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千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曾经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给我们留下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一系列传世名著。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我们不应割断历史，我们有责任总结和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各级干部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迫切需要加强学习，以提高他们在修齐治平方面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固然很多，而认真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无疑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本书的目的，就是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供一面镜子，使他们用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照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提高自身修养，做出符合国情民意的决策。

本书为“新世纪干部历史文化读本”系列丛书之《中兴之治》。

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也是治乱兴亡更迭的历史。治乱与兴衰，不仅仅是历代王朝的政治特征，时至今日，它仍然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倒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民族的兴盛与衰亡。中国古代治乱兴替的历史实践，政治家、思想家的探求与总结，仁人志士为维护治世、警避乱世、防止历史逆转、力求国家长治久安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使我们在洞悉治乱兴亡规律的同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制治于末乱。

序

一、汉朝昭宣中兴

 (一)燕盖之乱之平息

 (二)霍光知时务之要

 (三)霸王道杂之

 (四)民族关系的调整

霍光

汉宣帝

二、汉光武帝中兴之道

 (一)扫除群雄

 (二)缓解社会危机的良方

 (三)以柔道治天下

 (四)以谶纬决事

三、唐宪宗元和中兴

 (一)藩镇连兵割据

 (二)前朝革弊复积弊

 (三)政归宰辅，君臣共理

 (四)耀武伸威削强藩

李绛

裴度

李想

吴元济

四、金世宗致治

 (一)大难不死

 (二)拨乱而反其正

 (三)以俭自律与察廉惩贪

 (四)求贤与纳谏

 (五)孜孜求治

李石

五、明朝的弘治中兴

 (一)弘治初政

 (二)弘治君臣

 (三)保泰持盈

 (四)兴革与法祖

刘健

徐溥

六、清朝同治中兴

 (一)战火又起

 (二)辛酉政变

 (三)携手共治

 (四)洋务运动

奕诉

李鸿章

一、汉朝昭宣中兴

西汉自武帝后，即昭帝、宣帝两代，社会比较稳定，史称“昭宣中兴”。

对于昭宣中兴，我们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正确的认识。汉武帝晚年，问题成堆，社会危机十分严重。武帝在临终前一二年，虽然进行了政策调整，对皇位继承人也匆匆作了安排。但是，武帝所制定的辅政模式能不能有效的运转，所提出的息兵养民的措施能否坚持贯彻下去，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从这一方面来说，昭宣两代解决的是比较好的，例如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社会经济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吏治整顿方面也收到一定的成效，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处理得也比较好，等等。应该说，与汉武帝晚年危机四伏的情况相比，昭宣中兴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汉朝自昭宣中兴后又一蹶不振，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对昭宣中兴的评价又不能过高。

(一)燕盖之乱之平息

汉武帝在位时大权独揽，没有人敢于向他的权威提出挑战。但是，在他死后，这种权力中心顿时瓦解了。所以，对昭帝和他的那班辅政大臣来说，当务之急是要重建封建统治的权力中心。没有这样一个权力中心，政策的调整就无法贯彻，统治阶级内部各个派系、各种势力之间就不可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就会重新陷人政治动乱。总之，建立一个新的、稳固的权力中心，是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进行政策调整的前提。

由于巫蛊之祸的影响，武帝对皇位继承人的确定十分仓促，所以，留下了许多隐患。本来，废嫡立庶、废长立幼就是一种不符合封建社会常规的做法，昭帝即位时年仅六岁，又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难怪武帝一死，燕王刘旦就对此发起了挑战。刘旦接到武帝给诸侯王的玺书后，不肯哭，说是玺书的封套比往常小，猜测京师发生了变故，随即派亲信寿西长等人到长安，借问礼仪为名，刺探朝廷内情。辅政大臣为了平息刘旦的怨气，让昭帝特别下诏赐予刘旦钱三十万，益封食邑一万三千户。刘旦却拒绝接受，公然扬言：他本来就应该当皇帝，并且与刘姓宗室中山哀王之子刘长、齐孝王的孙子刘泽等人暗通声气，甚至挑唆说：“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还派人到郡国进行鼓动以蛊惑百姓，制造动乱。刘泽更准备起兵临淄，杀害青州刺史隽不疑。刘旦也招徕郡国的不法之徒，赋敛铜铁，制造武器，检阅车骑。郎中韩义等人劝谏刘旦，刘旦竟杀死十五人。不久，刘泽的谋反举动被人告发，隽不疑立即逮捕刘泽等人，并且向朝廷报告。昭帝派大鸿胪等人调查，燕王的阴谋被揭发。结果，刘泽被处死，而刘旦因为是至亲，得到宽赦。

比起燕王刘旦等人明目张胆的谋反活动来。更为严重的辅政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根据汉武帝的遗诏，受命辅政的主要是三个人，即拜为大司马、大将军的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碑和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丞相车千秋当然也负有辅政的责任，但关系稍为疏远一点。因为昭帝还未成年，处理国家大事就完全依赖这些辅大政大臣，因此确保辅政班子内部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然而问题就恰恰出在这里。昭帝即位当年，金日殚病死，辅政的责任主要由霍光和上官桀两人承担。起初，霍与上官两人的关系相当融洽，霍光每次休假，都由上官桀代为处理政事。两人还结成了儿女亲家，霍光的女儿是上官桀儿子上官安的妻子。上官安的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年仅五岁，上官安为了固权，很想将女儿纳入宫中。霍光为人谨慎，觉得外孙女年尚幼小，不宜操之过急。上官安仍不死心，就求助于盖长公主。盖长公主虽不在辅政大臣之列，但她是昭帝的姐姐，对昭帝负有养育之贵，因此对当时政局也施加着很大的影响。上官安与她所嬖幸的丁外人关系很好，就通过他向盖长公主说情，终于将女儿纳入宫中为婕妤，并于始元四年(前83)立为皇后。上官桀在武帝时，地位本来在霍光之上，上官安的女儿立为皇后，上官桀又成了皇帝的外戚，父子两人并为将军，就想专制朝权。他们为了报答盖长公主，想为丁外人请求封侯，但霍光不同意；父子两人不死心，又求为光禄大夫，霍光也不同意。这样一来，不但盖长公主怨恨霍光，上官父子也觉得脸上无光。于是，三个人与想当皇帝而不可得的燕王暗中结成了反对霍光的同盟。后来，桑弘羊因为在大政方针上与霍光发生严重分歧，也加入了这个同盟。

盖长公主、上官父子、桑弘羊与燕王经过密谋，给霍光加上“专权自恣，疑有非常”的莫须有罪名，企图借昭帝之手罢退霍光，但昭帝根本不相信这种指控。这个十四岁的小皇帝是个有头脑的人，他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上官等人表面上不敢再说三道四，暗地里又策划更大的阴谋，企图伺机杀死霍光，并且废黜汉昭帝，迎立刘旦为帝，刘旦则许愿立上官桀为王。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上官安又密谋在废黜昭帝后杀死燕王，另立其父上官桀为帝。有人问上官安，如果废黜昭帝，将来如何处置皇后呢？上官安却说，追逐麋鹿的狗哪里还顾得上兔子呢？再说，靠皇后虽然可以取得尊显的地位，但一旦皇帝感情发生移转，那时即使想当一个老百姓也不可得了。可是，正当这些野心家做着篡夺最高权力的美梦时，他们的阴谋被人告发。元凤元年(前80)九月，汉昭帝下诏，命丞相派中二千石逮捕上官父子、桑弘羊和丁外人等，并宗族立即处死。盖长公主自杀。燕王得知消息后，知道事无可为，在接到昭帝玺书后就自杀了。

至此，自武帝晚年就开始酝酿的权力斗争终于告一段落，并且无可争辩地确立了以霍光为首的权力中心。这虽然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但是对历史发展仍然有着积极意义。霍光知时务之要，坚决贯彻武帝末年制定的政策，着力于休养生息，从而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以燕王为首的阴谋集团来势汹汹，最后仍难逃覆灭的命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昭帝坚定地站在霍光一边。唐朝的李德裕在评论这桩史事时，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评论。他说：

人君之德，莫大于至明，明以照奸，则百邪不能蔽矣，汉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惭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闻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东。汉高闻陈平去魏背楚，欲舍腹心臣。汉文惑季布使酒难近，罢归股肱郡；疑贾生擅权纷乱，复疏贤士。景帝信诛晁错兵解，遂戮三公。所谓“执狐疑之心，来谗贼之口”。使昭帝得伊、吕之佐，则成、康不足侔矣。(《资治通鉴》卷二三《汉纪十五》)

总之，昭帝之所以能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坚定地支持霍光，是因为他没有听信上官父子的谗言。李德裕将明以照好看做是君主最重要的品德，这确实是有道理的。

P1-5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国家与民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中国，对于全世界，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千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曾经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给我们留下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一系列传世名著。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我们不应割断历史，我们有责任总结和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各级干部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迫切需要加强学习，以提高他们在修齐治平方面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固然很多，而认真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无疑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唐朝名臣魏征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千古不移的至理名言。我们编撰《新世纪干部历史文化读本》的目的，就是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供一面镜子，使他们用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照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提高自身修养，做出符合国情民意的决策。

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也是治乱兴亡更迭的历史。治乱与兴衰，不仅仅是历代王朝的政治特征，时至今日，它仍然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倒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民族的兴盛与衰亡。中国古代治乱兴替的历史实践，政治家、思想家的探求与总结，仁人志士为维护治世、警避乱世、防止历史逆转、力求国家长治久安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使我们在洞悉治乱兴亡规律的同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制治于末乱。

在把握中国历史兴替发展规律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从中国的历代国情着手，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厘清历代国家体制、方针政策、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的变迁和损益，从中提炼对我们今天治国安邦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政治方面，我们要注意集权与分权、统一与分裂、治民与安民、官僚体制与行政运作、民族与治边；经济方面除了解各个历史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外，更要注意历代的赋税财政、重农抑商向农商并重的转变、土地和人口政策以及经济管理、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对其利弊得失，应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社会方面，重点则在于中国历代的社会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风俗，并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交通问题、流民对策、婚姻与家庭、宗教政策以及道德风俗等问题的处置与得失；思想文化则需要注意主流意识形态的走向与社会思潮的变迁、文化教育、封建王朝的思想文化政策以及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历史是人们活动的累积。这种累积不是无序的。人们的活动总是受理想、信念的指导和支配。每一次社会变革，总是以人们理念的转变为先导；而人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提升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实践，注重个人的“修身、齐家”，将“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追求与个人思想修养紧密结合起来。有关道德情操方面的礼仪体制、思想伦理和政治实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源泉。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但愿我们编撰的《新世纪干部历史文化读本》能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从政和提高自身修养的案头书，借此促进祖国的长治久安，促进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

本辑六册与第一辑六册的内容，均根据赵禄祥主编的《中华史鉴·治乱警鉴》(北京出版社1996年8月版)作者的著作由原作者充实修改而成。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王政尧、田人隆、刘洪波、李世愉、孟世凯、商传、谢保成、蒋福亚先生。

赵禄祥

2010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