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夹叙夹议的斯巴达历史书。按其发展历程，分三个部分：起步、发展壮大、瓦解。

本书编写的目的在于告诉我们，古代的斯巴达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同时，我们为什么应该关心他们。

这是一部斯巴达的总论性的著作。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解释斯巴达是如何在尚未完全超越或抹去其最初状态——伯罗奔尼撒南部欧罗达河河岸的几个村庄的集合体——的情况下，便成为了古代希腊世界里最为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第二部分将主要叙述斯巴达与雅典以及它们各自的联盟之间爆发的长时间的军事冲突、对抗，即所谓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三部分“跛足的王权”将揭示这个预示着死亡和毁灭的神谕是如何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事实的。

致谢

斯巴达大事年表

地图

导言

第一部 “去，告诉斯巴达人！”

 第一章 在吕库古的光环下

 第二章 公元前500年的斯巴达

 第三章 波斯战争：公元前490年至前479年

第二部 “斯巴达神话”

 第四章 “50年时期”：公元前478年至前432年

 第五章 妇女和宗教

 第六章 雅典战争：公元前432年至前404年

第三部 跛足的王权

 第七章 斯巴达帝国：公元前404年至前371年

 第八章 衰落与崩溃：公元前371年至前331年

 第九章 复兴与重新发现：公元前331年至公元14年

 第十章 遗产：列奥尼达万岁！

附录

 斯巴达人的狩猎方式

延伸阅读

参考书目

斯巴达国王年表及简介

斯巴达国王的结局

索引

译后记

雅典战争之后的三十年内，也就是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斯巴达人就遭受到了耻辱的战争失利——他们的领土被人人侵，而对斯巴达体系造成最大冲击的，莫过于大部分希洛人奴隶掀起的叛乱和解放运动，这些希洛人是斯巴达实力和生活方式的基本保障。这场巨变的关键人物就是前面的神谕中所提及的跛足国王，或许这也只是人们的事后之见而已吧！阿吉西劳斯，这个“真正的斯巴达人”，在他的身上同时体现了斯巴达人——这些特别的人的所有缺点和优点，但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他都是一个跛足的人。

吕山德并非国王而只是一个贵族，斯巴达人一直以来都严格地坚持着他们古怪的双王制。如果要追溯这种制度的起源，按照传说它与这个城邦的建立密切相关，两个国王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王族，斯巴达人坚信他们是半神式的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后代。双王执政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宫廷内的敌对、王位继承权的争夺和派系斗争，从而导致诸多决策上的分歧。但是，这种制度是世代传袭的，同时，斯巴达人还相信它是由神制定的，那么，它就是一种适合斯巴达的好制度，是不可变更的。这样，吕山德无法获得一个合法的王位，而他想在双王制之外再造一种君主政体的想法也受到了阻止，于是，他决定转身做一个可以左右国王候选人的掌权者。

在公元前400年发生的关于王位继承权的争执中，吕山德挑选的候选人正是他以前的爱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跛足的阿吉西劳斯，他是已故的阿吉斯二世(Agis II)同父异母的兄弟。自从大家认为阿吉西劳斯不可能担任国王之后，他差不多就被当作普通的斯巴达人对待，比方说，他曾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够格者”训练。但是，对他不利的因素是他是一个残疾人，正是因为这个情况，阿吉斯认为他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Leotychidas)才是合法的继承人，同时还是因为那个关于“跛足之王”的神谕。然而，在吕山德的强势介入后，之前平静的局面被打破了。吕山德把神谕中的“跛足之王”解释成一个隐喻，即一个非法的人占据了王权。他声称列乌杜奇戴斯就是这个非法的人，因为他并不是阿吉斯的亲生儿子，而是一个“第三者”——雅典人亚西比德的儿子！(日期也正好吻合。)最后，吕山德指出决不能因为阿吉西劳斯的残疾就贬损他在通过“够格者”训练时所取得的优异成绩，而且，在一个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且动荡不安的时期里，阿吉西劳斯将会始终坚持并捍卫斯巴达人的古老传统。这一番争辩最终说服了斯巴达人的长老会(Gerousia)，阿吉西劳斯于是被拥立为国王。

如果吕山德希望通过控制阿吉西劳斯来统治斯巴达的话，那么他可能很快就发现自己是错的，并会为此而感到深深的失望。阿吉西劳斯有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尽管他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与吕山德膨胀的野心是相一致的，吕山德想要建立一个囊括整个爱琴海在内的帝国，一个统治希腊大陆的帝国。然而，斯巴达人真是不幸，后来的事实证明阿吉西劳斯是一个固执得有点过分的领导人，他不能适应一个时刻处于变化中的世界。因此，在斯巴达取得雅典战争的胜利之后的三四十年里，他既积极又消极地掌握着权力，但又无可奈何地目睹着斯巴达在他的统治下迅速地衰落下去。

雅典战争的突然爆发，不但广泛地改变了希腊世界的形态，也同样改变了斯巴达。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格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得到了非常有力的证明。在过去，斯巴达人崇尚简朴的生活方式，也不进行过分的、盲目的消费，长期以来至少在表面上那些自封的“平等者”们之间是平等的，尽管在实际上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并不相等；此时，这样的观念已经被吕山德的那种更加个人主义的、自私的想法所取代，尽管他自己在物质生活上也很简朴，这是他的法宝，很多时候可以用来保护他自己。斯巴达公民的数量当时已经下降到非常危险的地步了，同时，人们对土地和其他个人财富的贪婪加剧了这种情况。例如，到了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只剩大约1500名成年的公民战士了，而与之相对峙的雅典却拥有25000名士兵。斯巴达公民与希洛人在数量上的悬殊对比也在不断地增长，甚至变得可怕起来，权宜之计就是释放部分看来可靠的希洛人并把他们武装起来，这样的策略当然是一把双刃剑。

事实证明，在阿吉西劳斯的手中，斯巴达的对外政策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雅典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里，斯巴达发现自己要对付的敌人不只是波斯，而且还包括一个由大部分希腊本土国家组成的联盟，其中竟然还有柯林斯和彼奥提亚人联盟，它们曾经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盟友，现在，竟然与斯巴达的宿敌阿尔戈斯，以及多少恢复了些元气的雅典联合起来对抗它。此外，斯巴达想要建立帝国，但却没有像以前的雅典那样提出成体系的思想主张来，雅典在之前宣称要协助希腊世界的各个城邦摆脱波斯人的统治，并支持这些城邦建立民主的自治政府。斯巴达却常常不得不通过暴力来支持一小部分有钱人去统治那些屈服于它的城邦，总的来说，这样的统治方式是得不到普通民众的支持的。斯巴达人常常宣称他们从雅典人的暴政下解放了希腊人民，但当普鲁塔克把斯巴达帝国的真实状况与雅典进行对比的时候，他作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那就是甜酒里倒进了酸醋，变了味。

最终，斯巴达人自食苦果，彼奥提亚的底比斯(Thebes)在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此人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将军)和佩洛皮达斯(Pelopidas)的领导下，建立了联邦制的国家。仅仅在几年之后，即公元前371年，斯巴达的重甲步兵在留克特拉的激烈战斗中遭受了第一次重大失败，并且在公元前370年到前369年的那个冬季，他们的国土也受到了不怀好意的军队从陆地上发动的人侵。在经受了三个世纪的奴役之后，美塞尼亚的希洛人终于获得了解放，这得感谢伊巴密浓达，同时，他们还重建了他们在美塞尼亚的城邦和城市，那些巨大的要塞至今还让人感到惊奇。

P19-21

我国接触西方古典文明，始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为了吸引儒生士大夫入基督教，也向他们推销一些希腊、罗马学问。但这种学问并没有真正打动中国读书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觉得“泰西之学”比中土的学问高明。及至清末，中国的读书人才开始认真看待“西学”，这当然包括有关希腊、罗马的学问。及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才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一切，激情澎湃地引进一切西方思想。在此过程中，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有了初步认识。

回头看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西方古典学的引进是热情有余，思考不足，且主要集中在希腊神话和文学(以周作人为代表)，后来虽扩展到哲学，再后来又扩大到希腊、罗马历史，但对古代西方宗教、政治、社会、经济、艺术、体育、战争等方方面面的关注却滞后，对作为整体的古代西方文明的认知同样滞后。1937年至1949年，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知几乎完全陷于停滞。但从1950年代起，商务印书馆按统一制定的选题计划，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其中有希罗多德的《历史》(王以铸译)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等。1990年代以来，该丛书继续推出西方古典学名著。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十卷本，苗力田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柏拉图全集》(四卷本，王晓朝译)。至此，我们对古代西方的认识似乎进入了快车道。但很显然，这离形成中国视角的古典学仍十分遥远。

近年来，华夏出版社和华东师大出版社又推出了“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其中有不少首次进入汉语世界的希腊原典，如色诺芬《远征记》、《斯巴达政制》和《希腊志》等。这套丛书很有规模，很有影响。但也有这样一个特点：有意识地使用带注疏的源语文本，重点翻译有“解经学”特色和保守主义倾向的古典学著作。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革命和运动的国情下，这种翻译介绍工作自然有其价值，但对于包括古希腊、罗马(以及埃及、西亚、拜占廷)宗教、神话、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在内的主流古典学来说，毕竟只是一部分。几百年来，古典学在西方已然演变为一个庞大的学科领域，稍稍像样一点的西方大学一定有一个古典学系，但有“解经学”特色和保守主义倾向的古典学仅仅只是其一个分支。

当然，国内其他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一些古典学著作，但总的说来，迄今为止的引进并非系统深入，对西方各国近二三十年较有影响的古典学成果的引介更是十分有限。与此同时，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华大地每天都发生着令人目炫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将导致全球既有权力格局的深刻变动。事实上，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上，中国已经是一个大玩家。据多个权威机构预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超越美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对全体中国人乃至全人类都不可逃避的态势必将到来，但中国在学术上有什么建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天翻地覆，但学术建设却相对滞后，未能取得相应的进步。未来中国不仅应当是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强国，还应当是首屈一指的、掌握了话语权的学术强国。因此一如晚清和五四时代那样，融汇古今中外的学术建设，开启一种中国视角的古典学、一种中国视角的西方研究，仍然是摆在人文学者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对古代西方作深入研究，把西方古典学的最新成果系统地介绍到中文世界，应当是这一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学界目前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因学术积累有限，更因市场经济和学术体制官僚化条件下的人心浮躁，如今潜心做学问的人极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识仍缺乏深度和广度，久久停留在肤浅的介绍层次。近年来，我们对西方古典学表现出不小的兴趣，但仍未摆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浅尝辄止、不能深入的尴尬。甚至一些学术名人对希腊、罗马了解也很不准确，犯下一些不可原谅的常识性错误。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国家早已站立起来了，却一直不能形成中国视角的西方研究，中国视角的希腊、罗马研究。

目前西方古典学每年都有大量成果问世，而且有日益细化的趋势。比如说，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妇女服饰；比如说，西元前4世纪中叶以降的希腊雇佣兵；再比如说，练身馆、情公一情伴(lover—the loved)结对关系对教育的影响。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希腊罗马文明细节的认知仍处在令人遗憾的初级阶段。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拟推出“古典学译丛”，系统引入西方古典学成果，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较有影响的成果。本译丛将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希腊文明的东方渊源；希腊、罗马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近几十年来我国学界对希腊、罗马哲学的译介可谓不遗余力，成果丰硕，所以宜选择专题性更强的新近研究成果)、习俗、体育、教育、雄辩术、城市、艺术、建筑、战争，以及妇女、儿童、医学和“蛮族”等。

只有系统地引入西方古典学成果，尤其是新近出版的有较大影响的成果，才有可能带着问题意识去消化这些成果。只有在带着问题意识消化西方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开启一种真正中国视角的西方古代研究。

“古典学译丛”编者、译者

2010年3月

如果把翻译比作一次旅行的话，我想翻译《斯巴达人》应该算得上是一次奇异之旅了，一段文字就像一段路程，不经意间，已经从去年的酷夏走到了此时的万紫千红，苏州的春天竟然会是如此的美丽、悠长，令我惊喜。

这本书现在能够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阮炜博士，如果没有他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我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如此亲近地去阅读陌生的斯巴达。多年来他沉潜于文明研究，从希腊出发进而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诸种文明形态进行深人的思考和比较，其程度、范围之深之广令人钦佩。景海峰教授是我思想的启蒙者，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是他的哲学课和思想史课的最忠实的听众，他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与他的学识一起都深深地影响了我。还要感谢赵东明博士，他嗜好书与咖啡，我曾经跟随他学习哲学，听他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至今仍受益匪浅，他的渊博常常让我震惊，他的淡泊常常让我羞愧，他的温厚常常让我感动。张晓红博士和季进教授分别是我硕士生和博士生期间的业师，感谢他们对我的栽培，并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条件。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想，唯有更加的努力才能报答他们对我的无私关爱！

好友章颜为本书翻译了第一章的绝大部分内容，她在自己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学习压力的情况下，仍然非常认真、仔细地坚持翻译，如果没有她所给予的珍贵帮助，我的工作肯定会更加艰难。本书的其余部分由我负责翻译或编撰，我们在完成此书的初稿之后，曾经对译稿作过多次的校阅，但鉴于译者的水平和经验的欠缺，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梁建东 于苏州独墅湖

2009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