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第一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叶永烈文集·纪实文学系列：文坛风云录》是其文集之一。

在《叶永烈文集·纪实文学系列：文坛风云录》中作者以亲访、亲见、记录了中国文坛的风云变幻。

《叶永烈文集·纪实文学系列：文坛风云录》中作者叶永烈以亲访、亲见、记录了中国文坛的风云变幻。主要包括著名女作家戴厚英、“青年作家”路翎、作家韩素音等众多文坛大家在“文革”动荡年月的坎坷人生，《叶永烈文集·纪实文学系列：文坛风云录》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的命运，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雾中的花

她的心是一个“人”

追踪戴厚英的音容笑貌

难忘的最后一瞥

从来没有一位上海作家死得这么惨

连夜分析案情为凶手“画像”

在两千名关系人中“捞针”

谣言四起猜疑纷纷

案情有了重大突破

直扑界首智擒凶犯

凶手交代了作案经过

她曾三次与我谈到死

“弱女子”肩上压着三副重担

“大批判”使她一举成名

父亲“划右”影响了她一生

她原本是路边的一棵小草

她曾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

家庭的离异

把对闻捷的爱凝聚在《诗人之死》

对闻捷的最初印象

和闻捷在苦难中相恋

在诗人的血泊中站起来的作家

张春桥的“批示”使大祸降在闻捷和她头上

把痛苦深深埋在心中

写《诗人之死》的起因

《诗人之死》差一点胎死腹中

《人啊，人！》的催生和厄运

“大批判”的炮弹朝《人啊，人！》倾泻

她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路

她并不回避自己做过的“蠢事”

《人啊，人！》以反“左”为基调

她痛斥对她的种种诽谤

“大批判”成了难得的“免费广告”

“我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

不倒，不垮，不降，不死！

女儿深爱着“小个子妈妈”

她终于摘去“心里的肿瘤”

“我要做人，研究人，写人

打着“白旗”进人中国作家协会

终于论定“戴厚英是爱国的”

磨难出作家

哦，苍天在上！

戴厚英采访手记

“斯文扫地”

垂垂老矣的“青年作家”

在风刀霜剑下默黩扫地

胡风，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他因“反革命”罪锒铛入狱

患难夫妻泪眼相对

愿后生后世平安

梁实秋的梦

一朵遗憾的浪花

北国青枣寄相思

三寻四宜轩

“生前著作无虚日”

“富与贵浮云耳”

曾期待“双双回到本国”

终于“得大陆子女消息”

重返台湾埋头书斋

与长女阔别重逢

献上同情的花束

“梁先生能看到这一切就好了”

韩素音关注着中国的命运

总书记跟她谈了三个多小时

她曾走过崎岖的生活道路

龚澎帮助她走出寒冷的阴影

会晤周恩来成为她一生的转折点

成为架在东西方间的一座桥梁

作为作家，她已出版了24部著作

可敬可佩的女强人

海外华文作家中的四朵金花

在香港巧逢四朵金花

一朵飘动的云——陈若曦

“恒远不累的旅人”——尤今

“坐云看世景”的林湄

百善“笑”为先的吴玲瑶

文坛侧记

头上一片蓝天

周扬的电话引发雷鸣般掌声

宗福先谈《于无声处》

幽默的艾青

与儿童文学作家们聊天

秦牧喜欢科学家的诗词

上海代表团成为焦点

“水中陆上两栖”

我写了《不再怕》

过了12个年头

陈村成了“新闻人物”

我成了北大的“稀有元素”

在传记研讨会上发言

儿童文学的“退伍军人”

快人快语张抗抗

老资格的女作家菡子

王蒙的讲话引起哄堂大笑

我从旧金山归来“单刀赴会”

文坛群英济济一堂

中央首长与三千代表合影

江泽民发表主旨讲话

老朋友·新朋友

金炳华来到上海组

等额选举的那一天

北大·文学馆·卢沟桥

总书记登上舞台

第四次出席作家代表大会

从上海飞往北京

胡锦涛发表主旨演讲

步人北京饭店“金色大厅”

铁凝·“铁主席”·“铁丝”

两次会外的聚会

与外地的作家们交流

跟上海团的代表们交谈

与艺术家们相见

我乘坐过各式各样的电梯：从五星级宾馆那透明的观光电梯，到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那十几秒内可以升到二百多米高的高速电梯；从上海外滩旧式大楼里铁栅式移门老牌电梯，到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里只能容两人乘坐的三十年代电梯……

1996年10月10日，我去上海东北角的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乘坐的却是自己从未见过的电梯：那湖绿色的电梯特别大，足有七八个平方米，像个小房间。电梯里居然有一道移动式的铁栅门把电梯隔一为二。后来才知道，在法庭传唤刑事犯人出庭时，法警押着犯人乘这电梯时要把犯人关在电梯里间，拉上铁栅门。 那天，我一早离家，乘地铁然后换坐公共汽车，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齐齐哈尔路。我步入这里的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乘坐着这硕大而奇特的电梯，来到位于六楼的第六法庭。

比起别的法庭，第六法庭显得格外大。凡是大案的庭审，通常在这里举行。当我拿着旁听证走进法庭时，便看见许多记者朋友已经坐在旁听席上。好几家电视台的摄像师正在摆弄灯光，选择拍摄角度，地上电线纵横交错。到了开庭时，约莫40来位记者出席旁听一上海的新闻单位，几乎都派出了记者。还有一家报纸，甚至派了三位文字记者、一位摄影记者。

在如此众多的记者中，我是唯一的例外——我不是新闻记者，只是“旧”闻记者而已。这一回法院开庭，由于我的朋友富敏荣律师的建议，也通知我这“旧”闻记者前来旁听。

其实，在作家之中，我也是唯一的例外——没有一位作家出席这一旁听，我却来了。

写小说的作家自然不必出席这样的旁听，而我致力于纪实文学，人称“记者型”作家，再说采访也是纪实文学创作所必不可少的。

上海的新闻记者们云集这里，是因为这里成了新闻“焦点”：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及其侄女在上海凉城新村寓所被害，噩耗传出，成了众所关注的重大社会新闻。凶手陶锋被捕后，10月10日这天，由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理所当然引起了上海的新闻界的关注。

我这“旧”闻记者也加入了旁听的行列，因为我是戴厚英的文友，在她生前曾详细采访过她。我为她如此不幸而逝痛惜不已。作为上海的纪实文学作家，我认为，戴厚英遇害是纪实文学的重要命题，我必须为她写作。

在戴厚英遇害后的第4日，香港《明报月刊》便打电话来，约我赶写纪念文友戴厚英的文章。

我找出多次与她谈话的录音带和采访笔记，还找出为她拍摄的照片、底片以及她送给我的著作，还有我在十几年前从报刊上剪下的许多批判《人啊，人！》的文章，开始着手写作纪念她的长文。

我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于翌日——_1996t年8月-29。日传真给香港《明报月刊》，题为《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上)。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九期本来已经上机印刷，为纪念戴厚英而停机补上此文。几天后，这一期《明报月刊》就发行了。

紧接着，笔者续写了两万多字的《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下)，传真给《明报月刊》，发表在该刊第十期。

作为作家，我与新闻记者们的视角不同。他们关注的是侦破工作的进展情况，公安人员如何侦破凶手，凶手如何杀害戴厚英，法庭怎样审理这一大案……而我呢？我所注重的是用我的笔，向广大读者介绍我所了解的戴厚英，她是怎样的作家，她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她的人品，她的作品特色……一句话，我关注的是她的“心路历程”。

我是在十多年前《人啊，人！》遭到密集性“批判”的那些日子里，也是像现在一样乘了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来到戴厚英家里，与她进行了一番长谈。那时，她回避新闻记者，但是面对我的录音机，她却敞开心扉，说出了内心真实而深刻的话语。因为我不是来“抢”新闻，而是作为同行，特别是作为对许多问题都有着和她一样见解的同行，与她进行心对心的交流。所以，我们能够作深层次的交谈。她对于我的采访，可以说是毫无保留。至今，我还不能全部公布她那时的谈话。也许她的有些话，在十年之后方可公开发表。从那以后，我们有了许多来往。正因为这样，我为她的遇害而深深痛惜。我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走出书房，关注这一系列本属新闻记者关注的活动。

这一回，我坐在离凶手陶锋只有两公尺的地方，非常清楚地旁听法庭对他的审讯，并观察他的每一个反应，听取他的一系列陈述。我做了很详尽的笔记。法庭的审理，使我对戴厚英的遇害过程有了深入了解。遗憾的是法庭规定不准录音。

在法庭上，唯一出庭的证人，是戴厚英的弟弟戴厚泉。他是戴厚英死的见证人，理所当然成为新闻记者们极为关注的对象，谁都想采访他。但是，在庭审没有结束之前，谁也无法采访他。

庭审刚刚结束，戴厚泉已不见踪影。在法院招待记者们吃中饭的时候，我却正在37路公共汽车上，与戴厚泉聊着。他和我都没有在法院吃饭，没有坐专车，而是一起乘坐公共汽车，我们在车上交谈着。这一次，他同时失去了姐姐和女儿，心境茫然。我没有对他进行记者式的新闻采访，不愿跟他多谈那些沉重的话题，而是跟他聊戴厚英的父母，聊她的家乡，聊她的姐姐以及弟妹……我在十多年前，去过他妻子茅维琳在上海的娘家，因为戴厚英有时进城，就住在那里。记得，我在那里见到一个小女孩，捧着一片西瓜，吃得津津有味。我用照相机给小女孩拍了一张吃西瓜的照片，送给了戴厚英，而戴厚英又把照片送给了他——因为这小女孩，便是戴厚泉之女戴慧。不料，这一回，戴慧与戴厚英竟一起遇害！我跟戴厚泉说起那张戴慧吃西瓜的照片，他长叹一口气……

新闻记者们回去后，忙于写报道，翌日就见报了。他们刚刚“抢”完这一新闻，又忙于去“捕捉”更新的新闻。我这“旧闻记者”与新闻记者们截然不同。我不“抢”新闻。在时效性方面，我远远不如新闻记者。我所注重的是写好《人啊，人！》的作者戴厚英这个“人”。记者们的天地是报纸，我的阵地则是书籍。

我在《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一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改，用电脑不紧不慢地“敲”出了《雾中的花——著名女作家戴厚英的心路历程》一书，以慰文友戴厚英在天之灵，也献给众多关心她的读者。

在这里引用香港《明报月刊》编者为《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所加的编者按。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九期的编者按如下：

著有《人啊，人！》、《诗人之死》等长篇小说的上海著名作家戴厚英，8月25日下午在家中惨遭杀害。

戴厚英自1978年起开始小说创作，她的文学作品因为人性和人道主义色彩过浓，曾经一度在中国大陆受到批评。

戴厚英近年来在政治和．文学创作上较低调，主要耕耘领域集中在文学理论等课目上，并且对佛学产生兴趣，著述颇丰。

戴厚英出生于1938年，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到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1979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二年转入上海大学文学院。

戴厚英一生坎坷，在文学创作和个人情感上遭遇过多重创伤。上海著名作家叶永烈是戴厚英生前好友，曾数度采访戴厚英。如今，叶永烈那些采访戴厚英的录音已成戴厚英留在人间最后的声音。本刊独家约请叶永烈撰写三万字长文，追踪戴厚英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和她此生走过的心路历程。文章将由本期开始连续刊出。P3-5

人们常用“日月如梭”、“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问”形容人生的短暂，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往往没有这样的感觉。昨日还被称为“青年作家”、“文坛新秀”的我，忽然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电话，说是要为我庆贺70岁生日，使我猛然间感到岁月飞逝，连我也进入“古稀”之列。

也就在这个时候，湖南人民出版社时任副社长许久文先生一行专程从长沙飞来上海，跟我商谈出版《叶永烈文集》事宜。我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原本并无太多交往，只在1980年11月由该社出版过《碧岛谍影》一书(后来被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此后就没有联系。他们要出版我的文集，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他们是有备而来，他们“跟踪”我多年，读了我大量的作品，所以决定出版我的文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诚意，很使我感动。我当即表示非常欢迎。我希望能够借助出版文集，回顾自己的60年创作历程(我在11岁时开始发表第一篇作品)：同时也趁出版文集之际，对作品进行全面的整理、修改、补充，以更好的质量、更新的面貌奉献给广大读者。

不过，我也如实、坦率相告，由于我的文集总字数多，卷帙浩繁，出版不易。

记得，在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5卷本《叶永烈自选集》之后，曾经有两家出版社打算出版我的文集，都半途而废：

先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在1999年推出《叶永烈文集》，共50卷，1。700万字，我已经全部交稿，但是在出版了13卷之后，没有出下去；

200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接了过去，把人民日报出版社尚未出完的《叶永烈文集》继续出下去，出了15卷，最后仍是半途而废，未能出下去。

在此后的10年之中，我又创作了许多新作。我虽然并不清楚作品的精确的总字数，但是超过2000万字、60卷是无疑的。事不过三。我希望第三次出版《叶永烈文集》，不再虎头蛇尾，能够有始有终，出全出好。

我的作品数量众多，无非是出于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出道早”。我在19岁就写出第一本书，20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迄今的总 ‘印数达到2．1亿册。《小灵通漫游未来》印了300多万册。经我授权、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用户也达到一亿。所以有朋友笑称，我在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成为“三亿”精神富翁。

二是我从事专业创作早。1979年1月及3月，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关心我的创作情况，作了两次批示，这样我在1980年离开了工作繁重的导演岗位，调往上海市科协担任挂名的常委，实际上是从事专业创作。1987年，我调往上海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直至2000年退休。我退休之后，毫无退休之感，仍像担任专业作家那样埋头于创作，所以我前后有30年时间从事专业创作。

三是我用电脑写作早。我是中国作家中第一批“换笔”的作家之一，在1992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电脑大大提高了写作效率，减轻了写作的劳动强度。其实，我在用笔写作时，也大都是一次成稿，即便是给《人民文学》、《收获》杂志写的小说，也是一稿完成。在用电脑写作之后，如虎添翼，我的写作速度就更快了。

四是我的“拼命三郎”脾气。从事专业创作之后，30年来我过着“5+2”、“白+黑”的生活。所谓“5+2”，即除了每周5个工作日之外，周六、周日我也都在写作。所谓“白+黑”，即白天加夜晚。我习惯于早上6：30起床，开始工作。在晚上，除了看电视新闻之外，我差不多都在写作中度过。一年到头，我除了出差、采访、旅游之外，“全天候”写作。

五是家庭和睦，妻子支持。妻“承包”了全部家务，使我能够全力以赴从事写作，无后顾之忧。妻还是我的作品的第一读者、第一评论者，也是一位仔仔细细的校对者。她常帮助我把一些资料、引文输入电脑，或者把1992年之前手写的作品输入电脑。

令我扼腕叹息的是，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直至1978年，前后整整15年，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五七干校”所浪费。这恰恰是我从23岁到38岁的年富力强的人生黄金时期。如果那15年用于专业创作，岂止可以多写1000万字。这是最大的时间的浪费，生命的浪费。更何况那无休无止的澎湃在中国大地的极“左”思潮，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以致后来不得不花费很多精力去拨乱反正，这才终于走上真理的轨道。

我视创作为生命，把作品看做是“凝固的时间”。笔写来的，斧头也砍不掉。自从1l岁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我一辈子可以说是“从一而终”，只从事一项事业，即文学创作。

其实，有两个时期，我完全可以不写作：

一是“文革”时期，出书时除了送50本样书之外，没有一分钱稿费。在那样的岁月，我白天在农村下地劳动，或者在电影厂里做“煤渣砖”、挖防空洞，夜晚像做“地下工作”一般悄悄写作，居然也出版了lO本科普、童话等“远离政治”的书，还写好一大批书稿，压在我的抽屉或者出版社编辑的抽屉里，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的作品如同喷泉涌出，在1978年我一度创造了“月出一书”的记录。

二是现在，我的两个儿子都事业有成，我自己也拥有一批知识产权，很多人都劝我不必写了，含饴弄孙，坐享清福。我却依然不停地写作。我先后12次应邀出席全国书市，还多次出席北京书市、上海书市、羊城书市，就是因为我不断推出有影响的新著，出版社借助于书市“造势”，举行新书首发式或者签名售书。

在中国作家之中，我是很另类的一个。我的作品除了数量多之外，而且体裁多样。我是一个写作兴趣非常广泛的人，早年写诗，后来写过小说、散文、童话、寓言、电影剧本、杂文、评论以至相声、快板、歌词，最后定位在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文学。

我是中国作家之中不多的出身理工科的作家之一。我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化学本科，毕业之后却“背叛”了化学，从事电影、文学创作。正因为我有着理科背景，所以早年写了《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普、科幻作品：此后转向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进行“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的采访，写下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写下关于1957年全景式的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写下182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写下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邓小平改变中国》等等：随着我的两个儿子分别在台湾、美国安家，我5次去台湾，7次去美国，并开始世界性的漫游，足迹遍及五大洲，拍摄了十几万张照片，写下二十来本图文并茂的“行走文学”作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记述异域风情，诸如《美国自由行》、《星条旗下的生活》、《樱花下的日本》、《真实的朝鲜》、《欧洲自由行》、《澳大利亚自由行》、《一半沙漠一半海——埃及和迪拜》以及《大陆脚游台湾》、《台湾那些事儿》等等。其中在美国“9·11事件”爆发时赶往纽约所写的长篇《受伤的美国》以及苏联解体10周年时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所写的长篇《行走俄罗斯》，则已经超出“行走文学”的范围，成为国际重大事件的纪实文学。科普、科幻作品，纪实文学，行走文学，形成了我的作品的三大板块。

我母亲说我属“劳碌命”，还说我是吃“英雄饭”的。大约命中注定，我要劳碌一辈子。这一回我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约，着手整理、修改我的2000多万字的作品，分卷、分批出版，这无疑是一顿“英雄”才能吃下的硬“饭”，我又要“劳碌”一阵子了。我的体质向来不错i常以病历卡保持空白记录而逞“英雄”。然而2008年秋日的一场突然袭来的大病差一点给我的生命画上句号。我是写好遗嘱上手术台的。由于大夫的精心治疗，我算是从手术房里捡回一条命。经过这次与死神搏斗，我倍感时间的宝贵、生命的有限。2009年我以近乎“疯狂”的速度“抢点运行”，出了十几本书，又一次创造“月出一书”的纪录。我还日夜兼程赶写了42万字的长篇新著《钱学森》，在“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院士去世之后一个月发行全国。

2010年1月底，我接到医院统计员的电话，她一再问，接电话的是不是叶永烈本人，我告诉她我刚从迪拜、埃及归来，听得出电话那头传来吃惊的声音。我在出院之后已经第二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明白这是在“跟踪”统计手术后的“存活率”。我不在乎我能“存活”多少年，但是我很在乎我能写作多少年。写作着是美丽的，写作的人生是灿烂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的我，一切正常，照样出国，照样采访，照样写作，只是多了一种强烈的时间紧迫感。我希望在完成《叶永烈文集》的整理工作之后，能够全力以赴写出几部长篇新著。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出版的《叶永烈文集》，只收入我在中国内地能够出版的著作。我还有一部分在香港、台湾出版的著作以及已经完成的《“风波”三部曲》(即150万宇的《出没风波里》、《现在可以说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后两部长篇，尚不能收入。

还要说明的是，我从各地书摊上买到近50种署名叶永烈著的伪作，诸如“赖昌星黑色三部曲”之类，还有以《叶永烈文集》名义出版的《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与林彪》、《毛泽东与周恩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等等，皆非我所著，自然也不能收入《叶永烈文集》。

叶永烈

2010年4月18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