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寂和刘文静
在李渊太原起兵过程中，裴寂和刘文静无疑是两位核心辅臣。两人原为密友，默契配合劝说李渊起兵，又齐心协力佐助李渊攻占长安，后又草创唐初的各项制度，位极人臣。但两人结局迥异：刘文静在武德二年（619年）被高祖以谋反罪处死；裴寂在高祖时期备受荣宠，但到了太宗李世民上台以后，很快被流贬。两人之间的恩怨，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在太原起兵前，裴寂和刘文静出身基本相同，官职地位也基本相当，并且对时势看法也略同，都有远大的抱负，这是两人能够成为好友并团结一致辅佐李渊的基础。
两人的祖父和父亲都在隋朝任职，官职都不大。裴寂，祖融，司本大夫。父瑜，绛州刺史。寂少孤，为诸兄所鞠养。年十四，补州主簿。刘文静，祖懿用，石州刺史。父韶，隋时战没，赠上仪同三司。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袭父仪同三司。看来，裴寂十四岁就能当上州的主簿，除了其确有才能外，恐怕还是靠家族背景，因此二入都是靠恩荫而开始了当官的生涯。在李渊太原起兵前，裴寂任职晋阳宫副监，刘文静任职晋阳令，两人官职大致相当，都是职位不高的地方官，又同在一个地方任职，两人的交往自然就多了起来，但两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好友最主要还在于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和抱负。
据《旧唐书》卷五十《刘文静传》载：“隋末，（刘文静）为晋阳令，遇裴寂为晋阳宫监，因而结友。夜与同宿，寂见城上烽火，仰天叹日：‘卑贱之极，家道屡空，又属乱离，当何取济？’文静笑日：‘世途若此，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于卑贱？”’城上烽火可能是反隋的起义军或者是突厥来犯。从两人一问一答中可见，两人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对时势非常了解和不满，渴望辅佐英主来获取荣华富贵。
从辅佐李渊太原起义，到后来攻占长安，两人配合默契，为唐朝的开国居功至伟。两人配合促使李渊决心起兵，计杀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义兵起，裴寂进献晋阳宫所贮，并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刘文静募兵集众，连突厥以益兵威，并且与李密有旧，可以联络与之结盟。在向长安进军过程中，刘文静指挥军队打败隋将桑显和，执隋将中抵抗最激烈的屈突通，为李渊攻占长安扫清了最大的障碍。后来，裴寂、刘文静又在隋律的基础上，制订了唐初的各项制度。
但是到了唐朝建立后，原为朋友又有共同政治理想的两人却势同水火。《旧唐书·刘文静传》载：“高祖每引重臣共食，文静奏日：‘陛下君临亿兆，率土莫非臣，而当朝抑，言尚称名；又宸极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刘文静对高祖称裴寂为裴监，并引同坐一榻表示异见，把矛头直指裴寂，并且自视甚高，自以才干谋略军功等都高出于裴寂，“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直到武德二年（619年）十月李渊听信裴寂的建议以谋反罪诛杀刘文静。
从表面上看，两人的矛盾好像是刘文静民部尚书的地位不如裴寂，口出怨言而引起，李渊赏罚不明导致刘文静被谗杀。而实际上，结合武德时期唐政权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就可以看出：从太原起兵到唐政权建立前，裴寂和刘文静共同辅佐李渊，所以就能团结对敌。唐政权建立后，随着李世民羽翼丰满，已经威胁到高祖皇帝的权威，裴寂和刘文静分属高祖李渊和秦王李世民两个不同的派系，两人的矛盾就自然出现并激化了。 观高祖李渊用人，他一是重用元从大臣，例如裴寂等；二是自己的儿子，例如李建成和李世民。在李渊攻占长安的过程中，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为左右元帅，功劳相当，所以在武德元年（618年）建国时李建成理所当然就以年长为太子，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同时，高祖要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自然也重用李世民，作为军事统帅带兵出征。随着李世民出征次数的增多，其实力大增，李密瓦岗军的很多猛将大都为其所用，这自然就威胁到太子建成的地位，也间接威胁到高祖李渊皇帝的权威。李渊不得不考虑对李世民有所限制。限制的办法，一是调离、削弱李世民手下的文臣武将，二是减少李世民出征的次数，加大建成、元吉、裴寂等出征的次数。而刘文静从太原起义后一直跟随李世民，是李世民早期最重要的助手，理所当然成为高祖李渊打击的对象，在武德元年（618年）七月，刘文静跟随李世民西征薛举失败后，刘文静被除名，后虽被任命为民部尚书，但和唐初官为纳言的宰相相比，已是大不如前。武德元年十一月李世民打败薛仁果，武德二年（619年）打败李轨后，实力进一步大增，李渊就借口刘文静谋反而诛杀之。在杀刘文静之前，裴寂曾言：“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勃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刘文静虽然没有反叛事实，但他确实才能过人，功劳也很大，又和突厥有旧交，在朝廷有地位和影响力，当时唐朝统治还不巩固，一旦他真的反叛，将为祸很大。高祖诛杀刘文静，既可以解除这种威胁，又能限制、削弱李世民的实力。刘文静临刑，抚膺叹日：“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显然，刘文静虽然知道杀自己的人是高祖而不是裴寂，但到死还没有弄明白自己被杀的真正原因。这与玄武门事变前，李渊把李世民的重要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等调离秦王府目的是一样的。与此同时，高祖多次派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出兵打仗，并对他们多次吃败仗丧师而不见责罚，反而恩遇更重，恰恰说明高祖明知他们的军事才能不如秦王李世民，派他们出征只是限制李世民军事上独大的策略罢了。
当然，李渊的所作所为，李世民心知肚明。刘文静被杀前，李世民竭力替他辩护，说罪名只是“怨望”而不是谋反；在李世民上台做皇帝后，贞观三年（629年），便找借口把裴寂逐出京城，流放静州。同时，恢复刘文静官爵，为刘文静平反，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总之，裴寂和刘文静都为唐朝初年的功臣，之所以造成这样不同的结局，是他们在唐初宫廷斗争中成为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P48-51
1995年我退出了大学教坛，没有了教学和研究的具体任务，但对历史的思考和历史史料的研读始终没有停止过。每天早饭之后，走进书房，信手拈来，倒也其乐无穷，日积月累，手稿和心得竟也有数百篇。
2010年在上海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姚铁军编审和李旭副编审的热情支持下，我编著的《中国官制大字典》第三版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该书出版的过程中，与上海大学出版社领导合作很愉快，姚铁军、李旭二同志多次来家中约谈修订出版的相关事宜。李旭同志知道我退休后写了一些读史的相关札记和心得后，又一次热情地约稿，希望出版此书。2011年初，李旭到安徽人民出版社工作，多次电约出版事宜。
2009年6月，应上海大学历史系李福长副教授之邀，我参加了上海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答辩会，认识了李福长的研究生张现国，该同志的毕业论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能吃苦，勤于思考和钻研，能坐冷板凳，不浮躁。在他毕业留校工作后，我就把我的读史札记和心得交给他整理和打印，其中《韩弘顾大局》、《徐世勋多智》、《李密多疑》、《李密与项羽》、《李渊杀降王》、《李渊何以能战胜群雄建立唐国》、《晋阳起兵》《裴寂和刘文静》诸篇就是在我的指导下由他写成的。
此书的出版还应感谢我的夫人叶倩云，她不辞辛劳的操持家务和关心我的生活，使我能够以愉快的心情投入到写作中去。今年又恰逢我的八十华诞，谨以此书以自慰。
徐连达于复旦大学之愚乐斋
2011年12月
读什么样的历史书
历史是极其生动活泼和丰富多彩的，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宝库。不继承历史，就像人患了失忆症；不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就像人长不大，思想不能成熟。不了解过去，就无法把握未来。所以，睿智之士常将历史学比喻为未来学。
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风土人情、文化典故等。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国人大多都喜爱中国历史。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的历史著作，少有介绍鲜活的历史人物和社会文化者，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多为政治斗争、制度法令、军事战役、文献目录等等，逐项罗列，读之无味。写史者往往只是把正史简单加工翻译，很难表现出古人鲜活的个性和多彩的文化生活，无形中加大了我们同历史的距离。例如，对唐太宗作传的历史著作就有多种，但大多鲜有创意，干篇一律。一本本历史教科书读下来，使读史者竟然连古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与我们今天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有什么联系，都一片茫然。这其中，史书撰著者的责任是无可回避的。
近年文史热的兴起，首先源于《百家讲坛》的热播，此后诸如《明朝那些事儿》等网络史书的热销，使得文史书籍变得更加炙手可热。然而跟风泛滥，良莠不齐，不尊重历史事实，随意演义历史来增加故事性和卖点，使得文史书籍的编写走入了歧路。
此外，国人了解历史的另一个途径是读历史小说，一部《三国演义》，使三国的历史人物几乎家喻户晓。但我们所知道的三国文化其实包括三个部分：历史三国，《三国演义》所描述的三国，文化三国。例如大家对诸葛亮的的感情大多是从《三国演义》上得到的，而《三国演义》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从而形成了文化三国。人们头脑中长期形成的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曹操的“奸”、张飞的“疾恶如仇”、刘备的“仁”、周瑜的“狭”等等这些很多和历史上的三国史实是有很大出入的。
因此，读史者要读反映真实的古代历史文化、反映古代人物真实想法，又通俗易懂、受到教育和启发的历史书。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徐连达的新书《徐连达评说中国历史的205个细节》有新意。全书分人物、事件、事物、典制、文化、习俗六部分来写，每一部分又大致按照时代顺序编排。205个细节独立成篇，每一篇篇幅很小，平均干字左右，但所引用的史料，信息量很大。所讲细节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选取一些长期以来不为大家所知或误解的历史，力争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作者力图通过历史细节对我们当代人有所启迪。
比如在历史人物《曹操与刘备》这一篇中，徐先生通过曹操和刘备两人所作所为的历史事实分析：得出虽然两人都为当时的英雄，但曹操才是一个真正有雄才大略的人，《三国演义》说刘备是个讲仁义道德、有儒者之风，实在是大失事实。张鲁力战败逃之后降于曹操，人或问他为何不南走益州依附刘备。张鲁说：“宁为曹（操）公阶下囚，不愿为刘备座上宾。”通过张鲁之口，把两人的高下、优劣比喻得十分明白了。
在历史事件《张蕴古献<大宝箴>及其死因》一篇中，徐先生提到张蕴古献《大宝箴》就是希望唐太宗做个有为的圣明君主，并提出为此所要注意的各项事件的纲要。因献《大宝箴》，张蕴古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和重用。但不到四年，又被唐太宗找借口杀掉了。因此，徐先生得出结论，唐太宗是个既能纳谏，但又喜专断；既能用人，又枉法杀人。在封建时代，即使英明如唐太宗这样的皇帝，也免不了枉法杀人，故“明德慎行”乃是明君贤臣所向往的目标。即使今日，“明德慎行”这一点也很重要。
又如文化《姚崇口箴》一篇中，徐先生借玄宗名相姚崇的一篇《口箴》，告诫官员出言要慎之又慎。并举一例武则天时有宰相娄师德，他为人“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己，辄逊以自勉，不见容色。”一日，其弟出守代州，临别时，师德告诫他做事要忍耐，不要出口伤人。其弟说道：人若有用口水唾我的脸面，我就自己揩干，不与人理论。师德告诫他说：你还未用心做到，揩干唾沫，这是反得其反，是违犯了他人的怒气，要做到使口水自乾。所谓“宰相肚里能乘船”说的也就如此吧，现今的官员又有何感想呢？此外，如《宋璟（梅花赋）》、《颜真卿联语》两篇，让我们看到宋璟不仅是一个有作为的著名政治家，而且在文学和音律乐艺方面也颇有造诣，他能歌善舞，洞晓乐谱，擅长打羯鼓。他与玄宗两人，犹如双峰并峙，打鼓的技艺当世无敌。是一个响当当的行家里手是当之无愧的。颜真卿有时作文极尽滑稽嘻笑之能事。徐先生通过这些文章，意在告诉大家：论历史人物，若仅看主流一面，便易产生形象刻板和公式’化的弊端，读之味同嚼蜡，毫无生活气息。如今一些历史著作中，颇少对人性的注意和表达，则未尝不是一种缺失。回头再看不少今日高官显要们，终日会场、酒局、歌舞、牌桌，无事时，不读书，不看报，浑浑噩噩，沉沉醉醉，又那有古人的志操和修养呢？
本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徐先生每讲一个观点，都会引用一些历史事实，绝不主观臆断。有的实在没有找到史实依据，就在文章中清楚表明待查或存疑。
本书的语言洗练平实，可读性强。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必然要求文字优美。徐先生每讲一事物，必然介绍相关的典章故事，引用诗词名句，融文史于一炉，生动而优美，但决不浮华。
本书读完以后，给人的一个整体感觉是：这205个历史细节不是孤零零的存在，而是像有了生命一样，使读史者对中国历史有了系统的了解和兴趣。徐先生的历史文章，不是人云亦云，他总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中找到自己的独特见解，让人感到读史书是一件轻松愉快的的事情，让人手不释卷，不自觉地了解到很多历史知识，学习到很多做人和做事的道理。
读历史会使人深沉而明智。徐先生的著作，给我许多启发，但是此篇短文难以把徐先生书中的精华准确地表达出来，相信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学习到许多知识，获得很多感悟，激励我们掩卷长思。
徐先生古稀之年，奋力写下这三十余万言的力著，足令我们钦佩，引以为榜样。
上海大学 张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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