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谢青第一次来到巴黎，这个时候距法国大革命已有两百多年。谢青没读过维克多？雨果那本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名著《九三年》，也不知道有法国大革命这件事。他甚至也没察觉到一九九三年将是他时来运转的关键性一年。仅仅一个多礼拜前，他在中国南方崎岖不平的沙石公路驾驶着沉重的集装箱大货车时，心里对遥远的法兰西共和国还充满着一种莫名的嫉恨和愤怒。但是一切就如鬼使神差，在九三年的这天上午，按照车队调度室的安排他这会儿应该在东湾港码头拖货柜，谁能想得到，此时他却坐在波音747客机靠窗的一个座位上，呼啸着降落在戴高乐机场。
谢青一走下飞机悬梯，马上有两个穿制服的法国警察走过来，还有个穿西装的华人译员随后。他们检查过谢青的护照核准身份后，即让他坐进一辆大警车后排，飞速离开了机场。
车内空间很大，有一种皮革的气味。没有一个人说话。那个香港口音的译员像机器，只有在警察问话时才开口翻译。谢青侧脸看着窗外飞闪而过的建筑物，并没看到想象中的摩天大厦，只是些陈旧的房子。不过他还是看见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路上很少行人，十字街头没交通警察，到处开满了鲜花，连电线杆上都装饰着花篮。他看了看挡风玻璃上方的后视镜，发现前座上的法兰西警察正从镜里看着他，谢青把视线避了过去。
“我们现在去哪？”谢青用胳膊肘碰碰旁边的译员，问。译员往边上退缩，对他的这种身体接触行为显示出不快。
“去巴黎警察局十五分局。”他回答。
“她在那边吗？”谢青问
“到了那里你就知道了。”译员机械地回答。
车子里又是一片沉寂，这种沉寂加深了谢青对即将面临的事情的不安。
“这个车子是什么牌的？”谢青想摆脱车内僵硬的气氛，试探着又提了个问题。
“你说什么？”译员听不明白。
“我是说这部车子是什么厂牌。”谢青出于专业驾驶员的职业性，还是对汽车有兴趣。
译员探头问了下前座的警察，然后说：“这是PEUGEOT，在你们大陆叫‘标志’。”
谢青点了点头。他想起了在广州有个合资的“标志”车厂，原来法国警察也用这车的。
他看到开车的警察把着方向盘的手，觉得有点手痒。他有这样的习惯，只要在开动的车里，把着方向盘的应该是他的手。他不习惯让别人把着方向。
车子开了大概一小时，在一座灰色的堡垒式建筑物前停下。
谢青下了车，看见门口站着几个穿着防弹衣，端着冲锋枪的警察，门廊上方飘着法国三色国旗。带他来的警察出示一种牌证，那玻璃门就自动开了。一进去，里边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地面是坚硬的水磨石英。两个法国警察的皮靴踏在地上发出沉重的声音，在长廊里回响。在这尽头，是一扇不锈钢的大门。警察在门边的一排键盘上按了几个数字，门自动开了。扑面而来的是一种福尔马林的气味。
一个穿白衣的碧眼女人出来迎接，带他们走进一个房间。房间里很冷，中间有一张活动的床。上面睡着个人，盖着雪白的被单。碧眼的女法医掀开了被单一角露出死者的头部。现在，谢青看到了三年多未见的杨虹。她似乎睡得很深沉，脸色发青，嘴角还带着那种任性和嘲讽的曲线。谢青只觉得一阵忍不住的悲伤，眼泪大串大串掉下来，尽管在一个礼拜前他还是如此强烈地怨恨着她。他伸手摸摸杨虹的脸，她的脸像大理石一样冰凉坚硬。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法国警察通过译员问道。
“是的，我认识她。她是我的妻子。”谢青回答。 “她叫什么名字？”
“她姓杨，木易杨。叫杨虹。”
那翻译转着眼睛想了半天，翻不出一个字来。他有点不快地说：“你说的木易杨没有意义。请你用拼音。”
谢青想想也是，这个翻译怎么也难以翻译“木易杨”的意思给法国佬听。
“你记得她的出生年月吗？”
“1954年8月15日。”谢青能这样清楚记得这个日子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个日子和农历中秋节一样。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一九八五年。”
警察经过一串盘问，似乎对谢青的回答感到满意，因为他的回答证实了他的确是死者法律上的丈夫。现在，警察对着译员咕噜咕噜说了一大串话。译员翻出来的意思是这样的：
死者杨虹三年前进入法国，持有法国居留证，住在巴黎郊外的维纳柰尔镇。在靠近大西洋的海边小镇瓦茨拥有一个小生意。十天前，杨虹在深夜时分开车从一个小山坡下来，在一个转弯处车子冲出公路，掉进路边的小河里，沉没在约三米深的河底。她刚掉到河里时，车厢里还没进水，还有空气。她打出了911的求救电话。当警察在河底找到她的车子，车子已完全进水，她已溺毙。
谢青发呆似地听着，杨虹怎么会这样死掉呢？她为什么要在深夜时分独自开车？是什么原因车子会冲出公路？她在水底下怎么还可以打电话？那译员见谢青在发愣，就停了一下，问他听明白了吗？
谢青点点头，说听明白了。他有点心不在焉，还在想着杨虹的车子在水底时的那种情形。他脑子里浮现出一段遗忘已久的记忆。那是他小时候看过的一本小人书。故事是一艘日本巨大的潜水艇在二战结束后还不愿投降，继续在太平洋海底徘徊，最后所有人都慢慢地闷死了。
警察咕噜咕噜又说了一通，译员继续翻译道：
警方在经过现场勘查和专家鉴定之后，确认杨虹的事故原因是车速过快。在她的身体内法医发现有超高浓度的酒精，所以判定她是在酒后开车超速导致了悲剧。在这个事故中，责任人只是死者本人。由于杨虹没有直系亲属在巴黎，警方只得通过中国驻巴黎的领事馆寻找杨虹的直系亲属来法国料理后事。作为死者的丈夫，现在法兰西警方要请他签一份材料，证明死者家属已认可死者是属于事故身亡。在签过字之后，这个案子就结束了。杨虹的遗体很快就会火化。她的骨灰可以运回中国，也可以葬在巴黎，政府会提供必要的方便
“当然，在案件结束后，死者亲属可以领到一笔可观的保险赔偿。”译员继续说着。“很幸运，杨虹汽车保险里有人身保险。死者家属可得到四十万法郎的保险赔偿。另外，你的来回机票会额外支付给你。你可以在巴黎逗留两周，巴黎政府会提供免费的旅馆，包括免费的早餐。”
她为什么要喝酒呢？为什么喝了酒还在深夜里开车？以前从来没见她喝很多酒啊！也许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吧？谢青听着译员说话，一边还在想着。他有一种坐在别人开的车子里，看着人家把着方向盘开往他不喜欢去的地方似的不舒服感觉。
“那么，如果你没有异议，就请你签字了。”译员把一份文件递到他面前。
谢青低头看了看文件，全是密密麻麻的字母。他知道，只要他一签字，事情就结束了。四十万法郎值人民币七十来万，当时也算是个不小的数字。还有两周别人出资的巴黎旅行，包括免费的旅馆，免费的早餐。这些听起来都很不错。但是这就是杨虹生命的代价！虽然他在不久前还怨恨着杨虹，现在当他看到她冰冻的身体停在这个空阔陌生的地方，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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