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思想家的传统智慧中提炼出的领导学！

一本被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热捧的书！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力荐！《地缘大战略》作者丁力翻译！

《武士政治：领导层为什么需要异教徒的精神气质》作者罗伯特·D.卡普兰卡普兰引经据典，用大量的篇幅对修昔底德、孙子、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丘吉尔等人的理论和观点都做了深入分析和评价。卡普兰认为：一个大国领袖必须要认识到，国际问题的推动力不是伦理和道德，而是权力与利益。大国领袖必须要拥有一种现实主义的气质，其中包括：以古鉴今的能力、周密审慎的态度、果敢刚毅的处事风格以及必要的权谋之术。

在一个由不稳定国家、不确定未来组成的世界中，为了前方的道路，我们越来越迫切需要从过去获得武装自己的智慧。

《武士政治：领导层为什么需要异教徒的精神气质》作者罗伯特·D.卡普兰认为，这个世界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后现代的，而是古代的延续。因此，在《武士政治：领导层为什么需要异教徒的精神气质》中，他从孙子、修昔底德、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等人的永恒著作中汲取智慧，告诉今天的领导人如何在政治水域中破浪前行。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不存在“现代”世界

第二章 丘吉尔的《河上的战争》

第三章 李维的布匿战争

第四章 孙子与修昔底德

第五章 马基雅维里式的美德

第六章 命运与干涉

第七章 伟大的扰动者：霍布斯和马尔萨斯

第八章 “浩劫”、现实主义和康德

第九章 阿基里斯的世界：古代战士、现代武士

第十章 战国时期的中国与全球治理

第十一章 提比略

部分参考书目

第一章　不存在“现代”世界

20世纪的邪恶来自民粹运动。在乌托邦理想的名义下，民粹运动受到疯狂的利用，而新技术又壮大了它们的力量。纳粹党始于1919年慕尼黑锁匠安东·德赖克斯勒（AntonDrexler）争取劳工权利的运动，希特勒在第二年接过了他的大旗。

20世纪可能是21世纪的坏向导，但只有傻瓜才会轻视20世纪，尤其考虑到民粹运动现在遍布世界各地，制造混乱，要求政治巨变和经济巨变。亚洲特别让人担忧。跟着新技术、民族主义狂热以及内部分裂力量的节奏，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脉搏正在跳动。让我们回忆一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话：

指望几个相邻的、独立的而未联合的国家一直和睦相处，那就是无视人类事件的一贯进程，蔑视人类数世纪来积累的经验。

由是，21世纪的邪恶也可能来自民粹运动。它们利用民主化的机会，这次又受到宗教和教派信仰的驱动，并得到后工业革命的促成，特别是信息技术。印度教的极端分子在1990年代初期烧毁印度的清真寺，在1990年代后期攻击基督徒。他们属于印度民主制度内部的工人阶级运动，使用录像带和互联网传播他们的信息。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其他地方，略举几例：在印度尼西亚、伊朗、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墨西哥、斐济、埃及、巴基斯坦、约旦河西岸和拿撒勒的阿拉伯区，主要是由工人阶级组成的、受到民主化鼓舞的宗教和种族群体使用现代通讯技术煽起动乱。

对于民粹主义者的怒火，社会的和经济的紧张状态又火上浇油，而在城镇化日益推进的地球上，人口增长和资源匮乏又常常加重了这些紧张。在今后数十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的巨型城市将新增20亿或30亿居民。

全球资本主义将增加这种危险，打碎传统，并有力地哺育新风尚。资本主义产生的好处并没有得到公平分配，因此，资本主义扩张得越有力，它造成的财富分布就越不平等。［1］因此，在全球化中将出现两个不断增长的阶级——企业家新富，以及新的无产阶级。他们是数十亿的穷困劳工，新近从乡村来到非洲、欧亚大陆和南美的大城市周边，居住在日益扩大的占用公地的居民区。

据预测，通过电脑和手机的互联网接入率将从今天世界人口的2.5%增加到2010年的30%（本书作于2002年）。但是到了那时，在仍然没有使用互联网的70%人口中，大约一半从来没有打过电话。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将是巨大的，从这种悬殊差距中崛起的恐怖主义能够享用前所未有的资源。

信息传播不一定促进稳定。约翰内斯·古登堡在15世纪中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不仅导致宗教改革，也引起了改革之后的宗教战争，因为经文的突然扩散激起了教义争执，还唤醒了长期昏睡的苦难之情。在今后数十年中，信息传播不仅会产生新的社会契约，也会造成新的分裂，因为人们将发现彼此争执的复杂新问题。

我聚焦于人类每一步发展的黑暗面，并不是因为未来必定是坏的，只因为那是造成外交政策危机的根源。

从他们做出的公开宣言可以看出，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们相信，种族和宗教动乱是由政治压迫造成的，尽管事实常常是：自由社会厌恶的暴力是政治自由本身释放出来的。种族和信仰割裂了低收入、低就业、教育不足的庞大工人队伍，没有人比他们更容易爆发出激情，也没有人比他们更需要纪律和启蒙的指导。

缔造和平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因为成功的和平谈判需要权力的集中。只有强大的统治者才能够批准和平所需要的历史性转向，通常是在灵活的媒体和弱小的反对派的帮助之下。如果没有专制的工具，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约旦国王侯赛因就不能与以色列达成和平。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和易变的过程：它将制造虚弱的和靠不住的统治者，然后才会产生稳定的组织。有人说，阿拉伯世界只有在走向民主之后才会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不一定。在诸如埃及和叙利亚等地方，自由化将释放出极端势力，后者在近期内将进一步使中东陷入动荡。

P1-6

每一位作者都有一桩原罪：只从他或她自己的观点观察这个世界。客观是一种幻觉。如堂吉诃德对桑乔。潘萨说的：“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理发师的铜盆，对我则是曼伯利诺的头盔，对其他人又是另外的物件。”与此类似，外交政策专家们的讨论显示，在最基本的细节上，最杰出的头脑也可能达不到一致。很多时候，我听到某个专家用“不准确”一词来反对他认为的事实错误，但实际上，事实只不过是他自己的一个不同的解释。

被当做“分析”的行为常常只不过把自己的生活经验运用在具体问题上。从这个原罪又派生出另一宗罪——为了维护某个特定的观点而选择事实和见解。对于这个困境，大概没有解决办法。

有鉴于此，我的经历就具有价值了。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没有在智库当过全职分析员，也没在政府任过职。我缺乏所有这些有用的经验。我提供的视角基于一种不同的教育：四分之一世纪主要是驻外记者的工作。亲眼看到的战争、政治动荡、第三世界贫困使我受到震动，把我引入哲学和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之中。我希望找到对我眼前发生的恐怖事件的解读。最吸引我的是在某一方面有助于我理解自己在现场经历的著作。我曾驻在希腊的七年，在西西里和突尼斯的广泛旅行，这使我密切接触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李维的《与汉尼拔的战争》。对于我自己的时代和我的报道区域，这些书向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对于那些花费一生的时间研究巨著的人，我不指望赶上他们的博学。那些遭遇到古典著作的门外汉有些像初到陌生土地的旅游者：他会误读一些事情，但也会发现长期居民不再注意的东西。19世纪探险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写道：

高贵的读者，不要看不起第一印象……如果要对某地得出一个鲜明清楚的总体印象，就必须在抵达后立即做出，这时大脑中的对比感还很清晰，而第二波和第三波想法还没有驱逐第一印象……在一个地方住上几年之后，他就会忘记他第一次看到时的每一种感受；如果他这时再写下来，他就在为自己和老哥们而写，而不是为了公众。当然，按照我的建议去做的素描画者偶尔也会犯错误……但是，基本上，他的水彩画（guache）将是真实生动的。

哲学对于外行和专家都同样令人兴奋。我希望能够传达出我对探索其著作的哲学家的热情。我的选择有些武断。我能听到一位读者在想：既然他写了马基雅维里，为什么不写尼采；既然写了康德，为什么不写洛克？因为我的重点是外交政策。我重视一些哲学家和作者，因为我相信他们和这个主题特别相关，能够引起争论。

哲学不一定是有教益的。它也可能是无用的，某些时候甚至还是危险的：内维尔·张伯伦饱读经典，一如温斯顿·丘吉尔。贝内托·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是塞涅卡的信徒。马丁·海德格尔——有人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成为纳粹党员。但是，尽管存在巨大危险，我仍然可以从哲学中萃取有益于决策者的内容，特别是在我拥有第一手记者经验的话题方面。

确实，在以下各章中，我仍然是一名记者：报道经典著作和当代学者的观点，把它们综合成一篇故事，我的做法就像所有记者在处理手头零散素材的时候一样。

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不是理想主义者。美国能够承受得起乐观主义，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制度——包括宪法——是由那些悲观的人们设计的。在第一任总统宣誓就职之前，他们就确立了弹劾的规定。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第51篇，詹姆斯·麦迪逊写道，人类是如此远离救赎，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野心制约野心：“如果人类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们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就是建立在对人类行为的这个无情看法之上。与此相反，法国大革命始于对群众的良好判断力——以及知识分子设计美好结局的能力——的无限信任，却以断头台而告终。

美国的建国之父是建设性的悲观主义者，到了一刻也不能停止担心人类关系可能出错的程度。作者的任务是激励，也是扰动——说出那些不说他的目标受众就听不到的内容。外交政策也是依据最坏的情景制定出来的。所以，我的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可能恰到好处。在新世纪，对政治家的考验不是来自国际关系中运行正常的众多事情——对此，人道主义者会及时额手称庆——而是来自这个时代的更黑暗的问题。

然而，对新世纪的任何讨论都要从旧世纪开始。

华盛顿挤满了向军方探听消息的记者，军方却在向卡普兰探求信息。

——《华盛顿邮报》（TheWashingtonPost）

这是我最近读到的最能启发思考、最深刻的书之一。可读性强，激动人心。

——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卡普兰灵巧地为今天的领导者抓住了古典政治理论的实用性，无论他们是在董事局会议室还是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管理危机。

——威廉·科恩，美国前国防部长

我入迷地阅读《武士政治》。卡普兰有力地证明，对于今天的安全问题，大哲学家的洞察力是有实用价值的。学者们会读这本书，那些负责做出决定、影响到我们国家安全的人也应该读这本书。

——威廉·J.佩里，美国前国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