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是20世纪著名的英国“意识流”小说家。她的小说不注重情节，而着重以抒情散文的形式写出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进行细致的心理描写。同时，她也是一位散文家，善于用轻灵活泼的文笔写出她对于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和作品的印象。

黄梅编选的《伍尔夫散文精选：世界散文八大家》为柳鸣九主编的“世界散文八大家”丛书之一，它囊括了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的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随笔精华。

黄梅编选的《伍尔夫散文精选：世界散文八大家》撷选了伍尔夫散文中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目或章节，以议论英语文学作品和作家的书话为主，也兼收若干抒情、记事或论争的文字。共分为三组：第一组选自《普通读者》（一、二集）；第二组选自其他文集；第三组为《自己的一间屋》一书的第二、三、四章。译文出自多名译者。伍尔夫的散文虽然平易近人，但是翻译起来还是有相当难度的。这主要是因为她对英国历史文化往事徐徐道来、如数家珍，语间又多含揶揄嘲讽，译者实在难以一一钩沉索隐，理解起来难免会有偏差，更遑论在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中找到恰如其分的对应表达。此外，她的风格比较口语化，却又不属于市井语言，而是大量采用一种知识女性信马由缰、边思边说的长句型。因而，《伍尔夫散文精选：世界散文八大家》在把握文体时会常常感到进退两难；不同译者在具体处理中分寸也必有差异。

总序：散文的疆界在哪里

选本序：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随笔

笛福

简·奥斯丁

现代小说

《简·爱》与《呼啸山庄》

俄国人的观点

保护人和番红花

现代随笔

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教子书》

伯尼博士的晚会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多萝西·华兹华斯

杰拉尔丁和简

《奥罗拉·李》

伯爵的侄女

“我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托马斯·哈代的小说

轻率

蛾之死

果园里

笑的价值

安达卢西亚的小客店

夜行记

论戴·赫·劳伦斯

小说的艺术

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

妇女和小说

沃尔特·罗利爵士

斯特恩

约翰逊的一位朋友

狭窄的艺术之桥

记一位忠实的朋友

自己的一间屋（节选）

附：弗吉尼亚·伍尔夫年表

俄国人的观点

既然我们经常怀疑，和我们有这么多共同之处的法国人或美国人是否能够理解英国文学，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更加怀疑，英国人是否能够理解俄国文学，尽管他们对它满怀热情。至于我们所谓的“理解”究竟是什么意思，可能争辩不休无法肯定。人人都会想起那些美国作家的例子，特别是那些在他们的创作中对我们的文学和我们本身都具有最高识别能力的作家；他们一辈子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最后通过合法的步骤成了英王乔治陛下的臣民。尽管如此，难道他们了解我们了吗？难道他们不是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些外国人吗？有谁能够相信，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是由一位他所描绘的那个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写的，或者，有谁能够相信，他对于英国作家的批评是出于这样一个人的手笔，他曾经阅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把他的文化和我们的文化分隔开来的大西洋以及大西洋彼岸的两三百年历史？外国人经常会获得一种特殊的敏锐性和超然独立的态度，一种轮廓分明的观察角度；但是，他们缺乏那种毫不忸怩拘束的感觉，那种从容自如、同胞情谊和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感觉，这些感觉有助于形成亲密的关系、正确的判断，以及迅速交换信息的密切交往。

使我们和俄国文学隔膜的不仅有这一切缺陷，还有一个更加严重得多的障碍——语言的差异。在过去的十年里欣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作品的所有读者之中，能够阅读俄文原著的也许不超过一两个人。我们对于它们品质的估价，是由评论家们作出的，他们从未读过一个俄文字，或者到过俄国，或者听过俄国人说俄语；他们不得不盲目地、绝对地依赖翻译作品。

那么，我们等于是说，我们是丢开了它的风格来对整个俄国文学作出判断。当你把一个句子里的每一个字从俄文转换成英文，从而使它的意义稍有改变，使它的声音、分量和彼此相关的文字的重心完全改变，那么除了它的意义的拙劣、粗糙的译文之外，什么也没有保留下来。受到了这样的待遇，那些伟大的俄国作家好比经历了一场地震或铁路交通事故，他们不但丢失了他们所有的衣服，而且还失去了一些更加微妙、更加重要的东西——他们的风度，他们的性格特征。英国人以他们赞赏俄国文学的狂热性来证明，那劫后余生遗留下来的东西，是十分强有力、感人至深的；然而，考虑到它们已经是残缺不全的，我们就不能肯定，我们究竟有多大把握可以相信我们自己没有非难、曲解这些作品，没有把一种虚假的重要性强加于它们。

我们说他们在某种可怕的灾难之中失去了他们的衣服，这是因为某种如此的形象可以用来描述那种单纯朴素、富于人性的品质，这种品质摆脱了企图隐藏、伪装它的本性的一切努力而在惊慌失措之中流露出来，而这就是俄国文学——由于翻译或者某种更加深刻的原因——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我们发现，这些品质完全浸透了俄国文学，在比较次要的作家身上和比较重要的作家身上同样地明显。“要学会使你自己和人们血肉相连、情同手足。我甚至还要加上一句：使你自己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是，不要用头脑来同情——因为这还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内心，要怀着对他们的热爱来同情。”不论你在何处碰巧读到这段引文，你马上就会说：“这是出自俄国人的手笔。”单纯朴素的风格、流畅自如的文笔，假定在一个充满不幸的世界中对我们主要的呼吁就是要我们去理解我们受苦受难的同胞，而且“不要用头脑来同情。_一因为这还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内心”——这就是笼罩在整个俄国文学之上的那片云雾，它的魅力吸引着我们，使我们离开我们自己黯然失色的处境和枯焦灼热的道路，到那片云雾的荫庇之下去舒展——而那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的。我们变得窘困、拘束；否定了我们自己的品质，我们就用一种装模作样的仁慈善良和简朴风格来写作，这是极端令人作呕的。我们不能带着淳朴的自信去称别人为“兄弟”。在高尔斯华绥的一个短篇小说里，有一个人物这样来称呼另一个人物（他们俩都深深地陷于不幸之中）。顷刻之间，一切都变得牵强做作。在英语中，和“兄弟”相当的词汇是“老兄”——这是一个大不相同的词儿，带有一种讽刺挖苦的意味，一种难以明确表达的含蓄的幽默。虽然那两个英国人在他们深深陷于不幸之时相遇并且这样互相招呼，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将会找到工作，发财致富，在他们一生中的最后几年过上奢侈的生活，并且留下一笔钱财来防止可怜的穷鬼们在泰晤士河岸上称兄道弟。但是，正是那种共同的苦难，而不是共同的幸福、努力或欲望，产生了那种兄弟情谊。正是那种深刻的“悲伤”——哈格柏格·赖特博士发现这是俄国人的典型特征——创造了他们的文学。

一个这样的理论概括，即使把它应用于文学实体之时包含着某种程度的真理，如果两位天才作家在它的基础之上开始工作，当然就会使它发生深刻的变化。立刻就发生了许多其他的问题。可以看出，一种创作“态度”并不简单；它是非常复杂的。在一场交通事故中丧魂落魄、失去了衣服和风度的人们，会说出一些生硬的、刺耳的、不愉快的、别扭的话，即使他们说话的时候带着那场灾难在他们身上造成的放任、直率的态度。我们对于契诃夫作品的初步印象，不是朴实无华而是困惑不解。它的意义究竟何在？他为什么要把这一点写成一个短篇小说？当我们读了他的一篇又一篇作品，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他们分手之后又相逢，最后他们俩谈论他们的处境以及用什么方法才能从“这可怕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

P32-34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随笔

◎黄梅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是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作家之一，她在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伍尔夫原名弗吉尼亚·斯蒂芬，出生在伦敦的文学世家。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1832～1904）是有名的传记作家、学者和编辑。斯蒂芬的原配妻子是名作家萨克雷之女，他们育有一女。弗吉尼亚为续弦夫人所生，而她母亲与斯蒂芬结缡以前也嫁过人并生养了三个孩子。因此，弗吉尼亚有好几个异父或异母的哥哥姐姐。大家庭中兄弟姊妹关系比较复杂，而且有过伤害身心的经历，这些在弗吉尼亚敏感脆弱的心灵上留下了长久的印记。

弗吉尼亚没有正式上过学。她的父母不但为女儿延请了家庭教师，而且亲自主持她的某些科目的学习。此外，由于哈代、罗斯金、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等一些著名作家和文化人都与她父亲过从甚密，弗吉尼亚可说是在文化精英的圈子里长大的，自幼饱读诗书。父母去世后，她随家人迁居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区。弗吉尼亚和姐姐瓦尼莎通过哥哥和弟弟的关系与一批学识卓异的青年才俊（大多毕业于剑桥大学）密切交往，其中包括日后名声远播的小说家爱·摩·福斯特（1879～1970）、画家兼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赖伊（1866一1934）、作家戴维·加涅特（1892～1981）、利顿·斯特雷奇（1880～1932），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等——后来人们习惯于把他们称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自1904年年底起，弗吉尼亚的文章开始见诸报刊。在她本人的印象中，所得第一笔稿费为l镑10先令6便士。她用这笔小小的收入买了只波斯猫，并且（如她自己后来所说）变得“有点雄心勃勃”，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1912年她和批评家兼经济学家伦纳德·伍尔夫（1880～1969）结婚。伍尔夫夫妇为了支持严肃文学而在1917年创办了霍加思出版社，出版社的办公室很快就成为青年作家的聚会地点。T.S.艾略特说：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是一伙初出茅庐的试笔者的核心，而是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

但是这种生活也极大地耗费了伍尔夫的体力和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她忧虑重重，更深地陷入了精神病态。她并没有因为不时发病而中止写作。小说处女作《远航》于1915年问世，描写一个英国姑娘赴南美洲的经历；此后，她又陆续完成了《夜与昼》（1919）和《雅各的房间》（1922）。后者描写几名亲友来到一位在大战中阵亡的青年的房间，睹物伤情，从各自的角度追思逝者。该书题材的选取显然与作者对自己英年早逝的哥哥索比的印象相关。小说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写实的，却采用了间接叙述的方法和浓烈的印象主义风格，引起文坛的注意。这部小说和稍先于它出版的短篇集《星期一或星期二》（1921）标志着作者在主题和技巧上的新尝试。

20世纪前期是西方文化发生某种转变的时刻。在20年代，伍尔夫加入了批评传统写实手法的论战。她嘲笑阿·本内特（1867～1931）、赫·乔·威尔斯（1866～1946）、高尔斯华绥（1867～1933）等关注“讲故事”的作家“偏重物质”的描写手法，认为它只触及表象。同时，她赞扬了“不顾一切地去揭示内心最深处火焰的闪光”的戴·赫·劳伦斯（1885～1930）、多萝西。理查逊（1873～1957）、乔伊斯（1882一1941）等人。她主张表现人的头脑在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接受的“千千万万的印象”。这与洛克、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当时一些欧陆作家的作品对她也多有启发。大约在1922年前后她读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并参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工作，她盛赞这些作家重视表现人的内心，“所写的一切彻底地纯粹地关乎心灵”。

1925年出版的《达洛维太太》充分体现了伍尔夫的艺术追求。这部小说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在《达洛维太太》一书中可明显辨认出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1922）的影响。它包括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分别记述属于上层社会的达洛维太太和因战争经历而精神失常的下层职员、退伍兵塞·史密斯一天的生活。这种“生活”完全是通过人物——特别是达洛维太太——的内心活动来表现的，可以说是由内及外，主要借助时间（以伦敦大本钟的报时钟声为标志）的分割来组织空间的转换。两个中心人物的生活轨迹并无交叉点。作为议员夫人的达洛维太太从容出入于热闹街头或豪华住所，筹办晚会、处理家务或沉思休憩。她与蜗居陋室、生活无着的史密斯毫无关联，只是在小说结尾时，她听一位前来参加晚会的客人偶然提到小人物史密斯的自杀。这一消息深深触动了她心中的某种恐惧和焦虑。虽然从表面看，两个中心人物像是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天地里，但是他们却又共同经历着多少相似并多少相关的精神危机，即对英国社会所代表的世界秩序以及对人生价值含有绝望意味的怀疑与追问。两年后完成的《到灯塔去》（1927）也常被看作是作者最优秀的作品。小说的三个部分犹如三个乐章，描述拉姆齐一家在海滨别墅的，经历和体验。无私的拉姆齐夫人是秩序与和谐的化身：她照料孩子、帮助客人、鼓励丈夫。她许诺要带小儿子去看灯塔却未能实现。后来发生了战争，带来了死亡和衰败。多年后小儿子长大成人，终于和父亲一起去参观了灯塔，他们所感悟到的，是已故拉姆齐夫人某种照耀的心灵之光。对于他们的朋友女画家莉丽，这一段经历变成了艺术的灵感。这部作品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感人力量，恐怕不在于艺术上的精心营造更胜一筹，而在于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中心人物的某种深刻理解和真挚感情——伍尔夫本人说，拉姆齐夫人是以她的母亲为原型的。

继这两部成功的“实验”小说后，伍尔夫一直没有中断各类虚构作品的写作。《奥兰多》（1928）是一部独特的戏拟作品，作者让那位时而男身、时而女身的主人公一活就是几百年，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时代一直活到20世纪，历尽近、现代英国社会文化生活的种种变迁。随后又有《海浪》和《岁月》分别于1931年和1937年与读者见了面。不幸的是，自母亲去世后，自幼体弱的伍尔夫一直断断续续地受到神经系统病症的侵扰。小说《幕间》完稿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正在蔓延。伍尔夫在重重内外压力下感觉自己精神濒临崩溃，未能等到《幕间》出版（1941年7月），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投水自尽了。

伍尔夫的小说富于诗情乐感，在文体和结构安排上都煞费苦心，为小说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的意识流笔法也被广泛模仿和移植。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更偏爱她的短小散文。本书译者之一刘炳善教授认为，至少在中国，伍尔夫的散文可能比她的小说拥有更多的读者和更大的影响。笔者也赞成这种看法。

在20世纪前期诸多从事英语散文（Essay）写作的人当中，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最引人注目者之一。如果说她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写给小说家的，刻意雕琢的痕迹较重，她的散文书话则如她一个文集的标题所示，大抵是作为“普通读者”并且为了“普通读者”而写就，行文深入浅出，从容幽默、，绝少学究气，令人耳目一新。她是20世纪英语散文创作的杰出代表，也是第一位取得了与哈兹利特们“平起平坐”地位的女性随笔写家。

伍尔夫的散文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涉及个人生活经历和体验的短文。本书收入的《蛾之死》、《夜行记》等即是。读者未必能分辨出这类文字与她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有什么本质区别。确实，伍尔夫在不断试探文学体裁的边界，不愿做形式和规则的囚徒。在文字的星空，她有意识地自由放飞心灵，无拘无束地徜徉于虚构与非虚构、诗歌与散文之间。这些短文既含对世界和生命本质的思辨，也描绘了小小的一景一物。文字清新，娓娓道来，仿佛作者静坐在一旁，等待着读者的心与自己共同颤动那一刻。

第二类为有关文学、文学理论、作家和作品的感想和评论，也即我们所说的“书话”。这是伍尔夫散文的大端，也是本集遴选的重点。伍尔夫曾为不少文学期刊做特约撰稿人，她的很多文章最初刊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耶鲁评论》、《大西洋月刊》等重要报章杂志，后来才陆续收入文集。其中《普通读者》（一、二集）在她生前已经问世，还有一些则是在她去世后由她丈夫伦纳德搜集编辑成书的。在这类文章中，《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现代小说》等面世之时就对创作界有相当的影响，而今己成为了解研究20世纪前期小说艺术的必读名篇。她对作家的评议和介绍往往独具慧眼，亦庄亦谐，精彩纷呈。值得着重说明的是，这些评说常常对传统有所突破，在被湮没的历史幽暗地带挖掘思想或艺术的珍宝。比如，在纪念家喻户晓的名著《鲁滨孙漂流记》问世200年的文章里，伍尔夫却浓墨重彩地讨论了作者另外两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她的努力不但拓展了同代人的眼界，修养了他们的心性，也为文学史的改造投入了一己之力。

伍尔夫的第三类散文是有关妇女问题的文字。她被不少后来的女权／女性主义者看作是卓有成就的前驱者。她的闻名遐迩的小册子《自己的一间屋》出版于1929年，是根据她本人以《妇女和小说》为题在剑桥大学纽纳姆及格顿（女子）学院所做的两个报告而撰成。该书深入讨论了历代妇女在社会、经济和教育诸方面受到的歧视、排斥和压抑，回顾并高度评价了女性文学的传统。伍尔夫还进一步论证说，妇女必须享有隐私权和经济独立，才能自由并出色地写作。她追述了英国女性数百年来涉足写作的艰难历程，虚构了士比亚妹妹的遭遇。这本书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妇女的心。固然，伍尔夫所关心的主要是中上阶级受过教育的女性。她曾就当时出版的一本工人妇女纪事集感叹说，像她这类人不摸洗衣盆也不切肉，不可能了解劳动妇女的处境。不过，虽说有这样那样的局限，《自己的一间屋》及其姊妹篇《三枚金币》（1938）有关妇女性别角色的言说的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女权运动的经典之作。它们既推动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又主张更上层楼地超越女性意识，所探讨的问题至今没有过时。

当然，上述第二类和第三类文章多有重合——因为任何区隔划分都不是绝对的。伍尔夫对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女性作家的亲切描述和中肯议论常常是她最优秀而有趣的篇什，构成了她的书话的“半壁江山”。

本书撷选了伍尔夫散文中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目或章节，以议论英语文学作品和作家的书话为主，也兼收若干抒情、记事或论争的文字。共分为三组：第一组选自《普通读者》（一、二集）；第二组选自其他文集；第三组为《自己的一间屋》一书的第二、三、四章。译文出自多名译者。伍尔夫的散文虽然平易近人，但是翻译起来还是有相当难度的。这主要是因为她对英国历史文化往事徐徐道来、如数家珍，语间又多含揶揄嘲讽，译者实在难以一一钩沉索隐，理解起来难免会有偏差，更遑论在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中找到恰如其分的对应表达。此外，她的风格比较口语化，却又不属于市井语言，而是大量采用一种知识女性信马由缰、边思边说的长句型。因而，译者在把握文体时会常常感到进退两难；不同译者在具体处理中分寸也必有差异。尽管译者都勉力求“信”，译文仍不可避免有错漏或不妥之处，还恳望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