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王保忠的名字，是因偶然看了他的一个中篇小说。题目叫《悬挂》，写了一个执拗的农村青年，因为不满于下乡干部的道貌岸然，几次三番想方设法要揪出狐狸的尾巴，不料他的举动非但没有得到村民的响应，反而将自己推向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只得把脖子伸到了绳套里，吊死在大树上。这个故事讲得绵里藏针，虽没有咄咄逼人的杀伤力，却把你的心窝子扎得隐隐作痛，好像不由得与那种情境牵连起来，再难置身事外。由此可见，作者并不是耍几招花拳绣腿哄人看热闹的，他是要唤醒冰谷中的死火，并给其温热，让它重新燃烧，不再冻结。最近读过《美元》《前夫》《长城别》《家长会》《奶香》《一百零八》《张树的最后生活》《尘根》等一组短篇小说，更可看出保忠所持守的立场及所做的努力，在他的文字里，不仅可以找到原汁原味的现实感，而且总可感受到一抹亮色，即便生活多么阴暗多么糟糕，也还有一缕“接续的光”，映照人们凋敝的心灵。
从内容题材上看，这几个短篇基本上都与所谓“底层”有关。小说的主人公要么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老婆婆，要么是土洋结合的农民工、乡村教师，要么是命途多舛的穷光蛋、光棍汉，即便是混得有头有脸的公家人、土老板，也还是在小地方小打小闹的“小人物”。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不够富有或者曾经穷困，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质量大都受限于拮据的物质条件，或者受累于芜劣的生存环境，他们一出生就注定是福浅命薄的“受苦人”。所以，保忠所写的人物大都“先天不足”，不是有缺憾，便是有困扰；然而，正因揭开了这宿命般的底子，他们的故事才生出种种变数，萌蘖了些许原不曾有过的苗头或枝蔓。
保忠的短篇小说大体遵循了这样一种叙事路线：平衡的打破与重建。也就是说，这些故事基本着眼于常态的生活，并抓住了淹没在常态之中的不安分、不寻常及不确定因素，通过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通常不怎么复杂也不怎么激烈——展开情节，最终往往以“软着陆”的方式，表现出人物与生活／命运的和解。比如《美元》和《前夫》所写的两个女主角，都是老老实实的农家女子，每天的生活总是四平八稳，平淡无奇，她们不需要刺激，不需要悬念，只要正常过日子就够了。但是，这种一以贯之的平静并非铁板一块，当它受到外力干扰时，原本平铺直叙的人生也就有了曲折，原本一成不变的生活也出现了未知数，于是，原本被生活淹没、被命运吞噬的局外人、边缘人，不期然进入了故事的中心，成了决定故事方向的第一主角。
那么，面对突然到来的诱惑、迷局，她们是怎样对待的呢？《美元》中的艾叶，偶然拥有了一张二十美元的外币，可是当她兴冲冲进了城，准备好好地“消费”一下时，那光灿灿的“美元”非但没能给她带来美妙的享受，反而将她引向了阴暗狭邪的岔道，这个女孩不只是空欢喜了一场，还遭到一连串的打击。最后，那花不出去的美元终于被她抛到风中，她的“美元梦”亦化为泡影。“美元”是一种普通纸币，又是一种世界货币，人们认同美元、信任美元，一般情况下，美元总是大行其道、畅行无阻的。可是在相对落后的中国西部乡村，美元还是一种新鲜事物，它不仅比人民币“值钱”——是财富的象征，而且来自遥远的美国——很容易勾起种种乖谬的异域想象。所以，当它落到一个乡下女孩手里，就显得蹊跷起来。这是美元？这美元是真的？这美元从哪来的？你怎么会挣上美元？“美元”原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似乎只属于那些洋人、阔人们，怎么可能跟土得掉渣的乡巴佬扯上关系？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美元的真假，更有理由对美元的来路提出质疑，进而对美元的持有者给以“有罪推定”，这样一来，美元就成了确凿的“罪证”，艾叶也就成了审判台上的被告，她的身份、职业、品行一下子被扭曲了，既然她没有“单位”，不用“上班”，定然是小偷、妓女、骗子之流，否则哪来的“美元”？没有人会相信一个乡下女孩能挣到美元，没人会相信纳鞋垫也能挣到美元。在这里，“美元”作为西方(发达社会)的象征物，时而被神秘化、神圣化，时而被丑恶化、低俗化，或者委身于达官贵人，或者流布于旁门左道，总之是一种“不得了”的非常之物，但凡安分守己的平头百姓，断不会与“美元”产生瓜葛。因此，一张平平常常的纸币，才会失去它的货币功能，反成了道德评判的标尺，不但使艾叶创造的劳动价值变得暖昧不清，连她的人格尊严也受到重挫，把她刚刚提起的心气压灭了。这是艾叶握有美元的一天，是她在城里度过的一天，然而这又是多么灰暗、多么沮丧的一天，她所能做的，只能是和扎眼且扎手的“美元”一刀两断，重新返回自己的村子。可是，“美元”何辜？造成这一切究竟是什么？也许《美元》所揭示的，正是被“美元”掩盖的？也许作者是要通过“美元”的落败，证明艾叶所葆有的“真、善、美”何其可贵，证明她对“美元”的丢弃是一种潇洒的除魅？显然，“美元”——逐利时代的通行证，全球化／现代化的象征物——在小说中是以本土文化／传统价值的假想敌出现的，它可能抛来媚眼，也可能泼来污水、射来暗箭；艾叶作为被动、弱势、欠发达的一方，干脆就是纯洁、正义、坚贞的化身，这个生在“好峁”的农家姑娘，果然用她的“好”战胜了种种“不好”，以“穷人的美德’超越了丑陋、轻薄的“美元”。P28-31
有人说，一本大书就是一个灾难。其实一本小书也很麻烦。打从编定此书，至今已延宕一年，现在总算可作了结，我也得以轻身前行。
小书即成，自当感恩。从第一首诗、第一篇小说的发表，第一本书的出版，到若许荣誉的获得，都少不了贵人相助，没有他们无私的扶掖和包容，大概我只能是坐井观天的囚徒。所以我要把他们的名字藏在心里，为之合十祈福。
说到这本书，当要感谢那些文字的首发编辑，感谢臧杰先生和良友书坊，感谢本书的编辑和出版社，感谢帮我校读书样的同事、好友，感谢为我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的亲人，还要感谢种种莫名其妙的超能量、暗物质，感谢十八届三中全会照耀的2013年。
当然，这里最要感谢的，是构成此书的作家们。没有他们的作品，所谓“证词”就成了彻头彻尾的伪证。没有他们的相片、书影，这本书也会黯然失色。所以，特按字母顺序将他们的大名和现身的页码附于文末，既表示惺惺相惜，亦可便于寻查。
收入本书的文章，最早写于1996年。那时我正在家乡的镇上教书，虽然也常做着插翅高飞的梦，但怎么也没想到，后来会披挂了文学评论的两把刷子，成了专擅寻章摘句体察文心的所谓评论家；更没想到，文学评论会成为安身立命的家伙事儿，让我不至于一无所能。不经意间，操持文学评论已十七年，这么长的岁月，若是学有专攻、勤勉不懈，恐怕早该著作等身了，然而我却愚钝疏怠，至今未有什么煌煌大作。只是在前年，侥幸出了一个集子，算是免了没书的尴尬。因为整理那本书，才顺带做了一番前情回顾，把积存的评论文字加以汇总挑捡，结果竟有了五十余万字。由于要申报某文学丛书，应考虑所谓视野、眼界，故首先选择了一些篇幅较长、且多无地域局限的大块文章，编订成为《迎向诗意的逆光》。其余一些篇幅短小、论及本地作家作品的文字，则编入另一文集。最近，我又将其加以增删，定名为《暧昧的证词》。
这一书名取自其中一篇文章，主要还是因为，它多少能表明一点评论的真相：评论家言之凿凿信誓旦旦所作的种种大言高论，究竟能有几句说到点子上呢？就像马尔克斯嘲讽的那样，很多评论家不过是踩上了他故意丢下的香蕉皮。所以，我当有自知之明，没必要把评论写成居高临下的判决书，而是要把心放正，用自己的真情实感说话。这样的评论或许不如某些高头讲章唬人，但至少表达了若许一得之见，哪怕它不够深邃，不够宏阔，总也是一份可资参照的“证词”。这些“证词”固然皆有来历渊源，却不敢说有几分铆合榫投，有的文字很可能踏着香蕉皮溜远了。可是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文责自负是逃不掉的，有些语句现在看来显然浅露轻浮，也不无意抹除或重加修饰，且让我看清自己的来路，作为一种纪念和警策。
不得不承认这里的好多文章都属于遵命文学。要么是受了师长前辈的将令，要么是因了同仁好友的情分，还有则是为了完成工作上的任务摊派，仅有很少一部分或是自开小灶自斟自饮。既如此，必然有所犹疑，甚尔成了专擅讨喜的插花匠。这样的文学批评只配速朽，实无必要集中起来大献其丑。不过我尚有不悔旧作的勇气，虽也免不了心生忐忑，但是自忖之下，并不曾拿假话套话虚与委蛇，也不曾闭着眼睛信口开河。我自信不管是硬着头皮接下的烫手山芋，还是率性而为的闲笔余墨，都做到了不失本心。即便有不得己的应景、捧场，也绝不会一味应付、起哄。或者再坦白一点说，哪怕是只需要摆摆姿态讲点空话的发言稿，也要尽其可能地夹带些“私货”，给自我的心灵留一股活气。李健吾先生曾说过，作为批评者就要具备自由、独立的品性，否则便可能沦为“伺候东家脸色”的清客。如今各门各派的清客多矣，或还有不少吆五喝六的掮客，我素来不喜欢凑热闹，未曾谒过名师拜过码头，到底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干户。也许这般情形终难成器，我实在也没有多大的胃口，没有多大的嗓门，只管乐在其中足矣，何苦贪多求大？
借着编排这个集子，亦满足了一点怀旧的心思。那些过期的文字，如同掺水过多的散装酒，存放愈久愈是寡淡无味，却能清晰映出逝去的大好时光。多年以前，我只是一个容易迷醉的读者，每当执笔为文，很容易找到心无挂碍的感觉，写出的大约总是些微醺的情致。因此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可能就写得跑题了。但我并不为之羞愧，现在看来，假如没有这样的那样的跑题，也许这本书就会索然无趣，这些文字也就不仅过时、过气，而且毫无重新集结的价值。有感而发自是甚好，“发而有感”未必不堪，只要发得实在，感得真切，一样可以披坚执锐，写出明心见性的骋怀之作。正因这样，我的评论文章常又写得不像评论的模样，没有玄奥的理论支撑，也没有强大的体系架构，有的只是掀不了风浪上不了台面的漏网之鱼。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写评论，若非如鱼得水，便无从容之乐。我庆幸从一开始就觅得了一潭清水，养下了许多长不大的小鱼。鉴于此，我才有意舍弃了若干所谓宏观大论，只收纳了针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评析文章。为了记念曾在网上灌水或潜水的日子，我还特意找到了几篇网络产品——这种“帖子”按说难登大雅之堂的，好在这里只是我个人的小格子间，即便再微小的私藏，也有其可以矜惜之处。
本书论及的作家作品，多半声名不彰，有的或只是业余作者的偶一为之，如今大都淹没无闻，我的言辞或又见风是雨，率意直出。这样的评论大不了落个水过地皮湿，最终自生自灭了事。然我不揣浅陋，仍将其结集示众，非止出于自恋，更是为了呈显我做评论的本源：我原本就是一名东张西望的普通读者，最初的评论即如乍隐乍现的野草闲花，留在纸上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拟想的余香。此类评论自当“零落成泥碾作尘”，不值得扮成什么宝贝疙瘩，但曾经有过的刹那心相却未腐坏变质，仍旧“聊可以自怡”矣。在我看来，站得高固然可能看得远，沉入到深深的井底未必就两眼漆黑，所谓眼光、视野，并不全由目之所及的质料决定，还要取决于察验者的心力。文学批评毕竟不是吃大户，也不是撞彩头，所以，当我把目光投向偏于一隅的作家作品时，并不奢望像杨引传那样发现一部《浮生六记》，而是尽其可能地发扬其中的命意。
李健吾先生曾把做批评比作咀嚼带露的鲜花，他认为，那实际得到补益的，正是批评者本人。又说，批评者更应注意无名作家，以免他们遭受埋没。“他是街头的测字先生，十九不灵验，但是，有一中焉，他就不算落空。”对此我深以为意，在多数情况下，也像一名捕风捉影的测字先生，我所作出的论断，与其说是在评判他人，毋宁说是在推演自身。我无法确保总能见山是山，但我相信，无论看到了什么，都不会背离内心的真念，不会让浮云遮蔽了灵魂。
《暧昧的证词(赵月斌作品集)》是作者赵月斌跟踪当下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所作文学评论之结集，收录近年创作的评论作品20余万字。其中一部分是对阿来、张炜等当代著名作家和国内部分较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及其作品的读解评价，此外占主要篇幅的则是对山东本土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作品的评析推介。
《暧昧的证词(赵月斌作品集)》共分为四卷，是赵月斌跟踪当下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所作文学评论之结集，收录近年创作的评论作品20余万字。
赵月斌作为文学评论家进入人们的视野，与一篇万字长文有关。2007年，著名评论家洪治纲选编的《余华研究资料》出版，该书汇集了学界多年来在余华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其中赵月斌所撰《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小说》一文，既肯定作家创作的优长，更指出其不足和缺憾，可谓深中肯綮，切中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