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28日，我出生于布鲁塞尔马若兰区。这个贫困城区的居民精打细算、热情互助、仇视德国人、同情甚至帮助犹太人。我父亲名叫约伊纳·勒德汉德勒，1907年生于波兰拉多姆市。拉多姆位于“意第绪语区”的中心。在这个没有明确边界的区域产生了犹太复国主义。《十字架报》记者阿兰·吉耶莫尔在他的著作《没有边界的国家——意第绪语区寻踪》中说，“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在波兰及西乌克兰的众多城市的人口比重中占据30％一70％①”。30年代末，全世界母语为意第绪语的人口总数远远超过1100万。“意第绪语区滋养了中欧所有的文化：波兰文化、立陶宛文化、乌克兰文化、俄罗斯文化及匈牙利文化。这些文化的优秀代表，如马克·夏加尔、罗曼·加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柴姆·苏丁，都或多或少属于意第绪语区的犹太人，他们都是欧洲文化的骄傲。”东欧犹太史专家亨利·明切勒斯指出，他们虽身为犹太人，但同时也是欧洲的、世界的、国际的②。
早在16世纪，就有众多犹太工匠定居在拉多姆这个当时重要的贸易枢纽。“勒德汉德勒”(Lederhandler)本意为“皮匠”，因此，很可能某位皮匠是以职业为姓。20世纪30年代，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愈演愈烈——据统计，仅拉多姆地区就有3万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屠杀。但这些暴行被严密掩盖着，于是，意第绪语区像没人洋底的神秘大陆亚特兰蒂斯一样消失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业已消失的欧洲地区……意第绪语也差点儿消失，但这个粗犷、丰富、有活力、自成一种生活方式的语言正在蓬勃地复兴。各种各样的创意说明，大家开始重新关注意第绪语区的文化，而这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更多地存活于我们的精神历程中。
在1925年或1926年，我父亲离开波兰，来到比利时这个以中立闻名的国度。当时，大家都说这里很容易找到工作。我父亲来到埃诺地区的一个煤矿，并很快改行做了鞋匠。我的母亲叫妮卡·霍洛维奇，1909年生于华沙。她和我父亲同一时期、出于同样的理由移民来到布鲁塞尔。
1926年，他们相遇并结婚，定居在布鲁塞尔洗衣街51号。
因此，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我父亲受宗教影响较少，所以不戴小圆帽。他属于世俗犹太人，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热爱传统文化，有民主思想，既不涉足政治也不参与宗教活动。他是个非常外向的人，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完全融人了比利时社会。我母亲相对来说更加传统一些。在家里，我们不过犹太人传统的安息日。但是，赎罪日这一天，母亲会点亮蜡烛。重要的节日，我们会去犹太教堂。
我有一个大我三岁的哥哥，他叫莫里斯。我还有一个生于1937年的妹妹萨拉，和一个生于1944年的弟弟阿尔弗雷德。
我们曾经居住的房屋至今依然存留于马若兰区的中心地带。每次经过这里时，我都禁不住心潮澎湃。顶楼的鸟笼一直是我心中的秘密。我父亲有一辆卡车，车库位于镜子街。他独自替人搬家，以改善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他很强壮，我眼前至今还能浮现出他将铁锅扛上四楼的画面。他还在布列斯街从事拳击运动。据说，他获得过布拉班特业余拳击冠军称号。我很为他自豪。我们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当他将卡车倒进车库时，我就坐在他的身边，并感到自己在长大。
四岁到五岁时，我在花匠街上幼儿园，而我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小学是我六岁到九岁就读的位于南方大街的第六小学。
我父亲是独自一人移民比利时的。他的兄弟们有的去了美国，我和这些叔叔伯伯很少联系。在祖父母、外祖父母辈中，我只认识波玛姥姥，她的小公寓位于网球广场旁边的一座楼的四层。由于父亲在我九岁时便不在人世了，我对他的记忆大多很模糊。
我母亲则是跟着一大家子来到比利时的：有她的姐妹、姑姨婶妗、伯叔舅等。所有这些亲戚后来都被纳粹屠杀了。母亲非常通情达理，她出身低微，是管家理财的能手。她不识字，我和她用意第绪语交流。
我们的家庭非常和睦。可以说，我的童年非常幸福。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区，我都很快乐。我与小伙伴们一起在街道上玩耍。我们结成一个个团体，有犹太人的，也有其他民族的；我们在南方火车站附近的田野里用木剑打斗。到了星期日，我们则会穿戴一新，父亲系上领带，戴上帽子。我们一家集体出游，和众多犹太家庭一样，一直走到坎布雷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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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副)总理到我家做客
我最近与一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事件连在了一起：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事情是这样的：2012年4月初，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廖力强与我联系，并告诉我李克强副总理将于5月初对比利时进行正式访问。我当时不认识李克强。“李”是他的姓，这实际上就是我对他唯一的了解。李克强于1955年7月出生在安徽省的一个官员家庭，安徽省具有悠久的产茶历史。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克强作为“知青”，于1974年被下放到一个与他母亲出生地不远的村庄里。李克强和同志们平等相处，不逃避农活。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法律，后来又攻读经济学专业，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2年，李克强当选北京大学团委书记。1993年至1998年，李克强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1999年，李克强被任命为河南省省长。2007年，李克强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那些在他学习期间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注重实效的人，办事认真，干得多却说得少。李克强不属于“太子党”，因为他的父亲只是省里的一名普通干部。他纯粹是凭自己的真才实学一步一步干上去的，而不是靠大人物之间的关系网爬上去的。他认为自己性格开朗，对改革思路很感兴趣，同时也讲究实效。他并不是只说不干的行家。在河南省工作期间，他总是想方设法，尽力保障食品、能源、住房和医药安全，力争言行一致。
简而言之，中国大使告诉我，李克强希望会见一位中国的老朋友，于是他就选定了我。我很高兴，并感谢他给予我这么高的礼遇。我们为这么重要的访问制定了必要的安全措施。一切都按比利时外交部礼宾司的安排进行，礼宾司为李克强准备了一个护卫队供他调遣，同时也准备提供安全服务。
2012年5月2日早晨，一条长长的车队停在了我家门口。我在全家人的陪同下前去迎接。车队里除了李克强和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外，还有好几个副部长和中国外交部的几位高级官员，中国报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的两位代表。这是中国这么高级别的领导人首次到一个比利时家庭做客。
大家在客厅里总算勉勉强强地坐了下来。我的爱妻多迪，我的孩子达尼埃尔、埃里克和安娜自然也在其中。因为中国大使事先告诉我，如果我愿意的话，也可以邀请几位比利时朋友，所以我请来了比中经贸委员会主席贝尔纳·德威特、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古斯塔夫·格拉茨，以及原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国语言文学教授、参与本书撰写的合伙人塞尔日·佩鲁。
大家都坐在一起，多少有点儿拘谨，但气氛却很欢快。最不拘谨的要数李克强。我给他看一组照片，这些照片证明了我自1955年以来同许多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情景。我特别让他看我和周恩来在一起的那张照片，他对这张照片最感兴趣。然后，我就对他说，其实我了解中国比他还早，因为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55年4月，而他在同年的7月才出生。这句话引得他哈哈大笑。我还告诉他，如果说他以前领导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话，那我也领导过比利时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后，我情不自禁地提醒他注意，我们两个都姓李！又是一阵笑声。这远不是一个礼节性的会晤，更看不到新闻记者对中国人的描述：面无表情，不可猜测，捉摸不透。气氛活跃起来以后，我邀请的客人们也同我们的中国贵宾交谈了几句。
大使很担心时间问题，李克强和比利时总理埃利奥·迪吕波在埃格蒙特一阿森伯格宫还有会谈。离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告别之前先交换礼物，我们相约北京再见。李克强知道我正在写这本书，坚决要求等这本书出版后能寄给他一本……
在总理为招待中国代表团而举办的午餐会上，我们又相遇了，但气氛却截然不同，作陪的是我们国家政界和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
几个星期以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开幕。李克强再次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的一员，他每天也要面临相同的问题：“我今天怎么做才能更好地为我的国家服务，为十四亿同胞服务？”
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我禁不住把目光转向过去，然后再把目光投向未来。是的，我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这个家庭经受了上个世纪最难以忍受的苦难，反犹太主义，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贫困。是的，我被人出卖过，被人诽谤过，作为异己被人排挤过，因没有本事被人打压过，曾被人看成是知识界的“恐怖分子”……但是，在那些我可以用“你”来称呼的人的帮助下，我一直在抗争，力求走出困境。我终于趾高气扬地走出来了，我成功地赋予我的生命一种意义，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在每个人的心底里，都潜藏着可以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我很快就80岁了。于是我重新上路，与其心惊胆战地等待还不如抓住时机进行创新。
亨利·勒德汉德勒
(李德汉)
2012年12月
塞尔日·佩鲁将我的谈话忠实地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而成书后我却突生疑窦：我是否应该把个人经历，我的苦痛、反叛、幻想、怀疑、失败、成功等等，公之于众？读者是否会认为我自吹自擂，给自己脸上贴金？我出生、成长在野蛮年代。从小好斗，而最后却明白了“不符合司法要求和客观实际的控告都是无效的①”。这是否会让读者错愕？如今，我生活无忧，却支持那些为了更加美好公正的世界而奋斗的人们。
我要对那些有以上疑问的读者说，“皮鞋的声响强过拖鞋的沉默②”。我要对他们说，就像我过去一直站在为幸福或自由斗争的人们那边，“当我听到世界某个角落被残害人民的呼号，我会一如既往地诅咒血染马腹的达官贵人③”。
我知道，每5秒钟就会有一位不满10岁的儿童饿死在地球的某个地方，数亿人营养不良，并饱受因此而造成的身体和心理的折磨；我知道，三四十亿人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因此而受到各种疾病的摆布。可是我还知道，那些说“只须”的人其实并不了解问题所在。“只须”总是在夸夸其谈。
这些我都知道，可我并不气馁，我咆哮，我愤怒，我永远不能平息。然而我还知道，“只有充分认识并促其实现的理想才有价值①”。所以我不停地帮助那些在战乱地区救死扶伤的无国界医生，那些与种族主义和排犹主义作斗争的人们，那些反对霸权的人们，那些让世界更加公平公正的人们，那些相信艺术不专属于自称精英者或局限于商店的人们……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将目光转向新中国。那里的人民过去受到外国政府和本国制度的压迫，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克服种种现实困难和历史困扰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
这一切没有白费。 我的经历证明，“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大国——其领土超过欧盟27国的总和，人口雄踞世界第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的巨变”，“她的觉醒导致20世纪形成的国际秩序发生了无可置辩的变化②”。即使道路还很长，还充满障碍，但中国已经使庞大的人口脱离了贫穷，这绝非一件小事。
正是因为亲身参与了这一绝无仅有的历程，我的生命有了新的意义。
在祥和的天空下，我找回了青年时代所怀有的希望，因为我终于明白：如果说乌托邦是荒谬无益的，那么只有实实在在的改变才是关键的、革命性的，因为它能将苦难变为幸福。
因此，我的词典里没有“退休”一词。我永不止息。
我现在要对子女们、亲爱的孙辈，以及重孙女说几句话。我对他们只有一个建议：重要的不是活多久，而是如何活着。有意义的人生就是传递自己的知识，无论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克服多大的困难，因为“与其不停地诅咒黑暗，不如点亮微弱的烛光①”。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对黑暗说“不”的人。
亨利·勒德汉德勤
(李德汉)
《非凡人生(李德汉传)》是比利时对华友好人士、比中经贸委副主席亨利·勒德汉德勒(李德汉)的自传。在书中他介绍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道路和历程，其中包括他本人及家人在二战中所遭受的磨难，他创立苏德新贸易公司开展对华贸易的工作经历，以及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他如何积极推动比利时著名的贝卡尔特公司、杨森制药、苏威公司等企业陆续在华投资设厂，使比利时成为最早对华进行技术转让、在华设立合资公司的西方国家之一。
《非凡人生(李德汉传)》作者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感叹中国就是他的“第二祖国”。作者还在书中描述了他与中国几代领导人的交往，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成就的感触与思考。
现年80岁高龄、1999年被中国贸促会授予荣誉会员的亨利·勒德汉德勒(李德汉)，是目前健在的促进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友好互利合作的先驱之一。
《非凡人生(李德汉传)》见证一个曾在童年四处躲藏并侥幸逃脱种族灭绝的幸存者的命运，见证他亲身经历中国崛起的人生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