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春
一
壁上的时钟敲打着四下了。
博多湾水映在太阳光下，就好像一面极大的分光图，划分出无限层彩色。几只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我对着这种风光，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载酒的遗事，恨不得携酒两瓶，坐在那明帆之下尽量倾饮了。
正在我凝视海景的时候，楼下有人扣门，不多一刻，晓芙走上楼来，说是有位从大阪来的朋友来访问我。我想我倒有两位同学在那儿的高等工业学校读书。一位姓黎的已经回了国，还有一位姓贺的我们素常没通过往来，怕是他来访问我来了。不然，便会是日本人。
我随同晓芙下楼，远远瞥见来人的面孔，他才不是贺君，但是他那粉白色的皮肤，平滑无表情的相貌，好像是我们祖先传来的一种烙印一样，早使我知道他是我们黄帝子孙了。并且他的颜面细长，他的隆准占据中央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疆域。他洋服的高领上又还露出一半自由无领的蝤蛴，所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好像一只白色的山羊。待我走到门前，他递一张名片给我。我拿到手里一看，恰巧才是“白羊”两字，倒使我几乎失声而笑了。
白羊君和我相见后，他立在门次便向我说道：
——“你我虽是不曾见过面，但是我是久已认得你的人。我的同学黎君，是你从前在国内的同学，他常常谈及你。”
几年来不曾听见过四川人谈话了，听着白羊君的声音，不免隐隐起了一种恋乡的情趣。他又接着说道：
——“我是今年才毕业的，我和一位同学贺君，他也是你从前在国内的同学，同路回国。”
——“贺君也毕了业吗？”
——“他还没有毕业，他因为死了父亲，要回去奔丧。他素来就有些神经病，最近听得他父亲死耗，他更好像疯了的一般，见到人就磕头，就痛哭流涕，我们真是把他没法。此次我和他同船回国，他坐三等，我坐二等，我时常走去看顾他。我们到了门司，我因为要卖些东西，上岸去了，留他一个人在船上。等我回船的时候，我才晓得他跳了水。”
——“甚么？跳了水？”我吃惊地反问了一声。
白羊君接着说道：“倒幸好有几位水手救起了他，用捞钩把他钩出了水来。我回船的时候，正看见他们在岸上行人工呼吸，使他吐水，他倒渐渐地苏醒转来了。水手们向我说，他跳水的时候，脱了头上的帽子，高举在空中画圈，口中叫了三声万岁，便扑通一声跳下海里去了。”白羊君说到他跳水的光景还用同样的手法身势来形容，就好像逼真地亲眼见过的一样。
——“但是船医来检验时，说是他热度甚高，神经非常兴奋，不能再继续航海，在路上恐不免更有意外之虞。因此我才决计把他抬进就近的一家小病院里去。我的行李通同放在船上，我也没有工夫去取，便同他一齐进了病院了。人院已经三天，他总是高烧不退，每天总在摄氏四十度上下，说是尿里又有蛋白质，怕是肺炎、胃脏炎，群炎并发了。所以他是命在垂危。我在门司又不熟，很想找几位朋友来帮忙。明治专门学校的季君我认得他，我不久要写信去。他昨天晚上又说起来，说是‘能得见你一面，便死也甘心’，所以我今天才特地跑来找你。”
白羊君好容易才把来意说明了，我便请他同我上楼去坐。因为往门司的火车要六点多钟才有，我们更留着白羊君吃了晚饭再回去，晓芙便往灶下去弄饭去了。
好像下了一阵骤雨，突然晴明了的夏空一样，白羊君一上楼把他刚才的焦灼，忘在脑后去了。他走到窗边去看望海景，极口赞美我的楼房。他又踱去踱来，看我房中的壁画，看我壁次的图书。
他问我：“听说你还有两位儿子，怎么不见呢？”
我答道：“邻家的妈妈把他们引到海上去玩耍去了。”
我问他：“何以竞能找得到我的住所？”
他答道：“是你的一位同学告诉我的。我从博多驿下车的时候，听说这儿在开工业博览会，我是学工的人，我便先去看博览会来，在第二会场门首无意之间才遇着你一位同学，我和他同过船，所以认得。是他告诉了我，我照着他画的路图找了来。你这房子不是南北向吗？你那门前正有一眼水井，一座神社，并且我看见你楼上的棹椅，我就晓得是我们中国人的住所了。不是你同学告诉我的时候，我还会到你学校去问呢。”
同他打了一阵闲话，我告了失陪，也往楼下去帮晓芙弄饭去了。
六点半钟的火车已到，晓芙携着一个儿子，抱着一个儿子，在车站上送行。车开时，大的一个儿子，要想跟我同去，便号哭起来，两只脚儿在月台上蹴着如像踏水车一般。我便跳下车去，抱着他接吻了一回，又跳上车去。车已经开远了，母子三人的身影还伫立在月台上不动。我向着他们不知道挥了多少回数的手，等到火车转了一个大湾，他们的影子才看不见了。火车已飞到海岸上来，太阳已西下，一天都是鲜红的霞血，一海都是赤色的葡萄之泪。
P171-173
本卷(上、下)选编了郭沫若1949年之前在上海撰写、发表的部分创作。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作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考古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乳名文豹，号尚武，学名开贞，笔名沫若，曾用郭鼎堂、麦克昂、易坎人、坎人等别名或笔名，属龙，四川乐山人。幼年人家塾读书，1906年人嘉定高等学堂学习，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192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留学日本时期他接触了泰戈尔、雪莱、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作品，并且开始创作和发表诗歌等文学作品。
郭沫若的文学生涯与上海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郭沫若最早的在日本福冈留学期间写的那些诗歌，都是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的。1921年4月1日，郭沫若与成仿吾两人相约一起由日本来到上海，自此时起，郭沫若往返穿梭于上海、福冈之间，联络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建立了文学团体创造社，而创造社的大本营安在上海。在1921年至1926年，这段时间是郭沫若诗兴喷发，同时也是他事业方面颇有斩获的时期。他的诗兴勃发凝结为诗集《女神》出版，并与郁达夫、成仿吾一起编辑出版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及《创造社丛书》。1926年3月23日，郭沫若接受广东大学之邀，离开上海去广州就任文科学长之职。同年，他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北伐战争失败，郭沫若于是年的11月回到上海，由于背负国民政府“通缉”的罪名，他隐居于上海市区。期间大病一场，却在病体恢复过程中，又遭诗兴来袭，创作诗集《恢复》。1928年2月23日，郭沫若一家因为不容于当局，被迫再次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开始了他流亡海外的十年生涯。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别妇抛雏”，躲过日本警察的监视，于7月27日回到祖国，落脚‘地是上海。七个月后，郭沫若奔赴武汉，就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之职，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历任《救亡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0年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有关抗战文化宣传工作。此后，到1946年5月8日，郭沫若举家离渝飞赴上海，约一年余，于1947年11月离沪去香港。1948年到解放区，1949年8月当选为首届全国文联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协名誉会长，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等职，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和文化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与交流等事业。同时，继续进行文艺创作，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
郭沫若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可以分为“五四”运动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两个阶段。主要成就表现在诗歌和历史剧两大领域。“五四”时期，郭沫若那“个人的郁积”和“时代的郁积”找到了诗歌这个最恰当的爆发口，奏l出了时代的最强音。郭沫若以火山爆发式的激情，雄放磅礴的气势，一举冲破了我国传统诗歌形式的束缚，从而开一代新诗风。从1919年开始，郭沫若创作并发表了大量的诗歌，结集为《女神》、《星空》、《前茅》、《瓶》。其中，《女神》最为鲜明地体现出郭沫若那强烈的主观抒情的艺术风格，成为我国现代新诗的开山奠基之作。《立在地球边上怒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晨安》、《凤凰涅檠》、《天狗》、《心灯》、《炉中煤》等诗篇，深深打上了郭沫若那大胆、奔放、粗犷、强烈的主观情感的印记。 郭沫若的天性里有既相互结合又自然分离的两个方面，就是爱写自己和爱写历史的倾向。诗歌无疑是郭沫若抒发自己个人情感的最合适的文学样式，而历史剧则成了他爱写历史的称手的另一个艺术形式。
在1920至1922年郭沫若就开始了历史剧的写作，有《黎明》、《棠棣之花》、《湘累》、《女神之再生》(以上编入《女神》)；《广寒宫》、《月光》、《孤竹君之二子》(以上编人《星空》)。以上这些剧作尚不成熟，显得简单。相对比较完整、成熟的历史剧作是《卓文君》、《王昭君》、《聂荌》，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由上海光华书局于1926年4月初版。郭沫若的历史剧贯穿着他强烈的主观抒情的艺术个性，他的创作宗旨是：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郭沫若的历史剧最成熟、最辉煌的时期是在抗战时期，他的《棠棣之花》(1942年)、《屈原》(1942年)、《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在高奏出激越的时代音调同时，他把诗与剧，把个人的主观抒情与戏剧形式结合起来，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成为能够与他“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并肩的代表他一生艺术成就的又一创造。在这里要说明的是，郭沫若抗战时期创作的历史剧，不是在上海写的，但是却与上海密切联系着的。请看，从1920年的《棠棣之花》，到1925年的《聂荌》，最后到1941年的《棠棣之花》，绵亘二十二年，是一个不断生长、不断完善、不断创造的活的艺术发生过程。再看，从1920年的《湘累》、1922年的《孤竹君之二子》，再到1942年的《屈原》，郭沫若把自己从诗人、政治家、历史学家三位一体地融合了起来，成就了他最终诗人和戏剧艺术家完美结合的硕果。因此，我们在这里也选择了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
郭沫若以诗歌、历史剧见长，但是也写小说。从1920年起郭沫若便开始了小说创作，他的小说依然以主观抒情为特色，主要有两个类型，一是自叙传，主人公的名字几乎都叫爱牟，主要作品有：《月蚀》、《漂流三部曲》、《行路难》、《三诗人之死》、《红瓜》、《未央》、《亭子间中》等。另一个类型是，不是自叙传，但是有他自己的情感生活和经历在内。主要作品有：《残春》、《叶罗提之墓》、《喀尔煤萝姑娘》、《落叶》等。郭沫若的小说创作成就与诗歌、历史剧相比，明显逊色。
郭沫若还写了数量可观的传记作品，这些作品记述了作者从童年开始的成长经历，其中有许多生动鲜活的细节，文学性很强。对于了解作家本人的个性、风格，亦会有相当帮助的。因此，在这里，我们选编了写于1928年的《我的童年》和写于1947年的《跨着东海》、《我是中国人》。
郭沫若一生除了诗歌、小说、历史剧、传记文学等大量著作外，另有许多史论、考古论文和译作，对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领域里的又一位巨人。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1978年6月12日浙世，终年86岁。
本卷选文，上卷诗歌部分选自《郭沫若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小说部分分别选自《郭沫若选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和郭平英编《郭沫若代表作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自传部分《我的童年》、《我是中国人》与《跨着东海》分别选自《郭沫若选集》第一卷上、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下卷除了《屈原》、《虎符》选自《郭沫若选集》第三卷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外，其余选自《郭沫若剧作全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一卷。
王文英
2009年3月28日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剧作家。本书收入其新旧体诗数十余首，小说10篇，自传3篇，戏剧14部。新诗《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等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历史剧《棠棣之花》、《黎明》是他的代表作，借古喻今，成为浪漫主义戏剧的典范。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卓越的“全能冠军”式的文化巨人。他在政治领域的重大影响姑且不论，就文化艺术而言，他在文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书法等方面几乎无所不能，并且都取得了第一流的成就。单就文学来说，他既是中国新诗真正的奠基人，又是现代中国历史剧的拓荒者和成功者。郭沫若在长达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勤奋耕耘，著述丰厚，但他只有选择了适合自己个性、气质、才能的革命浪漫主义，其作品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也才有鲜活的生命力。本文集从其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文学领域中精心选收了部分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