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和吴为公编著的《朱自清年谱》作者系最权威的研究朱自清的人士，对朱自清的生平活动按年、月、日的形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其求学、工作、生活及著述情况进行了一一梳理，详细地记述了朱自清的生活、工作经历。

本年谱将一些背景性的事件和与朱自清生平活动密切或不太为人所熟悉的人物以注释的方式予以提示。

朱自清生平事迹及其著作、翻译、书信，年谱中一律记载，日记有选择地记载。所用资料，均按年月日顺序入谱。无日可考者系月，无月可考者系季，无季可考者系年。著译有写作日期者，按写作日期入谱，写作日期无可考者，按发表日期入谱。朱自清著作，稍有意义者，均作内容提要，对能说明其政治观点、思想状况、文艺主张、创作情形的资料，尽量引述原文，作忠实的历史记录。

为帮助人们了解朱自清一生活动，姜建和吴为公编著的《朱自清年谱》酌情收录一些同时代人的回忆和评论文字。一起来翻阅《朱自清年谱》吧！

1898年1岁

1901年4岁

1902年5岁

1903年6岁

1907年10岁

1908年11岁

1909年12岁

1910年13岁

1911年14岁

1912年15岁

1913年16岁

1915年18岁

1916年19岁

1917年20岁

1918年21岁

1919年22岁

1920年23岁

1921年24岁

1922年25岁

1923年26岁

1924年27岁

1925年28岁

1926年29岁

1927年30岁

1928年31岁

1929年32岁

1930年33岁

1931年34岁

1932年35岁

1933年36岁

1934年37岁

1935年38岁

1936年39岁

1937年40岁

1938年4l岁

1939年42岁

1940年43岁

1941年44岁

1942年45岁

1943年46岁

1944年47岁

1945年48岁

1946年49岁

1947年50岁

1948年51岁

后记

1923年 26岁

1月13日 致俞平伯信，载《我们的七月》，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7月版，发表时题名《信三通》。未署名[一年后在《我们的六月》中补署名“佩弦平伯”]。未收集。该信继续讨论人生问题。

朱自清说：“在实际上，我什么时要做什么事，便去做罢，不必哲学地去问他的意义与价值。总之，现在只须问世法，不必问出世法；在出世法未有一些解决以前，我们便只问世法罢了。——话又说回来了，出世法果真有了解决，便也成了世法了。我所谓世法，只是随顺我生活里每段落的情意底猝发的要求，求个每段落的满足！……我的意思只是生活底每一刹那有那一刹那底趣味，使我这一刹那的生活舒服。至于这刹那以前的种种，我是追不回来，可以无庸过问；这刹那以后，还未到来，我也不必费心去筹虑。我觉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往往只“惆怅着过去，忧虑着将来’，将功夫都费去了，将眼前应该做的事都丢下了，又添了以后惆怅的的资料。这真是自寻烦恼！我现在是只管一步步走，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一步。……我的刹那主义，实在即是平凡主义。”

2月3日 发表杂感《父母的责任》。载《新民意报》副刊《星火》，次日续完，署名白水。未收集[该文疑误收。其时朱自清活动区域在江南一带，与济南无涉；且时济南有署名“白水”者活跃，时有文章见之《新民意报》，而那些文章明显非朱自清所作]0

本月 携眷赴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和省立第十师范[一学期后并入省立第十中学，为师范部]任教，分任十中初二国文和十师公民科学概论，后又任高中国文[据刘文起《朱自清温州的足迹》（《温州文学》2007年第5期）载，此事由瑞安周予同推荐、其同乡、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师范部主任金嵘轩提议而成]。先住信河街大士门，不久因大士门失火，搬至朔门街四营堂34号。

张如元说：“四营堂住处是一座有围墙的老式两进平房，前后都有院子。他住靠大门的两间厢房，外问住家属，内间的前半问是他的书房，后半间作灶房用。厢房外有花墙把大院子隔开，自成一个小庭院，环境很清幽。”[张如元：《朱自清先生在温州》。《浙江学刊》：1984年第6期]

陈天伦说：“民国十二年，我在温州中学初二读书，朱先生来教国文，矮矮的，胖胖的，浓眉平额，白皙的四方脸。经常提一个黑色皮色，装满了书，不迟到，不早退。管教严，分数紧，课外另有作业，不能误期，不能敷衍。最初我们对他都无好感，至少觉得他比旁的先生特别噜嗦多事，刻板严厉。……说起他教书的态度和方法，真是亲切而严格，别致而善诱。那个时候，我们读和写，都是文言文。朱先生一上来，就鼓励我们多读多作白话文。‘窗外’、‘书的自叙’……是他出的作文题目，并且要我们自由命题，这在做惯了‘小楼听雨记’、‘说菊’之类的文言文后的我们，得了不少思想上和文笔上的解放。……由于朱先生这样热心的掖导，那时我对于文艺的兴趣，得未曾有。”[陈天伦：《敬悼朱自清师》。《东南日报》副刊《东南风》第六十九期，1948年9月23日]

朱维之说：“他一到温州，温中（包括中学部和师范部）各年级学生都急着要求他教课，他只得尽可能多担任些钟点，奔波于两部之间。但他不因课多而敷衍，每每拭汗上讲台，发下许多讲义，认真讲解。我们坐在讲台下面，望着他那丰满而凸出的脑袋，听他流水般滔滔不绝的声调，大有高山仰止之慨。”[朱维之：《佩弦先生在温州》（未刊）。转引自季镇淮《朱自清先生年谱》]

朱自清的到来，推动了温州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朱维之说：“佩弦先生擎了新文艺的火炬到温州（永嘉），使那里的新文学运动，顿放光明。当地刊物、日报副刊上的文学作品骤增，这显然是受他的影响。”[朱维之：《佩弦先生在温州》（未刊）。转引自季镇淮《朱自清先生年谱》]  马星野说；“朱自清在温州十中教书时，我是十四岁的学生，他鼓励我多写，要我在课外多读些文学方面的书，他那时写作很多，当他在接到稿费的时候，总不忘记买几本书给我共同欣赏。这一年间，他的《毁灭》、《笑的历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发表，每次我都分享到快乐和荣耀。”[马星野：《我与朱自清先生——（朱自清研究）序》。《朱自清研究》（周锦著），（台北）智燕出版社1978年8月版]

金溟若说：“我追随朱先生半年，慢慢地知道运用中国文字。我写出了第一篇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散文，题为《孤人杂记》。朱先生看了，居然很欣赏，把它寄给了《时事新报》的《学灯》上发表，并为我取了‘溟若’两字，作为笔名。这是我的第一篇散文。后来又写了一篇《我来自东》，朱先生也要了去，刊在《我们的七月》上。”[金溟若：《怀念朱自清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五期，1964年11月。《我来自东》刊于《我们的六月》]

3月8日 作新诗《细雨》。收入《踪迹》。该诗以春风中绒毛般的星星细雨，简炼而传神地写出了对春天来临的喜悦。

3月10日 《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号“国内文坛消息”提及“朱自清，徐玉诺，俞平伯，刘延陵，郑振铎五君也将收集《雪朝》出版以后所作的新诗，合出一诗集”。该计划后未见实现。

4月10日 致俞平伯信。载《我们的七月》，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7月版，发表时题名《信三通》。未署名[一年后在《我们的六月》中补署名“佩弦平伯”]。未收集。该信继续讨论人生问题。

朱自清说：“我们不必谈生之苦闷，只本本分分做一个寻常人罢。……这种既不执着，也不绝灭的中性人生观，大约为我们所共信。于是赞颂于诅咒杂作，自抑与自尊互乘，仿佛已成为没旨气，没旨趣的妄人了。其实我们自省也还不至于如此。但在行为上既表现不出来，说得好一点是‘和光同尘’，说得不客气些，简直是‘同流合污’了。我们虽不介意于傥来的毁誉，但这样的一年一年的漂泊着，即不为没出息，也可以算得没味了。如何能使来年来月来日的生活，比今年今月今日的有味些？这便是目下的大问题。”

4月28日 作小说《笑的历史》毕。载本年6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六号，署名朱自清。收入《小说创作选》，新文化书社1924年11月版；又收入“小说月报丛刊”第二十二种《笑的历史》（小说月报社编），商务印书馆1925年1月版。

小说以妻子武钟谦为原型，用第一人称述说了“我”在旧式家庭中由爱笑到不敢笑到不愿笑以至于厌恶笑的情感历程，揭露了旧家庭对人性的束缚和扭曲。小说发表后受到社会的注意和好评，不少读者著文评论，说这种“使读者读了血泪进流的作品，一定是作者血泪的结晶，是从受了深刻的创痕的心底深处放射出来的”[善行：《朱自清君的（笑的历史）》。《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十二号，1923年12月10日]。但朱自清后来自称该作“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朱自清：《（背影）序》。收《朱自清全集》第一卷]。本月以通讯投票的方式，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第四届评议会候补评议员。当选为候补评议员的还有邰爽秋、恽代英、杨贤江、高君宇、刘仁静等八人。5—6月间作旧诗七律一首。未发表，未收集。该诗为所存朱自清最早旧体诗，兹录如下：

落拓江湖意气孤，敢将心事托菰芦。

逢君悦见百间屋，入洛追怀九老图。

燕国文章惊一代，草堂风韵照东都。

从今大道凭宗匠，勿向时人问指趋。

温州十中同事张桐于5月18日作七律《赠十中国文同事朱佩弦先生》。收到该诗后朱自清以原韵作此和诗回赠。张桐又作七律《得朱佩弦和诗叠前韵答之》。  6月10日 偕校长郑鹤春和其他几位新同事在西餐馆宴请校内同事。张榈说：“晚六点，与校内诸同事赴五马街功一西餐馆。十师校长郑萼邮暨新同事朱佩弦、杜天縻、卢绶青……八位来请予等本晚饮酒，故也到……既而客齐入座，宾主共二十六人……余席散回校时已九点。”[见《张榈日记》，未刊，原件存温州图书馆。转引自刘文起《朱自清温州的足迹》。《温州文学》2007年第5期]暑假回扬州探望父母[朱家自1922年秋季始，迁居东关街仁丰里]。

7月30日 文学研究会主办的《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改为《文学》周报，朱自清和王统照、沈雁冰、沈泽民、周予同、周建人、俞平伯、胡愈之、许地山、陈望道、徐玉诺、徐志摩、郭绍虞、叶绍钧、耿济之、郑振铎、刘延陵、谢六逸、瞿世英、瞿秋白、严既澄、顾颉刚等二十五人被聘为特约撰稿者。

7月28—31日 偕俞平伯同游南京，游览了清凉山、秦淮河等地[朱自清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说“八月的一晚”，不确]。临分手前相约，各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写一篇散文。P32-35

一、本年谱为《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的修订本。

该年谱出版时，《朱自清全集》尚未出齐，一些资料未及收入；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与朱自清生平活动相关的资料陆续面世，更多的朱自清生平活动方面的疑难问题获得解决；编者近年来陆续发现的朱自清佚文，除已提供给《朱自清全集》者外，尚有若干未及收入《全集》，应予提示；该年谱本身尚存在若干讹误需要订正。鉴于上述原因，故对该年谱予以修订。

二、本年谱基本不改变原年谱体例。惟对全谱内容和文字作全面修订。

三、朱自清生平事迹及其著作、翻译、书信，年谱中一律记载，日记有选择地记载。所用资料，均按年月日顺序入谱。无日可考者系月，无月可考者系季，无季可考者系年。著译有写作日期者，按写作日期入谱，写作日期无可考者，按发表日期入谱。朱自清生前未发表、而见于1949年10月以后中国大陆的各种报刊、书籍的著译，一般不一一注明出处。

四、朱自清著作，稍有意义者，均作内容提要，对能说明其政治观点、思想状况、文艺主张、创作情形的资料，尽量引述原文，作忠实的历史记录。

五、为帮助人们了解朱自清一生活动，酌情收录一些同时代人的回忆和评论文字。

六、本年谱将一些背景性的事件和与朱自清生平活动密切或不太为人所熟悉的人物以注释的方式予以提示。注释以脚注形式出现；将考证性或说明性的文字以小一号字体放入“[]”中，直接附在相关被考证或被说明的对象之后。

七、原《朱自清年谱》作者之一的吴为公先生因患病及辞世，未参加本年谱的修订工作。

《朱自清年谱》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5月出版，迄今有十多年了，世面早已绝迹，手边的存书也被搜罗一空。故这些年来面对不时出现的索书者，只能报以无可奈何的苦笑。

编出的书对人们有用，这是作者的福分。只是作为作者，我深知原年谱还存在着若干缺憾：一是当时《朱自清全集》尚未出齐，一些资料无法使用或未及收入；二是这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与朱自清生平活动相关的文献陆续面世，这为解决朱自清生平活动方面的疑难问题提供了条件；三是编者这些年来陆续发现的朱自清佚文，除随时提供给《朱自清全集》者外，尚有若干未及收入全集，也应予提示；四是该年谱本身尚存在着一些讹误需要订正。鉴于上述原因，需要对该年谱进行修订。

当然，修订工作并非始于今天。实际上，从年谱出版的那天起，这个工作就始终在进行，每有新的材料新的发现就随时增补，我那本专门用于修订的存书，也逐渐被各色纸条和各种墨色的字迹粘贴涂抹得面目全非。这样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十多年来成绩倒也颇为可观。

按说，本书可以早点出来，譬如2008年是朱自清先生诞生110周年逝世60周年，学界在扬州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在那个时候出版，是对朱自清先生的一个纪念。只是出于追求完美的心态，想把所有的疑难问题全部解决，以收一劳永逸之效，故而一拖再拖，延宕至今，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今年适逢本院资助出版学术著作，本书有幸列入计划，考虑到这样一本不可能畅销的书在短时间内未必能找到合适的出版社，于是我也就不再固执己见了。

此时此刻，不免想起我的合作者吴为公先生。跟吴总相识多年，见面总离不开朱自清的话题。还是在吴总病体尚可的时候，有一次又聊到这个话题，吴总建议我把《大地足印》修订再版，这本书是我和吴总合作的开始——我是作者，他是编者。我懂得吴总的意思，他想在生命的最后再为我做点事情，这让我非常感动，他总是那么细致周到地为别人着想。只是那书受体例的限制，很多想写的东西不适宜放在内，即使修订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另起炉灶重写一本又没有完整的时间。我表达了我的想法，又跟吴总说，目前我更想做的，是修订《朱自清年谱》。吴总说，这书是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的，如果修订再版，应征求他们的意见。后来吴总病重，这件事也就没有再提起。今年初夏，想起吴总的话，我给安徽教育出版社《年谱》的责编张雪芹先生写了信，征求他并通过他征求他们出版社的意思。至今没有接到回信，许是张先生已经退休感到难以措手吧。吴总辞世已经三年了，此时《朱自清年谱》能够修订再版，想吴总在天有灵是会感到欣慰的，这也算是我跟吴总相交多年的一个纪念吧。这里，附录吴总去世时我写的一点感想，聊以追怀。

这些年来，许多我敬重的师长前辈陆陆续续地驾鹤而去。每到这个时候，心中惆怅难以言状。此刻，我又一位相交近二十年的前辈吴为公先生魂归道山，留给我无尽的思念。

吴为公先生患病已经有几年了，尽管身体很消瘦，但精神挺好。每次去看他，他总显得很开朗，说很多话，说对于疾病，战术上要重视它，配合医生，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但战略上要藐视它，别被它吓倒，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说完哈哈一笑。我知道，昊总（我习惯于称他“吴总”）生性达观，他早已参透了人生玄秘。但对于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来说，这么说是为自己打气，更多的是在宽慰别人，他是不愿意让别人替他担忧的。后来，吴总谢绝了我登门，我们便更多地通过电话联系。在电话中，吴总的声音也还响亮，让人感到他的生命之火依然旺盛。

可近日给他家中打电话时，师母却告诉我他的情况相当不好，甚至很难熬过年关。放下电话，我久久无语，唯一的念头就是祈祷吴总能挺到新年，企盼新年的新气象能给吴总带来转机。然而，命运无情，我的这一小小的愿望竞无法实现。

第一次认识吴总是1988年在扬州的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我的一个专业研究方向是朱自清研究，而江苏教育出版社作为《朱自清全集》的出版单位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办。从此，围绕着朱自清先生的出版与研究，把我与吴总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在一起，最多的话题就是有关朱自清研究。我们总是毫无保留地交流信息，互相支持。吴总支持我的写朱自清传记的想法，给我提供了不少资料。我有不少有关朱自清生平事迹的线索需要到北京查找落实，可出差经费没有着落，迟迟不能成行。吴总知道此事后，提出由出版社提供这笔经费，以替出版社出差的名义赴京，而我则将找到的所有朱自清佚文交由《朱自清全集》出版，如此算是公私两便。吴总对于后辈的提携帮助，既落到实处，却又丝毫不让人感到有精神负担。这样的细心体贴，是让我永远铭感的。我在清华大学找到了朱自清的数十封书信，都交给了吴总。这些年来，我交给吴总的朱自清佚文，约在百篇开外。

当我把朱自清传记的书稿《大地足印》交给吴总的时候，发生了一个研究者最担心的撞车事情——另一研究者的朱自清传记先于我出版了。我惴惴不安地把这一消息告诉吴总，吴总却以一个出版家的非凡气魄劝我安心。他审阅了我的书稿，告诉我，就书稿结构的安排，材料的取舍，观点的把握等等，我的书稿自有其价值，他决定维持原议。他不仅亲自担任了《大地足印》的责任编辑，并且出面联系了朱自清先生的公子朱乔森先生为之作序。我想，如果没有吴总的慧眼和魄力，这本书的出版恐怕不会这么顺利。这是让我永远感激的。

吴总是《朱自清全集》的责编，他拥有许多有关朱自清生平和著作的资料，而我由于多年浸淫朱自清研究，在这方面也有着大量积累。于是，我与吴总之间有了再一次的合作——编撰《朱自清年谱》。这一次，我们成了合作者。

我们的合作是亲密无间的，可当年谱出版后，为了6000余元稿费，我们却出现了争执。我提出，我们是合作，稿费自然一人一半。而吴总坚持认为，我做的工作比较多，我应该拿5000元，他仅取1000元。为此我们争执了许久，最后两人各退一步，才算了结。在有的人挖空心思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当下，吴总却如此地一毫不苟取。这不仅让我感激，更让我敬重。

2005年，吴总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他仍然关心着我，关心着我的研究工作。在他的帮助下，我承担了《朱自清图传》的写作任务。我意识到，留给吴总的时间恐怕不多了，我很想通过这本书，表达我对吴总的敬意，也为近二十年来我与吴总的交往留下一点纪念。于是2006年初书稿写好后，我提出请吴总写一篇序言。为了不增加吴总的负担，我事先拟了一个草稿，请吴总审定。当我把这个意思向吴总提出后，却被吴总固执地拒绝了。他不让我登门，甚至不让我把代拟的序言草稿寄给他。他反复陈说他不做研究，“不够资格”，不能“无功受禄”……听着吴总谦诚的话语，听着吴总吃力的声调，我无法再坚持下去。刚放下电话，吴总又追了一个电话过来，除了再次婉谢而外，又热心地向我推荐他认为合适的其他作序人选。

这是怎样的一种宽阔的胸怀，这是怎样的一种博大的风范，这是怎样的一种崇高的人格。这不仅让我敬重，更让我景仰！

那封没能发出去的信依然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这里且摘引一段聊寄我的哀思：

……

说人格，听起来也许有点空，有点玄，其实不然。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个人为人处事是八面玲珑还是表里如一，是萎萎缩缩还是堂堂正正，是揽功诿过还是勇于自省，是放纵欲望还是严于律己，是糊得过去就算还是力求尽善尽美，这些都是人格的表现。平常的时候或者短时间内做到后者不算困难，但是否在无人监督的时候仍然如此？是否在面对巨大诱惑的时候仍然不改初衷？是否在涉及前途的关头仍然坚定不移？是否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时候仍然义无反顾一往无前？这些嘴上说起来可能不困难，但真正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否则，这年头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落水官员和破产富豪。……朱自清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也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可亲可近仿佛就生活在你身边的师长朋友，一个值得学习也能够学习的人。

……

在有人为个人的蝇头微利争得打破头的时候，吴总却以他的言行，展现了一种巨大的崇高的人格力量，他告诉我们：人，应该怎样活着！人，可以这样活着！

在这个意义上，吴为公先生，同朱自清先生一样，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值得学习也能够学习的人。

对于该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朱自清先生的哲嗣朱闰生先生。闰生先生蔼然淡然谦和质朴的风采令我心折，对我从事朱自清研究帮助甚多。还要感谢闰生先生的公子朱小涛先生，也许是我们年龄相仿，有着许多类似的经历和记忆，也许就是冥冥中说不清的一种缘分，我们一见如故，虽说见面的机会不算多，但他心中总牵挂着我，让我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于朱自清生平史料每有所获，他总在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也经常无所顾忌地麻烦他，于一些外人看来无足轻重的史料向他求证求助。还要感谢台湾学者王琼玲教授，她我在台湾搜集了一些我在大陆没找到的资料。最后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曹美娜女士，她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

作者

2009年岁杪于金陵二笑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