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陕北中的一次激烈争执

——任弼时与毛泽东

众所周知，在转战陕北中，任弼时曾和毛泽东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执。任弼时素来谨言慎行，遵义会议以后，他更加信服毛泽东的领导才能。那么，任弼时和毛泽东为什么会发生激烈的争执呢？争论的问题和详细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947年3月12日，一架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机在延安上空丢下成串的炸弹。顿时，延河两岸升起了熊熊的大火和浓浓的硝烟。与此同时，国民党的34个旅(共23万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向延安逼近，战火已经烧到延安的大门口了。

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大打人民战争。同时，用“蘑菇”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以达到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目的。嗣后不久，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又决定成立前委、工委和后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和前委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工委则由刘少奇、朱德等同志率领，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完成党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等则率领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绥解放区进行工作。留在陕北的机关人员也全部武装起来，和警卫部队一起合编为中央支队，由任弼时任支队司令，陆定一任政治委员。

任弼时肩上的担子很重。他一方面要和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另一方面还要指挥这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同胡宗南的几十万虎狼之师进行周旋，保证党中央的安全。

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不久，便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狠狠打击了胡宗南的部队。为此，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胡宗南不顾一切地寻找战机，同人民解放军决战。中央则命令我西北野战军避敌锋芒，挺进陇东。1947年6月7日，胡宗南部刘戡率4个半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真武洞，由东南向西北扑来，离中央机关只隔几里。与此同时，胡宗南部董钊也率兵由延安经安塞高桥向保安进发。当时，我军主力在陇东地区，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有好几百里。毛泽东身边的全部兵力只有4个连。把炊事员、饲养员等后勤人员算在内，总共不过300来人，其中还有一个短枪连，真正能投人战斗的只有200多人，形势相当严峻。中央决定立即从王家湾转移。

当时的情况是西边有马鸿逵部，南边有刘戡、董钊部，东边濒临黄河。根据此种情况，任弼时以支队司令的名义通知部队向北走，如有情况可以向东走。任弼时认为西面和北面均有敌人，而向北走路宽，活动余地大，情况紧急时还可以过黄河，这样可确保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

部队接到通知后，整装待发。可两个钟头过去了，还没有得到出发的命令。中央支队政治部主任廖志高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走进毛泽东的住地，听到任弼时和毛泽东正在为此进行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不同意向北、向东转移，更不同意一有了情况就过黄河。他主张迎着敌人向西转移，中央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

“部队向西转移，很可能和敌人相遇，即使部队避开了胡宗南的主力，西边是马鸿逵的防区，部队仍有可能与敌人遭遇，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仍没有保障……”任弼时迅速思考着毛泽东的意见，心里很不踏实。

作为中央支队司令的任弼时，对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在转战陕北的征途中，他时时处处关心着毛泽东的健康和安全。每次遇到危险，都是他直接派出侦察部队，直接部署警戒；他尽量争取多做工作，减轻毛泽东的负担；每到一地，他总是嘱咐身边的同志，首先为毛泽东安排一个比较安静的工作和休息的环境。

任弼时清楚地记得，朱总司令在率中央工委离开陕北、东渡黄河之时，曾再三嘱咐留在在陕北的警卫部队：“你们的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  为此，任弼时把保卫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看成是全党赋予他的重托。中央留在陕北，任弼时是完全同意的。但现在遇到了险情，他很自然地把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作为考虑问题的一个根本立足点，竭力说服毛泽东同意自己的意见。

然而，毛泽东是个出类拔萃的战略家，他具有超人的审时度势、洞察一切的才能。此时，毛泽东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安危，他考虑的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他语重心长地对任弼时说：“中央留在陕北，是一个战略问题，这样可牵制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如果中央过了黄河，西北战场的敌人就会很快扑向山东，或其他战场，这对全国解放战争是不利的。”而且毛泽东预料，敌人不会往西，西边是一条很荒凉的小路，即使敌人向西追，速度也会很慢，向北到高阳岔，则是一条大路，敌人如果追过来，速度会很快。事后证明毛泽东的预料是正确的。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智慧是信服的，经过争论，任弼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后来在形势稍微稳定，部队到达天赐湾之后，毛泽东又批评了任弼时，并撤了他中央支队司令的职务，由周恩来接替。这并不是因为任弼时在行军路线问题上发表了同毛泽东不同的意见，而是因为任弼时在决定部队行动方向时，事先没和毛泽东、周恩来商量就下达了命令，违反了党内的纪律。任弼时光明磊落，忠诚坦白，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积极协助周恩来的工作。

关于行军路线的这场争执，并没有影响毛泽东与任弼时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依然十分信任任弼时。任弼时虽然不做中央支队司令了，但仍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同以往一样，参与着中央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毛泽东对任弼时的意见仍然十分重视。

1947年11月，中央支队抵达米脂县杨家沟之后，任弼时因血压高病重，不得不离队去钱家河村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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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战陕北中的一次激烈争执——任弼时与毛泽东

战友情深——任弼时与周恩来

志同道合的战友——任弼时与朱德

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任弼时与贺龙

坚持真理敢于斗争——任弼时与陈独秀

战略转移善运筹

到苏俄去——任弼时与肖劲光

十八年间两相见——任弼时与张爱萍

弼时同志救了我

两块光洋寄深情一任弼时与王首道

优秀共产主义者的崇高品德和风貌

永远的怀念

难忘的教诲——任弼时与帅孟奇

“我们对工作是要负责任的”——任弼时与刘晓

纠正错案——任弼时与陈郁

革命的良师——刘俊秀的回忆

垂询与信任——任弼时与袁任远

“党相信你”——丁玲的回忆

师生·同窗·战友——任弼时与萧三

使每个同志都感到组织上的温暖关切——任弼时与蹇先任

几次调动——任弼时与刘道生

“你很合适，你行！”——任弼时与刘亚球

“保存下来嘛！”——任弼时与陶汉章

“好在弼时了解我”——任弼时与江文

“都是任弼时鼓励的”——任弼时与阎知非

“好男儿志在四方”——任弼时与龙舒林

良师·益友——任弼时与肖荣昌

信任与关怀——任弼时与王永浚

关怀备至——任弼时与谭天哲

教育深刻记忆犹新——任弼时与何辉

相识在苏联——任弼时与师哲

一次记忆深刻的谈话——任弼时与毛崇横

悔不该在最后时刻离开他——任弼时与刘佳武

“成功的秘诀在于专”——任弼时与黄树则

在弼时身边的四个月——任弼时与朱子奇

珍藏了大半生——任弼时与李少清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刘宗顺的回忆

关怀他人，严以律己——任弼时与刘永珍

一段不寻常的交往——毛少先的回忆

从伙夫到训练科长——任弼时与余家海

我所听到的遗教——叶蠖生的回忆

抢救——王鹤滨的回忆

启蒙老师——任弼时与魏兰春

青年的导师——任弼时与何启君

“这才是人民县长的样子”——任弼时与田永祥

“我要向毛主席报告”——张仲实的回忆

“革命的儿子”——任弼时与刘允若

把监狱变成学校——任弼时与柳浞

慈父严师的教诲一任弼时与任振声

相濡以沫——任弼时与陈琮英

悠悠父女情——任弼时与任远志

叔侄情——任弼时与任理卿

走革命的路——任弼时与任培辰

珍贵的父爱——任弼时与任远芳

家宴——任弼时与季米特洛夫

“您才真正是位博士呢！”——任弼时与哥诺瓦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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