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回忆和怀念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周守正教授的纪念文集。更是一本书宣扬马克思主义理想和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好书。书中的20余篇文章均是当事人的亲身亲历或所见所闻，内容生动感染力强。阅读该书可以使青年人受教育、中年人受启发、老年人受感动。

这是一本回忆和怀念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周守正教授的纪念文集。纪念文稿的作者一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老学生，他们大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但忆及当年跟随周老师学习的岁月，大事小事依然历历在目，感情真挚。文稿的大部分作者是改革开放后跟随周老师读书做学问的研究生，他们回忆文章中更多关注的是自己人生的命运和事业发展如何与周先生的治学和为人联系在一起的。这批人中很多是功成名就的学者，也有不少在政府部门任要职的官员，但是，回忆起自己的成长历程，不约而同地都把作周老师的学生看成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和事业的起点，文章字字句句体现了对老师的一片深情。

薪火相传

 周守正业绩及学术思想评述

 一位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的足迹

 周守正教授的遗产

 经济学的方法

 对马克思中介范畴的系统研究

 周守正德行教育思想初探

 《资本论》、资本范畴与我国现阶段资本的基本形式

师道长存

 缅忆老伴周守正

 怀念周老师

 呕心沥血传马列鞠躬尽瘁为人民

 无限的崇敬　永远的怀念

 师情深似海　师恩重如山

 追忆周守正老师的谆谆教导

 缅怀恩师　反躬自省

 周守正先生与我人生的重大转折

 周先生教我们读《资本论》二三事

 人生转折的精神动力

 回忆恩师周守正教授

 我记忆中的周守正老师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恩师教导　终生受益

 我的启蒙恩师

 先生给了我永恒的信念和不折的翅膀

 纪念恩师周守正先生

 永远的怀念

 先生的真传

 尊敬的导师　永恒的情谊

 难忘恩师　回报师恩

2.崇尚学术、尊重学人的正气

在履行院长职务的这些年中，我经常会被人问起“究竟是教学重要还是科研重要”这样让人尴尬的问题。实际上，教学和科研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老祖师孔夫子可是个大学者吧，但他同时也是个最尽职尽责的教师，其一人“弟子三千”的教学规模，至今恐也难有人望其项背。孔子以下，几乎所有的大学者都热衷办学教书。在中国“教学相长”的箴言，说的恐怕也是教师将自己研究出来的学问教给学生，又从学生的提问和讨论中提升学术水平的道理。之所以有人时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对教学认识有偏差，认为教书就是把书本上已有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别无其他，这样就把传授知识和研究学问、探求新的知识分离开了。对中学以下的基础教育来说，把教学简单地理解为传授知识无可非议。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如果也将教学理解为单纯是传授知识那就不合格了。因为谁都知道，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知识储备和知识创造中心，大学不仅要汇聚古今中外的各类知识，并把这些知识输送给需要知识的学生，更要探索和创造新的知识，不断地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新的财富。而且只有在知识传承过程中同时创造和提供新的知识，让学生在吸纳知识的过程中同时掌握创造知识的方法，知识的传承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一个大学的某一学科群体，比如一个学院只把知识传承作为自己的责任而放弃了知识创造，那这个学科群体或学院就很难高质量地传承知识，也很难培养出高水平具有创造力的学生。如果一个教师只对自己提出传承知识的要求而放弃探索新知识的努力，那他也很难成为对学生有吸引力的教师。二是现实中的利益纠葛。现实中一个学科群体中的不同个体之间在传授知识和创新知识能力上存在差异，有的人传授知识的能力强而创新知识的能力弱，有的人则是创新知识的能力强而传授知识的能力弱，前者就希望更加重视教学，后者则希望更加重视科研，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事实上，除了某些个体在某一方面具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外，一个好的教师一定是要两种能力同时具备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较强的教学能力一定要以较强的科研能力为支撑。我也曾经听到过这样的议论，说是一个大学教师只要讲好课就行了。持有这样观点的人要么是对科研对教学支撑的意义认识不足，要么是迁就自己在科研方面的懒惰或无能。

以我个人的认识和多年推动经济学科发展的经验，一个大学的学科群体最重要的职责是培养学生，因而教学永远是该群体运转的中心，但科学研究则是激发活力和创造力，推动该学科群体不断迈向新台阶的基础。对一个群体来说，认识到教学的重要性容易，认识到科研的重要性难。教学重要性形成共识和氛围容易，科研重要性形成共识和氛围难。幸运的是，我们有周守正教授这样的学术大师，所以我们这个群体中不缺学术科研基因。正如前面已经说到的，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在教学和科研关系的认识上也曾经出现过偏差，也有过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纠葛，但是，当我们认识到科研是制约学科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难点，并下决心排除一切障碍推动学术进步以后，很快就在全院的范围内形成了浓郁的学术氛围。据我所知，一个办学历史并不算很短的另一个高校的同类学科群体，虽然人才济济，但却始终停留在单纯传承知识的层面上，很难形成相应的学术氛围，除很多具体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像周守正教授那样的学术大师，从而缺乏学术基因。

周先生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后留学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潜心研究《资本论》多年，形成了自己一套独到的学术标准和治学方法，除了前面我们已经说到的以立场统率观点的方法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如下四点。一是对经济学范畴深入研究。他认为，经济学范畴是对经济现象最集中的凝练和概括，弄懂了经济学范畴，就把握住了相应的经济现象的本质，认识范畴是认识经济现象的捷径。二是对经济理论整体的把握。在他看来，整个经济理论体系就是由若干个经济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所构成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由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积累和危机等六大范畴构成的。正是这种从整体上通过简单范畴来把握理论体系的能力，使得他犀利的思想能够很轻易地拨开笼罩在事物表面的层层迷雾，准确地抓住事物的本质。厚厚三大卷《资本论》，他能用两个小时把其中的理论脉络讲得清清楚楚。三是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他对马克思为什么从商品开始构筑庞大理论大厦有着很深入的研究，并著有《关于(资本论)逻辑开端的研究》一文。他认为，一个理论体系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范畴来统率，理论的任务就是说清楚该基本范畴的来龙去脉。《资本论》体系的基本范畴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来源于价值，价值是商品的基本属性，所以，分析商品就能找到剩余价值的源头。剩余价值向后延伸的结果就是积累和危机。这虽然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固有逻辑，但是，能将这一逻辑提炼到这种精到的程度，并且成为一种思维模式而能熟练地运用于相关经济现象的分析，却不是一般人都能达到的境界。四是对创新的强调。周先生认为，研究就是创新，就是贡献前人没有的知识，他还明确提出了创新的三个标准，即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方法。创新的最高境界是提出新观点，提不出新观点但能用新的方法论证已有的观点也是创新，既无新观点，也无新方法，但有新材料对已有观点提供支撑也是创新。

先生所有的这些学术精华，都通过他对学生教学和科研的实践活动在我们这个群体中代代传承，不断发酵，以至于成为我们这个群体共同的学术基因。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学术意识之所以容易被唤醒，学术事业能够不断拓展，“崇尚学术，尊重学人”的学术氛围容易形成的最基本因素。P39-42

周守正教授1914年生于江西清江，20世纪30年代求学于上海复旦大学，后转往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深造，并开始研读《资本论》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回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先后任教于江西农业高等职业学校和广东文化大学。全国解放前夕，从广东经香港辗转北上，于1949年初来到了当时刚刚解放的河南省省会开封，先是任教于专门为培训南下干部而成立的中原大学，继而参加河南大学的重建，一直到2006年7月以93岁高龄在这里仙逝。

周守正教授的一生大致可以30年为一段，划分为1949年以前、1949～1978年及1978～2006年三个时期。前30年生命活动的主轴是求学和为民族存亡及人民解放而奋斗，中间30年是参与河南大学重建短暂激情四溢之后不得不忍受各种政治运动，后30年是治学和学生培养。可以看到，先生个人不同时期的兴衰荣辱与同一时期国家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最后30年是先生人生中最惬意也是最灿烂的时期。改革开放开启了国家发展的新时期，先生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的事业中。从1978年首次招生到90年代中期淡出科研教学第一线，周先生直接招收和培养的硕士研究生超过100人，间接受益于他的学生就更多了。从1979年成立《资本论》研究室，经济学科建设开始步入正轨，到1985年成立经济研究所为经济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今30年过去了，河南大学的经济学科有了多达百人的教学科研团队和将近3000在校学生的规模，可以说从一棵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更让先生欣慰的是，在先生的有生之年，河南大学经济学科就拥有了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3个经济学的博士授权点。面对在各个岗位上施展才华的众多学生，面对河南大学经济学科这棵由幼苗而成长起来的参天大树，相信先生一定会含笑九泉。

作为学生，除了努力工作，将先生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之外，也始终没有忘记要为先生本人做一些让他高兴的事情，并借此使他的精神和人格更加发扬光大。2002年，我们为庆祝先生90大寿而召开了纪念会和研讨会，并出版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阐释与发展：庆祝周守正教授90华诞暨执教60周年文集》一书；2006年，先生驾鹤西去，我们为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2007年，我们为先生制作了精美的汉白玉雕像并矗立在经济学院门前广场上。

今年是先生离开我们的第三个年头，从年初开始，我们就筹划着要为先生举办一次追思纪念活动。活动的日期定在了9月12日，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出版一本纪念文集。为了不惊扰更多的人，我们把纪念文集作者圈定在学生的范围，并在3月初就发了通知，5月份以后开始陆陆续续收到一些从全国各地发来的纪念文章。由于文章作者分散在全国各地，且大都肩负着重要的工作，十分忙碌，所以直到8月上旬才把纪念文稿汇集到一起。

纪念文稿的作者一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老学生，他们大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但忆及当年跟随周老师学习的岁月，大事小事依然历历在目，感情真挚。文稿的大部分作者是改革开放后跟随周老师读书做学问的研究生，他们回忆文章中更多关注的是自己人生的命运和事业发展如何与周先生的治学和为人联系在一起的。这批人中很多是功成名就的学者，也有不少在政府部门任要职的官员，但是，回忆起自己的成长历程，不约而同地都把作周老师的学生看成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和事业的起点，文章字字句句体现了对老师的一片深情。

我们尊敬的师母马超然老师也专门写了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从而使我们的文集更有意义和价值。

所有的纪念文章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阐发周先生学术思想精华的，另一类是回顾当年跟随周老师学习的情景并倾诉感情的。为了内容的整齐有序和阅读的方便，我们在文集中将这两类文章分别编排，阐发学术思想的文章放在第一部分，回忆文章放在第二部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信息传递不及时、不通畅，或者是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文集只收集了部分学生的文章，而未能将所有要表达纪念愿望的学生和友人的感情以文字的形式收录到纪念文集中，这是一大遗憾，在此特表歉意。

耿明斋

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