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到日本
彼得把她的旅行箱拿上火车后，似乎急于下车。但不是要离开。他对她解释说，他只是担心火车会开。他站在月台上，抬头看着车窗，挥着手。微笑着，挥手。他对凯蒂绽开灿烂的笑容，笑容里没有一丝疑虑，仿佛他相信她在他眼里一直是个奇迹，而他在她眼里也是，永远如此。他对妻子的笑则似乎充满希望和信任，带着某种坚定。某种难以付诸言辞也许永远也不能付诸言辞的东西。如果格丽塔提到这种东西，他会说，别犯傻。而她会赞同他，认为两个人既然每天见面，每时见面，他们之间不需要任何解释，那样不自然。
彼得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的母亲抱着他翻山越岭——那些山的名字格丽塔总是忘记——逃出了苏维埃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往西欧。当然还有其他人一起。彼得的父亲本来打算和他们一起走，但就在秘密离开的前一天，他被送进了一家疗养院。他计划一有机会就去找他们，但他死了。
“我读过那种故事。”彼得第一次告诉她这件事时她说。她解释道，在那些故事里，婴儿都哭了起来，不得不被闷死或掐死，这样哭声才不会给那群非法逃亡的人带来危险。
彼得说他从没有听过那样的故事，也不知道他的母亲在那种情形下会怎么做。
现实生活中她所做的是来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那里提高了英语水平，找到了一份工作，教当时被称作“商务实践”的中学课程。她独自将彼得抚养长大，供他上大学，现在他成了一名工程师。她来儿子家——他们起先住在公寓，后来搬进了独立屋——做客时，总是坐在客厅，从来不去厨房，除非格丽塔请她去。她就是这样。极力不去注意。不注意，不打扰，不建议，虽然在每一项家务技巧和本领方面，她都远胜儿媳。
而且，她搬出了抚养彼得长大的公寓，搬进了一套更小的公寓，那里没有卧室，只有放折叠沙发的地方。这样彼得就不能回家跟妈妈一起住了？格丽塔逗她，但她似乎吃了一惊。玩笑让她痛苦。也许是语言的问题。但英语是她现在日常使用的语言，而且实际上是彼得唯一会说的语言。他学过商务实践，虽然不是在母亲的课上学的，与此同时格丽塔却在学《失乐园》。她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所有有用的东西。他却似乎恰恰相反。
他们之间隔着车窗玻璃，而凯蒂一直不让他放慢挥手的速度，于是他们就保持着这副滑稽可笑或者说其实是疯癫友好的模样。她想，他是多么英俊啊，而他却似乎对此毫无察觉。他理了平头，正是时下流行的发式——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之类的话——他浅色的皮肤从来不像她的皮肤那样发红，也从来没有晒斑，无论什么季节都是健康均匀的肤色。
他的看法跟他的肤色有点类似。他们去看电影时，他从来都不愿在散场后多谈。他会说不错，或者很好，或者还行。他认为多说没有意义。他看电视和读书的方式也基本上一样。他对这些都很有耐心。编写情节的人也许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格丽塔曾与他争辩，冲动地问他是否会对一座桥梁发表同样的言论。设计桥梁的人尽了最大努力，但他们的最大努力还不够大，于是桥塌了。
他没有争辩，只是大笑。
那不一样，他说。
不一样吗？
不一样。
格丽塔应该意识到，这种不加干涉、宽厚包容的态度于她而言是件幸事，因为她是个诗人，而她的诗里有些东西绝不是令人愉快的，也不容易阐释。
（彼得的母亲和同事，那些知道她是诗人的人，仍然使用女诗人这个词。而她已经把彼得训练得不再使用这个词。除此之外，没有训练的必要。那些被她抛在身后的亲戚和那些她以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身份认识的人不需要训练，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个词的特性。）
在她后来的生活中，关于那个时代什么合宜什么不合宜会变得难以解释。你可以说，比如，女权主义不合时宜。但接着你就不得不解释人们当时甚至不用女权主义这个词。然后你就会结结巴巴，不知该如何解释一个女人在当时如果有任何严肃的想法，更别提雄心抱负，甚至只是读一本真正的书，都会让人感到可疑，怀疑这与你的孩子得了肺炎有关系，而在某次办公室聚会上发表的一句政治评论可能会导致你的丈夫得不到晋升。评论哪一个政党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一个女人居然信口开河。
人们会哈哈大笑，说，哦你一定是在开玩笑，而你会不得不说，嗯，但也不完全是。然后她会说，不过有一点，如果你写诗，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做女人比做男人安全。这时女诗人这个词派上了用场，就像一团棉花糖。彼得不会有那种感觉，她说，但要记住他生在欧洲。不过他也明白，和他一起工作的那些男人对这种事会有什么感觉。
那年夏天彼得要去隆德一个月或更长时间，主持正在那里进行的一项工作。隆德在内陆遥远的北方，实际上，是在最北的地方。那里没有凯蒂和格丽塔的住处。
不过格丽塔与她以前在温哥华图书馆一起工作的一个女孩保持着联系，这个女孩现在结了婚，住在多伦多。那年夏天她和当教师的丈夫要去欧洲一个月，于是写信给格丽塔，非常客气地问她和她的家人能不能帮个忙，在他们离开的那段时间住在他们多伦多的家里，别让房子空着。格丽塔回信告诉她彼得要出差，但她本人和凯蒂接受了这个提议。
于是他们现在分别在月台和火车上不停地挥手。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