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妻子进入我家，等我幼小的女儿成为全家的欢笑之源，我们全家期待的目光就指向了我。
我仔细想过：自己怎么回北京？北京根本不缺中学老师，看起来，我还得从京剧编剧上下手。因为从这一点讲，我算是教京剧写作的科班出身，只要能有成绩，去哪儿都不成问题。于是，我抓住夏季最炎热的时候，每天中午从固安县城骑车北去，上了永定河大坝的南岸。我坐在柳荫下，连续写作多日，终于搞出一个现代京剧《骆驼岭》。为什么要取材新疆的“文革”时期呢？无非是为了证明，这个戏出自我自己的手，而不是背后有老先生帮忙。我采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写出剧本，但心中还是不太有底。我当时是想用这个剧本作跳板，如果被上级剧团看中，最好能跳到石家庄，进省剧团：稍差的话，就进廊坊，那儿有个地区的河北梆子剧团。左右三思，又想在投稿之前先向北京征求一番意见。我就把稿子寄到首都的中国京剧院，写明老编剧范钧宏先生收。寄出之后，如石沉大海，几个月没有回音。我侧面一打听，才知道范先生因为“历史问题”还没“解放”。我想这下子是彻底完了，抓空再复写一遍稿子，直接寄“省团”吧。
也真是巧了，这时范先生就在北京直接与我父母联系了。他骑车到我们家，头一句就问： “不知您二位愿不愿意城北进我们剧院？”原来，他收到我的剧本后，立刻就把稿子转给艺术室负责同志传阅。大家都觉得剧本不错，而我这些年的经历更难得——一方面对京剧编剧有基本功，同时又下到基层、边疆十五年。艺术室的负责人签署了意见上报剧院，剧院又上报给文化部。恰巧文化部当时正着手从全国基层选拔中年艺术尖子进北京，目的为了充实样板团。此外，要解决的户口只有我一个，而同样情况的其他人，往往是一家三四口。这样，从节约户口指标出发，我很快就被选入文化部最后的调动人选之中。
最后，在1979年12月中旬，固安终于接到文化部发出的调令，调我回北京，去文化部属下的中国京剧院报到。县里没产生任何阻力，学校只觉得光荣。连续几天，学校领导与同事为送我走做准备。我心中非常感激，此时又非常留恋河北的这一处农村。全县十多个公社我待过其中的三个，我教过公社的学校，教过大队村子里的小学复式班——教室里一分为二，比如一边是一年级，另一边是三年级。我在左边教算术，让右边自习；等十分钟后，再把两边的活动颠倒过来。尤其是村子里的小学，公办教师只我一个，其他都是农村的民办教师。
县城中学是河北省的重点中学。我临走时，学校派车送我回家。半途经过永定河大桥时，我俯身望了望南岸大柳树下我坐着写剧本的位置——我想，要是夏天时不辛苦干上那些天，就出不来我的本子，也就无从谈起向北京的调动。在永定河南岸的七年生活，还包括在新疆塔里木的八年生活，马上都要成为历史，我马上要进入的是京剧的国家剧院。他们曾是样板团来着，有著名的演员与其他创作人员，有很大的辉煌，估计也有不少的麻烦。要不，他们为什么还要四处调人进来“掺沙子”呢？而我这么个人，如今也变成革命的沙子了么？回想自己在新疆的岁月，那里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那儿可不缺沙子呀！固安土地严重沙化，沙子也是遍地。但文艺界昔日的楼堂馆所，讲究的是干净纯粹，似乎不太能容得下沙子……况且，这沙子还需要是“革命的”呢。
这样想着，车行驶过了永定河，进入了北京的大兴县。车到了黄村，车更向北进发……
我马上就能回到家。当然，这“家”有三重含义，一是父母的那个小院，二是工作单位与同事，三是未来我要完成的任务。
回想我这十五年，是绕了多大的一个圈儿，从北京出发，完全离开了京剧，我先“下”到边疆基层的最“下边”，遇到的完全是最陌生的人与事；经过长久的考验与折磨，我没垮下，反而更坚强了，终于带着一肚子的泥土回到了首都。我现在要进入的，却是宝塔的最高处。我能完成国家对我的信任么？我能对得起这次的选拔么？当然，我知道此刻不能想太多，但我又怎能一点都不想呢？
我只是暗下决心，先多看，然后才是脚踏实地，认真干一些实际的工作出来。时间不等人，我要抓住这属于自己的时光，不能有一丁点的虚掷与浪费。最好，我能替父母多干一些才好。这十五年，我的这十五年，就算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我的父亲母亲，你们的这十五年，我是亲眼看到了你们的痛苦与无奈，你们生命最可宝贵的岁月就这么浪费过去了，无奈啊无奈，儿子如今有幸回来，虽然跟你们不是在一个单位，但也总是在同一种文化部门，但愿我们今后的声音，是能够彼此相通的吧。P19-22
终于到了收尾时刻。我如今是老且病着，最后再写一些总的感慨。
这两年京剧又开始走好运了。原因则是外因加内因，更古老的昆曲首先获得新生，时不时地“刺激，，京剧两下子，这让中国最大的国剧情何以堪！京剧也知道努力了，于是从北京到各地，一下子出现了大量适龄的优秀演员，行当整齐，几年中训练得当，人一到齐就可以开戏！这里的“适龄”是重要的，几年前才开始抓，抓的目的就在于今天开戏。如今有了成果，观众也可以看到极一时之盛的状况，何其幸运是也！但也不是没有隐忧，过上二十年三十年，这些表演人才也都到了退休年龄，如果他们到时候全都不在了，那么多的舞台岂不空空如也？
……
我在这里结合人生与社会实践尝试着“说戏”，第一集到此为止。我还会一个一个题目往下写，如果写出的东西不招讨厌，那我就会持续地写下去。如果社会反响不如意，那我就准备就此停笔，读者可以用老的戏词喝止于我，说“养养你的老精神吧”。
七十岁的人了，就懈怠着“了此残生”也不为过，您说对吧？我忽然觉得，写到这里的这本书，如果照这个样子发表，或许会不是“东西”。而到了后世若干年的时候，强大的祖国想借助京剧赢得一些新生面的话，再把这本书稿找出来重新印刷，或许倒是本很不错的“东西”了呢！
作者
2011年3月14日
京剧究竟是不是“玩意儿”，这话还真不好说。五六岁时，祖父带我去北京的前门看戏，只记得是武打戏，最后舞台前方落下一张大网，把台口正蹦踺的那妖怪给罩住了。我当时觉得很好玩，觉得真有“玩意儿”。这时的这“玩意儿”意思是正面的。结果也就因为这一罩，从此就把我罩进了京剧的网罗。三十年后，我成为专业的京剧工作者。
当然，我是从外地非文艺的基层“上调”进入中国京剧院的，那时我很感谢组织，能给予我如此的信任。这时京剧变成了革命工作，就再不能叫它“玩意儿”了。尤其是在1990年举办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纪念活动时，那年可是我的“大年”，出版了三本新书(《梅兰芳与二十世纪》、《京剧架子花与中国文化》、《品戏斋夜话》)，还给李世济写了一出新戏(《则天武后》)，并获得文化部的文华大奖。可也奇怪，就在我最顺的此刻，我心中却隐隐感到了麻烦，总觉得京剧的前景不妙，看着旁边梨园人一个个都争着干活儿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个成语：“僧多粥少”。我思虑着自己，还需要哭着喊着拥挤着向前去争夺那碗粥么？
我稍微向外挪了挪步，向老字号业内走了走。一试还行，我还干得了，甚至能比梨园干得还好。结果这一来，我就变成“两边的人”了。等全北京都在奔向奥运的时刻，我又极力把身子向上提了提，我要努力让自身达到京城文化的高度。
于是就在退休前后的那几年，我几乎彻底离开了梨园，我还出版了写京城文化的书。原因很明显，外边的世界更精彩，我“玩着”干了许多活儿，有些累，更有不小的安慰，庆幸自己又转了一次业。如今，我可以拿出这几年的劳动成果(有《新北京》三部曲等一批书)贡献给读者了。但在欣慰的同时，却又萌生出一个奇怪的感觉：偶一回头，我又瞟见了京剧，它居然又把我紧紧地抓住了，我真想利用余生再接触一下这“玩意儿”。但马上又想，如今的这“玩意儿”，仿佛却不是我幼年遇到的那“玩意儿”了。
您会问：你说了这半天，究竟还有准谱没有？京剧它究竟还是不是“玩意儿”？您可真厉害，这样的咄咄逼人——非让我拿出个现成答案来！可惜我不能，至少眼下还不能。请您先耐心听一听我在本书中的述说——诚然，都是我最私人的记忆；然后再容我在书的最后，去正面回答您的问题，保证回答您关于京剧究竟是否“玩意儿”的提问。
作者
2007年春节起笔
《城北说戏(1京剧这玩意儿)》内容介绍：徐城北的“说戏”是有来头的。自幼跟祖父瞧戏，又身处记者世家，多与梨园名角耳濡目染，虽无心插柳，却命中作为专业剧团的作者，一干15年。写过剧、论过戏、出过专著，但如同人们称他“城北徐公”，并不因其貌得名一样。他的杂(涉猎广泛)、散(散论闲文)、玩(把玩品味)成就了他的写作生涯，更多了读友。于是一发不可收，越发信手拈来，在若干“三部曲”后，开始“五指连弹”。这不，就有了被他称为私人记忆的5本“说戏”。其实，书中不只说戏，也说人说事儿，这或许正是读者想看到的。
《城北说戏(1京剧这玩意儿)》的作者是徐城北。
《终于一步登天》、《徜徉在落叶中》、《宽大的练功厅》、《肥肉事件》、《承包才是大事件》、《公交车上我让座》、《样板戏有余毒》、《没了立锥之地》、《别了“梨园写手”》……其实，《城北说戏(1京剧这玩意儿)》(作者徐城北)中不只说戏，也说人说事儿，这或许正是读者想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