英雄。鲁迅、巴金、冰心等五四时期作家到南国绿洲侨办学校集美学村、“古庙学村”及云南贫困山区学校教书育人，培育英才。巴金像学村候鸟，三次南下游学，参与侨乡平民教育实践和文学创作活动，还影响带动了许多作家、教育家、科学家会聚南国侨乡讲学。除创作陈嘉庚李清泉故乡的系列小说名著和系列散文佳作外，还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侨乡学生平民作家和文化名人。阮温凌编著的《学村候鸟（巴金足迹侨乡行）》对巴金这一时期的教育及创作活动进行了重点介绍。
阮温凌编著的《学村候鸟（巴金足迹侨乡行）》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即对艺术形象的探赏和对艺术技巧的探魅。而巴金写的每一篇探赏文章，则在受到鉴赏对象的打动之后，深挖形象新意，提取艺术精华，寻求创作技巧，讲究语言艺术，重视结构章法，尽量写得活泼些、生动些、灵慧些、优美些、雅致些，把本身是鉴赏人家艺术作品的文章，写成让人家可以鉴赏的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