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哈佛经济学博士郭凯如何用故事讲透我们生活中的经济学。
小到超市购物,大到买房置业,我们每天都在做出经济决策,朦胧中也都感觉到自己的决策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但究竟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比如,人民币升值让普通人的财富增加还是缩水?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大,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也未必全搞得清楚,更别提给普通老百姓说明白了。
在这本《王二的经济学故事》里,透过主人公王二时而平淡、时而光怪陆离的故事,作者郭凯把中国重大的经济问题信手拈来,把本来深奥的经济学原理活灵活现地呈现给普通读者。
王二是谁?是你,是我,是他。王二的经济学故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王二是虚构的人物,在这本《王二的经济学故事》里,他一会儿是佃农,一会儿是进城的打工仔,一会儿又摇身一变,成了小企业老板或写字楼里的小白领,总之,他是中国普通大众中的一员。王二买火车票,卖粮,买地,盖房子,装修,记账,打工,开公司,上三险一金,去香港打酱油……透过王二时而平淡、时而光怪陆离的故事,作者郭凯把中国重大的经济问题信手拈来,把本来深奥的经济学原理活灵活现地呈现给普通读者。
小到超市购物,大到买房置业,我们每天都在做出经济决策,朦胧中也都感觉到自己的决策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但究竟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比如,人民币升值让普通人的财富增加还是缩水?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大,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也未必全搞得清楚,更别提给普通老百姓说明白了。郭凯却用王二的故事轻松地说清楚了,他具备那种洞穿池底的本事。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平实、有趣、清晰、简洁、深刻,对于大众和经济学界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高质量的经济学通俗读物,在大众读者、财经圈、媒体界、知识圈都能取得广泛的影响和认可。
王二是村里唯一的有钱人。蒙祖上传下来的大量家产,王二一家过着很好的生活,而村里剩下的人都穷得很。王二以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闻名乡里。村里的张屠户每次杀猪,一大半都被王家一家买去。村里其他的人穷,平时也舍不得吃肉,只有谁家来客人或者要办事才会买上一点肉,因此也没有谁介意肉大多被王二一家买走。事实上,多亏有了爱吃肉的王二,村里张屠户隔三差五就能宰杀一头猪。换在别的村子,杀猪的频率要低很多,因为杀多了就卖不动。
但到了过年,情况就会有点变化。过年,谁家都想包顿有肉馅的饺子,吃两顿带点荤腥的好饭。但王二家通常也会在过年的时候大宴宾客,每次都要买很多肉。虽然张屠户临近年关会多杀两头猪,但经常还是人多肉少。张屠户也没别的办法,卖给谁不卖给谁都不好,干脆决定价高者得。可是村里的穷人哪里出得起王家的价钱,王家有时会以平时几倍的价钱把所有的肉全部买走,留下整个村子过一个没肉的节。
村里的人很愤怒,就去找王二理论。王二觉得村民在无理取闹:我没偷你们的抢你们的,这些肉都是花钱买来的,而且出了平时几倍的价钱,我也没占谁便宜,你们找我干什么?要找你们找张屠户去啊,是他把肉卖这么贵的,他卖得便宜一点你们不就买得起了?我也嫌肉贵呢。村民们于是就去找张屠户,质问他为什么把肉卖那么贵。张屠户觉得挺无辜:我一个做生意的,卖给谁都是卖,当然谁出钱多就卖给谁。过年大家都想吃肉,肉价自然就上去了,要是没有王二一下买那么多肉,我的肉哪会卖得这么贵?要怪还得怪王家的胃口实在太大了。
村民们可以大骂王二为富不仁,大骂张屠户是奸商,但这些都改变不了全村只有王家一家过年有肉吃的现实。更何况,王二和张屠户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张屠户没有理由不把肉卖给王二,有钱挣为什么不挣?这可是光明正大地挣钱。王二有钱,就是爱吃肉,只要他买得起,买多少肉也是他的自由,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村民的愤怒是合理的,王二和张屠户的反应也是合理的,这件事如果说有错,就错在王二是这个村里唯一的富人,这是一个收入分配十分不均的村庄。
中国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给整个社会制造王二村庄所遇到的问题。这种问题还不只是收人分配不均的根源,而且是机会不均,是权力和钱的交换,是垄断收益,是利益集团。这些确实都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程度日益加深的原因,很多人都对之深恶痛绝。但它们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本身的高速增长,即便在一个理想透明的社会里,也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很多敢于冒险、把握住机会、人对了行业的人富了,但也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富起来(更多讨论可以参见本章的《王二的财路和收人不平等的治理》)。我非常喜欢打一个比方,说中国就像一个用百米冲刺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家,一些人跑在最前面,但还有很多人被远远落在后面。
无论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是什么,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必然会造成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特别是在那些供给相对有限而需求相对刚性的瓶颈部门。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挤出效应往往是通过价格的波动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并没有超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我在这章的《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里已经讨论过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是否应该提高这个例子。春运期间,铁路的运力有限,需要出门旅行的人暴增,提高火车票价本是市场经济中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如果供小于求,那通过价格提高来平衡供求是很自然的。这件事情之所以在中国遭到如此之多的反对,一个原因就是提高票价最后挤出的很可能都是收人不高的人群,或者是增加这个人群的旅行成本。你也许可以说,穷就不要回家了。这就跟王二对村民说“穷就不要过年吃肉了”一样,这也许合理,但是绝对不合情,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再说“被高速”这件事情。本来有了便捷的高速列车,这是一件挺正面的事情。但是这里面也有挤出的问题。高速火车,一方面方便了那些在乎时间、在乎旅行的舒适度、愿意支付更高费用的人群的需求;但在另一方面,高速却挤出了那些不太在乎时间、不太在乎旅行的舒适度、希望省钱的人群的需求。不要说现在有的高铁的上座率还有限,就算高铁班班满员,“被高速”的抱怨还是会存在。
中国当下最热的民生问题大概就是房价问题了。导致房价高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少人购房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用来投资的。很明显,只有那些比较有钱的人群才可能买房来投资,收入低的人群是没法做到这一点的。本来,买房投资是无可厚非的一个私人决定,一个市场行为,没有理由认为一家人只能有一套房子。人家如果有钱,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愿意多买几套房子,本没有什么不可以。更何况,中国的投资渠道十分有限,买房相对于存银行或者买股票而言是一个回报相对高、风险相对小的投资方式(参见第三章的《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但问题是有钱人买房投资会推高房价,就会让收入较低的人群购房很困难。这就跟王二吃肉一样,因为王二买了太多的肉,拉高了肉价,最后让穷人吃不上肉。整件事情虽然也许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自然的结果,但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最后会导致住房分配的高度不均,富人有很多房,而穷人则要花几十年的收入才能买下一套房。当然,穷人也可以租房住,这样就不用当房奴了,但房价问题的背后无疑仍存在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这实际上也是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体现。
在一个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收入分配差距却在拉大的国度里,这种王二吃肉的故事会在各个领域发生——从火车票到住房,从教育到医疗。如果我们同意一个村子只有一家过年吃肉是不合情的,如果我们认准了市场经济,那恐怕就要在收入分配和政府服务的方面下大工夫了。P10-13
郭凯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开始写博客,很快受到青年学生的追捧。几年下来,结集为《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出版,成为畅销书。这次他再接再厉,把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的专栏文章结集成书,取名《王二的经济学故事》。王二是虚构的人物,在郭凯的故事里,他一会儿是佃农,一会儿是进城的打工仔,一会儿又摇身一变成,了小企业老板或写字楼里的小白领,总之,他是中国普通大众中的一员。透过王二时而平淡、时而光怪陆离的故事,郭凯把中国重大的经济问题信手拈来,把本来深奥枯涩的经济学原理活灵活现地呈现给普通读者。
小到超市购物、大到买房置业,我们每天都在做出经济决策。朦胧中,我们都感觉到自己的决策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但究竟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比如,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大,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人民币升值是让普通人的财富增加还是缩水?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也未必全搞得清楚,更别说给普通老百姓说明白了。郭凯却用王二的故事,轻松地说清楚了。
比如,在《卖粮的困惑和外汇储备缩水》这个故事里,郭凯用王二卖粮的故事把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汇储备价值的影响说清楚了。过去,国家从王二那里低价收粮,一毛多钱一斤,但王二省吃俭用,也存下了25000元的现金。后来,国家照顾农民,把价钱提高到三毛钱,别人都说是好事,王二却犯疑惑:撂在过去,他的存款可以买20万斤粮食,现在才能买8万多斤,他的存款的实际价值岂不是缩水了吗?王二的存款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国家的收购价就是人民币汇率:王二对他的财富缩水的担心就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对外汇储备缩水的担心。郭凯是如何说服王二的呢?读者读了《卖粮的困惑和外汇储备缩水>这个故事就知道了。
郭凯的专业是国际金融和开放宏观经济学。记得有一年他放暑假回北京,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去十渡玩,在路上我们讨论如何向普通人说清楚汇率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对于职业经济学家来说,汇率的作用也不是全都清楚的。郭凯花了很大的篇幅,用王二的故事来讲清楚汇率是怎么回事儿,特别是固定汇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每篇故事都很精彩,我最喜欢的是《王二兑酒和操纵汇率》《集市中的“君子协定”和价格干预》《王二打酱油、固定汇率和通货膨胀》三篇。
在王二兑酒的故事里,王二是卖酒的,和他的竞争对手李四的兑酒方法略有不同。王二的方法是往水里兑酒,一桶水里兑上半桶酒,酒的味道也不错:李四的方法则是往酒里兑水,但加水没有定数,到口感合适为止。市场好的时候,两家相安无事,市场差的时候,两家就为谁造假更多吵得不可开交。可是,村里其他人都知道,两家都往酒里掺了水,半斤八两而已。郭凯告诉我们,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就是王二的兑酒法,而美国的所谓浮动汇率,就是李四的兑酒法;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对普通人来说,汇率形成机制高深莫测,郭凯却用王二和李四的兑酒法把它说清楚了。
王二赶集的故事稍微复杂一些,简单地说,王二所在的王村和隔壁的李村,一个专门种苹果,一个专门种梨,两村总想用君子协定把苹果和梨的交换比例固定下来,但因为苹果和梨的收成波动不同步,总是有像王二这样的村民乘机干投机倒把的勾当,最终让君子协定失效。郭凯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维持固定汇率的代价是高昂的。
王二打酱油的故事很简单,但道理却不简单。王二是个精明人,他发现隔壁李村的酱油比王村的便宜20%,因为李村的杂货铺积压了一批进价低的酱油,因此他总是舍近求远,跑到李村去打酱油。可是,他的小聪明很快就被其他王村人发现了,结果人人都到李村打酱油,李村杂货铺的低价酱油告罄,只好也卖高价酱油。人民币对港币通过美元基本上维持了固定汇率,内地的物价这几年涨得快,因此出现有人到香港买酱油的事情。郭凯告诉我们,不能期待香港的物价一直低于内地,香港物价一定会涨,直至以人民币计价的物价和内地的物价持平为止。用一个简单的故事,郭凯说清楚了一价定律,捎带也说明了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
郭凯供职的单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果存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话,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肯定是这种经济学的大本营之一。但是,即使真是这样,郭凯也没有变成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在《王二的经济学故事》里,他专门用一章讨论市场和公平问题。他当然不是新左派;和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坚信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有效性。但是,他也不是那种视市场为圭臬的右翼经济学家,忘记了市场的分配功能。这在《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这个故事里反映得最清楚。
王二是个善人。当地发大水,许多人家开始断炊了;王二开粮店,手里有点儿余粮,于是决定施粥赈济。但是,人多粥少,王二犯了难:该如何分配粥呢?他儿子学过经济学,告诉他,老爸,简单得很,你把粥卖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人家亚当·斯密几百年前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王二不愿别人说自己赚黑心钱,最终还是决定靠排队解决粥的分配问题。
郭凯告诉我们,春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面对的是和王二一样的难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车票问题“实际上是有限的火车运力如何在人群中分配的问题”。春节到了,每个离家的人都想回家,对火车票的需求因此极其缺乏弹性;而另一方面,火车的运力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如何涨价、设计何种方案,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总是有人会无法回家。而这些被挤出的人可能不是随机分布的,郭凯问:“我们挤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
我自己也写过春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的文章,表达的想法和郭凯的基本一致,但当时写得非常艰苦,因为要把其中的道理说清楚并不容易。郭凯具备那种洞穿池底的本事,用王二的简单故事,道出了围绕着火车票该不该涨价的各种争论的本质问题。学者有很多种,郭凯不属于书斋里的那种。这让我想起了法伊德·扎卡利亚。和郭凯同出哈佛的扎卡利亚博士曾师从亨廷顿,不到30岁就担任《外交》杂志的执行主编。正当学界期待一位学术大师诞生的时候,扎卡利亚却决定投身新闻界,担任《新闻周刊》的国际版主编,后来又进军电视媒体,在CNN主持自己的一档国际评论节目“全球公共广场”(Global Public Square)。我想,郭凯终究是要回到中国的:在中国这个巨大的舞台上,无限多种可能性在等待着他。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姚洋
2011年10月8日于麦迪逊
王二是已故作家王小波笔下的一个名字。像我们这群20世纪70年代出生、90年代读大学的人,很多人都喜欢王小波的作品。因此,当我想为文章的主人公起一个名字的时候,王二是一跃到眼前最自然的选择。我的王二是一个没有脸谱的人物,至少我没有把王二脸谱化过。我最粗犷地想象过王二的样子是这样的:一个毫无特色的中年男人,头发也许开始有点变单薄,衣服毫不鲜亮,身体微微发福……总之,一个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印象的人。
你可能会好奇,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写经济学?
首先,这就是当代经济学理解和描述世界的一种方式。理论总是需要对现实进行抽象的。一个和现实一样复杂、无所不包、充满细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了,而是写实。在经济学里,王二这样的一个人用术语说就是“代表性主体”,整个经济就是由无穷多像王二这样的“代表性主体”组成的。如果你拿起一本入门级的经济学书,而这本书碰巧又是一个美国人写的,那在书里你很可能也会找到美国版的“王二”——王二的英文名通常会是罗宾逊·克鲁索。故事一般会这样开始:罗宾逊·克鲁索生活在一个荒岛上,罗宾逊的那一半是一个企业,他会雇克鲁索的那一半生产椰子果。生产出了椰子果之后,罗宾逊的那一半就会把椰子果拿到市场上去卖,然后给克鲁索的那一半发工资。克鲁索的那一半拿到工资之后,就跑到市场上买椰子果……
这恐怕是一个会让你觉得一头雾水的故事,是罗宾逊·克鲁索人格分裂吗?或者,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只有椰子果,生产点别的不好吗,人不能只吃椰子过日子啊?但是,这就是经济学理解世界的方式。或者说,这是通过理论理解世界的方式:把所有不关心的东西全部抽象掉,把复杂的世界简化到一个模型里。罗宾逊·克鲁索的孤岛世界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宏观经济,只有一个人——罗宾逊·克鲁索,只有一种商品——椰子果。但就是这样一个如此简单的世界,却包含了丰富的含义:工资和就业,生产和分配,厂商和消费者。这么说吧,在很多更为复杂的经济学模型里,浓缩到最后,你还是能找到罗宾逊·克鲁索的影子。
用“王二”写文章,就是我把经济学模型文字化的一个尝试。这个尝试是否成功,估计读者会更有发言权。主人公之所以叫王二,而不叫罗宾逊·克鲁索,也意味着我主要谈论的还是中国的问题。在这本书收录的“王二”里,谈到了很多问题,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中国模式、房价、收入分配和公平,等等,都是这两年在中国谈论得比较多的经济问题。王二虽然换了几十副脸孔,但文章的模式却是千篇一律——前半段是王二的故事,后半段是讨论具体的经济问题,在多数时候,王二的故事和后面的经济问题是一一对应的。
其次,这样写作和我写文章的目的是紧密相关的。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到美国访问的拥有博士头衔的财经官员在华盛顿吃饭。席间,我们聊到了很多国内的经济问题。那位官员对很多问题见解很深刻,情况也很了解,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当谈到外汇储备时,他对整个外汇储备理解之错误、观点之外行,让我感到无限惊异。无独有偶的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也在差不多的时候发表言论,他认为解决外汇储备过多的方式是把外汇储备分了——这是一个非常外行但听起来又似乎很合理的方案。
这些小事。再次证明了我的一个观察:在跳出了自己熟悉的领域之后,很多人都可能说很外行的话。这话当然同样适用于我本人。但是,中国和美国有一点非常不同。美国是个专业非常细分的社会,具体的问题都会有真正的专家出来解读,记者也会做足功课,保证报道里不会犯低级错误。我本人就接到过一些美国记者的电话,这些电话不是采访,只是求证某一具体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是不是合理或者帮助记者理解某一个经济现象,这样他可以顺藤摸瓜去找证据。因此,在美国具有误导性的言论是相对难出现在比较主流的媒体的。中国则不同。著名经济学家必然是要无所不知的,一些记者对制造标题的投入时间常超过花在文章内容上的时间。所以,无知记者遇见外行专家的情况时有出现。
对于这样一种情况,写个上万字的八股文来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清楚在我看来是没有效果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读,读完之后可能更疑惑。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最简单明了、直观的方式,一针见血、一剑封喉地把道理说清楚。讲一个谁都能听懂的故事,突出事情的关键所在,就是我选择的一种方式。我是不是成功了,我无从知道。不过这是我的一个尝试。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讲道理。不算什么写作上的创新,但对我个人而言,则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事还要回到外汇储备的事情上。几年来,我写了不少关于外汇储备的文章,从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只有1万亿美元出头的时候就在写,写到现在3万多亿美元了还在写。老是写的原因是,看似简单的外汇储备,有时候能把一些经济学家都绕进去,而外汇储备的问题则随着储备的增多变得越来越重要。有一天。也许是有点无奈了,因为不管怎么写,我发现很多即使是愿意相信我的读者也实在想不清楚外汇储备,我于是写下了下面这篇《王二的粮食》(这里的版本略有删节,使得文章的形式和这本书的形式一致):
王二生活在一个荒岛上,自己开荒种地。每年打下粮食,一些留作种子来年用,一些自己吃。开始每年打的粮食都不多,根本不存在剩余的问题。但后来有一年风调雨顺,多收了三五斗,除了放开肚子吃和留下足够的种子之外,还剩下不少余粮。很快夏天来了,剩下的粮食眼看就要坏掉,吃也吃不下,也没有多余的地可以播种了,请问王二该怎么办?
大概没什么办法,只能看着粮食烂掉。还能怎么办?也许可以酿酒、磨面或者做米饼,可惜王二都不会。
接下来,我们可以假设王二不是一个人生活在荒岛上,还有一个邻居罗宾逊。如果罗宾逊那里有块空地,王二可以把自己多余的粮食借给罗宾逊。罗宾逊把那些粮食当种子种下,等到秋天收了粮食,除了能把当初借的粮食还给王二之外,可能还多给一点,算是利息。这样王二和罗宾逊都划算,王二多余的粮食有了去处,罗宾逊的空地有了种子。到了秋天,王二和罗宾逊都能有更多的粮食可以消费。
这是一个没有货币的二人世界,这个世界里的硬通货就是粮食,王二在把粮食借给罗宾逊的那一刻,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王二有了自己的(外汇)储备。罗宾逊就有了自己的外债。储备也好,外债也好,都是用粮食计价的,货真价实,不存在“贬值”的问题。
但现在想象这样一种情形:罗宾逊那里其实根本没有空地,借给罗宾逊的粮食,他自己吃了也好,烂了也好,扔在海里也好,或者证券化了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粮食从来没有被种下去。所以等到秋天收获粮食的时候,这个岛上的粮食并没有增加。罗宾逊也没有多余的粮食来还给王二。这个时候王二去找罗宾逊收账,罗宾逊能干什么?有三种可能:一、勒紧裤腰带还了;二、赖了;三、还一部分,赖一部分。
如果仔细想想中国的外汇储备,无论用什么货币储备,最本质的东西还是:中国人打下了“粮食”,借给了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这些国家没把那些“粮食”种了,而是吃了、烂了、证券化了,或者说“消费了”而没有进行“投资”。如果中国去要账,这些国家的选择和罗宾逊的一模一样:一、勒紧裤腰带还了;二、赖了;三、还一部分,赖一部分。
因此,如果这些国家采取的政策不是使得最后的结果是“勒紧裤腰带还了”,那中国面对的结果只能是“赖了”或者“还一部分,赖一部分”,这和用什么货币进行储备没有直接的本质关系。美国迄今为止采取的政策,还让人看不到勒紧裤腰带的特征,全部都赖了当然也不太可能,所以“还一部分,赖一部分”大概是必然的结果。
罗宾逊在借粮食的时候可以给王二打各种白条,叫它美元也好,叫它特别提款权也好,只要罗宾逊没拿出真金白银的粮食,最后这些白条都是不值钱的。但如果真的需要罗宾逊能拿出粮食,那就必须得保证罗宾逊是把借来的粮食种了,而不是吃了、烂了或者证券化了。
话再说回来,假设罗宾逊执迷不悟,于是王二决定不再把粮食借给罗宾逊。但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对付多余的粮食,那粮食最后还是会烂掉,王二还是要浪费粮食,只不过是烂在自己手上而不是烂在罗宾逊手上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浪费粮食的最终根源还是来自王二,因为他生产的能力超过了自己的消费能力,也就是经常提到的“内需不足”。
因此,如果不想再浪费粮食,看来王二真的是要学习酿酒、磨面、做米饼了——光会种地是不行的。
此文发出来之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篇文章说的东西没有争议或者是这一篇文章就把外汇储备的事情说清楚了,但这篇文章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原来文章也是可以这么写的。
后来《华尔街日报》邀我每周在其中文网络上写一篇文章。刚开始我写了几篇文章,感觉不是太好,原因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我不是记者,因此没法写新闻式的东西;我不在国内,因此不可能写得很贴近国内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不是“著名经济学家”,因此不适合高屋建瓴地指点政策;我也不想装“假洋鬼子”,因此不愿意写那种简单的中美比较。而我又对浪费读者时间有一种天然的愧疚感。写点什么呢?用什么笔法写呢?这两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个星期。在一个周末开始动笔前,我想起了上面《王二的粮食》,我本能地觉得那可能会是一种可行的模式:针对国内的热点问题,用讲故事的方式,或是表述一个观点,或是澄清一种误解,或是提供一个思维的角度。于是就有了后来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将近一年每周一篇的“王二”专栏。这本书,主要就是由《华尔街日报》上已经发表的“王二”系列文章构成。当然,这本书里还有五篇从未发表过的“王二”,以及每个章节之前相对细致的导读。
话说回来,用王二讲故事不是没有弱点的,其实这里面问题多多。
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我说的故事你觉得不对劲,因为我没有考虑A、B、C。我想说:你的感受是完全正确的。我不想假装我知道真理,事实是,我在多数时候并不知道。不要说面对如此复杂的中国,我自己的工作性质允许我到过世界上很多个国家,一些国家还没有中国的一个县大,人口还没有中国三五个小区加在一起的多。即便如此,有多少次,我还是会发现我所知道的理论和当地的实际有多不符合。“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此话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脑子里。我希望自己说的是对的,但说错的时候,我也很坦然。觉得自己从来不会错的人,多半不是无知就是自大狂。
为了把一个道理变成一个故事,我有时不得不作的一个妥协就是,或者讲一个有点怪的故事,或者讲一个稍微有点扭的道理,否则故事和道理就对不上。这也许是因为我本人生活经验的贫乏,也有可能是没有花足时间,有时也是因为要说的道理比较复杂。总之,并不是每一个王二的故事都让我满意。只是,从我个人阅读的经验看,这样的妥协是很多作者都不得不面对的,这个世界有很多道理都是通过不恰当的比方来传授的。不要说社会科学,精确的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我读过一些介绍黑洞、弦论等高深物理的书。我在想,如果作者不会打比方,哪怕不恰当的比方,而只会写方程,那这样的书外行肯定是没法读的。
当然,讲故事的最大问题就是会给人这样一种误解:你可以随意编一个故事,来证明一个歪理。事实上,我也注意到一些有心的读者,模仿我的笔法,写了有趣的文字,但是讲了完全不同的道理。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有点恶心但非常著名的讽刺经济学家的笑话,这里是其中的一个版本:
两个经济学家甲和乙在路上散步。突然,他们发现前面有一堆狗屎。经济学家甲突发奇想,指着那堆狗屎对乙说:你要是能把这堆狗屎吃掉,我口袋里的50万就归你。经济学家乙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鼓起勇气把狗屎吃掉了,得到了甲的50万。他们走了不一会儿,又发现了另一堆狗屎。这时乙对甲说:你把它吃了,这50万还你。甲毫不犹豫地把那堆狗屎吃了,得到了本属于自己的50万。在回家的路上,乙若有所思地对甲说:刚才我们一共吃了两堆狗屎,可是我们谁也没得到什么。甲想了一下说:错了,我们创造了100万的GDP。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故事,可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故事。这个故事试图在说GDP是一个很具误导性的指标。在很大意义上,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只是,这个例子本身并没法证明这个观点,因为这个故事的两个主人公都属于变态:他们愿意支付50万来看别人痛苦。这个故事是首先有了两个荒谬的人,才有了后面荒谬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荒谬的结果是荒谬的人造成的。我们则是在用正常人的思维来看整件事情。如果我们的思维也像主人公那么奇怪,我们甚至未必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
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说,并不是随意编一个故事就能说明一个道理的,哪怕结论是正确的都不行。故事,也得有前提、假设、逻辑和结论。我说的王二的故事,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有很清晰的经济学理论在背后支撑,这受益于我多年的经济学教育和从事经济学工作的积累。我不能肯定我说的都是正确的,因为即便正确的理论用在了错误的地方也会成为笑话,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自己绝大多数的故事都是有理论支撑的。这么说吧,如果真的要像写学术论文那样给这本书加一个文献索引,这本书的文献索引会很长很长。
中国层出不穷的经济问题几乎可以让我把“王二”的故事无限期地写下去。我的这点自信是来自我写博客的经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博文,不是我的创造力无穷,而是中国可写的事情太多了,而写的人又太少。但是,写“王二”也是有成本的。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个星期天的下午都变成了我的“写作文”时间。无论工作有多忙,在出差还是在家里,每周写一篇自己觉得能拿得出手、敢给人看的“作文”是雷打不动的任务。这也意味着,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过完整的周末,有时候碰上出差,通常还要赔上半夜睡眠。随着工作生活变得愈加忙碌,特别是孩子方华的诞生,这种定期的写作开始由一种享受变成了一种负担。勉强维持不是一种尊重读者的态度,当然更会有愧于《华尔街日报》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媒体。所以,我决定在王二这个专栏一周年之际停止这个专栏。
将“王二”的文章结集出版,这是我写作过程中一直有的一个念头。因为有了一次出书的经历,我已经深刻地明白任何一本书的背后都包含了除了作者以外很多人的努力和心血,这本书自然也毫不例外。
我和《华尔街日报》的崔宇早在他供职于《新京报》时就认识,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财经作者,整个“王二”的专栏一直是他在背后默默地策划和协调,我文章的初稿一般也都经由他修改再发表出来。《华尔街日报》的袁莉女士很有创造性地开创了“博客圈”的栏目。让专栏以博客的形式出现,既有灵活性,也给了像我这样的作者一个发表见解的平台。《华尔街日报》的王莹女士和乔太先生的细致工作让整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和我的第一本书《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一样,覃子洋女士和黄犀先生全程为我这个身在海外的人在国内出书打理了一切细节,从构思,到合同,到书稿的整理,从前到后事无巨细。
负责这本书出版的磨铁图书,不愧为国内民营书业之翘楚,为这本书的策划、发行投入了巨大的专业力量。张庆丽女士细致入微地策划和协调了全书,刘杰辉、魏玲、段然、姚迪蕾、宋美艳以及他们的团队,为整本书的发行和市场营销进行了扎实和富有成效的工作。
众多的师友也一直关注和鼓励着我的写作和事业发展。我的老师姚洋教授欣然为这本书作序,周其仁教授、刘瑜老师、袁莉女士读了书的初稿,并很慷慨地为这本书写了推荐语。
我的父母对我的关心和无条件的爱,始终是我前进的动力,让我没有后顾之忧,让我无所畏惧。过去一年,最改变我人生的时刻是儿子方华的出世。孩子的第一声啼哭,第一个笑容,第一颗牙齿,第一声含糊不清的“妈妈”、“爸爸”,都让初为人母人父的谷主和我无比地幸福。我们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个幼小的生命,期望他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在过去一年里,谷主和我度过了数不清的不眠之夜,而我还要把有限的空闲时间花在写文章上,谷主的辛苦和支持岂止言语能够表达。
所有的谢意,只能用这本书来还了。
郭凯
2011年10月12日于波托马克河畔家中
刘瑜(《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作者):
郭凯是我最喜爱的经济学作者。与很多经济学作者不同,他不立场先行,讲道理总是娓娓道来,既不意图取悦政府,也不意图谄媚民众。他善于引用家常事例来讲解经济学知识,但浅显的语言后面又隐藏着严密的逻辑和深厚的功底。在他的作品中,观点的说服力恰恰来自于对知识的审慎,思想的自由又恰恰来自于对立场的节制。阅读郭凯让我再次确信,掌握知识可能令人变得傲慢,但掌握更多的知识总是令人变得更加谦逊。
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王二的经济行为,就是张三、李四,还有你、我、他的经济行为。所以,关于王二的经济学,也就是关于张三、李四,还有你、我、他的经济学。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透过王二时而平淡、时而光怪陆离的故事,郭凯把中国重大的经济问题信手拈来,把本来深奥枯涩的经济学原理活灵活现地呈现给读者。郭凯具备那种洞穿池底的本事。
袁莉(《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主编):
郭凯是愿意与大众对话并知道如何与大众对话的经济学者。通过发生在王二身上的生活故事,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郭凯如庖丁解牛般揭开了经济现象的神秘面纱。文章风趣幽默、逻辑清晰、环环相扣,有助于门外汉了解经济学的分析逻辑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