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同志献身文学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作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出版了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受到沈从文先生的推重。这部长篇小说具有一种泥土气息，一种中国农村的厚重林野气息。在题材的繁重和分量的巨大上都是破格的。作者在这部作品里想展开中国农村的全部，他们开始就面对着生活的全部，而且常常是倾注在那决定历史运命的一群人物上。

《幽僻的陈庄》这部长篇小说是王林写于1935年的力作。深受沈从文的赞赏，他评价说：作者把农村生活的全部构成分子都织进作品去了。中国倘如需要所谓用农村为背景的国民文学，我以为可注意的就是这种少壮有为的作家。

《幽僻的陈庄》这部长篇小说具有一种泥土气息，一种中国农村的厚重林野气息。在题材的繁重和分量的巨大上都是破格的。作者在这部作品里想展开中国农村的全部，他们开始就面对着生活的全部，而且常常是倾注在那决定历史运命的一群人物上。这不是一件小事，这里蕴藏着雄厚的基本的力量，正在把中国文学推向一条应走的大路。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笔下“古旧的中国”怎样崩溃下来，新型的农民和新的农村是怎样发展来的。

本书是70年来的第一次面世。具有极高的：好学史价值，填补了王林作品研究的空白。

《幽僻的陈庄》题记 沈从文

评《幽僻的陈庄》 罗烽

幽僻的陈庄

附：中篇小说

五台山下

女村长

父亲和沈从文(后记) 王端阳

“完了，完了！咱田门准毁在他手里了……坟地的风水坏了，不出好子弟……你看看，我病得这个样子，他还各地方胡跑耍浪荡，不看守着我，喑！完了，田门完了！”

病势日见沉重的田成祥的父亲老多，躺在炕上合闭着眼，这样忽断忽续地说着，又摇了摇有些僵硬的头。老多病倒后，打发人找了好几天，才把成祥找回来。可是他在家没有多久，同医生出去取药后，又不见影了。于是老多更生气了，因而他的病势一时比一时沉重，他的身体简直近于僵硬了，翻翻身都很不容易。虽然这样，他愤愤不平，念念不忘的许多心事，更一齐涌上心头。他说话很费力气，可是他还那般若断若续地发牢骚。他慢慢地说完每一句话，就想长叹一口气，或摇摇头，但是，浓痰老是堵在喉咙里，使他憋闷得难受。而摇头时，麻痹的脖颈也不随他的指挥，只能贴着枕头微微动一动。

日夜守看着他的，只有儿媳妇成祥妻和小孙得仁。得仁这时才六七岁，尚不懂人事，不知忧愁，只会听从母亲的话，在祖父屋子里玩玩就是了。成祥妻也不过有三十岁上下，硕大的身躯，圆胖的面庞，或者是因为被日夜守看病人的劳苦和对将来生活的忧虑所煎熬，她的面颊，白中带黄，大而黑的眼睛，湿润的阴红，在她的瞳孔的呆痴和眉梢的紧蹙上，好像锁结着无限的忧郁和心事。

“爹，你好好地养着你的病吧，不要再想不顺心的事了！有你在，好歹是个老子，他不敢明明地胡糟。若是……若是没有你了，谁还管得了他？爹，你好好地养病吧！”

成祥妻在每次听见公公老多那样伤心地发牢骚时，就轻轻地慢慢地在他耳旁，这样安慰他。可是他的病态非常的沉重，他的满是皱褶的面皮，黑瘦而干瘪，一点活人的血气都没有，老是合着眼皮不动颤，和僵尸一般。她说时，看着他这副可怕的病态，总是想硬着心肠，装作镇静的口气来安慰他，但是一想到假若公公死后该如何时，她也抑制不住地淌出泪来了。

成祥妻说过那一番安慰话后，公公老多也没有什么反应，还是死尸一般的躺着不动神色。过了一会，他喀喀地叹出了一口气，好像感到些微的舒适，面容上和胡子的吹动，也显出了一点活气。

成祥妻静静地坐在公公炕旁，观察着他的任何动静。忽然他的头微微一颤动，好像要叹气或吐痰似的。她正要慰问他时，他已经慢慢的，半吞半吐的，好像每一个字从他的嘴里进出，都费了很大的挣扎似的说道：

“老人们，置下……置下这点田地，容易……容易的吗？一个小制钱……一个米粒……一根线头……都舍不得糟蹋！天气一暖和，就……就不穿鞋，不穿袄了……一条自己……自己织的粗布裤子，混多半年。钱一上串，就埋起来……好容易置下这点田地了吗？老人们这样省……细……都是怕下辈的挨饿呀！嘻，你看看，成祥这小子……不爱干活，爱穿，胡糟……成天不回家……唁，老人们多咱穿过鞋铺的鞋呢？瞎，你看他……鞋……衣裳……哪像个正正经经的种庄稼的人呢？”

老多这次中断的时间很久，成祥妻很想插几句话来安慰安慰，但是她不知道说什么好。老多说的那一番话，句句都是实情，句句都打动了她的心，因而她呜咽了，但是她极力抑制哭泣的声音，以防备再被公公听见了，更使他伤心。

这时老多要想长出几口气，可是一口痰卡在喉咙里，他用力咳嗽了许久，才吐出来。成祥妻想到公公刚才说话时干嗄的嗓音，和现在他咳嗽时的费力样子，随即慢慢问道：

“喝口开水吗，爹？”

这话，他好像没有听见，他微微摇了摇头，又说道：

“老人们，太土鳖了，老老实实的，只知道种地。受人家陈老仲家的气……人家多耕咱的地，人家多拔咱的麦子……欺负咱……咱向来不敢惹人家……人家和衙门里有串换……我的意思，是让他拜个师傅，学学拳脚多交几个朋友，好顶门户，过日子，不致再受人家的冤气！瞎，谁想到他……和那些狐朋狗友们玩了玩，就学坏了呢？”

好像悔恨什么似的，他脸上那刚才泛上来的一点活气，突然又消融去后。麻痹得更像一块死肉。

“完了，完了！”他又继续说道，“田门一定完在他手里了！这个小日子，成起来不容易，糟去可容易……这小日子，受不住他那样糟蹋！完了，田门完了！”

“爹，你不要再伤心了，好好养病吧，有你在着，怎么都好办……他是没法子说了！你还不看着得仁吗？”成祥妻说时，用衣襟擦着眼泪，“得仁像是有出息的孩子……有你在，得仁总是容易养大成人的……若是，若是没有你了……”

成祥妻说到这里，呜咽得说不成声调了。P1-3

二十一年我在某某大学教小说习作，起始约有二十五个人很热心上堂听讲，到后，越来越少，一年以后便只剩下五个人了。五个人中还有两个是旁听的。只因为每个选课者皆想从这一堂上得到一点创作的知识。不止知识，他们还需要的是“秘诀”，或“简要方法”，以便学来处理自己的故事。(许多人以为创作只是记录一个故事，只要有故事写下就成！)但这个工作从我说来，既无秘诀可言，也并无如何神奇，且工作真不简要，就更无传述这简要方法的可能。我告他们的只是一个作家必须做的事情。说的话或者过于老实，把“创作”或“文学”看得太容易，因此失去了它原有的神秘与尊严，使这些朋友很失望，于是他们自然就改选其他有用课门去了。这件事想来我应当抱歉。我原本以为这些青年朋友皆当真想从事于“创作”，皆有志于以“文学”，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是来“上课”的。他们如上别的课程那样，听着，记着，下堂时就照样去看看书，于是完了。有些人或稍稍不同，然而总还抱了与上国文课差不多的态度上堂，这能学个什么？

我要他们先要忘掉书本，忘掉目前红极一时的作家，忘掉个人出名，忘掉文章传世，忘掉天才同灵感，忘掉文学史提出的名著，以及一切名著一切书本所留下的观念或概念。末了我还再三说，希望他们忘掉“做作文”“缴卷”。能够把这些妨碍他们对于“创作”认识的东西一律忘掉，再来学习应当学习的一切，用各种官能向自然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执笔时且如何训练一个人的耳朵、鼻子、眼睛，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样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我以为能够这样，这作品即或如何拙劣，在意识上当可希望是健康的，在风格上当可希望是新鲜的，在态度上也当可希望是严肃的。写成后，若认为失败了，也不过是把这个作品放在过去的标准中比较，得到一个不可免的失败罢了。然而毫无可疑，第一个作品即或失败，能用这种方法态度继续作下去，却可望来日在另外一个作品得到相当的成功。倘若作者不以失败为意，有魄力，有毅力，能想法多多认识社会各方面，了解他们的言语，爱和憎，悲哀或悦乐，一支笔又学会大胆恣纵无所畏忌的写下去，这个人所读的书即或不多，还依然能写出很完美很伟大的作品！

我说的话与一个“在学校时读书出学校时教书”的学生不甚相合，那是很自然的。

在那里两年我并不失望，因为五个同学中有个旁听者，他所学的虽是英文，却居然大胆用我所说及的态度和方法，写了许多很好的短篇小说。他是北方人，所写的也多是北方乡下的故事。作品文字很粗率，组织又并不如何完美，然篇章中莫不具有一种泥土气息，一种中国大陆的厚重林野气息。他已明白如何把握题材，所缺少的，不过一种处置题材的精巧技术而已。几年来在《现代杂志》、《文艺副刊》、《国闻周报》用笔名隽闻发表的一些短篇创作，读者只要稍加注意，得到的印象，必与我意见相差不远。中国倘如需要所谓用农村为背景的国民文学，我以为可注意的就是这种少壮有为的作家。这个人不独对于农村的语言生活知识十分渊博，且钱庄、军营以及牢狱、逃亡，皆无不在他生命中占去一部分日子。他那勇于在社会生活方面找寻教训的精神，尤为稀有少见的精神。

现在他把他写的一个长篇给我看，这四百面的长篇巨制，据他说来，还只是计划里四部曲中的一部。看完了这个作品，我很感动。他那种气概就使人感动。对于这个作品的得失，读者的批评说的一定更中肯。一个为都市趣味与幽默小品文弄成神经衰弱了的人，是应当用这个乡下人写成的作品，壮补一下那个软弱灵魂的。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作

最近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封沈从文先生1974年给我父亲的信。信是用蝇头小楷写在一叠中式信签上的，足足有十页之多。沈先生在信中详细谈了他的身体情况和写作计划，最后提到他住房的实际困难，这已经影响到他的写作，希望父亲向历史博物馆的领导反映一下。这使我回忆起陪同父亲两次拜访沈从文先生的情况。

我父亲叫王林，是作家，生前曾任天津文联副主席和作协副主席。记得是1975年夏天，我从部队探亲回京，一天傍晚，父亲突然对我说：“走，我带你去看我的一个老师。”

路上父亲跟我讲，他的这位老师叫沈从文，三四十年代是很有名的作家，解放初期受到批判，不再写作，后来从事丝绸研究，成为丝绸方面的权威，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还喜欢种植月季，他种的月季花开得特别大。可悲的是我当时还没听说过沈从文，那时他的书还是“禁书”，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在文学史上也没有见到过他的名字。我仅仅把他看成父亲的老师而已。

我们来到一个老式的宅院。进门前，父亲告诉我，要叫沈伯伯。那时候串门从不打电话，也没有电话。来之前父亲也说了，万一不在，就算遛个弯儿，不过他一般都会在。果然不仅沈伯伯在，沈伯母也在。沈伯伯见到父亲突然来访很是高兴，向父亲谈到他正在编写的有关丝绸方面的书，还拿出许多资料、照片给父亲看。其中有很多是文化大革命中才出土的，沈伯伯在谈到这些时显得特别兴奋。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后来沈伯伯谈到房子，说从干校回来后，原来的三间房，只剩下这间最小的。后来虽然在小羊宜宾胡同给补了一间，离得挺远，很不方便，他都是在那边吃完午饭，然后提着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到这边来。这边的房子是他的工作室，本来就窄小的房间，到处都堆满了书和资料，甚至连床上都有，因而显得更加拥挤。我记得因为地方小，摆不下那么多椅子，我一直是坐在床上的。

沈伯伯送我们出来，经过院子时，父亲突然想起什么，问沈伯伯今年月季开得怎样？沈伯伯回答说，这里背阴，见不到阳光，不适合种月季，现在改种玉簪了，说着朝墙角一指。这时我才借着月光看见沿着墙角种了一溜儿玉簪，一朵朵白花正在开着。

这次拜访之后，我很快就回昆明了。

转眼八年过去，这期间，沈从文像“出土文物”似的被“挖掘”出来，他的作品立即风靡了全国，大街小巷人人都在说《边城》。我也读了他的小说和散文，他在我心里的形象立即高大起来，并为有幸接触过这位文学大师而感到自豪。回到北京后，我跟父亲说，希望能有机会再见一见沈老(此时我们都习惯地称他为沈老了)。父亲表示，沈老搬了家，工作很忙，每天找他的人很多，一般他都谢绝，已经不好随便“打扰”他了。这些我自然理解，也就没再提此事。

1983年3月24日，父亲突然对我说，下午他要和一个老战友去看望沈老，我可以跟着一起去，并嘱咐我带上照相机。父亲的这位老战友是李麦叔叔，离休前是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也是沈老的学生，但已有五十多年没见了。临行前父亲突然感慨地说，见一次少一次了。我当时并没介意，没想到这真的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此时沈老已经搬到“前三门”的楼群里，住在五层。我们下午两点左右来到楼前，正赶上电梯休息，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只好一层一层往上爬。父亲身体不错，还没事，李麦叔叔可有点惨了，他身体不好，拄着个拐棍，每爬一层都要喘半天。好不容易爬到五层，来到沈老的门前，我正要敲门，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医生的字条：脑溢血，谢客！我一下子犹豫了。父亲说，没关系，是打电话约好的。我这才敲了门。沈老早已在等我们了，听说我们是爬上来的，他一再表示歉意，说在电话里忘了告诉我们开电梯的时间。接着沈老让我们看了他的三居室，最大的一间说是有十六平方米，因摆满了书，空间显得很狭小，这间倒是向阳，但正对着前门外大街，噪音非常大，在我们谈话间，街上车水马龙，不绝于耳。沈老说，房子还是不够，而且太吵，睡不好。这时沈伯母插话说，万里委员长亲自批了给复外24楼(所谓部长楼)，不知为什么没给，让“暂居”此处，人已经八十多岁了，还能“暂居”多久呢？说得我们都有点哭笑不得。这时我发现沈老的脸上也挂着一种无奈的笑。

比起八年前，沈老的头发白多了，但精神很好。父亲问他现在还能写作吗？他说不行了，连校阅都是老伴的事，另外还配了两个助手。父亲劝他吃麦片粥，说麦片粥对老年人怎么怎么好，有多少维生素。沈伯母插话说，他不喜欢吃，只爱吃北京的炒面，还要加棒子面。沈老说，在吃东西上他是低水平，说完笑了起来，天真得像个孩子。接着又谈到沈老的书法，父亲问他为什么都是用高丽纸，不用宣纸？沈老说他只能用高丽纸写，用好的宣纸反而写不好。这时沈伯母说，他现在经常写错，有时会丢下许多字，或把人名写错。沈老主动表示要送给父亲和李麦叔叔一幅字，可他对已写好的几幅都不满意，答应以后写好再送。当谈到凌子风要拍电影《边城》时，沈老非常直率地表示拍不好。他说去年四月回湘西一趟，老家全变了，他们很多知识都没有，怎么能拍好呢？他们的谈话想到哪说到哪，非常随意，轻松。

在他们谈话时，我抓拍了几张照片。沈老问起我的情况，我说在云南待了十年，去过西双版纳、瑞丽、丽江、中甸、独龙江等少数民族地区。在我谈的时候，沈老非常有兴趣地听着。最后我说，我特别喜欢他的那篇《云南看云》，我觉得至今没有一篇描写云南的云的文章超过这篇。沈老说他在云南待了八年，可惜没离开过滇池边。我一听，没加思索地说，那太遗憾了，云南最美的地方也是那些“边城”。说完之后我觉得有点儿唐突，没想到沈老听了微笑地点了点头。

临别的时候，沈老拿出他的新版散文集，签名后送给我父亲和李麦叔叔。这时沈老的两个助手来了，其中一位女士带来一把杨树的花。杨树花不好看，像一串串倒挂着的褐色的毛毛虫，北京恐怕很少有人喜欢它。沈老见了却很高兴，让插在花瓶里，摆在显眼的地方，再一次令人感受到他的情趣。

真让父亲不幸言中了，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四年之后，也就是1988年，沈老也去世了。

2001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