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著名学者，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堪称一代文化巨匠。

《胡适传略》是刘芳和博士后王喜国多年研究的产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本书力求从胡适思想演进的轨迹切入，试图对其一生复杂的经历和思想作较为深入的阐述和挖掘。胡适生活于时代新旧交替，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交汇和融合的“灵魂四分五裂”的时代。

《胡适传略》是刘芳和博士后王喜国多年研究的产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那是一个新旧交替，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交汇和融合的“灵魂四分五裂”的时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内心都充满着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无所适从的疏离感，面临着一系列困惑，并从中进行着艰难的价值选择。胡适可谓是这一时代极其典型的“标本”。

胡适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又在19岁游学美国。作为一个“两脚踩东西文化”的学人，中国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在他的意识和潜意识里，仍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滞后力，这使他对中国有一种自然而深厚的感情。然而，旧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实际在强大而先进的西方标准之下，又使他感到虚弱而不愿与之认同。

《胡适传略》力求以胡适的著作、书信、日记、自传及当时的报刊杂志和当事人的记载等有关材料，再现胡适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心理结构的变迁进程和思想轨迹。而这些对于正在走向未来的当代中国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超越前人、超越自身，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文化选择无疑有所裨益。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 早熟

 徽州、家族、铁花父亲

 严格的母教

 老成的“糜先生”

 小无神论者

第二章 在上海

 乡巴佬求“新学”

 《真如岛》与白话小说

 编辑《竞业旬报》

 年少的诗人

 考取官费生

第三章 留学美国

 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讲演训练

 关注国事

 师从杜威

 酝酿“文学革命”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

 回国、受聘北大与完婚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尝试白话诗

 宣扬易卜生主义

第五章 哲学之路

 “但开风气不为师”

 传播杜威哲学

 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

 方法论的致用

第六章 徘徊

 “问题与主义”之争

 搬出“好政府主义”

 谒见“皇帝”

 欧美之行

第七章 《新月》与《独立评论》

 重整主持新月社

 讨论人权问题

 倡导社会改革

 创办《独立评论》

 所谓“诤臣诤友”

第八章 跻身中西文化讨论

 西化潮流的产儿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

 《说儒》——孔子再评价

 从“全盘西化”到“充分世界化”

第九章 政坛生涯

 从“不争”到抗战

 游说美欧

 “驻美大使”

 纽约至北平

 “国大代表”

第十章 海外寓公

 避居与“讲学”

 考订《水经注》

 《自由中国》事件

第十一章 孤寂的晚年

 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谈“容忍与自由”

 围剿之中

 溘然而逝

附录1：论胡适的中西文化比较观

附录2：作者刘芳有关胡适思想研究的论文目录

参考文献

后记

岁月荏苒，胡适渐渐度过了童年，步入少年时代。他的家乡依山傍水，景色秀美，但又车毂稀少，贫瘠闭塞；既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淳朴的风俗民情，却还充斥着强烈的封建意识、愚昧的迷信活动。在这里，胡适受着母爱滋润，接受了9年的家塾教育，养成用功的习惯，得到些做人的训练，还有了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故乡的山是那么苍翠可爱，但它阻隔着外面的讯息。渴望求知的胡适期待着越过这重叠的山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904年春，胡适的三哥因肺病加重，去上海医治。虚龄14岁的胡适告别了母亲和故乡，跟随三哥，到上海去求学。他们过逍遥崖，跨栈岭，顺新安江、富春江下行，至余杭乘小船，经7昼夜的奔波到达杭州，然后搭火车沿沪杭线北上，来到了人海茫茫的大上海。

初到上海的胡适，身穿蓝呢夹袍，外罩绛紫色长马褂，完全一副乡下土少爷的打扮，三哥把他送进张焕纶(字经甫)创办的梅溪学堂。胡适因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被暂时编在程度几近最低的第五班里。学的课程有国文、英文、算学，教材是《蒙学读本》、《华英初阶》、《笔算数学》。

胡适从小已经读了许多古书，现在进五班读“发蒙书”，自然毫不费力，正好集中全力专攻英文、算学。这样过了6个星期，到第42天时，胡适终于碰到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一天，又是堂国文课。五班的沈先生，大概也瞧不起浅显的《蒙学读本》，事先没作准备。讲到书中一段引文，“传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沈先生随口说这个“传”是指《左传》，引文是《左传》上的话。胡适暗想，先生这不是讲错了吗？下课后，胡适拿着课本走到讲台边，低声对先生说，这个“传日”不是《左传》而是《易经》中的《系辞传》。沈先生万没想到学生中会有人驳正他的错误，惊异地上下打量面前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脸不禁红了。先生问：“你读过《易经》？”“读过”，胡适答。“你还读别的经书吗？”先生又问。胡适答道：“读过《诗经》、《书经》、《礼记》。”先生接着问：“做过文章吗？”胡适说：“没有。”沈先生沉吟片刻，说：“我出个题目，你做做看。”胡适拿着“孝弟说”三个字的题目，回到座位上勉强凑了100多字，递给先生。不料，沈先生看罢，却很满意，说：“你跟我来。”胡适拿起书包，跟在沈先生身后下了楼，走进二班课堂。沈先生对二班教员顾先生说了几句话，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位子上。这时，胡适才明白，一天之中自己竟跳过3个班，做了第二班的学生。就在他满心欢喜的时候，一抬眼，又发起愁来。原来这一天正赶上作文课，黑板上赫然写着两个题目：

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经义题”是科举考试做八股文的题目，胡适从来没学过，“论题”倒可应付，但不知那个“日本”在天南地北，“原日本之所由强”又从何谈起呢？刚刚升到这个班里，他既不敢请教先生，同学中又没有熟人，心里煞是着急，直后悔自己不该升得这么高，这么快。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胡适家的管事跑到学校，报告他三哥病危的消息。先生准许他带卷子回家去做，下星期交，胡适赶紧抄下题目，逃出教室。赶回店里，他的三哥还能说话，几个钟头后就去世了。第二天，他的二哥从汉口赶回上海，操办丧事。事后，胡适把升班的事告诉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这个题目该参考些什么书，二哥捡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满一大篮，叫他回校去看。

从在乡下读“四书五经”，转到读《明治维新史》、《新民丛报》，使胡适眼界大开，接触到新的气息，追逐时代的潮流，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他自命为“新人物”。胡适读的书，大多是二哥给他的梁启超等改良派的著作，也有革命党人的书。一天，同学借来本邹容写的《革命军》。邹容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志士，被誉为“革命军中马前卒”。他写的这本《革命军》分7目，约两万言，倾注着满腔的革命激情，“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表现了鲜明的民主主义精神，在近代中国首先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的宏伟设想。该书犹如一声春雷，响彻在千年专制古国的上空，翻销量达百余万册。清政府穷途末路，更加凶残，这种书只能偷偷看。书是借来的，要归还。胡适和几个同学，一连几天晚上，点上蜡烛，偷偷地抄，终于抄成了一部《革命军》。从此之后，胡适变得很关心时事，非常爱看报纸。

这年2月，瓜分中国与朝鲜的日俄战争爆发。这场不义战争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却无理要求中国严守中立，不准中国人民反抗。清政府卑躬屈膝，宣布“局外中立”。清政府的卖国、列强的侵略，使国内排满浪潮、“拒俄运动”迅速高涨。胡适透过上海这个窗口，能迅速地了解时局。他痛恨日俄战争，也痛恨腐朽的清王朝及其官吏。因此，当梅溪学堂要送胡适和另外几个同学到上海道衙门考试时，他们几个“新人物”拒绝应试。胡适便这样离开了梅溪学堂。

1905年春，胡适改进澄衷学堂。这所学堂分中学、小学两部，课程也较完备，除国文、英文、算学外，还设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诸科，使胡适能更多地接触到最新的思想与文化。P13-15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著名学者，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堪称一代文化巨匠。由于历史原因，在中国大陆，对胡适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在港台和国外胡适研究却长盛不衰，且规模越来越大。这种研究的反差现象本身就说明，胡适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文化人物。令人可喜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界逐步打破了一些公式教条的束缚，具体深入研究问题的气氛日渐浓厚，胡适研究的势头渐次看涨。学者围绕胡适在“五四”前后的历史表现及其作用，提出了一些颇有突破性的见解，从哲学、历史、文学、教育、政治、外交等不同方面和角度，撰写了一些论著，有的学者还为之编了年谱。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欧阳哲生主编的《胡适文集》(共12卷)；200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适日记全编》(共8册)；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季羡林主编的《胡适全集》(共44卷)。这正印证了当年毛泽东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一个由单纯的政治评估到允许将来进行全面评估的过程，也验证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所说的“胡适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是有贡献的”，不过他认为当时不必多讲“这些肯定的话，可以留待日后再说”的政策和策略的正确性与灵活性。①现呈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胡适传略》，正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抛出的一块引玉之砖。

本书力求从胡适思想演进的轨迹切入，试图对其一生复杂的经历和思想作较为深入的阐述和挖掘。胡适生活于时代新旧交替，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交汇和融合的“灵魂四分五裂”的时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内心都充满着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无所适从的疏离感，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上的一系列困惑，并从中进行着艰难的价值选择。胡适可谓是这一时代极其典型的“标本”。他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并对之有过潜心的研究，又在19岁游学美国，受过7年之久的美式高等教育，西方文化的浸染使他对其有深切的了解和感受。因此他作为一个“两脚踩东西文化”的学人，中国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在他的意识和潜意识里，仍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滞后力，这使他对中国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一种自然而深厚的感情。然而，旧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实际在强大而先进的西方标准之下，又使他感到虚弱而不愿予以认同。

在这种新旧和中西文化的交煎之下，胡适个人思想和行为的选择，不再可能是按“是”与“否”的两极思维逻辑来作截然明白、非此即彼的回答。因而他在个人恋爱、婚姻，对民主、自由、政党、政府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取向和行为选择上都表现出既想超越而又不能彻底超越的矛盾和痛苦，作出了看来似乎是矛盾而其实又是合乎逻辑的行为价值选择。

在个人婚姻问题上，他既不甘屈服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过挣扎和浪漫时期，但又力求迁就，终生未毁与“小脚”妇女江东秀的婚约，而是以欢乐喜爱的外表，掩饰无情无爱的内心之苦。

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既“首举义旗”，提出了“八不主义”的新颖见解，但语气却甚为平和，把文学革命改成文学改良，并请求别人“匡纠是正之”。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既愤慨北洋军阀登峰造极的反动统治，多次挺身而出，撰文揭露走马灯似的北洋政府鱼肉人民、扼杀民主的黑暗统治，并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领衔提出“好人政府”，作为改造社会的最低要求；但又曾对北洋政府抱过一点希望，并为之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兵”、“制宪”，实行“联省自治”。

在帝制问题上，他既反对帝制，抨击反动的专治统治，又反对冯玉祥率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紫禁城的断然措施，先后两次谒见曾闹过复辟的末代皇帝。

在欧美之行中，他既盛赞俄国十月革命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像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又提出纯粹马克思主义与纯粹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主张实行“自由的社会主义”。

在人权问题上，他既不满于国民党政府钳制言路、践踏人权、推行人治的专制政策，发起“人权问题”讨论，但对于被“围剿”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又没有说半句话。

在社会改革问题上，他既对中国社会的弊病痛心疾首，欲革尽五大恶魔，但又把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军阀置于革除对象之外，主张实行一点一滴的改良演进。“九·一八”事变后，他既提出对内作5年或10年的自救计划，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作好准备，又提出对外采取求和和“不抵抗主义”，容忍妥协；对于国民党那拿不起、放不下的情势，他虽表示过同情、支持，却又有许多说不出的怨恨和哀伤；他既不愿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职苟生，又时刻以宾师自居，教育领袖，做国家和政府的“诤臣诤友”。

在中西文化讨论中，他既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态度，主张整理“国粹”与“国渣”，又大力颂扬西方近代文化的优越和先进，针砭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部分，主张拼命走极端，表现出民族自卑感和虚无主义。

综观胡适72个风雨春秋的生命历程，集中表现为灵与肉、功与过、是与非、悲剧与喜剧、贡献与失误、成功与失败、超越与反超越的尖锐冲突。对于这些，我们在本书中力求以胡适的著作、书信、日记、自传及当时的报刊杂志和当事人的记载等有关材料，做到传评结合，理由事生，不颂不诬，公允精当，再现胡适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心理结构的变迁进程和思想轨迹。而这些对于正在走向未来的当代中国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超越前人、超越自身，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文化选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无疑有所裨益。

当亲爱的读者看完这本书后，掩卷深思，能把胡适这样色彩斑斓、面目清晰、血肉丰富的诸种形象交叉叠织、溶铸一体呈现出来，我们也就不胜欣慰了。

胡适作为驰骋于20世纪中国文坛的著名学者，尽管因“盛名之累”迭招物议，但他作为“五四”时期“开风气之先”的风云人物，早已载入史册。新中国成立后，学者围绕胡适在“五四”前后的表现及其历史作用，从哲学、历史、文学、教育、政治、外交等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撰写了一些论著，有的还为之写了传记，编了年谱。但这些论著大多是从事文学、教育、历史等方面研究的学者，从他们所从事的教学与研究的角度撰写的。因此，大多侧重于从文学、教育、历史等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我认为，由于胡适特殊的身世与经历，以及其所处的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使他终生灵魂深处充满了矛盾，在思想和行为的一系列问题上始终面临着痛苦、有时甚至是切肤之痛的两难选择。有鉴于此，才萌发了我从哲学视角对胡适内心世界演进的轨迹与脉络作些描述、分析与研究的想法。为避与已出著作的重复之嫌，关于传主的文学、教育、历史等方面的思想或材料，凡别人已有论及的，均不赘述。

《胡适传略》是我和我指导的博士后王喜国多年研究的产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此书从酝酿写作到构建框架以至成稿，先后去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阅读了《胡适文存》、《胡适文集》、《胡适的日记》、《胡适日记全编》、《胡适留学日记》、《胡适来往书信选》等胡适本人的论著，海内外关于胡适研究的相关论著和资料均都有涉猎和查阅。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曾先后三次利用去皖南参加学术研讨会之际，专程去绩溪胡适祖籍地作了调查与访谈。初稿写就后，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潘富恩先生和胡啸先生审阅了全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本书之所以侧重于从揭示胡适内心世界演进的角度切人，是旨在通过对胡适内心世界演进轨迹和发展脉络的研究，为走向未来的青年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提供借鉴而使其不重蹈覆辙，进而超越时代、超越自身，以巨大的热情去拥抱未来、拥抱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围绕本书稿，曾受复旦大学等有关院校之邀前去讲学，撷取讲授了本书中的有关内容，深受学生们欢迎，不少海外留学生也纷纷前往听讲。本书有传有评，传评结合，理由事生，不谀不诬，不褒不贬，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于一体。

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原空军政治学院领导和机关及同仁、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院(部)领导和机关，以及政工系领导和教研室同仁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曹艾达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我带教的博士研究生刘文煜、袁潇、崔庆荣、段文灵，硕士研究生李永利、崔辉、刘浩、徐海滨等同学，以及指导的博士后胡萍协助做了一些文字输入和校对工作。在本书付梓之际，对给予大力支持与帮助的领导和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在书稿写作中，参阅了同行专家、学者的有关论著，吸取了许多有益成果，值此谨致诚挚的谢意！由于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行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惠予指正。

刘芳

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