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友韦莲司为他终身不嫁；表妹兼伴娘曹诚英为他差点出家；他受托照顾人妻陆小曼，两人却进行暧昧通信；小脚女人江冬秀与西装教授胡适的婚姻，被称为民国七大奇事之一；他一生虽只有一妻，却演绎了七段婚外情；他还差点儿当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胡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邑清尘编著的《前生今世，何处适之——胡适传》将独家揭秘！

有人曾这样评价说：胡适是水，鲁迅是酒。酒虽好，有时却容易醉人；水虽淡，却又必不可少。纵观整部现代史，无论是文学变革还是北大复兴，胡适都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正是有了胡适这汪源远流长的水域的灌溉与滋润，北大方才成为今日的北大。

《前生今世，何处适之——胡适传》作者邑清尘一路寻访胡适曾走过的足迹，在时光的荒野里捡起了他留下的点点滴滴，重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胡适。

《前生今世，何处适之——胡适传》颠覆一个胡适，重塑一个胡适。

为寻胡适，先到徽州

第一章　我从山中来

　魂牵梦绕故乡兰

　最后的儒将

　僧道无缘

　梅溪走出个新青年

　少年诗人

　西台行

　铁门里的落魄客

　扬帆出海

第二章　风光绮色佳

　第二故乡

　是否木石心肠

　此时君与我

　白话文运动

　风月总关情

第三章　胡同里的记忆

　她把门儿深掩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徽州女人

　窗前月，相思尽染

　北大添个年青人

　一世深恩

　双峰并立，两水分流

　我们三个朋友

　百尺的宫墙

第四章　摘星弄月

　烟霞别有天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花瓣儿纷纷落了

　牢笼中的棕色小鸟

　魔窟的邻居

　难别西天的云彩

　我的朋友胡适之

第五章　始知相忆深

　细细话从前

　烟雨漓江，梦幻桂林

　一个怪人

　无心肝的月亮

　先生的雅量

　八方名士溯江来

第六章　书生大使

　等待，一生最初的苍老

　苦雨庵中的老僧

　做了过河卒子

　赫贞江边的丽影

　云中谁寄锦书来

　归去来兮

　从导师到敌人

第七章　无处安放的灵魂

　未名湖畔，一声叹息

　忽值山河改

　你也在这里吗

　拼不起来的碎片

第八章　曲终

　怕太太轶事

　万山不许一溪奔

　两个小朋友

　世间已无胡适之

第八章 曲终

怕太太轶事

小脚女人江冬秀与留洋博士胡适的婚姻，被称为民国七大奇事之一。胡适的学生罗尔刚说：“我处胡家五年，我却常常感到，假如适之师夫人是个留学美国的女博士，我断不能在胡家处五年。”

时光不可倒流，人生也不可重来。我们不能确知胡适与知识水准相当的女子结合就一定幸福或一定不幸福。然而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的确是幸福的。就连张爱玲也不得不感叹：“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有一次，一位朋友从巴黎寄来10枚铜币，上面铸有“P·T·T”的字样，这使他顿生灵感，说这三个字母不就是“怕太太”的谐音吗？于是，他将铜币分送朋友，作为“怕太太协会”的证章，还说自己可以当“P·T·T协会”会员。

关于怕老婆，胡适还自创了著名的“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有人认为胡适没出息，是典型的“妻管严”，胡适对此也不辩解，只说他与江冬秀结婚是“占了便宜的”。

晚年江冬秀不在身边的时候，胡适一日清晨发现早餐备有皮蛋，忽然想起在北京的时光，回忆说：“从前在北京的时，夜里总是睡得很晚的。我的太太往往剥一个皮蛋放在小碗里，旁边摆一些酱油醋。其实我是不大吃酱油或醋的。工作到肚饿时，就吃一个皮蛋。有时太太预备好两个生鸡蛋，旁边放个热水壶；要吃时，先把鸡蛋放在开水里泡五六分，半生不熟的吃了。”

胡适怀念的，还有江冬秀一手张罗的“一品锅”。“一品锅”是徽州名菜，相传乾隆当年微服南巡，由九华山去徽州府途经上庄，见天色已晚，便进一农家借宿。淳朴的村妇热情接待，将白天剩余的菜肴，按先素后荤的顺序，逐层铺在一口两耳铁锅内热后端上。乾隆及随从饥肠辘辘，吃得津津有味。乾隆一边赞不绝口，一边问此菜何名。村妇随口答道：“一锅熟。”乾隆嫌其名不雅，略作思索后赐名“一品锅”。

胡适云游海内海外，始终与徽菜“一品锅”结伴。每逢贵客上门或宴请同乡好友，必让太太做“一品锅”。梁实秋在胡适家中吃过胡太太亲手做的“一品锅”后，著文回忆道：“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尺，热腾腾地端上了桌，里面还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一层油豆腐，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青菜，味道好极。”

江冬秀没有读过太多的书，更没有受过高层次的正统教育，也就没有一般知识女性所固有的复杂心理以及斤斤计较的小心眼儿。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回忆江冬秀时这样写道：“胡老太太向来未叫过我什么‘密斯特’或‘先生’。第一次见面，她对我就‘直呼其名’。几次访问之后，我在她的厨房内烧咖啡、找饼干……就自由行动起来。”

在胡适眼中，江冬秀性情和善大度又不乏幽默。一次叶公超教授到胡适家来，一进门就叫嚷：皮带忘带了，江冬秀笑着说“找条麻绳给你吧”。江冬秀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是：“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住到地方少，给死人住的地方多。这些书，都是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话虽这样说，但到了关键时期，江冬秀却毅然决然地做起了“护书大使”，将那些“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一一作目录，保存完好，并将大量书籍、日记、书信、文稿历经艰难辗转运到美国，未尝有一页遗失。就连韦莲司都不禁对胡适赞叹说：“我一直景仰着你的太太，她把你的藏书照顾得那么好！还有他对你的忠贞。”

江冬秀喜欢打麻将，除露一手烧徽州菜、指挥佣人干活外，就无限制地战“围城”，从北京搓到战时上海，战后又搓到北平，再搓到纽约，战线绵延她的大半生。

一次北大校长蒋梦麟邀请胡适去做证婚人，那时他离了元配太太，要迎娶陶曾谷女士。胡适欣然应允了，当晚显得很高兴，刮了胡子换上西装，跟自己要结婚一样。江冬秀看着生气，不让胡适去，指着他的鼻尖说：“你要去证这个婚，你就别想回来。”胡适苦苦哀求，江冬秀就是不允，乘着胡适不注意，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啪嗒一声锁上大门到别人家打麻将去了。

等到第二日江冬秀兴尽而归，发现窗户大开着，人去楼空，原来胡适急切之下从窗户爬了出去跑了。事后胡适自知理亏，不敢回家，在办公室打了两天地铺。

在美国做寓公那几年，江冬秀天天沉迷于麻将桌，有时为了赶场子打麻将，也不做饭，煮一锅茶叶蛋给胡适慢慢吃，胡适也不生气。碰到没有牌搭子麻将打不成，他怕江冬秀生闷气，就到处打电话替她找“麻友”。有老朋友骂胡适没出息，被小脚女人训成这样。江冬秀则理直气壮地说：“他一个大教授现在不挣钱，家里一应开销全靠我牌桌上的收入，我不打麻将，他就要饿肚子。”

唐德刚一次造访胡适家，正逢江冬秀邀几个人打麻将。斗室之内，烟雾弥漫。

“赢了？”唐德刚低声问胡适。

“她每打必赢，不知何故。”唐德刚回去后在《胡适杂忆》里的写道：“胡太太在麻将桌上赢的钱，也是胡家的经济收入之一种。”

江冬秀一打牌，客人骤多，大呼小叫，胡适就无法静心读书写文章了。于是胡适常在一旁观战，有时也会亲自上阵。这样的麻将生活似乎很无聊很没有意义，但也不失为一剂调节苦闷心情的良药。

胡适曾在日记中谈到这样一件事：“那天我不在家。我的太太看见窗帘里爬进一个人来，吓了一跳，于是去打开了房门，这个贼是不晓得我家有多少人，他看见我的太太指示他从房门出去，他就走了。如果她那时喊贼，贼可能会用武器打她的。有了这次事情之后，大家说：‘胡太太开门送贼。’”

当时江冬秀正在做饭，突然看见了贼。她受到惊吓的同时，却并没有如美国女人面对歹徒时所习惯的大声尖叫，而是迅即走到大门口，拉开门，义正辞严地对贼说了一个英文单词：“GO！”江冬秀不会说英语，只会说这一个单词。她的大胆与果决着实吓住了贼，他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也许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临危不惧的女人，而且还是个矮矮胖胖面色慈祥手无缚鸡之力的外国老太太。他愣在原地好一会儿，然后就真的顺着江冬秀的指示“GO”出去了。江冬秀关上房门，折回厨房，继续做她的饭。

从此，“胡太太开门送贼”的事流传在北美华人世界。

胡适在晚年总结自己四十余年丰富的婚姻经验：“我认为爱情是流动的液体，有充分的可塑性，要看人有没有建造和建设的才能。人家是把恋爱谈到非常彻底而后结婚，但过于彻底，就一览无余，没有文章可做了。很可能由于枯燥乏味，而有陷于破裂的危险。我则是结婚之后，才开始谈恋爱，我和太太大都时时刻刻在爱的尝试里，所以能保持家庭的和乐。”

胡适还认为：“久而敬之这句话也可以作夫妇相处的格言。所谓敬，就是尊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尊重对方的人格。要能做到尊重对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

后来，胡适应人之约做“口述自传”，江冬秀也“夫唱妻随”也写了一部自传。据看过这部稿子的唐德刚先生评论说：“胡老太太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字！也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社会史料。”遗憾的是这部手稿后来遗失了，不知流落何方，实在可惜。

1953年4月18日，韦莲司写给一封信给江冬秀，邀请她夏天来绮色佳，参观胡适的母校，并住到自己家里来。7月6日，胡适夫妇欣然前往。

韦莲司为胡适夫妇准备了很多中国食品，还同他们游玩了英菲尔瀑布。这是韦莲司与江冬秀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面。1958年，韦莲司赠给江冬秀一套刻着江冬秀名字的银器。她还一改原本豪放的作风，过于谦逊地给江冬秀写了一封短信：“我感谢你接受像我这样一个没有训练又没有价值的人做你的朋友。”“曾经沧海难为水”，韦莲司这时候对他们只剩诚挚的祝福了。

当时的韦莲司已从康乃尔大学兽医图书馆退休，自奉俭约。她相信金钱可以换来自由，也可以作有意义的使用。她把自己毕生的积蓄提出来一些作为出版胡适著作的基金，这也是她送给胡适最后的礼物。1960年，韦莲司卖掉了在绮色佳的房子，搬到中美洲加勒比海巴巴多斯岛西南角的哈斯丁司度过晚年时光。那里的沙滩极美，是最早的度假圣地。韦莲司在搬去巴巴多斯之前，在纽约与胡适匆匆见了一面，二人留下了一张合照。

这是最后的一面，此后两人永隔大洋，终生未得见。人生之花不会四季常青，总有凋零的一日，一个人的离开，也会让另一个枯萎。

心花零落，逐水而去。

万山不许一溪奔

驱车来到胡适纪念馆，正赶上雨天。朦胧的雨丝中先映入眼帘的时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蓦然间，我仿佛和这位学界耆老有了一种灵魂的碰撞。

胡适纪念馆由故居、陈列室和墓园三部分组成。

故居之外，几株椰子树孑然而立，形影相吊。院外的绿地中，开辟出了一片小池塘，点点荷花覆盖在上面，显得静谧而清冷。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前来，纪念馆每逢周六周三开放，今日却是周五。好在负责人并不拦我，只告诉我不可以拍照。

推开故居大门，各类物件仍依循胡适生前的原样摆放，其生前的起居作息可管窥一斑：会客厅里是红褐色的书柜、布面的沙发、古旧的老式滕椅……与客厅隔着屏风的餐桌上依稀摆放着朴质的碗勺，旁边的字牌上注释——胡适的早餐：一碗稀饭，一片面包，一碟菜，一杯橘子水，一杯咖啡。客厅的一边是胡适的卧室及夫人江冬秀的卧室，屋内的物件摆设甚为简约。

在客厅另一边，则是胡适的工作室和书房。应当说，胡适故居中最可津津乐道的还是胡适那些铺天盖地的书籍，这些书籍多是胡适来台后购置、搜集或朋友赠送。胡适藏书，中外史学、文学、哲学、艺术、宗教等无一不涉。书房和卧室的书是他经常翻阅的。书房里，一排古典书籍，泛出黄色，贴着标签，恍觉先生已离又未离。

走出先生故居，雨下得更大了，滴落在瓦上叮当作响，细听之下好似有一种旋律掺杂在内。空荡荡的院落在雨中干净异常，微风吹斜了雨丝，从脸颊上划过，一时间，竟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在心中盘桓不去。

1957年，蒋介石特地为胡适建造了这座宅子，随即发布“特任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令，同时发专电到纽约“促驾”。国民党当时虽然只剩下弹丸小岛，却仍维持着旧日在南京的门面，五院各部俱全。也有一个“中央研究院”，算是最高学术机关，直属“总统府”。

胡适本无意做什么“中央研究院院长”，但他近来身体多病，总想着“应该安定下来，把没有完成的工作及时完成，不能再拖下去了”。这些工作是指《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他早年著作的未完成部分。此外，他还想编辑出版《文存》第五集、第六集，为《水经注》作出“终审判决”，以及还想要出版一本《诗存》。

1958年4月8日下午，胡适与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机飞抵台北。陈诚、钱思亮、李济、胡祖望夫妇和孙子胡复等人前往松山机场迎接。江冬秀却没有与胡适一同前来，她同美国的麻友们整日鏖战，无暇顾及其他。

在机场休息室，记者问胡适：“目前台湾是不是需要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胡适回避这个话题：“请你们不要审问我与政治有关的问题好不好？我去国至今三年零三天，国内的事全都茫然，你这个问题又是如此之大，今天我无法给你圆满的答复……我向来对于政治没有兴趣，如今老了，更加没有兴趣。”

到台湾后，胡适听到了儿子胡思杜在大陆自杀的消息。但胡适不相信，认为可能是一种恶意的谣言。因为今年1月，胡适还得到友人传来胡思杜被送到东北的消息。胡适担心江冬秀经受不了这种打击，打电话告知江冬秀，叫她不要轻信这个谣言。

1958年4月10日，胡适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简朴的就职典礼上，蒋介石上台讲话说：“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民主+科学+伦理，才能有一个平衡发展。”并大加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胡适听后不以为然又跑上台去说了一通，把蒋介石的话痛批了一顿：“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被共产党清算，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他们清算我，是我在大陆上，在中国青年的思想上、脑筋里留下许多‘毒素’。我们在年青的时候，受到了新学问、新文化、新思想、新思潮、新的思想方法的影响……”

胡适连珠炮般讲完之后，蒋介石脸上挂不住了，当时有几百名学者在场，他们都暗地里为胡适捏了把汗，因为这样公开的批评是极其少见的。还好蒋介石颇有仁者风度，没有当场发脾气。

然而蒋介石并未如表面那样视胡适为座上宾，早在几年前两人的隔阂就产生了。

1954年，胡适抵台参加“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时，写下了一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的读书笔记，称就九百年前范仲淹《灵乌赋》里的一句争自由的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比美国开国前期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宁死”要早七百四十年。他认为《灵乌赋》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或者是“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是借一尾“灵鸟”的呼号鸣叫、告人吉凶的寓言，表达作者一种灵魂的自誓和为言论的责任而不惜献身的精神。

雷震创办、以胡适为发行人的《自由中国》杂志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

1956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先生的70寿辰。事前蒋介石曾表示谢拒祝寿，希望大家提示问题，他愿虚怀纳言。于是《自由中国》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刊登胡适、雷震、徐道邻、徐复观、毛子水、陶百川、蒋匀田等所作献议祝寿的十多篇文章。

胡适文章的题目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叙说艾氏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自知无专门知识，而大胆信任各部门负责人；当总统以后，遇自己一时无法决断的事，不轻易下断语，而将自己签名“可”“否”两个批件，请副总统尼克松挑一个。最后结论说：

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

这期祝寿专号乃“不识相”地言人所不敢言，发表了一些讨论、建议和批评的文字，在台湾连印七次而引起轰动，令蒋介石及其“军方”、“党方”和“团方”十分不满。1956年12月，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以“周国光”的名义发布“极机密”的“特种指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该指示共九条，第一条即宣布：“有一种叫做《自由中国》的刊物，最近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曲滥调，以达到颠倒是非，淆乱听闻，遂行其某种政治野心的不正当目的。”指示党团员们要“站在三民主义的思想立场上”，“正视这一股毒素思想所隐藏的恶劣影响，要从思想战场上明确的确定它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以党的名义要求各级组织“有计划的策动思想正确、信仰坚定、有见解、有口才、有写作绘画能力的同志，口诛笔伐。”

一时间胡适和《自由中国》被台湾当局批成了“共产党一样的”洪水猛兽，胡适却没有一点防范意识。回到台湾不久的一天晚上，自由中国社举行宴会欢宴该社朋友。胡适在宴会上演说《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来组织一个在野党，并极力表彰雷震为民主自由所作的贡献。他说：

这几年来，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

胡适虽主张组织一个与国民党公开对抗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但当雷震劝他担任“党魁”时，胡适拒绝了，他说：“我不赞成你们拿我来作武器，我也不牵涉里面和人家斗争。如果你们将来组织成一个像样的反对党，我可以正式公开的赞成，但我决不参加你们的组织，更不给你们作领导。”

1960年8月13日，中国民主党在中坜举行竹苗桃三县举行座谈会，雷震宣布新党将于9月底或10月初正式成立。

蒋介石自然不会坐视一个反对党在自己身边悄然兴起并壮大，年9月4日，趁胡适去华盛顿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年度会议的时候，蒋介石向向《自由中国》下黑手了，他命令逮捕雷震等骨干分子，《自由中国》自此停刊。

正在美国办事的胡适从广播里得知“雷震案”发生后，大吃一惊，赶忙拍电报给陈诚说，“政府此举甚不明智”。建议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公开。随后又再电陈诚说：“万望我公戒军法机关不得用刑审，不得妄造更大罪名，以毁坏政府的名誉。”在回答美国记者时，针对雷震的罪状，他说：“我相信雷震是一个爱国反共的人。”

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10月8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对“雷震案”做出最终审判，雷震以“为匪宣传”与“知匪不报”两项罪名判刑14年。

蒋介石担心胡适在美国发表不利台湾的言论或不返台，此时得罪了美国也不是蒋介石的愿望，就让陈诚找任过《自由中国》总编辑的毛子水去封胡适的口。10月18日，胡适离美回台，途径东京时，毛子水已在此迎候。毛子水劝胡适无论如何不要接见记者发表谈话，先将事情冷一冷，等蒋介石的气平息下来后大家再来进言，挽救雷震出狱。

返台后，胡适面见蒋介石，提到“雷震案”时仍难掩悲愤之情：“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8日宣判，9日国外见报，10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普林斯顿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蒋介石打断胡适的话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书生终究无法和总统正面抗衡，胡适只好软了下来，他忙向蒋介石表示：“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接着他重申了1949年刚到美国时说过的那句话：“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蒋介石微微一笑，室内的气氛似乎缓和了许多。胡适走时，蒋介石亲自送至接待室门口。

此后胡适对此事讳莫如深地避而不谈，有记者来问时，他说只有一句话：“大失望，大失望！”出于自身的安危考虑，他也没有去狱中探望雷震。报纸记者提示他：“您不去，雷震会失望的！”胡适万般无奈地说：“我相信他会知道我在想念他！”

1961年适逢雷震65岁生日，这位自由主义的斗士却只能在牢中度过了。郁闷难当的胡适在病中特为好友抄录杨万里诗《桂源铺》一首，算作是给朋友的“寿礼”：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杨万里的诗明白如话，胡适非常推崇，他曾用这首诗来描述他的家乡——上庄村的景致。杨万里一生沉浮官场，而他在“万山”面前，从未低头。他如这溪水一般，纵使身在险境，也不忘己任，以一颗乐观的恒心，勇往直前，应对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他相信，就像那万山拦不住潺潺溪流，自己的政治抱负也不会被对立势力所阻拦。

而官场又怎大得过人生？人生又怎大得过生命的传承？

在高贵的灵魂下，雷震有着同杨万里一样不屈的人格。关在黑狱里，他没有承认任何罪名，更对国民党把他冠上“资匪”罪名相当愤慨。借着有限的资料与资源，他写起毕生回忆录；在刑期届满的出狱前夕，他于牢中也写下了一幅对联：“十年岁月等闲度，一生事业尽销磨”。

当溪水选择了奔流，万山便退却了。当你的字典里擦去了退缩，你便能前进了。

两个小朋友

1959年十月间，胡适收到一封一两千字的长信，信中提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有什么分别？哪个更好一点？寄信人名叫袁瓞，胡适并无印象，读完了信，才大吃一惊，原来这封信是一位卖芝麻饼的小贩所写。一个做饼、烤饼、麦饼的小贩居然在思考这样大的政治体制问题，这让胡适感慨万千，他便亲笔写了一封回信：

袁瓞先生：

谢谢你10月23日的长信。

我细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的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尔在1945年离开顿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祝你安好。

胡适。四八，十，廿五夜。

从此，小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适的“我的朋友”了。

一日，胡适邀请袁瓞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见面的时候，胡适拉着袁瓞的手惊异地说：“你这么年轻，出乎我的意料，从你的来信中，要看你40岁以上啊！”

袁瓞带给胡适一份礼物，用手巾包着，打开了，是十个芝麻饼。他捧到胡适面前，说：“先生，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您吃，表示我对您的敬意。”

胡适接过芝麻饼，拿起一个就吃，脸上淡开了笑容，咬得咯咯直响。

那一日，刚好有外宾来访，袁瓞怕耽搁了胡适的公事，便告辞了。临行时胡适赠送他五本书，每一本上都亲笔题名留念，并说：“你先拿去看，以后需要什么书，尽管随时来拿。”

1961年2月25日，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韩奈来台湾访问，胡适应邀作陪。还未见外国友人之面，胡适忽然脸色煞白，额上出汗不止，他指着心脏，微弱地对身边人说：“不舒服！”众人慌忙将他送到医院。经诊断，胡适心脏左边心室后面的血管堵塞。  3月2日，胡适终于摘掉了氧气罩，脉搏也恢复正常，但医生不叫他出院，需要休息一个星期。恰好他的朋友梅贻琦也正住院，就在隔壁的一间病房。一天，梅夫人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的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胡适接过来一看，见是麻饼，便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众人都笑了。

胡适不明世事，以为偌大的一个台北市，做芝麻饼的只有“我的朋友”袁瓞一个人。

胡适的另一个小朋友，名声比袁瓞要大得多了，他就是狂人李敖。

许多人都记得李敖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500年内，白话文第一名是李敖，第二名是李敖，第三名还是李敖。然而，就像再强悍的动物也有天敌，狂傲至极的李敖亦有自己佩服的人，这就是胡适。

李敖对胡适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小学时他就已知道胡适的大名，在初中时，他借到一本《胡适文选》，读后为那崭新的思想和明白畅晓的语言所慑服，引起他“很大的狂热”。1952年10月1日，李敖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他，那时他才十七岁。

胡适定居台湾后，意外看到《自由中国》发表了李敖论《胡适文存》的文章，很感兴趣，想见见作者。1958年4月26日，在胡适的弟子姚从吾的引荐下，胡适见到了李敖。当天他们就在钱思亮家里大聊一阵。胡适对李敖就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李敖后来回忆说：

“此后胡适一直把姚从吾老师视为‘胡适——姚从吾——李敖’的关系。姚从吾老师也有视一同。我相信胡适以下，显然把我看做北大系的一个传人，姚从吾老师跟我的交情，也是在这一基线上发展的。”

两人第二次见面，在1958年6月8日。那天，李敖到南港参观民族学研究所的展览，顺道去看胡适。李敖请胡适写字，胡适满口答应。胡适当即送李敖“一个小玩意”，是一本《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两人分别时，胡适亲切地说：“再见。”李敖深有感触，说：“此君真是礼貌周到，亲切可人。”几天后，胡适派人送来字。

同年12月4日，李敖赴机场迎接胡适。此前胡适赴美是做身体检查的，走后，李敖曾写信一次。回来隔一日，李敖作打油诗《好事近》，祝胡适六十八岁生日。诗曰：

哈哈笑声里，

六十八岁来到，

看你白头少年，

一点都不老。

寿星说话不妨多，

喝酒可要少，

不然太太晓得，

那可不得了。

胡适收到信后，也回信一封，信中说：“谢谢你送我的生日诗！你把‘喝酒’写成‘渴酒’了。我常说，凡能做打油诗的，才可以做好诗。你这首诗可以算是成功的打油诗，可以预测你做白话诗的前途。”

1961年11月6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胡适却不过洋人的纠缠，应邀赴会作了三十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次演讲的内容其实仍是他几十年前的老调子，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攻击中国的古老文明，以致苛酷指责我们民族的固有文化。

没想到这次老生常谈，却引发了一场中西文化大论战。这次论战不是有意识的组织，于无意间，胡适和李敖成了这场论战的发动者，而且共同作为论战一方的主力，备受反对者的指责和谩骂。

在胡适发表演讲后，有人甚至在立法院提出质询，要胡适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李敖随后在《文星》上发表了长文《播种者胡适》，对胡适的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清理，充分肯定了胡适对国家、民族的贡献。文章开头说：“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谵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这篇文章一下子把由胡适演说所点燃的火苗煽动了起来，使那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很快形成。

这一场大论战，台湾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参加了，《文星》、《政治评论》和《世界评论》等刊物连续多期用全部篇幅发表论战文章，作者范围之广和写文章论战的“积极分子”之多，都是空前的。许多报纸和刊物郑重发表社论，组织座谈。后来发展到“党国要人”（如副总统陈诚）、政团领袖、大学教授、企业家等名流纷纷表态。支持李敖者也有，但人数有限，几乎不足两位数，绝大多数是反对“西化”的。

胡适虽然素来号称修养好，毕竟也具七情六欲，也难于抑制心头的愤懑与烦忧，不久又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可围攻他的人们并没有因此停歇，谩骂和指责继续朝胡适和李敖头上喷来。

胡适在病床上拿起圆珠笔指着围攻他的那些文章对身边的人说：“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胡适一面说，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他们要围剿我胡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

风烛残年的胡适，在“围剿”与“反围剿”的硝烟中再一次被无情地棒打。他做不到“大笑拂衣去”，只有一头扎进中央研究院的日常事务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挖土不息。

李敖评价胡适：“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这句话一语中的地点破了胡适晚年的心境，而各方的攻讦与喧闹，令胡适备感孤寂。

无限伤心事，何处话凄凉？他只是一个寂寞的老人。

世间已无胡适之

胡适公园距胡适故居中央研究院不远，就在中央研究院大门对面的小山坡上。仿佛这位院长驾鹤西去之后，依然日夜关注着中央研究院。走过拱形大门，就看见“胡适公园”四个大字。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这里首先是一座“公园”，而后才是胡适的“墓园”。

雨后的公园游人稀少，十分幽静，公园的门不大，入口处是一座地标式的喷泉池，在路边，除了一个很平坦的小区域之外，迎面就是一座小山坡了，背后则是绵延的山脉。

缓步来到安葬胡适的小山坡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斜放在通往墓冢台阶上的一块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面镌刻着胡适学生、思想启蒙先驱者毛子水所写的墓志铭：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胡适生前喜爱白色，所以胡适墓园就以饱满圆润的白色鹅卵石铺面，四周则辅以白色正方形廊檐，墓碑正面的围墙上悬挂一块白色大理石，上书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智德兼隆”四个金字。墓园前两侧，伫立着两棵松柏。中间置一花台，可摆放祭奠的鲜花什物。没有宗教信仰的胡适，其墓园显得浑朴自然。胡适墓碑上镌刻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暨德配江冬秀夫人墓”几个大字，是于右任所书。

站在胡适墓前，我突然感觉无所适从。至此，我已经追寻完了先生的足迹，他从山中走来，在梦里完成了他锦绣的一辈子，看穿浮名后抽身而去，可谓是洒脱之极。而我此时却忍不住泪如夜露，朦胧了眼前的路。

1961年10月，江冬秀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美国麻将牌友，回到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适身边。胡适欣喜异常，提前把寓所靠近盥洗室的那间房腾出来，用去污粉把浴缸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身边的四个工作人员召集起来说：“我太太要来了，她很节俭。在中国，节俭是一种美德。我结婚时，家里欠了债，但不到两年，不但还清了债务，还有节余。这全是太太的功劳，是她省俭的结果。”

18日上午，胡适亲自去松山机场接江冬秀。下午四时，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人眷属在蔡元培馆举行“欢迎胡夫人茶会”。胡适真情流露地致辞说：“我是奉命，奉太太之命说话的。太太来了之后，我的家确实温暖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孤寂了。”的确，自从江冬秀到台湾后，胡适屋子里的气氛显然有所改变，老两口有说有笑。一天早晨，胡适吃完了点心，梳一梳头发，觉得这次病后头发白得多了。江冬秀在旁说：“你打扮打扮，年纪轻得多，也很漂亮了。”胡适笑着说：“江冬秀小姐，我从来没听过你说我漂亮，从来没听过你说我漂亮的话呀！”

江冬秀却不修边幅，她刚回台湾，应酬多，不打扮就出门。有一次围一条长围巾，穗子都拖到了地面上。胡适笑着说：“太太，你就这样一幅打扮呀？”胡太太反问：“不好看吗？”胡适连说：“好看，好看！”

1961年11月26日，胡适起来后觉得呼吸急促，气也喘起来，咳嗽时发现痰中有血丝。因为这天是星期天，江冬秀在台北福州街二十六号临时住宅打牌，不在南港。胡适不愿意惊动人，就喝了一杯白兰地，服用了一颗心脏病特效药片后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居然睡着了。

中午，胡适被送进了台大医院特一号，医生发现胡适有心脏衰竭的现象，于是为胡适接上氧气瓶，同时注射强心针。

12月15日是江冬秀的阴历生日，胡适为夫人准备了珍珠耳环和手镯作为生日礼物。中央研究院的摄影人员来替胡适夫妇照相，江冬秀坐在胡适病床边的凳子上，摄影师按了快门，拍了胡适夫妇最后一张合照。

第二天是胡适71岁的生日，江冬秀将一只携着“寿”字的金戒指戴在胡适的手上，作为生日礼物。而好多前来祝寿的客人，却被胡适的秘书胡颂平拦在了门外，说医生不许打扰先生。客人们便在祝寿册上签了名，然后离去。看了祝寿册上245位签名的名单和许多人写的寿序后，胡适说：“每篇寿序都使我看了脸红。”

1962年1月10日，胡适出院，医生嘱咐胡适每天上午只能办公一个半小时，与客人谈话最好不要超过十五分钟，饮食要照住院时的规定，不要吃得太多。不吃肉，少吃油，多吃鱼。

但胡适的做法恰恰相反，他特别爱吃吃红烧肉里的肥肉，每天吃一条，通常安排在晚餐吃。每天客人不断，胡适的态度是来者不拒。会客室小，常常是后来的人挤走先来的人。有时也留下两三个人吃饭，除平时的四盘菜之外，再加一盘炒鸡蛋。当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王云五对胡适说：“健身之道，每天饭后要走三千步。”胡适偏偏不爱走路，几乎没有一天超过一千步。有时饭后刚走几步就借故返回，说：“冷了冷了，赶快回家。”

2月8日，胡适夫妇应邀拜访蒋介石士林官邸，蒋介石夫妇为胡适补办生日暨新年宴会。临行时宋美龄还送了江冬秀一些年糕与咸肉。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胡适也正式提出了自己的退休请求。他还专门写了一幅“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此公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的对子。

1962年2月24日，胡适离开福州街，去南港中央研究院主持将在蔡元培馆召开的第五次院士会议。这天，他心情颇愉快，因为这次到会的院士比较多，在国外的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等也都陆续到达。吴女士是他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学生，吴大猷则是他的学生饶毓泰任教南开大学时的弟子，而杨振宁、李政道两位院士又是吴大猷的学生。

下午五时，酒会开始。胡适走到麦克风前面说：“各位朋友：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十二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四位院士也回国参加这次会议。”又神情得意地说：“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起行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最后胡适说：“今天因为太太没来，我多谈了几句话。现在要将这个会交给李济等几位先生，请他们说说话。”

李济起身发言，说到中央研究院的未来任重而道远，不免有些悲观：“科学研究，今天究竟在这里占了一个什么地位？是否没有地位？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吴大猷听言赶忙代表回台院士劝李济不要悲观，他说：“我们要把基础栽培起来，绝对没有捷径。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天才，尚需八九年的训练才能成熟。一个国家更得加倍努力的时候，要20年才能有个标准。我觉得李济先生不必悲观。”

两人的发言触动了胡适，胡适再次起身接过话语权，直接从科学说到民主自由：“我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我们中央研究院从来没说过什么太空、迎头赶上的话。不幸的是几十年的政治变动，8年抗战，10年戡乱，使我们的好多梦想未能实现。

科学的发展，要从头做起，从最基本的做起，决不敢凭空地想迎头赶上。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讲到自由的话题，胡适突然激动起来，声调也有些走样。突然他煞住了话头，停顿片刻，又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胡适站在刚刚讲话的地方，含笑和一些告辞的人握手，正要转身和谁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站在不远处的钱思亮、凌鸿勋连忙伸手来扶，但已经来不及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胡适的后脑碰倒桌沿，然后重重地摔倒在冰凉的磨石子地上。一代博学硕儒溘然长逝。

噩耗传出，台岛震动，学界同悲。蒋介石闻讯，当晚亲笔泼墨挥毫，写下了“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龄专程赴胡宅看望了处在悲恸中的胡适夫人江冬秀，劝其节哀，保重身体。2月26日，蒋经国一早赶来吊唁，表示自己“前天在南部听到胡先生的噩耗，内心好像突然受到了重击。胡先生这样去世，就如一个大将死于沙场一样，不仅光荣而且伟大，永垂不朽。”3月1日，蒋介石亲自前来吊唁。

出殡之日，台湾各界有30万人为“我的朋友胡适之”执绋，以国民党旗盖棺。国民党要人、学界名流、生前友好、同事前往送行者不计其数，整个送葬路上人山人海，车马难行，形成无涯之海洋。其规模之大，盛况之隆，前所未有，可谓备极哀荣。最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人中除了庙堂之上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以外，还有不少布衣白丁。他是一位“能使庶黎哀伤的伟人”。面对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江冬秀于悲恸中对她的长子胡祖望说：“祖望，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哟！”  治丧委员会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八百余件，其中三幅最能代表胡适一生的功绩：

微老夫子，倡白话，此日儿童，仍须皓首穷经，从字纸堆中，去埋头嚼句。

无新文化，主改革；长兹华裔，安能小心求证，到科学园里，来植树生根。

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

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孟真死于闹，今公死于闹，行在纵多才，何堪如此？

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

傅斯年在演讲后猝亡，胡适也终结于此，这莫非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一个文人最好的归宿？那么，下辈子再也不要做那风浪尖头的水手，只知大声疾呼，而当风浪袭来时，躲闪不及的水手。

一世风情，全做全作一场空白，红袖烛影，徒添一抹悲凉，一丝血刃的无情。只怕被风雨搁浅淡淡的痕，残留着往日的碎影。

人生不满百，对于无穷的历史时空来说，实在微不足道，但在百年的生理生命结束之后，犹能被怀念，被记取，传为不朽的，就应该被尊崇为伟大的人了。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先生锦绣的一生，如同一张柔软的白纸，铺在丝缎般的江面上，等待饱蘸墨汁的笔触。然后，一切覆盖下来，曾经想像过的一切在发生的同时开始永远的失去。

那搁浅的梦想，成了唯美的墓志铭。

我忽然不自主地挪动步，正中，对着先生的墓，弯腰，深鞠三躬。

花台上放着三捧鲜花，不知谁放的。

这灰色的硬石之下，其实脚步已触着先生安息的土地。两颗心已离得很近，我仿佛听到了只字片语的真切的痕迹。只是，在这个真实的时空里，许多记忆都被浓烈的城市光源所吞噬，留下无尽的思念与伤痛，像个找不着回家的路的哭泣的孩子。

转身离去时，我黯黯回眸，微风吹过，墓旁的松树微微颔首。绿，此时却显得这般宁静与安详，它淹没在脆弱而汹涌的雾白里，得到了某刻单纯的栖息。我却听到了空气中无数花开又花落的声音，是那么的无奈与伤悲。只在这，在石栏边，看里面冷冰的花岗岩，便手足无措的发冷。

出了园门，阳光突破阴霾，透了出来。只是，世间已无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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