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全集》中文版首次重磅推出，著译界鼎力襄助，引领学术新风向。

马氏著作在政界、宗教界、学术等领域都引起巨大反响，被西方评论界与《圣经》和《资本论》相提并论。既被誉为西方的《资治通鉴》，又被推为西方的《厚黑学》。

希特勒的床头恩物，路易十四每晚必读，拿破仑写满批注，俾斯麦念念不忘，马氏著作被近现代所有政治家、野心家奉为圭臬，也被政界、商界、成功人士视为一部必备“参考书”。

《马基雅维利全集：书信集》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历史学家和喜剧作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毕生作品集权威译本，收集了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文学作品。

《戏剧·诗歌·散文》是“马基雅维利全集”系列之一。

《戏剧·诗歌·散文》收集了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文学作品，展示了文学艺术家马基雅维利，小说家马基雅维利，剧作家马基雅维利，诗人马基雅维利……其中的《曼陀罗》等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名著，更有不少名著为首次译出中文本，堪称饕餮盛宴。

导言（胡维）

戏剧

安德罗斯女子

曼陀罗

克莉齐娅

诗歌

十年纪

十年纪　第一

十年纪　第二

金驴记

歌四章

论机运

论忘恩负义

论野心

论机会

狂欢节之歌

一　被逐出天国的魔鬼之歌

二　绝望的恋人与女郎之歌

三　蒙福精灵之歌

四　隐士之歌

五　松果贩之歌

六　江湖术士之歌

散诗一组

致贝尔纳多先生

歌谣

牧歌一章

八行短诗

十四行诗

小夜曲

致朱利亚诺·迪·洛伦佐·德·梅迪奇

致同一位

巴尔贝拉的祈求

致巴尔贝拉

短句二则

散文

贝尔法哥

玩乐协会章程

劝忏悔

非洲迫害史

佛罗伦萨人物品格

杂谚

关于语言的对话

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

编后记

安德罗斯女子

刘儒庭　 译

刘训练　 校

Andria，大约完成于1517年，翻译自古罗马泰伦提乌斯的《安德罗斯女子》（Terence， The Girl from Andros）。

剧中人物

西蒙（Simo）：一老人，潘菲洛的父亲

索西亚（Sosia）：西蒙的获释奴隶

达沃（Davo）：西蒙的奴隶

潘菲洛（Panfilo）：一青年，西蒙的儿子

卡里诺（Carino）：与克雷梅特之女（菲洛梅娜）有恋情的青年

克雷梅特（Cremete）：一老人，西蒙的亲家

比里亚（Birria）：卡里诺的奴隶

格利切里奥（Glicerio）：安德罗斯姑娘，潘菲洛的情人，克雷梅特早年失散的女儿

米西德（Miside）：格利切里奥的女仆

莱斯比娅（Lesbia）：接生婆

克里托（Crito）：来自安德罗斯岛，克雷梅特的朋友

德罗莫（Dromo）：西蒙的奴隶和护卫

第一幕

第一场

西蒙、索西亚

西蒙　[对跟随他的奴隶们]把这些东西也搬进去，快点儿！[奴隶们离开]你，索西亚，留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索西亚　你都跟我谈过了，你要我把这些事都安派得妥妥当当。

西蒙　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

索西亚　我能做什么，我还能在别的什么事上比在这件事上更好地为你效劳？

西蒙　我需要的不是你对我想要做什么的心领神会，而是我经常在你身上看到的品质：忠诚不贰、守口如瓶。

索西亚　我很想知道你要做什么。

西蒙　你知道，你很小的时候我就把你买了过来，买来后对你是多么宽厚，多么仁慈。是我勾销了你的奴籍，以获释奴隶之身为我效劳。为了你，我在金钱上尽了最大的努力。

索西亚　所有这些我都牢记在心。

西蒙　现在，我并不是想翻悔我过去所做的这一切。

索西亚　如果我为你做过你喜欢的事，现在还能做你喜欢的事，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感谢你的知遇之恩。可是，现在你提起这些好处让我感到不安，这几乎就是对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的责备。难道你不想把要我做的事直说出来？

西蒙　我会的。但我首先想对你说的是，并不像你想的那样，这场婚礼其实并不是真的。

索西亚　那么，为什么要假事真做？

西蒙　你一开始就应该把所有的一切都弄清楚，这样你就能够了解我儿子的生活，了解我的想法，明白我想要你在这件事上做什么。毕竟，我儿子不再是个孩子，他已经开始他自己的生活。最为重要的是，在他受制于他的年龄、胆怯和教师的情况下，有谁能清楚地了解他的脾性呢？

索西亚　确实是这样。……

西蒙　……大多数年轻人所喜欢的事，你知道，年轻人只想着快活，什么养马、养犬，跑画室，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事他都并不十分上心，都是适可而止，这让我感到高兴。

索西亚　你讲得很有道理；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最为有用的是，在任何事上都不可过头。

西蒙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随便什么人他都轻易支持人家，什么人同他一谈他就站到人家一边，不懂旁门左道，完全听从他人。一个这样行事的人，很容易不被人嫉恨，很容易得到赞美，很容易交到一些朋友。

索西亚　他这样安排生活十分聪明，因为在当下，谁善于随声附和，谁就能交到好多朋友，谁说真话，谁得到的就是仇恨。

西蒙　在这中间，有那么一个女子，很年轻，很漂亮。因为贫穷，也因为亲戚们的粗心大意，她竟然设法离开安德罗斯岛，来到附近住下来。

索西亚　我担心，这个安德罗斯岛女子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灾祸。

西蒙　这个女子过去以纺织为生，过着本分的生活。可是，后来，有时这个男人来，有时另外一个爱她的男人来，他们答应给她金钱。像所有的人一样，她很自然地就轻易从劳累受苦滑向听信别人，接受别人的邀请。像通常那样，有时那些喜欢那个女子的人开始带我儿子去找她。所以我常对自己说：“他肯定走上了歧途！他有了自己的女人。”有时，我一大早起来就跟上他们来来往往的奴隶，问他们：“过来，你听着，说老实话，昨天晚上轮到谁去克里西黛那里？”那个女子叫克里西黛。

索西亚　我知道。

西蒙　他们回答说：“费德里亚，或者克利尼亚，要么就是尼切拉托。”因为这三个人同时爱着她。“告诉我，潘菲洛呢？”“他呀？出他的份子，一起吃个饭啥的。”对此，我感到高兴。后来，又有那么一天，我再次问他们，仍没有打听到与潘菲洛有什么牵连的消息。当时我真的以为，他真成了一个重要而少有的自我克制的典范，因为习惯于同这样一些人来往的人，没有被腐蚀，你就可以认为，他的生活方式肯定是坚定不移的。这让我高兴，所有人都交口称道，都称赞我的好运气，说我有这样一个好儿子，有了这些好话之后还想要什么更好听的？由于有了这样的好名声，克雷梅特自然就来找我，说要把他的独生女儿嫁给我儿子，还要给大量嫁妆。我当然高兴，于是就答应了他，今天开始筹办婚礼。

索西亚　那么还缺什么？为什么不是真婚礼？

西蒙　这一点你将会明白。就在这些事进展的时日里，这个邻居克里西黛死了。

索西亚　哦，太好了！你可让我太高兴了，因为我正担心这个克里西黛呢。

西蒙　你看，我儿子，还有那几个爱着克里西黛的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一起：他和他们为她安排葬礼，很痛苦的样子，有时含着眼泪。对此我也感到高兴，我对自己说：“仅有这么一点交往，对她的去世就感到如此悲伤：如果他真爱她，又将怎样？如果我死了，他又会如何？”我本来以为，他做这些事是出于天性和他的秉性。可是，我为什么说这么多话来拖住你？这是因为，我爱我的儿子，所以去参加了葬礼，当时并没有想到会出什么麻烦。

索西亚　出什么事了？

西蒙　你听我给你说。遗体被抬出去，我们跟在后面：这时，在出席的那些女人中间，我看到一个姑娘，她的身材……

索西亚　或许非常苗条！

西蒙　……她的容貌，索西亚，既端庄又迷人，再也无法用别的词来形容。我觉得，她比任何人都更伤心。因为她比别的女人都漂亮、大方，所以我来到她身边的人中间，打听她是什么人。她们回答说，她是克里西黛的妹妹。立刻，我也感到十分揪心：啊呀，原来如此！那么多眼泪原来是因为这个！那么可怜原来是因为这个！  索西亚　你遇上这种事，我真替你担心！

西蒙　这时，葬礼继续进行，我们继续跟着，最后来到墓地，遗体被放到火上，人们大声哭起来。突然，她的妹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姑娘，不顾一切地冲到火堆旁。这时，几乎就要不省人事的潘菲洛，再也不顾过去遮掩着的爱情，跑过去把那个姑娘抱住，对她说：“啊，我的格利切里奥，你要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寻死？”她亲切地扑到他怀里放声大哭起来。你当时要是在场的话，就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有了私情。

索西亚　那你是怎么说的？

西蒙　我怒气冲冲地离开那里，心里很不高兴。我觉得，我无法指责他，说他有伤风化，因为他可能会说：“我的父亲啊，我做了什么？我有什么可指责的？或者说我在哪一方面做错了事？我拦住一个人，没有让她跳进火堆，我救了她的性命。”啊。你看这样的回答多么理直气！

P3-10

胡　维

一　秘书厅的人文主义者

1498年6月19日，马基雅维利以29岁的“低龄”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第二秘书厅的秘书长，主要负责外交事务，7月14日又被加任为“十人委员会”秘书。秘书厅并非行政机关，秘书长也没有进入执政团的高层，但对于出身不甚高的年轻人来说，这一任命是引人注目的。马基雅维利为什么能够出任如此重要的官职，我们没有完备的文献解释，但可能与佛罗伦萨政府特别青睐人文主义学者的文教传统有关。以下略谈秘书厅的职能、几任秘书长的身份、人文主义学问的增进尤其是修辞学的复兴，以此来说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视野的形成和他的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

意大利自罗马帝国覆灭以来就处于分裂局面，城邦林立，外来武力干涉不断，朝令夕改的外交、连横合纵的政事，助长了外交事务上的深思熟虑和阴谋算计。这种缠斗的局面易于陶冶出一种政治说服的艺术。很多统治者新近篡夺权力，尤其有阐发自己政治合法性的需要。欧洲文明进程正处于变革中，军事贵族向官僚文治体系转变，书写文化也取代口语全面征服了官僚系统的运作，从权力的组织形式来看，已经包孕着未来的科层制社会的因子。中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大学学风相对务实，大学为日益复杂的社会培养了律师、书记员、职业文官，世俗知识分子有了更多上升之阶。彼时意大利的富庶经济就像海水涨潮托起了所有的船只，政治权力更广泛地下移：中下层商人、手工业者、各行会从业者等组成的“人民”（il popolo）阶层兴起，与大银行家、大交易商、大土地所有者、自恃出身高贵的精英阶层成了对立面，“人民”积聚了更多的博弈的力量，开始有信心表达对自由和共和的期许，政治变革在酝酿之中。

佛罗伦萨市政府秘书厅有着聘用顶尖人文主义者的传统。秘书厅最初设立时并不具有政治权责，而是做一些“公共关系”、“宣传部”、“发言人”一类的工作。因此从“职业性质”上考虑，没有比受过严格拉丁文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更合适的了，他们进入政府，起草各种官方文书，发表演说和祝词。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卷第7章《再现古典风华：尺牍艺术》中这样写道：“不论是对共和政府、专政君主、还是教宗，人文学者在撰写书信以及草拟公开、正式的演讲稿这两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不只寻找能用拉丁文撰写优雅文章的才学之士来担任秘书，其实更应说，大家都认为只有具备良好人文素养以及足够才情的人文学者才能担任秘书的工作。所以十五世纪在学术上具有声望的重要人物大部分都将他们一生可观的岁月奉献在服务政府公职”（花亦芬译，第 279 页）。马基雅维利初露头角便在秘书厅就职，正是延续了这样一个传统。

文学与政治集于一身的楷范是古罗马演说家和政治家西塞罗，他的人生体现了政治事业、道德哲学与文章的结合。从修辞的本源来说，修辞有商议和辩驳的力量，能表达反对意见（disputatio），能刻意从正反两面论证（in utramque parte）。对修辞的推崇，其实包含了在僵硬的宗教教条和暴力军事统治的两种模型之外的一个和平模型—一个商议的（deliberative）、服务公共利益（pro bono publico）的理想。然而，从古典时代开始，修辞就有市政的（civic）与宫廷的（aulic）、共和的（republican）与帝制的（monarchic）的对立。在民主政治的鼎盛时期，各派力量积极展开政治说服；相反，在专制权力的牢固控制下，议政、陈情、呼吁、辩驳等处于尴尬的失语境地。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著有一篇《关于修辞的对话》（Dialogus de oratoribus），讨论了罗马从共和进入帝国后演说术的衰弱。（历史一次次把修辞推向对专制王权妥协的道路，专制权力的膨胀，导致修辞不再具有议事和辩论的积极参政力量，只剩下对权力的赞美。）在中世纪，修辞学在教育体系里虽然是七门学艺之一，但相对于辉煌的古典时代已根本改变了性质，中世纪所谓的“修辞学”局限在语言教学的环境里，不再有公共场合的演练，沦落为一是狭隘的写作技术及风格训练，二是仪式性的祝词和赞语之类，这也就是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所说的修辞由盛到靡的文字匠气化（letteraturizzazione）过程。当历史推进到13、14世纪的意大利，中小手工业和商业日臻发达，公民的、公共的、商议的生活复兴，意大利学术风气发生了转变，重心从形而上学的思辨转移到了关于“人”的学问，突出表现在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这几大领域的学术进步。故而14世纪初以来，意大利诗人学者辈出，交相辉映，出现了“诗人、历史学家和讲演家”合一的一类人，他们课徒授业，结交四方学人，砥砺学问，构造出一个“知识共和国”的雏形，且积极用事于政治，甚至进入权力中心。15世纪中期出现了两位极受尊敬的人文主义者教皇，尼古拉五世（Pope Nicholas Ⅴ，1447-1455年在任）和继任的庇护二世（Pope Pius Ⅱ， 1458-1464年在任），两位教皇表现出了一种文艺复兴所特有的复兴古典辉煌的新精神，在其治下，教皇的秘书厅吸引了一些博学而能干的人文主义者。

佛罗伦萨作为共和国，孕育的知识分子往往有共和主义倾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即是早期的代表。佛罗伦萨的大学教育体系，相对于帕多瓦、博洛尼亚另外两大学术重镇，没有强大的中世纪法学训练和经院主义传统；相反，这里的人文主义者借研究古典文献而发扬其道德哲学和政治学说，共和思想更容易扎下根来。萨路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是彼特拉克的精神传人，于1375-1406年间担任秘书长。在意大利复杂的政局里，文人笔墨颇有煽动性，萨路塔蒂曾因为攻击教皇而于1376年被教皇发表谕令革除出教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早年著有《佛罗伦萨城市礼赞》（Laudatio Florentinae urbis），讴歌共和传统。在他1427-1444年担任秘书长期间，佛罗伦萨上演了一场高层的暗算和血拼，梅迪奇家族和阿尔比齐家族争夺权力，最终梅迪奇家族清除对手建立寡头统治。布鲁尼未受这一权力纷争影响，他为政府撰写的文书体现了一个职业文官的风范，无论事关和平还是战争，无论抵御外侮抑或先挑起进攻，他都尽其本职传达和捍卫佛罗伦萨市政府的决议，并以颂词（laudatio，英语panegyric）的修辞形式为他的城市做“形象宣传”。作为一个全面的古典学家，他精于古典哲学研究，出版了历史巨著《佛罗伦萨人民史》（1439年），他的政治身份和学术贡献并无扞格。到了马基雅维利出生的时候，佛罗伦萨的第一秘书长是巴托洛梅奥·斯卡拉（Bartolomeo Scala），他是马基雅维利父亲的朋友。他在秘书厅任职30年以上，是共和派人文主义者的首脑人物。

在此期间，公民的修辞（civic rhetoric）达到了全盛。著名学者汉斯·巴龙（Hans Baron）曾提出著名的概念“公民人文主义”（Bürgerhumanismus，英语civic humanism），他着重论述了佛罗伦萨特殊年代遭遇的政治军事事件，1351年米兰暴君维斯孔蒂带领军队入侵、1390-1402年和米兰的再次战争；佛罗伦萨一要应对强国米兰的侵略，二要抵制强势的教皇国的扩张，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佛罗伦萨人的地方主义认同高涨，坚定捍卫自己城邦的独立，弘扬自由与共和的理想。巴龙过于强调外部历史事件，其论点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修正，认为他执著于历史事件的时序和因果。不过，这并不是否认他论点的重要价值，“公民人文主义”用于解释新思想风气是十分有效的。参与政治的“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a）、回避政治的“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是一个步入现代的世俗化转型社会的内在矛盾。知识分子的确是在这个时期超越了中世纪的文法学家、法学家、书记员（dettatore）身份，实现了自我定义的积极转变，成为作家（autore），甚至可以说诗人政治家（poeta oratore）。13世纪的拉蒂尼（Brunetto Latini）就已不是纯粹的学院中人；之后的但丁卷入政治斗争中，直言不讳他的帝制论；从布鲁尼到马基雅维利这一系的秘书厅的人文主义者更是为公民生活与共和传统激辩。

综上所述，几位文化名人先后执掌佛罗伦萨秘书厅，马基雅维利是他们的精神继承者。他们在道德哲学和历史撰述上有突出贡献，且身体力行地体现了职官荣耀和文学功用的结合，推动了秘书厅成为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心。几代人孜孜不倦研读古典文献，探讨道德哲学和历史学等关于“人”的学问，写下期待意大利恢复古代光荣的豪迈文字。他们不满足于基督教道德里孤独求知的“沉思的生活”，而是作为爱国者、演说家、外交官、政治学说的阐述者投身于“积极的生活”。马基雅维利正是持这一立场，批评基督教用谦卑和冥思的方式取代行动的人，用忍受痛苦来磨灭对伟大事业的追求；他推崇俗世精神和现实世界的荣誉感，欣赏具有卓越的德性（virtù），能领导军队、人民、共和国的强有力的政治家。

我们既然谈了人文主义者的积极用世精神、共和主义政治诉求，也必须不偏不倚地评价其文化教育成果。20世纪史学大家科利思泰勒（Paul Oskar Kristeller）认为，人文主义者在政治上的作为，实与他们的职业要求和知识环境有关，不能上升到过高的政治角度予以理想化。根据科利思泰勒基于大量原始档案文献做出的言之有据的谨慎评述，人文主义主要是一场文化运动、学问的复兴，影响范围有限，最大的功绩其实就是教育的改革。有视野的教育家培育文艺之花，在公众生活里结出果实。人文主义者将人文之学（studia humanitatis）纳入教学大纲，推崇古典语言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教养，并推广成为后世欧洲知识人的共同追求—这是他们留下的影响深远的遗产。不过，马基雅维利从他的古典教育获取的，绝不仅仅是拉丁文修辞和古代文物典籍的知识。古典教育陶冶了他对自由和荣誉的热爱，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泉。

在马基雅维利的青少年时代，佛罗伦萨处于1454年意大利诸国妥协签订的《洛迪条约》缔造的珍贵的40年和平之中（1454-1494），培育出了丰硕的文化成果。一个多世纪以来，佛罗伦萨不仅以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三顶桂冠”（意大利语里习惯称为tre corone）收获了意大利俗语文学的最高荣誉，而且这个城市引领了艺术和建筑的划时代的革命，有一批热忱的私人藏书家、慷慨的文学艺术赞助者、活跃的学术小团体，在古典研究上领袖群伦，在希腊研究上独领风骚（希腊的遗产不仅指文学、哲学，也有自然科学和政治实践方面），是无可置疑的人文主义运动中心。到了15世纪中后期，经过几代人的培育，“纯”学术大大演进：语文学家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哲学家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梅迪奇家族庇护下的所谓“柏拉图学园”的成员，他们占用的文献资料更为齐备，知识更为渊博，语言更为雅正，学术野心更为广大。潜心学术者终于能有条件做十分冷僻邃密的学问，从事实务者也可以在政治上有所成就。

马基雅维利的父亲贝尔纳多（Bernardo Machiavelli，1426/1429-1500）是一名律师、法学博士，也是兴趣广泛的好学之士。1474-1487年间的日记记载，他在儿子成长期间曾借阅西塞罗的著作，还购买了李维的《罗马史》等等。少年尼科洛从课堂到家庭都颇受到古典文学和历史的熏陶。他曾跟随佛罗伦萨大学教授阿德里亚尼（Marcello Virgilio Adriani）学习拉丁文，可能在这过程中脱颖而出，得到老师的赏识，进而受到举荐。1498年2月，阿德里亚尼接替去世的巴托洛梅奥·斯卡拉，担任佛罗伦萨第一秘书厅秘书长。4个月后，马基雅维利也进入第二秘书厅担任秘书长。

受篇幅和主旨所限，这里不能叙述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市政府的具体工作，也不能对1494-1559年间的“意大利战争”这段政治历史过多着墨，但读者应知，离开政治环境谈论马基雅维利的创作是不可能的。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打破了40年和平，导致一场大范围的政治危机，佛罗伦萨人民逐出了胆怯的皮耶罗·梅迪奇，重新建立了共和国。马基雅维利自1498年始为共和国政府服务，直到1512年梅迪奇家族卷土重来，共和国灭亡，他被剥夺公职，还曾受莫须有的诬告而下狱。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生涯，是随着1498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重建开始的，也是在共和国再度被扑灭的忧患之时终结的。虽几经周旋努力，但他再也没能真正回到政治舞台，没有实现建立民族国家、富国强兵的理想。

二　退隐与著述

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有一个分水岭—1512年从秘书厅政治中心被迫隐退到圣卡夏诺小农庄。19世纪的大学者维拉里（Pasquale Villari）认为，正是下野造就了独立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因此忽略他为政府官僚机构服务的14年，专注于1512年以后的高产期。这一偏向深深影响到了后来的很多学者。尤金尼奥·杜普雷·特赛德尔（Eugenio Dupré Theseider）、费代里戈·沙博（Federico Chabod）、尼科莱·鲁宾斯坦（Nikolai Rubinstein）、弗雷迪·基亚佩利（Fredi Chiappelli）、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ck）等学者纠正了这一偏向，试图将马基雅维利在秘书厅期间的应景即事之作、文件与信函，纳入一个长远的连贯的作品集里。尽管1512年的转折是决定性的，绝大多数重要作品在这之后写就，不过也应该看到，他的文学生涯由来已久，有其源流和发展。基亚佩利指出，早在秘书厅时期，马基雅维利的写作已有自己的个性，比他的同事更有普遍性的理论的视野，而且风格机智、多变、富有文学性。此外显而易见的是，马基雅维利担任秘书长和外交使节期间，撰写官函和报告，和同事探讨公务，对他日后的著述风格必然有影响，潜移默化之中锤炼了他的文体，支援了他的思考意识，行文自然而然带上了广阔的拉丁文传统的回响。

但蒂·德拉·德尔察（Dante Della Terza）教授曾扼要地评述道，马基雅维利研究里有过一些僵化的模式：《李维史论》里的共和制与《君主论》的君主制的对立；马基雅维利所代表的世俗精神和政治科学，与萨沃纳罗拉的宗教热忱以及更广义的宗教运动的对立；他的黑色幽默的轻快的喜剧诗文，与严肃冷静的对国家民族命运剖析的对立……显然，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本质化，严格划分创作阶段，夸大文学和政治之间的鸿沟，割裂作品的整体性，是非常不妥的。我们要考虑到文学在文艺复兴时代知识生产里的重要地位，长远看待马基雅维利的文学创作，将其与政治历史著作一起置于一个大气磅礴的完整体系。本卷收录的戏剧、寓言诗、短诗、对话、散章、人物传记等，涵盖了一般被称为“文学”的作品，未甚周至，尚须横向参照马基雅维利所跨越的多种文体。他的私人通信展示了高超的文笔、传神的描述，径可视为文学作品，约翰·纳杰米（John Najemy）教授近年的专著《朋友之间》即对马基雅维利1513-1515年间和密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书信做出了相当“文学性”的解读。本卷依照惯例收录的是毫无疑义的“文学”作品，不过在这篇导读里，也试图引用书信和政论等文献作为参考。

人文主义者抱有信念，相对于人事代谢的政治，诗文有着更为悠久的生命，诗文真正令人不朽。用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话说，在诗中建筑一座不朽的纪念碑（eregi monumentum）。这一点，马基雅维利似乎认可。他在《李维史论》中谈论文学家的地位，呼应着西塞罗对文字修辞的教化力量的推崇，以文人为驯化者、文明的保存者：“在所有被赞美的人当中，最受人赞美的是那些成为宗教领袖和宗教创建者的人。排在他们之后的是那些建立了共和国或王国的人。在这些人之后，有名的是那些被指定担任军队首领、扩张自己王国的领土或者他们祖国的领土的人。在这些人之后可以加上文学家，并且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类型，他们中的每个人根据他的地位高低受到赞颂”（I. 10）。马基雅维利的话不仅是作为文人而发，也隐含着一种治国者的思路。话里可能隐含着前辈人文学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在《拉丁语言详析》（Elegantiarum Latine Lingue，约1440年）一书的著名《前言》里所发扬的“语言征服”思想，以古罗马在帝国境内推广拉丁文为成功范例，认为要开拓疆土维持统治，就必须在征服地区推广语言文学，否则权力也会瓦解。瓦拉的目的是恢复已故的光荣正确的古典拉丁文，重建拉丁文的语言共同体，在比喻意义上收复失地“光复罗马”。这正是人文主义教育家的理想，企图通过残存的零砖碎瓦重建语言的大厦。而马基雅维利可能相反，他的考虑是朝向现实政治的，不以语言文学为根本宗旨。俗语已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不会如前辈人文主义者一样企图恢复拉丁文，而是郑重对待意大利人习用的语言，将语言文学置于巩固国家权力的考虑中。

值得一提的是，马基雅维利参加的“奥里切拉里花园”，成员多是反对复辟的梅迪奇势力的共和派分子，他在这种花园聚会中开始写作《李维史论》，讨论以古罗马共和国制度为楷模的共和制。他对他研读的古典著作怀有深厚感情，但无情地指出，古典的范型（exemplum）和今天的现实脱节，知古未必能鉴今。他对古典的研读有着切近现实的目的，而非拘泥地以古为师、从理想化的古典世界中寻找范型。至于那种受宫廷恩主庇护，有避世主义和默从权威的倾向、内在里排斥积极的政治生活的做法，是他所不取的。

这里简单谈一谈意大利的语言统一问题，史称“语言之辩”（la questione della lingua）。一盘散沙互相敌对的意大利诸城邦，让它们共同认可一门国民语言简直比合并疆域还要困难。佛罗伦萨地区因为文学上的贡献具有最高的声望，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较大，得到佛罗伦萨以外人士的推崇。威尼斯著名诗人、学者、枢机彼得罗·本博（Pietro Bembo，1470-1547）大力提倡意大利俗语，在“语言之辩”中起了主导作用，著有《俗语论》（Prose della volgar lingua, 1525年出版，但先以手抄形式传播了十多年），力主以14世纪佛罗伦萨文学语言为现代意大利语标准，以薄伽丘的散文、彼特拉克的诗歌为风格模型，使语言臻于纯净、理性、雅致。本博枢机的一大贡献是指出了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差异，强调一门语言需要有高度文学创造力和杰出文学成就才可以成为语言，他的话里有很深的人文情怀，对今天的我们也有所警示—语言如果仅存在于口语沟通层次却没有文化创造（如移民家庭能说汉语却不识字），就会是一种自我消亡之途。本博枢机力图推动分裂的意大利在语言和政治上复合，但他的语言改革方案还是过于文人色彩，他奉为圭臬的14世纪语言已经显得古老，不符合语言兼收并蓄向前发展的趋势，很多人不予认同。这里还涉及对但丁的历史评价的问题，本博是个诗风纯正、追求音乐性的“彼特拉克主义者”，把但丁排斥出风格模型之外。另一位著名贵族文人特里西诺（Giangiorgio Trissino, 1478-1550）提出了他的理论，而特里西诺正是重新发现了消失两百年的但丁的《论俗语的文采》的人。但丁为俗语正名，他对心目中的俗语的完整表述是“荣耀的、枢纽的、宫廷的、法庭的”（illustre, cardinale, aulicum et curiale），简称“宫廷的”，是更高、更普遍的理想语言, 超越了单独某一地区、某一宫廷、某一文化中心。特里西诺受此启发，主张以“宫廷语言”建立现代意大利民族语言的规范。他将但丁的论稿译成了意大利语并传播，引发了对国民语言和诗学的新讨论。马基雅维利在乡间退隐期间写了《关于语言的对话》，开篇的爱国者陈辞恳切，但随后在语言问题上论证颇为任意，在他的作品里恐怕属于减分之作（曾被怀疑作者另有其人）。他否认意大利一国的共同语言（parlare comune di Italia），只承认地区方言（parlare proprio），处处以佛罗伦萨方言为尊，流露出一股违和的地方主义优越感。不过他毕竟对当代普通民众的语言予以体谅，而将“宫廷”去权威化、去神秘化，反对教廷和宫廷里的精英文人（uomini litterati）垄断对语言的解释权。退一步说，但丁和特里西诺所谓的“宫廷语言”仍然是以佛罗伦萨地区方言为基础的，马基雅维利在这一点上和他们并无根本分歧。

马基雅维利有一处自称“诗人”，是在一个讽刺性的没有诗人尊严的情境里。1513年2-3月间他身陷囹圄，投诗两首致朱利亚诺·德·梅迪奇，即1512到1516年间复辟的梅迪奇家族统治者，其一之开篇申诉自己的不幸：

我腿上捆着一副皮绳

绳子往肩膀上绕了六道：

其他的苦难且不去说它，

因为人们就是这样对待诗人。

一场缧绁之厄和生死之难，正说明了文学理想的脆弱，文人在喜怒无常的命运和暴虐的当权者面前的岌岌可危。他被大赦也属幸运，那个时代暴乱频仍，有不少才士蒙冤遇害。纳杰米教授讲述了马基雅维利时代的一个案例。1504年，潘多尔福·科兰努丘（Pandolfo Collenuccio, 1444-1504）以叛国罪的罪名，在他的故乡佩萨罗被复辟的暴君乔瓦尼·斯福尔扎杀害。科兰努丘曾翻译古典喜剧，写过道德论文和对话，是戏剧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参与政务和外交事务，是将文学和政治集于一身的例子，生平和马基雅维利多有相似，并且和切萨雷·博尔贾交好。在他不幸成为权力角逐的牺牲品的那一年，马基雅维利在任上开始写《十年纪》。马基雅维利可曾从他人的悲剧里预见到自己命运的急转而下？1512年，马基雅维利也被剥夺官职，沉沦下僚，次年更遭诬告系狱。

马基雅维利在《论忘恩负义》写道，“最终把普利亚的一些土地弄丢的孔萨尔沃，国王对他时刻猜度”。这里说的是西班牙军事统帅、驻那不勒斯的最高行政官员孔萨尔沃，他曾驱走法国军队，立下赫赫有名的战功，那不勒斯的人文主义领袖乔瓦尼·彭塔诺（Giovanni Pontano）献给他颂诗《论命运》（De fortuna）。但献诗之后仅仅几年，1506年，孔萨尔沃被他的君主斐迪南二世突然解除职务，境况凄凉。马基雅维利和友人的书信中专门讨论彭塔诺的《论命运》诗，并在《李维史论》（I. 29）里再次提及此事，感慨政治的翻云覆雨。人不能看清历史事件的走向，以微不足道的一己之堡垒对抗命运，常会被命运迎面鄙视。马基雅维利写下组诗《论机运》、《论野心》、《论忘恩负义》、《论机会》的时候，不仅是形式主义地沿用文学典故（literary topoi），也议论当代的事件，发不平之鸣，评述文学、人生、心理与历史现实。

1525年马基雅维利致圭恰迪尼的信中，自称“历史学家、喜剧家和悲剧家”（historico, comico et tragico）。在他的时代，他的戏剧作家身份更为人知，两部剧作尤其《曼陀罗》在演出中取得了成功。值得注意的是“悲剧家”，稍微费解，可能表达了他对意大利内忧外患时局的忧虑。他的讽刺诗文喜剧小说，亦庄亦谐，寓庄于谐，贯穿了不少黑暗和悲哀的主题。大思想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据此认真地将马基雅维利视为一个悲剧作家，成为很有影响力的解释。

何以是悲剧家？从政的十多年里，对马基雅维利影响重大的，可能是思想上的冷静和对人性理解的深刻。他深切体会了权术，领教了人的自利。他身经了国家之间的背信弃义、无情的恐吓和仇杀，看到他欣赏的政治人物—切萨雷·博尔贾、“黑条”乔瓦尼（Giovanni dalle Bande Nere）—一个个折戟沉沙，埋葬了他的政治寄托。处于平民的身份，他渴念着重回政府，但他严厉批判堕落的贵族和统治者，对权力有着清醒的审视以及不信任。他备受争议的是重新定义了古典哲学里的“利益”（utile）和“道德”（honestum）范畴，承认道德上的纯实让步于现实的功利和权谋。在《君主论》里严肃地说“只要看上去有道德就可以了”，“被爱不如被害怕”，“要有狐狸的狡猾和狮子的暴力”，既是寓意的诗意的语言，又强烈指向现实，那种无动于衷的道德淡漠其实惊心动魄。不过，“古典道德”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对立难以决然理清。他的行文有文学风格，多有怀疑、反讽、游离，坚持个人经验的不可定义性。维拉里以降的学者区分政治科学与个人道德原则，马基雅维利“使得政治从道德中分离出来”。克罗齐做出了一个有名的评语：“马基雅维利发现了政治的必然性和自律性，也就是说，超越了道德善恶的政治。”道德和政治终究在离、合之间，个人和权力有着同谋而又背离的关系。

虽则如此，沙博说，马基雅维利的底色仍然是暖的，没有像他的朋友圭恰迪尼那样一冷到底：马基雅维利对人性和人的能力尚有信心，他认为在腐败的社会里一样能有好的生活，统治者在求名逐利的同时能造福于公民集体。他没有活着看到更大的悲剧—1529-1530年佛罗伦萨被西班牙军队围城十个月后投降，圭恰迪尼却不幸看到了—所以他还相信治事理乱之术，相信可以力挽狂澜。他说起世相人情，还有着一种亲切幽默的喜剧精神。

1513年，马基雅维利出狱后回到父亲留下的农庄，过上著名的乡村赋闲生活—白天捕鸟、砍柴、读情诗、去酒馆喝酒找热闹、和俗人打牌甚至打架，晚上回家庄严肃穆读古人书，自言夜晚一人读书，和古人晤对，忘记了烦忧和死亡（致韦托里，书信247）。这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爆发期。他当年出仕之时也曾抱怨辛苦、低薪、远别离、弱国无外交，但此时被贬到乡间报国无门，重新求职迟迟未果，怨愤之情可想见。

戏剧《曼陀罗》的开场诗，绵里藏针表达了他的不满：

请多多宽待，他只能运用才思，

靠着空虚的想法

让他悲伤的日子略为和缓，

因为再也没有

他的用武之地，

因为他已被禁止

在其他事业上展现他的其他才智，

他曾经的辛劳也没得到偿报。

诗的下一节继续说，世风浇漓，正直的人遭受不义指责后，都自降其志，不能再忍受痛苦继续劳作，不能—

……辛勤劳作，忍受痛苦，

为了能将自己的千种不幸，铸成一项

风吹不散、雾藏不住的伟业。

言下之意，他则异于是，依然心如砥柱，为了成就伟业。

政治家被迫在闲暇中从事文学，这有很多先例，比如但丁迟至1310年45岁时在流亡中开始写《神曲》，如果不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逐，但丁可能没有时间和强烈的动力创作。马基雅维利与之相似，在失势后才有闲暇执笔写作。“空虚的想法”排遣了忧愁，戏剧的巧思征服了观众，文学以略为苦涩的形式给人以报偿。这也成全了他，将积累的政治智慧和人性观察注入史著、政论、兵书中。这也是流亡者的胜利复仇了。

三　诗歌·戏剧·爱情

关于马基雅维利早期的创作，我们知道一个确切日期1504年，他在职期间写作诗歌《十年纪》第一篇，并于1506年刊行。《十年纪》评议了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以来的现实政治事件，第一篇截止到1504年。《十年纪》采用了但丁式的三行诗体（terza rima）评述史事，上承拉蒂尼和但丁的寓言诗传统。1514年前后，他赋闲时开始写第二篇，续写1509年的事件。迪奥尼索蒂（Carlo Dionisotti）评道，同样是“镜鉴”（speculum）作品，同时代韦拉扎诺（Verrazzano）的写作带有中世纪余绪，而马基雅维利在叙事和关怀上非常现代。

马基雅维利钟情于三行体。三行体采用aba，bcb，cdc……的交叉连韵，每行十一个音节，是但丁《神曲》里首创、彼特拉克的组诗《胜利》（I trionfi）所确立的文学形式。格律相同的是卡皮托洛（capitolo），或称讽刺三行体，一般指篇幅较短的讽喻之作。他用讽刺三行体写成了《论机运》、《论忘恩负义》、《论野心》、未完成的《论机会》（合称《歌四章》，I capitoli）。同样是讽刺三行体的还有1517年的《金驴记》。《金驴记》糅合了各种主题，化用了荷马史诗《奥德赛》和阿普列乌斯《金驴记》，对但丁的《神曲》进行了极致的模仿，创造了一个赏罚独特的世界，评说命运和人间事，把权贵们贬为兽群，让污泥中的公猪开口说出“猪比人有着更多的德性”似是而非的道理。《金驴记》化用了幻梦（vision）和寓言（allegory）的形式，但没有中世纪镜鉴文学的经院主义思维和道德说教，以幻游奇遇为说法，谐谑浑然天成，寓言已面目全非！

自称诗人的马基雅维利对诗体有过多种尝试，写了十四行诗和“拖尾”十四行诗（sonetto caudato，“拖尾”意即末尾增一个诗节）。随着骑士史诗的流行，八行体（ottava rima）走红，他也写了八行体短诗（strambotto）。他为自己的喜剧创作了长歌（canzone），是戏剧表演整体中的一部分。长歌的韵律更为复杂，音节长短交错，从但丁到16世纪诗人都认为长歌是意大利诗歌的最高形式，是诗艺的终极考验。1526年他为情人、演出他的喜剧的歌手芭芭拉·萨卢塔蒂（Barbara Salutati）写了幕间诗，并由法国作曲家菲利普·韦尔德洛（Philippe Verdelot）谱成了曲。他那五首诗属于最早的多音重唱歌曲（madrigal），在音乐史上有一席之地，相关的曲谱和演奏录音有出版。

马基雅维利初涉文学创作可能和戏剧有关。1490年代他将古罗马泰伦提乌斯的剧本《安德罗斯女子》（Andria）译为意大利文，后于1517-1520年期间修订刊印。他可能还翻译了普劳图斯的剧本《一坛金子》（Aulularia），今不存。他的喜剧《曼陀罗》、《克莉齐娅》，表现出了鲜明的文艺复兴时代特色，即古典文学的复兴。我们可先从戏剧历史的角度，简单介绍。

“雅典已经被毁，街道、广场、各种各样的地点已经没法辨认。另外，雅典人讲的是希腊语，你们不懂那种语言。因此，你们就来观看发生在佛罗伦萨的这个故事吧。”《克莉齐娅》序幕里这番话，继承了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的观众致辞。古罗马剧作家将希腊来源的故事混合、重组、移花接木到拉丁文中（contaminatio），马基雅维利也对拉丁文源故事进行了这样的转写。在意大利，古典题材演变而来的戏剧称为“博学剧”（commedia erudita）。不少统治者，特别是费拉拉、曼图亚、乌尔比诺等地的统治者，大力提倡古典戏剧的俗语化（volgarizzamento，英语vernacularization），宫廷里上演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采用炫目的布景、多姿多彩的舞蹈、假面具和音乐，产生了融歌舞和文字于一体的整体性的戏剧。意大利当时的第一诗人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也是一位著名戏剧家，1508年开始在费拉拉宫廷等地上演了多部“博学剧”。他的替换（supposizione）手法给喜剧舞台以很大的影响：床上伴侣的替换，关键那一刻的偷梁换柱，有低俗的笑剧特点，但不伤大雅，一时间风靡舞台，后来也为莎士比亚借用。马基雅维利对阿里奥斯托很推崇，但不免同道相轻，在《关于语言的对话》一文里挑剔他的语言，言下认为自己更胜一筹。

意大利早期戏剧的一个特点是即兴表演，强调演出者的个人才能和演出效果。一幕幕中间歌者穿插着出场，显出中世纪吟游表演（giullare）的余韵，更有通俗戏剧（teatro popolaresco）的特点。戏剧表现手法上有重复的套路，素材可以大量地改编而再现。《克莉齐娅》序幕里道出了马基雅维利的创作论，“教益”在其次，重心在让观众“高兴”：

戏剧的创作，为的就是让观众获得教益，并让观众高兴。看看老年人的贪婪、恋人的疯狂、仆人的诡计、食客的饕餮、穷人的苦恼、富人的野心、娼妓的谄媚和所有人的背信弃义，这对各种人确实大有教益，对年轻人尤其如此。戏剧中充满了这些事例，它们能够被极为恰当地展现在戏剧舞台上。但是，要想愉悦大家，就必须能够打动观众，让他们发笑。

他的两部剧演出都很成功，《曼陀罗》在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等地演出多次，尤其为他赢得了声誉。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戏剧本质上仍是文人剧，内涵丰富，有匠心独具的构思，也适宜印刷阅读。当时人文主义理论家已在严肃讨论戏剧本质和特征，推崇戏剧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性成分。1525年后，锡耶纳、佛罗伦萨等地成立了学院来引导戏剧，建立理性的规范。当然，意大利戏剧的热闹传统没有中断，最国际化的城市威尼斯一直崇尚演出才能，戏说世界风俗和各类喜剧类型，后来发展出了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e）。

即使马基雅维利不以政论和史著闻名，《曼陀罗》仍然会是文学史上的名作。多数学者认为《曼陀罗》于1518年狂欢节期间初演。1518年10月第一次刊印，题为《卡利马科和卢克蕾佳的喜剧》，应该是出版商所拟，俨然把两位青年男女塑造成一对找到了真爱的佳偶。马基雅维利1520年4月20日致圭恰迪尼的信提到剧本《尼洽老爷》，尼洽老爷也就是剧中自命不凡却上当受骗的丈夫，这种以滑稽人物为题的方式也很常见。1524年印了第三版，标题才定为《曼陀罗》。这个标题非常不俗，透露了全剧情节的关键—生育力。尼洽老爷和美丽的妻子苦于婚后无子，为了生儿育女而双双妥协，才有了卡利马科一干人的计谋。曼陀罗根茎状如人形，在民间百科知识里被附会了各种传闻。曼陀罗被用为昏睡药，见于阿普列乌斯《金驴记》第10章，老医生察觉了来找他买毒药的人有蹊跷，谨慎地配了昏睡药，避免了孩子被害；另有一种植物学、博物学传统，将曼陀罗和刺激情欲联系在一起，认为曼陀罗能催情，也有毒性，民间发展出曼陀罗调配的“爱的药方”和符咒。马基雅维利是熟悉以上典故和传说的，但另辟蹊径，想出了新奇的情节：女子服用曼陀罗根茎可以治疗不孕，但第一个和她交合的男子会被毒死，需要找一位替死鬼拔毒。卡利马科原本打算采用传统的求爱方式，在人多混杂的地方伺机求见；但舍弃常规，以独门的医药知识为幌子，终于大获成功。

这部黑色喜剧展示了马基雅维利式主人公的出奇制胜和不择手段。结构紧密，剧情出人意表，有一些诡异的转折。昏聩的丈夫、贪财的修士、狡猾的食客，都是传统的喜剧类型，但《曼陀罗》剧中人物别有一层深度，超越了范型。《曼陀罗》的序幕点出，本剧是一场智力的对决，“一个不机灵的医生……一个精于骗人的食客”，他们将演绎一桩趣事，给观众以娱乐（badalucco，这个词马基雅维利曾在书信224用来指乡下隐居时的捕鸟活动）。引诱有夫之妇，在中世纪故事（fabliaux）和文艺复兴小说（novelle）里已司空见惯，薄伽丘《十日谈》里的通奸有假扮天使的，有以驱魔为名的，亵渎神圣，不一而足。但《曼陀罗》的特别之处、有着“政治”特点的是：剧中人从头到尾采取了说服手段，敢于让“名”和“实”分离。修辞工具发挥了魔力，拉拢了卢克蕾佳的母亲，也诱使尼洽老爷、卢克蕾佳各自应允这个实验。母亲劝女儿说，如果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她就没有地位，一无所有—这是重要的社会背景，透露出女性经济地位低下的现实。提莫窦修士更是振振有词，用趋利避害的功利观念宽慰卢克蕾佳，“不能因为怕坏处就把好处也放过”，并混淆概念说，“犯罪的是意愿，而不是身体”（la volontà è quella che pecca, non il corpo），用神学上的犯罪意志和犯罪行为来巧辩，文过饰非。提莫窦修士的形象吸收了中世纪的反教士讽刺文学（anti-fraternal satire），他背后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学形象系谱。卢克蕾佳是贞洁女子，为了经济上自保，不得已从权牺牲名节。尼洽老爷是个乡气的轻信的老头，也同意了妻子和人同床。从法理上说，以夫妇一致同意（consensus matrimonialis）为基础的婚姻合法性一下陷入非常荒谬的境地，令基督教婚姻道德极为难堪。另一部戏剧《克莉齐娅》的故事发生于1506年，比《曼陀罗》的故事晚两年，里面交代卢克蕾佳已经怀孕，还赞美了提莫窦修士，完美地补上了一笔，听上去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马基雅维利喜剧里，那些关于爱情的缤纷计谋、真假情感、火树银花的修辞，多少让人猜想：哪些透露了剧作家的个人性格？哪些甚至可以和他本人的经历对照？他会怎样应对情爱的纠纷？……也许有一份关键文献可以参考，那就是最能透露人的心曲和性格的书信。马基雅维利长期和他的朋友、驻罗马教廷的大使弗朗切斯科·韦托里通信，那些闪耀着理想、感情、人性的信件，有一定的自白性质，有助于我们窥见他的生活和思想。当然，批评家警告，不可带有浪漫幻想，切不可真以为书信是可靠的心灵的窗口。

1514年间（书信228-231），韦托里为一位少女科丝坦扎倾倒，日思夜想，“听任自己被欲望征服是一件多么可耻的事情啊”，“我正竭尽全力地抗拒爱情”，于是询问他的朋友尼科洛，这种情况，以他的恋爱经验，是要克制还是放任？

马基雅维利回信了，诙谐地引用一串喜剧台词和神话典故，嘲笑韦托里内心的天人交战。针对韦托里抛给自己的问题，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番，他如何被“爱神”一再伤害创痛巨深，却依然百折不回以苦为乐：

我任爱神恣意而为，我追随他穿过高山、溪谷、森林、平原；我发现我要是善待他，他就会给我更多欢乐。因此，请卸下包袱，扯掉笼头，闭上眼睛，说：爱神啊！往前走吧，带我向前走；若结果美好，愿你受到赞美，若结果不妙，愿你受到责备；我不过是你的奴隶。你折磨我，不会多得什么，反而会吃亏，因为你是在折腾你自己的东西。

他给出的明确意见是（果然继承了薄伽丘）：

您应该纵情享受爱情，有花堪折直须折。若事情依然如您所写的那般，那我羡慕您甚于羡慕英国国王。请您追随命运之星的指引，不要把好事错过了，哪怕只错过一点点。我现在认为，过去一直认为，将来还会认为，薄伽丘说得对：做了再后悔总比后悔不做好。

1515年1月31日（书信247），马基雅维利形容自己束手就缚，任凭自己处于爱情的捆绑之中：

束缚着我的镣铐是如此坚固，以致我对自由已完全不敢奢望，以致我无力想象以任何方式解除束缚；即使命运或别种人定的计策可以向我开启一条脱离镣铐之路，我或许也不愿意沿之走下去。

这些真实的信件里可以看到他喜剧的影子。承认肉欲，也就是承认人性，承认强健的生命意志以及对生命里美好事物的正当享受。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里的下面一段话，常被评论者引用：

任何人要是看到我们的书信，我敬爱的同道啊，看到它们的丰富多姿，必定会大为惊讶。乍一看，我们似乎都是严肃的人，注意力完全集中于重大事务，头脑中流过的任何想法，无不关乎庄重、笃实。不过翻到下一页，读者就会发现，我们—仍是同一个我们—猥琐、轻浮、好色，专爱干些荒诞不经的事。

他的书信主要篇目是严肃的，其实不常涉及情爱，唯一不堪的篇目大概只有遇到妓女的一桩怪事（书信178）。但他正视自己的多重性格，为多变而辩护：“在我看来是值得称道的，因为我们是在效法自然，多变的自然。任何效法自然的人都不应当受到非难”（书信247）。

这种“多变的自然”具有一定的心理学上的现实。但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有高度的文体意识的作家，诗文、戏剧、正史、书信等作品里流露出多种气质。多变的背后信然有某种一致的人格吗？—或者还是，我们只捕捉到一个机智的面具和神秘的笑容？

马基雅维利的喜剧很有薄伽丘的风情，可惜他未能写出一百个短篇故事，仅仅创作了《贝尔法哥》，也是名篇。《贝尔法哥》写于1520年左右，民间传统和喜剧精神十足，后半部分“驱魔”来源于印度故事。作家发挥他的政治家天分，构想出了一个高度理性的地狱里的官僚体系。地狱冤魂们认为，“男人娶老婆就会下地狱”，引发了一场地府里的民主会议，魔鬼王以君主风范说一番长篇宏论。起草了无数政府文件的马基雅维利，这类官文直奔腕下。之后是魔鬼长贝尔法哥受命来到人间，以十年为期，体会婚姻的滋味。出地狱时有规定：既然化身为人，就屈从于人的七情六欲，和人一样经受

考验。

从故事来源来说，西方文学有着悠久的憎婚（misogamy）和憎女（misogyny）主题，一个古典的修辞训练名目就是“是否娶妻”（ducendane uxor，昆提良《论演说家的教育》2. 4. 25）。在基督教尤其修道院的禁欲主义道德观的背景下，诞生了大量的劝阻娶妻（dissuasio）作品，举出理由和例证，劝人勿要娶妻。13世纪有一部集大成的“名作”，马修路斯的《悲诉》（Liber lamentationum Matheoluli），其中把婚姻生活比作炼狱：已婚男子向耶稣申诉自己的不幸，耶稣回答，我为你准备的修炼场所就是婚姻，让你每天处在熔炉之中、铁烙之下，让你每天都是殉身的烈士，每天修炼自己，这样，尚在人间的时候，你的夫人已经把你的罪过净化好了（第2393-3038行）。马基雅维利所描绘的娶妻之恐怖，魔鬼最后宁可逃到地狱也不敢回妻子身边，也是在这个传统里。

他编故事时也毫不客气地嘲笑他的故乡：佛罗伦萨是信贷资本之都，吸引了魔鬼从地狱里来安家，但魔鬼也奈何不了这个城市的浮华风气，生生地走上自我毁灭之路。他刻画了一个富裕青年如何一步步走向财困、破产、负债、被债主追捕；一个女人如何生活奢靡、作威作福，使得丈夫倾家荡产亡命天涯。《贝尔法哥》拿婚姻和女性开玩笑，但家产败落的过程却写进了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对没有根基的繁华的反省、对上层社会竞事奢华失去进取精神的批判。另一方面，农民贾马太是个有意思的形象，狡猾而善于抓住时机，智取魔鬼，终成善果，让这个故事发生转折，出现了机灵鬼/恶汉小说（romanzo picaresco）的风味。马基雅维利崇尚的“德性”（virtù）是精神意志的果敢强大，也是顺应时势而变化的才智—也许竟在这个农民身上有所体现。

除了《十年纪》的第一篇，本卷的文学篇目基本作于马基雅维利1512年11月7日被迫离职之后。共和国的覆灭只是一场序幕，之后的佛罗伦萨几经权力角逐、外来军事干涉、宗教狂热、暴政、围城、经济危困。在隐退农庄期间， 马基雅维利写了政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君主论》，以一个爱国者的身份自信地说：“十五年来我既没有睡大觉，也没有混日子，而是一直在钻研治国的技艺……像我这样一个四十三年来一直保持诚实的好人，是不会改变自己的本性的”（书信224）。爱国精神一以贯之，他的写作也是具有历史使命感、针砭时弊的，落足点始终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与宿命、意大利兴衰等现实重大问题。本卷的文学篇目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的。有对时事的讽喻诗，有政治人物传记，有史事速写，有情诗，有欢快的爱情喜剧，有兴之所至的杂记。希望我们的文学卷能以丰富多样的文类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愉快！

《曼陀罗》由徐卫翔教授依据意一英对照本《马基雅维利喜剧集》（The Comedies ofMachiavelli，Bilingual Edition，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David Sices and James B.Atkinson，Hanover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5）译出，翻译过程中还参考了多种意文版和其他英译本。

《安德罗斯女子》、《克莉齐娅》由刘儒庭先生依据马尔泰利编校的马基雅维利《作品全集》（Niccolb Machiavelli，Tutte le opere，a cura diMario Martelli，Florence：Sansoni Editore，1971）译出，并由刘训练依据意一英对照本《马基雅维利喜剧集》做了校订，《安德罗斯女子》还参考了王焕生先生译的泰伦提乌斯的原作（收入《古罗马戏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克莉齐娅》还参考了吉尔伯特的英译本（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Volume II，translated by Allan Gilbert，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65／1989）。

诗歌部分由徐卫翔教授译自马基雅维利《历史、政治与文学作品全集》（Niccolo Machiavelli，Tutte le opere storiche,politiche e letterarie.a cura di Alessandro Capata.Grandi Tascabili Economici Newton，Roma：Newton&Compton editori s.r.1.，1998），编排顺序同此版本；部分参考了吉尔伯特的英译本（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Volume 11，III）和1825年的法译本（Machiavel，Cuvres completes de Machiavel，tome dixi6me，tr.Dar J.V.P6ri6s。Paris：Libraire Michaud，MDCCCXXV），《金驴记》还参考了加利马尔出版社“七星文库”版法译本（Machiavel，Cuvres ComplOtes,Biblioth quedelaPl6iade，Paris：EditionsGallimard，1952）。

散文部分由胡维依据维万蒂编校的马基雅维利《全集》第3卷（Opere，ⅡI：a cura di Corrado Vivanfi，Torino：Einaudi，2005）译出，编排顺序同此版本。

《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由周春生教授和刘训练依据多个英译本（Life of CasO'uccio Cas~acani，~anslated by Andrew Brown，London：Hesperas Press Limited，2003；Machiavelli：The ChiefWorks and Others，Volume II：The PortableMachiavelli，tr.and eds.by Peter E.Bondanella and Mark Musa.Penguin，1979；The Essential Wdtings ofMachiavelli，tr.and ed.bv Peter Constantine，The Modem Library，2007）并参照意文版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