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情况下，有所失必然是为了有所得，而所花费出去的那部分资源当然要保证首先收回来。所以，成本第一性的作用是作为“补偿尺度”，“所得”只有不低于这一“所失”的标高，公司才能至少在原规模上继续运作，维持简单再生产；其次，历来有“将本求利”的说法，理论上，单位成本是最低可接受的销售价格，公司可以在其上加成，作为确定销售价格的依据；最后，成本当然是反映资源消耗的数据，有助于管理层了解情况，作出决策，努力降低资源消耗。
从全公司的角度，它的全部支出就是它为了提供全部产品或劳务而付出的“代价”，这肯定没错。所以，在1993年7月会计制度改革以前，中国会计采用的是“完全成本法”。在完全成本法下，没有期间费用，当时用的“企业管理费”科目大致相当于现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三大费用的全部核算内容，当时用的“车间经费”科目大致相当于现在“制造费用”的核算内容，“企业管理费”与“车间经费”都要分摊结转到最终产成品上，构成产品成本的组成部分。这是对成本覆盖范围最“完全”的一种理解，在做到大体上“以销定产”的前提下，只要单位产品售价大于或等于单位产品成本，就能够收回“代价”，就保本了，是最直观的“补偿尺度”；在“单位完全成本”的基础上，要测算确定“单位销售价格”也很简明，可以试探着在单位完全成本上加成，作为单位售价，一直提高到在市场上卖不动为止，然后选取这个上下限区间中的某个价位就行了。
1993年7月1日起推行的中国会计制度改革，改用西方通行的“制造成本法”，其特点是作了“期间费用”和“产品成本”的划分，原来的企业管理费(即“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三大费用)不再作为产品成本的组成部分，而是作为“期间费用”直接在当期的利润表上扣除，制造费用(车间经费)则还是分摊到“产品成本”上。可见，在制造成本法下，产品成本的覆盖范围有所缩小，“产品成本”和“期间费用”两者共同构成企业所支付的全部“代价”。但是，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产品收入一产品成本”只能叫“毛利”，因为还要从“毛利”中再扣除三大期间费用，企业支付的全部代价才得到补偿，才是“净利润”。所以，用“制造成本法”下的产品成本作为产品报价的依据，或补偿尺度，相对是不够“完全”的，产品单位售价必须绝对高于产品单位成本，并且只有当高出的这个幅度大到足以从总毛利中扣除三大费用时，企业才能保本。而要高出多少“幅度”才算够？既取决于实际产销量，也取决于三大费用的实际发生额，那么在对外报价时，单位产品售价的测算难度就会很大，因为两种实际发生数都是事先难以预测的。
可见，西方国家的成本核算方式要比我们自己原有的更为粗放。回想起来，1993年之后，会计造假事件开始层出不穷，是否与此有某些“相关”，有待研究。当然，笔者并不想过多评价当年未经论证便贸然引进“制造成本法”是否欠妥(在引进外资的大环境中，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是重在通过从“完全成本法”向“制造成本法”变化的例子，强调“产品成本”这一概念的覆盖范围不是绝对的，是可以根据各种理解而放大或缩小，甚至弃而不用的，没必要奉若神明。
在会计中，“成本”一词具有相当广泛的含义，是“交易价格”的同义语，把它用于所取得的产品、服务，甚至用于所承担的负债(历史成本计量)都是可以的，所以它常常与费用混用，也常常用于说明资产。但是，西方教科书告诉我们，在制造成本法下，成本(cost)、费用(expense)和资产(asset)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不同含义和归宿，是有必要指出的。
(1)成本(cost，)：一般是和实物资产相联系的，也就是这些开支已经被“对象化”或“实物化”了，随同实物的售出，它在利润表上应当作为收入的直接抵减项，如库存商品转为营业成本。 (2)费用(expense)：一般被认为与产品或生产技术过程不太相关，所以这些开支不和实物挂钩，而是和一定的期间相联系，在利润表上作为期间费用从毛利中抵减，如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
(3)资产(asset)：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尚未达到“成本”或“费用”状态的那些要素，则称为资产，它不进利润表，而是表现在资产负债表上，如还没有销售的库存商品，还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固定资产账面净值，等等。
实际上，这种约定俗成的划分是相当粗略的。它们又有“斩不断，理还乱”的内在联系，大致地说，成本是已经被耗用的资产；资产是尚未被耗用，等待抵减未来收入的成本；费用实际上也是成本，只不过没有被实物化或对象化，所以被用于直接去抵减当期收入而已。
由于从来就不能明晰地分清这三大概念，制造成本法的实务中，在可操作性方面一直存在各种难点，有太多任何人都回答不了的疑问，不断引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式的无聊论争。例如：
(1)材料计价至少有具体辨认法、计划成本法、一次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等诸多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做？
(2)固定资产折旧计算至少有直线法、业务量法、年限总和法、双重余额递减法等诸多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做？
(3)固定资产的真正价值只有在二手货市场上才能知道，为它保留的“账面净值”有意义吗？
(4)为什么制造费用就要被实物化，三大期间费用却要被费用化？
(5)某项开支究竟该作为“资产”，还是该作为“费用”？一向难以定论。以办公室装修费用为例，以“长期待摊费用”的名目作为“资产”，就进了资产负债表；以“管理费用”名目作为“费用”，就进了利润表。两种处理方式当然会使本期利润各不相同；
(6)产品成本只包括原材料成本，其他的都作为期间费用，是不是好像更有道理，也更简明？
(7)我们是否真有能力预估固定资产的有效使用寿命？以楼房为例，福建土楼早已计提完折旧，数百年后反而日益增值，上海的“楼脆脆”却未及使用便轰然倒塌；
(8)我们通过每期计提折旧，真的能保证足够重置同样的固定资产吗？例如，40年前能买一栋楼的钱，现在够买下一个房间吗？反过来，5年前买1台低端电脑的钱，5年后却能买到3台最新配置的顶级电脑。另外，这些固定资产的“重置资金”真的还在吗，真有现金摆在那儿，能说买就买吗？
(9)联产品是指经过同一生产过程而产出的多种产品，例如，石油经过裂解后，产出从重油到轻油的一系列油品，会计上需要知道其各自的成本，以便和各自的收入“配比”。但实际上，只有“造物主”才知道他在每种联产品上各花了多少“成本”，这种本质上无解的难题，人类中的“会计人”居然也能分配联合成本，这也未免太夸张自负了吧！
为了得到虚幻的“净利润”，应计制建立了“收入一费用”的配比理念。然而，在估计本期“费用”数据以便和本期“收入”配比的过程中，我们越是面临太多需要“职业判断”的业务，越是有太多的问题解决不了，制造成本法一直穷于应付“成本”、“费用”和“资产”之间的混乱关系，在实务上可谓吃力不讨好，人累心更累。现在回顾起来，应计制核算就败在自作聪明地“避实就虚”上，避而不谈“现在赚了多少钱”，偏去大谈“永续经营”，想去预测福建土楼之类长期资产的有效使用寿命，反而掉进更深的陷阱，岂非本末倒置！
由于应计制近百年来“为所欲为”的历史原因，资产负债表也面目全非了，沦落成服务于净利润核算的“垃圾堆场”，尽管现金流诊断已可排除“内生性非货币资产”，在属于“外源性非货币资产”的部分中，仍存在一些变现价值可疑的“空心化”项目，如“无形资产”、“开发支出”、“商誉”和“长期待摊费用”等，这些“资产”项目经不起推敲，一看就感觉不靠谱，严重影响到“外源性非货币资产”的坚实度。
可见，这样的成本核算理念，完全算不上是“科学发展观”。社会上曾经广泛质疑手机短信的收费依据，要求移动通信公司提供每发送一条短信的“成本”数据，以证明这么高的收费是有理由的。而实际上，在巨额的固定成本投人后，发送每条短信的变动成本近乎为零，根本无从与收人“配比”。既然回应不了，移动公司们当然只能闷声不响，反正不妨碍在骂声中大发其财。平心而论，这实在不能怪它们，这就是社会大众受了“配比”观念误导的例子。
面对以上如此之多的选择项和如此之多的困惑，结果当然是“同样的公司业务，请100位会计师完全独立地做账，会得到101套财务报表(多出来的一套是CPA调的)”，每个人都能说出为什么这样算的道理，都似乎站得住脚，唯一可以断定的只是，科学的“再现”原则已经荡然无存。所以，想在净利润基础上调节出公认的、唯一的“股东专属赚钱总额”，就趁早别指望了，凑合着用吧！P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