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危机已经改变了全球金融力量的均衡，把中国推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金融格局已开始重构，危机之后，中国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本书是第一本审视在危机酝酿的过程中，中国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著作，并详细讨论了中国在危机之后将怎样扮演更加引人瞩目的国际角色。本书作者以自己多年在中国的观察，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经济背景，深刻揭示了中国面临的新情况。对于关心中国发展以及世界形势的读者，本书无疑是一本极好的参考书。

信贷危机极大地削弱了西方的经济和金融优势，而且加快了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速度，把中国推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当新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中国将获得怎样的地位？本书是第一本审视在危机酝酿的过程中，中国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著作，并详细讨论了中国在危机之后将怎样扮演更加引人瞩目的国际角色。书中分析的内容还包括：

中美联合的G2会产生吗？

中国在全球机构中的作用有什么变化？

中国怎样定位自己在全球治理中的新角色？

中国的崛起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中国将怎样适应它的世界新位置？中国的崛起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变化？本书作者以自己多年在中国的观察，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经济背景，深刻揭示了中国面临的新情况。对于关心中国发展以及世界形势的读者，本书无疑是一本极好的参考书。

中文版作者序

序言一

序言二

第一章 巨变的中国和世界

 权力和影响的永久性转移

 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领导力

 中国走向全球

 经济巨变

 中国的国际关系

 中国的特质

 不断加强的中国领导力

第二章 没有中国，就不会有信贷危机？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影响

 错误的经济政策

 人民币重新估值有用吗？

 危机的种子

 两难的道德风险

 互联网泡沫的破灭

 通货紧缩的妖魔

 可能发生的金融灾难

 证券化

第三章 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的起飞

 中国新的出口机器

 中国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

第四章 从8国集团到20国集团：全球事务

 中不断提高的中国地位

 初期的挑战

 全球性机构中的作用

第五章 美元霸权到了末日？

 新的全球货币

 特别提款权

 中国与世界货币

 美国与世界货币

 关于新世界货币的争议

 亚洲货币

第六章 同舟共济的中美关系

 历史上的中美双边关系

 恐怖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与中国的出口繁荣

 金融危机的影响

 两国集团会产生吗？

第七章 作为亚洲领袖的中国

 争夺亚洲领导地位

 亚洲地区的经济竞争与互动

 中印的竞争

 阻碍重重的中日关系

 中国与其他邻邦

第八章 中国和新兴世界

 中国与非洲：朋友和伙伴

 中国与拉丁美洲：显著扩展的影响力

第九章 中国能够领导世界吗？

 美国的衰落

 中国准备好了吗？

 挫折重重的海外投资

第十章 新生的中国，古老的中国

后记

中国的领导力

一直到危机发生前，中国都在尽力回避那种关于其规模和高速的增长将给其带来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和责任的说法。但是，危机迫使中国意识到，它已无法再回避领导者的角色了。中国能够迎接做全球领导者的挑战吗？一个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能够获得那些仍然处于美国、法国和英国革命影响之下的国家的尊重吗？中国或许已准备好向其主要的全球伙伴学习，以改进双方的理解和沟通。中国获得持续发展的另一个关键的制胜因素是，中国的管理体系朝人们普遍接受的公正、公平的行为规范和法治的方向进步。尽管采取多党制的民主是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一条道路，但是可能并不是唯一的。西方国家不应该只因为体制不同，就不接受中国。

我认为，危机已经改变了中国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对那种自20世纪90年代就获得了土壤的西方优越感的认同已大不如前，取而代之的，是作为激发中国探寻意义和认同感的精神源泉的中国自己的历史和哲学。另外，中国过去的教训和思想将对未来产生影响，因而会得到更加广泛的分享。中国的规模，中国文明的重要性，以及其人民的能力，似乎一直都在表明，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增长，不应该是一个是否存在的问题，而应该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出现的问题。危机的后果和中国极大增长的全球影响力，将会把最近几百年来这种单向的、由西方向中国输出思想的方式，改变为双向的、对经济和哲学问题的交流和分享。

中国走向全球

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领事馆遭轰炸几个月后的1999年11月，中国宣布已经与美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的条款达成了一致。尽管认真彻底地完成这项工作多花了几年的时间，但这一刻，即1999年11月，是中国破釜沉舟、加入世界大家庭的重要时刻。忽然之间，中国承诺将成为一个外国公司进来做生意更容易、风险更小的地方。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很多大型的跨国企业，像来自欧洲的翠丰集团(Kingfisher)、麦德龙(Metro)、Rewe集团、特易购(Tesco)和家乐福(Carrefour)，以及来自美国的沃尔玛(Walmart)，都在中国香港开设办事处，从中国内地的工厂进行采购。1999年年底，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看上去注定要成为阿拉丁的山洞，首先是以涓涓细流，随后是以汹涌澎湃之势把日常用品提供给西方的消费者，其价格给跨国企业提供了很大的利润空间，并且允许其将零售价格压得极低。阿拉丁和他的神灯的故事，在1999年年中被马云借用到他在杭州的名为阿里巴巴的公司头上。阿里巴巴开始应用互联网来帮助西方从中国工厂进口产品的企业寻找货源，它所提供的服务瞄准的是那些规模太小、无力在中国建立采购机构的西方进口企业，以及那些位于全国各地、缺乏直接接近西方买家的渠道的中国工厂。马云把握住了新千年初叶中国产品冲击西方市场的那波巨大浪潮的起点。2007年，阿里巴巴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2008年，它报告的净利润为12亿元人民币(约合1．77亿美元)；2009年4月，其价值被评估为将近50亿美元。阿里巴巴令人惊叹的成功，映射出了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同意美国谈判者为让它加入世贸组织而提出的条件后，所出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贸易增长。那一刻，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被推到高速挡位，而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发生变化。

马云和阿里巴巴预见到了将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西方世界的人们由于缺乏对中国经济规模和活力的足够认识，并没有预见到中国将带给西方经济体系的冲击会是什么样的规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中国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只是在过去的10年间才逐步地建立起来。也就是因为信贷危机，西方国家的大多数人才认识到，全球经济实力的均衡真的已经被打破，影响力开始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向以中国为首的刚刚进入工业化的那些国家转移。但是，我们总是很健忘。我们忘了仅仅在10年之前，那里曾经是一个多么不同的世界，而且，我们可能会忽视这样的情况，世界经济实力上的快速变化，其实也能够快速改变那些影响世界事务的关键国家。P7-9

从我于2009年6月份完成本书的终稿算起，至今已经过去近11个月了。但是，在这段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任何与我当初动笔写这本书时的基本立意相矛盾的事情发生。首先，这场由中国领导的，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没有充分理解和适应这些新的经济形势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其次，信贷危机已经改变了全球力量的均衡，并把中国推向了全球领袖的位置。

中国做出的在1999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使中国巨大的制造能力搭上了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增长的快车，极大地增加了全球范围内的供给，压低了消费品价格，而且，用经济学术语说，将全球的供应曲线向右边移动了。这些通货紧缩的迹象被世界经济的控制者(西方政治家和各个中央银行)错误地解读为消费需求疲软的危险信号，并在2000年和2001年网络泡沫破裂后的几年里，错误地采取了大规模注入流动性的补救措施。这些过度的流动性使债务结构看起来很合理，并推高了资产的价格，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进而引发了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

信贷危机严重削弱了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在写此序的时候(2010年5月)，尽管美国的经济局势表面看起来开始趋稳，但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却陷入了美国人在2008年所感受到的那种危机之中。随着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现在的局面变得比一年之前更加明朗：危机已经加速了全球经济力量的均衡从发达的西方国家向由中国领导的新兴国家偏移的趋势。

危机发生之后，在2008年10月，中国马上采取了极端的通货再膨胀的经济措施，在消除笼罩着整个市场对可能紧随而至的全球性衰退的忧虑情绪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以这种方式快速地向全世界展示出如果情势所迫的话，它有领导世界的愿望，同时也具备这个能力。但是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信贷危机的出现太早了一点，因为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在仓促之中被推上了全球领袖的位置，而它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毕竟，现在离在北京审判“四人帮”的时间还不满35年。而且，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硬通货储备份额，它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其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美元，低于安哥拉和摩洛哥(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作为一个面临着很多问题的穷国，中国怎么来面对它的角色，并行使它刚刚获得的全球领导力量，正是本书着重关注的问题。

我很高兴中信出版社——中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承担了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工作。借此机会，我谨对中信出版社的编辑郑薇，以及版权经理陈晖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贾尔斯·钱斯

2010年5月

我在中国与中国人交往20多年的不同寻常的经历，让我在几年之前产生了将某些中国式思想形成文字的想法。最终促成本书写作的，是信贷危机及其后续的影响，以及我不得不经历的一段行动不便的时期，没有电话也没有家人的打扰，当时是2008年的12月，我拖着一条断腿住在奥地利库夫施泰因的一家医院。而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在法国的乡村度过的两个月，使我得以为这本关于中国及其在世界上所处新位置的书画上句号。对于时代背景交代一两句，还是很有必要的。

从1988年开始，中国在我的生活里以及我的职业生涯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中心角色。在20多年之前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我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之后，被中国社会的丰富多彩和深厚积淀深深吸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既对中国本身，也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深感兴趣。我首次与中国进行的个人接触是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在那里，我碰到了首批被派到那里工作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大约在4年之后，我们在伦敦完婚。我们在中国度过的3个星期的蜜月，成为我认识这个人杰地灵而且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开始。我到北京的头一两天，感觉似乎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星球，一个地球的姊妹星球，这里的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自己待人处事的态度，自己做所有事情的方式，这些在本质上与西方文明没有任何的关联。尽管在当时的中国，没有谁可以算得上是有钱人，至少以金钱标准衡量是这样，而且中国的基础设施通常是最基本的，但是，我很快意识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明习惯，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曾经称霸世界而且富甲天下的国家。一种我后来明白是儒家思想的体系清晰可见，这种体系的特征是纪律、实际、幽默，以及对外部世界强烈的兴趣。

那时，我恍惚间有这么一种感觉，如果中国人民成功地将他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度，那么或许对一位娶了中国妻子的英国人来说，中国不失为一个度过他一生当中某些时光的好地方。回到伦敦之后，我把我的事业从基金管理变成了在中国创业，我与我的妻子携手，开创了一家瞄准跨国企业以及西方技术资源的咨询公司，将办公地点定为北京、上海和伦敦。这项工作使我从基层涉足了中国的商业领域，接触了广泛的行业部门，从移动电话、潜水艇通信系统、航天工业到自动化行业、商业银行、房地产以及零售业。后来，我们做起了证券业务，帮助中国的企业到伦敦去融资。在很多场合下，我的工作要求我了解交易的参与双方。我经常能够听到中国人怎么看待外国人，而且也听到外国人怎么看待中国人。我在北京和上海奔波，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另一次是在21世纪初叶。我主要依赖这具有实验性质而且激动人心的20年的旅程，得以深入地了解中国人怎么想，以及怎么工作。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一直是毋庸置疑的，这主要得益于美元所扮演的世界货币的角色、美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所具有的规模，以及美国军事力量所涉足的范围。我非常希望我的美国读者明白，当我考虑金融危机的起因的时候，正是由于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才会在本书中受到如此不协调的大量的关注。我不是反美人士；事实上，我的立场是完全相反的。作为一名“富布赖特奖学金”的获得者，我一直觉得欠了富布赖特参议员一笔人情债，而且我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塔克商学院学习时度过的时光，以及在美国工作的经历，让我对美国精神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无尽的向往。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曾经与那些希望探索重要的潮流趋势的见多识广的广大读者进行过探讨，而且更好地了解了他们的想法。我一直尽力把本书写得具有可读性而且通俗易懂，但又不歪曲或者遗漏重要的经济和金融问题。本书的目标读者不是那些中国问题专家，也不是那些专业的经济学家，这些人对本书中很多历史情况以及论点早已耳熟能详。这些内容是作为必要的背景知识介绍给那些学识稍欠的读者的。然而，我希望，来自于这些不同的专家群体的代表都能够在本书里找到一些有助于他们作进一步研究的观点。

当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John Wiley & Sons)的新加坡办事处对我的写作方案表现出兴趣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高兴。这是我能够想象得到的最适合合作的出版社。我要感谢C·J·胡、尼克·沃尔沃克(Nick Wallwork)，以及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的团队，而且也要感谢《金融时报》的詹姆斯·金奇，是他引荐了我。我一直非常荣幸，能够获得很多非常优秀的专业人士的协助和支持。我非常感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教授，以及《金融时报》的詹姆斯·金奇，他们都给了我很多的建议，而且给这本书写了非常精彩的序言。格伦·巴克尔斯(Glenn Buckles)、乔纳森·霍尔(Jonathan Hall)、南希·斯图尔特(Nancy Stewart)、理查德·卡姆伊(Richard Camhi)、艾琳·诺埃尔(Irene Noel)以及安德鲁·波林格尔(Andrew Ballingal)都阅读了全部或者绝大部分的书稿内容。我对所有的这些朋友深表感激，他们给予我友好而且很有益的协助、指正以及鼓励。本书中对中国人的储蓄问题所给予的关注，得益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董事罗伯特·尼尔德(Robert Neild)教授，是他提醒了我这个问题。他也很热心地读完了第二章，而且给予了我很重要的鼓励，这一点，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另一位董事、教授詹姆斯·迈尔利斯(James MiITlees)爵士别无二致。戴维·科博尔德(David Cobbold)就中国的货币和欧元问题给了我很多的建议，这些建议直接出现在第二章和第五章的讨论里。我欠波林格尔投资咨询公司(Ballingal Investment Advisors)的杰弗里·巴克(Geoffrey Barker)一个人情，他为第二章提供了很多概念性的背景知识，另外还有很多别的理念。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琳达·戈德堡(Linda Golderg)博士为我提供了非常实用的经济背景资料，而且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感谢《金融时报》的理查德·麦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他推心置腹地与我分享了他对中国现状及未来前途的看法。阿伦·辛格(Arun Singh)以印度人新奇的视角，给我提供了他对中印关系的看法。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和约翰·维利尔斯(John Villiers)凭借他们掌握的有关日本的渊博知识，给我提供了他们对日本与中国关系的最基本的看法。还要谢谢托比·博佛伊(Toby Beauroy)、戴维·洛里默(David Lorimer)以及我的堂弟托比·钱斯(Toby Chance)，他们给了我鼓励和建议，当然也要感谢威廉·博佛伊(William Beaufoy)所作的评论。阿伦·巴克尔斯(Aron Buckles)允许我阅读了他的硕士论文，对此我非常感激。

然而，我尤其要感激的是我的妻子英，她给了我很多明智的建议、批评以及很大的支持，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在这个写作项目期间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忍耐力。我谨以此书献给他们。

贾尔斯·钱斯

2009年10月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