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先生是我们当代中国几代学人中的异数，她的学养深厚而健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开放心态，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无形中成全了她这样一个文化意义上真正的“富家子”：虽曾失落仍能高贵，虽然峻急仍能优裕，尤其是能立足道统而能教训教化。她晚近的写作，是一种回归自我和文明常识的人生示范，是对当代汉语中暴发心态、投机心态、造论心态的校正。

《资中筠自选集：闲情记美》所收文章写于1980-2010年间。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

《资中筠自选集：闲情记美》所收文章写于1980-2010年间。和《资中筠自选集》其他作品相比，《资中筠自选集：闲情记美》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很大。内容涉及作者所写的序跋或者读书随笔、域外风情、关于音乐的随感和记忆等较为私人化的问题。作者所谈所思所想，反映了作者在美学、文学、艺术、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的独特视角和观念，呈现了作为学者之外的性情的一面。

自序

《旅美小事》序

关于巴金《家》的随想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读《丁庄梦》

深入浅出为文章之上乘——《哲学的慰藉》译序

信、望、美的追求——《啊，拓荒者！》重版序

黄遵宪的《新别离》诗

热潮退后话《廊桥》

诺贝尔文学奖有世界意义吗？

经久不衰的完美境界——《啊，拓荒者》中美的启示

巴尔扎克笔下的官僚体制

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

巴黎市府大楼前的游行圈

访旧得旧的惊喜——重游维也纳之一

体验“音乐之都”——重游维也纳之二

在国外“吃请”记

信誉能否靠良心保证？

总统早祷——旅美通信

从玩具钢琴启蒙

个人演奏会

清华园的弦歌雅乐

钢琴与政治

复苏

过瘾记

什么也弹不好有感——不算乐评

“台后流泪，台前显贵”

留得天籁在人间——弹不好莫扎特有感

在美国弹琴的遭遇

现在北京四台正在播放新版《家》的电视剧，引起我一些杂感。

我最早读到《家》，并知道巴金这个名字是在1939—1940年，在上海读高小时期，也就是今之小学五六年级。那时因避天津水灾，随家人到上海，住在舅舅家。我自己的家是新式小家庭，只有父母和两个妹妹，而舅舅家是大家庭的核心，舅妈生了两男四女，最大的表姐是高中生，最小的表妹还不到学龄，外加常住的(无依靠的)和暂住的(如避难的我们)亲戚，还有几个保姆，一栋上海典型的石库门楼满满当当。再遇逢年过节，或有人过整寿之类，更是住在上海的远近亲戚聚会之地，好不热闹！我们小孩子自动与年龄相仿的做伴，间或进行“跨年龄”的游戏，或表演节目，其乐融融。所以我在那里乐不思蜀。天津水退之后，父母自然要回家，我大不情愿，于是在表姐妹们一致挽留下，我在家人先回去之后，又赖了一年多，读完高小才回天津。

舅舅家阁楼上有个壁橱，里面堆着许许多多的藏书，大概好久没有整理，从古到今，从雅到俗，什么都有。躲在阁楼上乱翻书也是我一大乐趣。不过《家》不是从那里翻出来的，而是从长我两岁已经上初中的表姐手中拿到的。记得当时如获至宝，看得如痴如醉，也是一段时间里我和表姐们谈论的话题。在那以前我已经看过《红楼梦》，囫囵吞枣，似懂非懂。直觉地感到《家》与《红楼梦》有相似之处，但是离我们更近，更好懂。我家在天津没有什么亲戚，生活方式从简、从新，许多繁文缛节，包括过年祭祖之类都已取消。而舅舅家还保留着某些礼仪，特别围绕着旧历年的一套做法，祭祖、守夜、初一早晨晚辈给长辈拜年如仪(不过已改磕头为鞠躬)，等等，然后就是“玩儿”了，大人搓麻将，小孩子自己扎堆想出各种玩法来。所以我对那些礼仪一点不讨厌，反而觉得好玩，因为都是我自己家里没有的。

再回到巴金的《家》，我说舅舅家的大家庭生活有些相像，也就是“形似”，保留了一些外部的习俗，但是从本质上，早已“新化”，绝对没有那些封建礼教的束缚。舅舅是日本留学生，学的纺织工业，一心致力于实业救国，思想开明，对待子女一视同仁，当然不会有反对女孩子上学或包办婚姻之事。不但是子女，就是他的妹妹们(即我母亲和姨妈)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得风气之先上了新学堂。所以我们那时读《家》，对那里面暴虐的家长制和残酷的旧礼教深恶痛绝，对诸如梅表姐、瑞珏、鸣凤、淑贞等一个个被摧残致死的女性无比同情，无比愤慨。’总是想她们怎么就不反抗呢，为什么不跑呢？(“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是我上中学以后才读到的，那时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我们共同的心情。那时我也就十来岁，有幸出生在“新式”家庭，可以说反封建礼教，特别是男女平等的思想是与生俱来的，而在读了《家》以后，又上升到更加自觉的境界。我和表姐妹们的出生是在北伐和“五四”之后，而且是在沿海城市，已经和《家》所描写的时代大不相同了。但是那个社会离我们并不远，当时耳闻目睹有些守旧的亲友家庭，仍有类似的故事，特别是包办婚姻造成的悲剧时有所闻。像《家》里的高克定那样的纨绔子弟败家子，在远亲中也有。还听母亲说过一个使我至今难忘的悲惨故事：一家远房亲戚家的媳妇是远近闻名的美人，但是遇人不淑，丈夫花天酒地还瞒着她抽鸦片，把她的首饰都偷去卖掉了。一次婆婆做大寿，指定要她把某一副婆婆送给她的特别珍贵的首饰戴出来，她翻箱倒柜找不到，却发现了丈夫藏的鸦片，明白了一切，感到此生无靠，完全绝望，又无颜见婆婆，立刻就吞鸦片自杀了。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写作的，乃发愤之作。那个《家》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与他同时代的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已或自己所熟悉的人物的影子。正由于这种高度、深刻的典型意义，才成为经典之作。这部著作对知识青年的影响不止一代，远超过今天任何外国的或中国的、俗的或雅的畅销书，而且其影响不是时尚性质的，而是真正震撼心灵、激励行动的。例如，书中那位衰年还要娶小妾，逼死花季少女鸣凤的伪道学冯乐山，是当地权势人物，其身份之一是“孔教会会长”。这不是巴金故意编的。实际上当时地方上形形色色以孔子命名的类似社团，就是此类顽固分子据以维护旧礼教、抵制新思想的堡垒。高府上那些鲜活的、年轻的生命所受的压制、迫害，都是以孔门礼教以及“祖宗之法”进行的。军阀、官僚镇压学生对新思想的传播和爱国行动，也是以犯上作乱、反对礼教为说辞的。所以，像觉慧这样的新青年一声怒吼，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顺理成章的。在当时“孔家店”是一切压抑人性、阻碍改革、抵制新思潮的象征。不理解、不体会那个时代打着“孔孟之道”的旧礼教之顽固、坚韧和残酷，就不能理解这一口号之所由来。这与今天我们好整以暇地从容讨论“儒学”与“西学”，完全是两种背景、两种语境。我们之有今天的从容，还要感谢那时的“激进”青年。所以我一再坚决反对把民国初年的“打倒孔家店”与“文革”的“批林批孔”相提并论。最近又见《中华读书报》载于丹为一本书写的序言中有此提法，而且不知是无知还是有意，把“打倒”改成了“砸烂”，以便与“文革”语言一致起来。这样轻巧地大笔一扫，固然可以在某些读者中起煽情作用，但是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那一代仁人志士的不尊重。实际上，不仅是巴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作品，包括戏剧、电影，例如曹禺的《雷雨》、《北京人》，甚至张恨水的言情小说，都是矛头针对旧势力、旧礼教，为人权和自由呐喊的，更不用说鲁迅了。

今天再次把《家》搬上荧屏是大好事。尽管演员还不尽如人意，总的说来失之浅露和张扬，特别是主要人物觉新差得较远。这也难怪，要今天的年轻演员去体会那种令人窒息的专制暴虐而表面上又知书达理的家教下形成的内敛、压抑、矛盾、复杂的性格，以及作为孝子贤孙必须维持的举止，也太难为他们了。不过总的说来，到目前为止，此剧还是忠于原著的精神的，有助于当代人了解旧札教如何“吃人”，在那些歌颂暴君、颂扬专制、美化“三宫六院”的各种“戏说”历史剧中是一股清新的风。P7-11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这种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谈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树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