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萧军编著的《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手稿本)》是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是萧军对鲁迅在上个世纪30年代写给他与萧红的书信的整理、辑录和注释，其中包含作者对当时历史背景与个人心态的追忆。

值此鲁迅诞辰130周年之际，出版此书对于专门研究和喜欢阅读鲁迅作品的读者来说，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

《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手稿本)》所注释的只是限于鲁迅先生给萧军和萧红的五十三封书简。时期由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到一九三六年二月间，约为一年零四个月。一九三六年春我们搬到了北四川路底，距离先生的住所近了，几乎每一两天就要见一次面，因此不需要写信了。

由萧军编著的《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手稿本)》是对鲁迅在上个世纪30年代写给我与萧红的书信的整理、辑录和注释，其中包含作者对当时历史背景与个人心态的追忆。

第一封信(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 上海)

第二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日 上海)

第三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 上海)

第四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上海)

第五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上海)

第六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上海)

第七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上海)

第八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海)

第九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上海)

第十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上海)

第十一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上海)

第十二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第十三封信(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 上海)

第十四封信(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上海)

第十五封信(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上海)

第十六封信(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 上海)

第十七信(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二日 上海)

第十八封信(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 上海)

第十九封信(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三日 上海)

第二十封信(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七日 上海)

第二十一封信(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九日 上海)

第二十二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 上海)

第二十三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四日 上海)

第二十四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四日 上海)

第二十五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三日 上海)

第二十六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上海)

第二十七封信(一扎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海)

第二十八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上海)

第二十九封信(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 上海)

第三十封信(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上海)

第三十一封信(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 上海)

第三十二封信(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 上海)

第三十三封信(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 上海)

第三十四封信(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上海)

第三十五封信(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 上海)

第三十六封信(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上海)

第三十七封信(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上海)

第三十八封信(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 上海)

第三十九封信(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上海)

第四十封信(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 上海)

第四十一封信(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 上海)

第四十二封信(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 上海)

第四十三封信(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 上海)

第四十四封信(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 上海)

第四十五封信(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 上海)

第四十六封信(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 上海)

第四十七封信(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上海)

第四十八封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 上海)

第四十九封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上海)

第五十封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上海)

第五十一封信(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四日 上海)

第五十二封信(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 上海)

第五十三封信(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上海)

第一封信

(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上海)

萧军先生：

给我的信是收到的。徐玉诺的名字我很熟，但好象(像)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是做(作)诗的，我却不留心诗，所以未必会见面。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不知道那(哪)里去了？

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

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绝)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迅上

十月九(日)夜

《鲁迅日记》：

十月九日“得萧军信，即复。”

注释

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

四十二年前(一九三六年)的今天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钟，鲁迅先生逝世于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寓所。

四十四年前(一九三四年)十月×日，我由青岛寄给先生第一封信，也得到他的第一封复信。

四十二年前(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三日我由北方回到上海，十五日去先生寓所看望他，谁知道三天以后(十月十九日)，他就与我们永别了！

我是有意识地选取了今天作为开始注释这批书简的日子的，——我要终生纪念这个日子！

约在五十多年前——一九二五至二七年——我流落在东北的吉林省城，投入一个骑兵营当了一名骑兵……

我所属的营盘，与省城相对，坐落在松花江南岸一带较高的漫岗上，名为巴尔虎屯的地方。营盘的东面有一片农事试验场，我来到这地方时，它已被改为半公园式的游览场所，在春、夏、秋的季节也可以喝喝茶，偶尔也可以买到一些酒肴喝喝吃吃……

我被擢升为文书见习上士以后，可以不再出操、站岗、值勤……了，时间有了富裕，也可以随便出进营门，而且还能够穿起便衣(长衫之类)……因此，我几乎每天要到这公园里来几次，也可以在林荫下睡上一觉……

约在一九二七年晚秋的季节，我可能是饮了几杯酒，就在一处林木丛生比较幽静的地方一条长椅上睡熟了。这长椅前边有一具长桌，桌对面也有一条同样的长椅和这条长椅面对着，——这地方是我经常来的，有时在这里读读书，写些什么，困倦了就在这椅上睡一睡。这里虽名公园，平时游人并不多，因为到这里来要坐小船渡过松花江，下船后还要走一段江滩上的沙石路，因此，除开假日、节日……或者特殊情况以外，一般说来是很安静的。

一觉醒来之后，我发觉桌对面椅子上有了人，一个满头灰发、面色棕黑……的人，正伏在桌子上在写着什么，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

我打了一个哈欠，坐起了身子。

“睡得好！”

“好！”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着对方。对方把手里的笔放开了，折叠起面前的纸张，似乎怕风吹跑，顺手就压在了身边桌子上一只黑色的公文包的下面。

“我打搅您了！”

“……”我没回答，只是讪讪地笑了笑，对方也向我笑了笑，双方的笑全是很坦率真诚自然的，没有什么做作的形式。

“您喝了酒？——请吃杯茶。”

对方从茶壶里倒了一杯茶，送到我的面前；好像原来就预备了两只杯子似的。这时我确是感到很口渴，就不再谦让了。

“您在读这两本书吗？”

他指着桌上我的两本书：一本书名为《晨曦之前》(于赓虞著)；另一本就是鲁迅先生的《野草》。

《晨曦之前》的装帧似乎是中国线装书式的，封面是瓷青纸，贴有题笺，题名也是毛笔写的，字画很秀细，类于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内面纸张也是柔软的，类于“连史纸”之类。《野草》是西式毛边装订的，纸张是较硬的“洋纸”，封面画是一片灰黑，上部有几条白色的曲线，下部横画着几条暗绿色的粗粗的直线，连结着上部和下部之间还有两条点线……书名是图案式的写法，作者署名却是一般的毛笔书法的。

为了要理解这封面构图的意义，我曾苦苦地观摩、思索过，却原来那灰黑色是代表着暗夜的天空，白色曲线是表现着滚动着的云，连点是代表着雨，那粗粗的几条暗绿色的横线就是野草了。

这封面它使我当时曾感到一种阴森和近于恐怖、战栗……的感觉，即使我还不能够理解它所代表的更深刻的意义，而我也并非是那样神经过敏以至胆小的人……但它首先确是引起了我一种肃穆、以至抑郁……难于形容的心情，这和那本《晨曦之前》的封面完全不同，它并没引起我任何思索和好奇的感觉。

两本书是当天不久以前才在书店里买到的。它的内容是什么还不能全面理解，只知道《晨曦之前》是一本新诗集；《野草》是散文集，特别是《野草》是毛边装订，还没能完全裁开。

“我将将买到它们，还没能够从头读……”我接连地喝了两杯茶，干渴解除了，有点抱歉地说，“把您的茶全喝光了，我去买一壶来……”我准备去买茶。

“不必了，我们喝一壶吧！原来我就给您带了一只杯子，喝过酒的人总要口渴的——您喝过酒？”P3-5

中心思想和愿望

这里所注释的只是限于鲁迅先生给我和萧红的五十三封书简。时期由一九三四年十月问到一九三六年二月间，约为一年零四个月。一九三六年春我们搬到了北四川路底，距离先生的住所近了，几乎每一两天就要见一次面，因此不需要写信了。

萧红已经死了，这一注释的工作只好由我来承担。事实上鲁迅先生在回信中所回答的各个问题，也大多数是由我请问的，给先生写信也多是由我来执笔，因此虽然时间过了几十年，有些事大致也还可以记忆起一鳞一爪或者大致的轮廓。如今我就根据这一鳞一爪、大致的轮廓，写出一些注释来，以佐热心于学习、研究……鲁迅先生者们的参证之用，这就是我要把这批书简注释出来的中心思想和愿望。

通信的开始

和鲁迅先生通信开始于一九三四年(青岛)。一九三四年夏季我们由哈尔滨出走，于六月十五日乘日本轮船“大连丸”到达青岛，我记得到达的第二天就是端午节(当年的六月十六日)。

到青岛后不久，我在《青岛晨报》担任副刊编辑。这时期，萧红开始写她的《生死场》；我也继续写《八月的乡村》(此书在哈尔滨时期已经写了一部分)。到当年的秋季，这两部小说基本上全写完了。

一次，和一位朋友孙乐文——当时荒岛书店负责人，中共党员——闲谈，他说在上海内山书店曾看到过鲁迅先生，并述说了见到鲁迅先生的情形，这就引起了我要给先生写信的动机。当时我问这朋友，如果把信寄到内山书店，鲁迅先生是否能收到？他说，据说是可以收到的，并鼓励我“试试看”。同时建议我可以把通讯地点落在他的荒岛书店。这样，即使发生什么问题，他可以推托不知道，这是顾客没经过他同意，随便写的，不要用我的真实地址和姓名，免得麻烦……我同意他这主意，就冒险地给鲁迅先生写了第一封信。当时，对于鲁迅先生是否能收到这封信，以及是否能收得回信，是没有把握的……

继续通信

我们到了上海以后，由于政治环境险恶，尽管是住在一个都市里，我们和鲁迅先生商量事情也还是要以通信为手段。事实上由我们所住的当时法租界拉都路到北四川路底鲁迅先生的家，也怕有十几里到二十里路的距离。即使后来我们去过鲁迅先生的家(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也还是以通信为主的，除非必要，或者由先生事先约定，我们也还是尽可能不去先生住处的，免得为他带来可能的麻烦或危险。在上海那种政治情况下，是不能够随便彼此“串门”的……

通信中断

我们搬到北四川路底来住，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们不想再分散先生的精力，免得总要他给我们回信，有些琐事顺便和先生谈一下就随时可以解决了；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内心想法，由于我们觉得自己全年轻力壮——特别是我，很想在先生的生活上、工作上……能有所尽力，帮助他家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家的生活情况：鲁迅先生常在病中，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在工作；许广平先生除开要照管全家的生活以外，有时还要代鲁迅先生抄录稿件；海婴又太小，‘两个老佣人也全都年纪不轻了，动作已不灵便，……看了这种种现实情况，使我们很难过，因此才决定搬到先生的附近来住。我们也向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表达了这点“心愿”。但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什么事全要“自力更生”，不愿有“求”于人，因此实际上我们几乎是什么“忙”也没能够帮上……

通信终止

一九三六年夏季问，萧红决定去日本东京，我去青岛，我们在上海的“家”就“拆”了。  萧红临去日本以前，我们决定谁也不必给先生写信，免得他再复信，因此她在日本期间，我在青岛期问，谁也没给先生写信，只是通过在上海的黄源兄从侧面了解一下先生的情况，把我们的情况简单地向先生说一说，因为这年先生的病情是很不好的。

鲁迅先生逝世以后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旬我由北方回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坊，十月十四日和黄源兄一同去看望先生，十九臼他就逝世了！

先生逝世以后，许广平先生不愿再在原地方住下去，我就代她在霞飞坊租了一幢房子，她搬过来了。

这期间，“鲁迅纪念委员会”决定出版一本《鲁迅纪念集》，分配我和另外几位同志，以许广平先生为主体，共同编辑这部纪念集。我们开始整理搜集材料，确定编辑方针和计划，等等。

许广平先生要把鲁迅先生生前自己已经编好了的《且介亭杂文》三集印出，我代接洽了印刷所，并担任送稿、取稿、初校……的工作。因印刷所在公共租界，距法租界往返约二十余里路，这任务当然应该由我来担当的。

我们准备离开上海以前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的抗日战争爆发了。这以前，《且介亭》三册杂文已印刷完毕，出版了；《鲁迅纪念集》也校完了第一次“大样”，交给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由他们去付印出版。这期间，我和萧红准备到武汉去。临行以前，把不能携带的或不便携带的书籍、日记、文稿之类，全交给了在上海的一位朋友暂代保存，只是鲁迅先生的五十三封书简该怎么办呢？既不能存放在朋友家中，也不便带在身边。因为在这大动荡的时期，我们本人究竟飘流到什么地方去？可能遇到什么“命运”？生死存亡……全是难于逆料的，万一这些书简失落了，毁坏了，或落于他人之手……对于我们来说全是一种“犯罪”；对于鲁迅先生的手泽将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批书简尽管名义上是写给我们的，实质上却是写给当时全中国万万千千类似我们这样文艺青年的，我们没有权利据为“私产”，更没有权利失落或毁坏了它们……

和萧红研究的结果，决定由我抄一份副本(为了将来印刷出版所用)，连同鲁迅先生书简原件，用了两块手帕包好，交到许广平先生那里去了。同时，把自己不能带走的照片等类也交给了许先生。因为她为了保护鲁迅先生的一切书籍、文稿及其他遗物，是不能离开上海的。

后来在许先生主持和其他忠诚于鲁迅先生事业的同志们共同奋斗、努力下，《鲁迅全集》终于得以出版；我们的五十三封信及其他若干封先生的书简也得以集成出版，能够流传到今天，……这功绩首先应归于许广平先生以及致力于这一工作的同志们！

三次注释

第一次注释：是在一九三六年先生逝世以后。《作家》要出“纪念特辑”，我因为一时写不出适当的纪念文章来，就从先生给我们的书简中选出了几封，每一封加了一些简要的“注释”，以《让他自己……》为题名刊载了。由于事隔几十年，我把这件事已经完全忘记。

一九七六年，一次，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工作同志来问我：我是否把鲁迅先生给我们的书简带到延安去过？或者带过“副本”去？因为毛主席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讲话时，曾引用过鲁迅先生给我们书简中的话……

当时我回答他们是：

第一，我绝对没把书简带到延安去过；副本也没有。

第二，我第一次去延安是从山西吉县出发，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到达延安的，而鲁迅先生周年纪念应开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在时间上是不对的，晚了约近半年。但毛主席所引用的话，又确是这书简中的话，这话，鲁迅先生也从未以文章形式发表过，这倒真成了一个“谜”。

后来，还是博物馆的同志代我找到了证据，他们从《作家》上找出了那九封信来，这使我才“恍然大悟”，这个“谜”总算得到了解答。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先生逝世以后不久，《作家》、《译文》、《中流》……几个由先生支持的刊物“纪念特辑”先后全出版了。这些刊物肯定会被带到了延安，毛主席可能由《作家》上发现了鲁迅先生的信，因此在周年纪念会上加以引用了。

第二次注释：一九四七、八年间，我在哈尔滨主编《文化报》，当时应读者的要求，我把这批书简加了扼要的注释，在报上连续刊载了。

以上是由我所注释的鲁迅先生书简在刊物和报纸上刊出的两次过程。

第三次注释：是前几年应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同志们的要求，把他们栏《书简》中认为有些问题不明白的地方，用铅笔划了出来，而后根据我所知道的作了约两万字的回答。

近两年来，由于全国各地普遍兴起了学习、研究……鲁迅先生著作的热潮；鲁迅书简当然也属于学习、研究……的材料之一，因此我也常常收到一些信件，询问关于鲁迅先生给与我们的书简中，他们所不知道或不十分清楚的问题。我只有尽自己所能记忆的来给以相应的回答。由于来信者不同，也有时同一个问题要分别回答若干次。为了以上这些原因，家人和亲朋们就常督促我，要我把这些问题尽可能地概括起来，检选一些比较具有普遍意义(典型性)的问题作一综合性的回答，能够在什么刊物上登载出来，‘如此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比较科学化一些。

我考虑了一番他们的意见，今天就决定这样办了。

几点声明

最后，在这里附带做几点声明：

第一，这虽然名为书简注释，但在注释过程中，也可能会牵涉到与注释无直接关系的话，因此就定名为《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如此范围就可稍宽广些。

第二，在注释过程中，凡遇到具体的人和事，注释者本人应该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公平、客观……而不能任意参入个人的“成见”或感情上的杂质。但人终归是要通过个人主观来观察、对待一切事物的，我认为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应该欢迎读者或与本问题有关的人，提出应有的意见或辩解。

第三，鲁迅是每一个正直的、求进步的……中国人民的鲁迅，因此学习、研究、维护、发扬……鲁迅的文学事业、革命战斗精神，也应该是每一个正直的、求进步的……中国人民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注释者本人是崇敬鲁迅先生的，也是当年曾被这位伟大的人所哺育、教育……过的千百万文艺青年之一，吮他的“乳”和“血’’而长成起来的青年之一。因此，我只能尽我所能尽的力量，与崇敬鲁迅先生的人——无论老年或青年——而为他所奠基的中国革命文学事业，革命战斗精神，有所发扬和光大！

第五，鲁迅精神是伟大的，我们要用它来武装中国人民的灵魂，铸造中国人民的灵魂——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灵魂，这是百年、千年、万年的大事！只有具备这样灵魂的人民，才是不可战胜的人民，伟大的人民！

我以为，鲁迅先生这批书简，也就是他的全部精神遗产中的遗产之一，武装、铸造……中国人民灵魂的工具之一。

第六，自从这批书简注释开始以后，就分别在各地各家刊物上陆续发表，于一九八○年四月十七日已算全部注释完了。

当前年——一九七六年，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时，我曾写下了两首古体七律诗，谨附录在这里，以作为这前言的结语：

四十年前此日情，床头哭拜忆形容：  嶙嶙瘦骨余一束；凛凛须眉死若生！

百战文场悲荷戟；栖迟虎穴怒弯弓。

传薪卫道庸何易，喋血狼山步步踪！

无求无惧寸心参，岁月迢遥四十年！

镂骨恩情一若昔；临渊思训体犹寒！

啮金有口随销铄；折戟沉沙战未阑。

待得黄泉拜见日，敢将赤胆奉尊前。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夜，初写于北京东坝河“椒园”，十月七日和—九八○年五月九日重录改于银锭桥西海北偻寓所。

现在我们中国最需要反映民族危机、鼓励斗争的文学作品，……像《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我总还嫌太少。

——鲁迅

只要人类有将来，纪念鲁迅的意义也就永在。

——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