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森林之舟”的驯鹿,人们马上会联想到生活在大兴安岭山林中的牧养驯鹿的人——鄂温克人。他们生性自由豪放,热情好客,在日渐都市化的世界中更显出独特的可贵价值。那些圆木搭起的“仙人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无拘无束的豪爽性格,是延续了多少年的民族文化的表征。在56个民族中,他们那种具有特色的驯鹿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瑰宝。《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鄂温克族》这本书向读者展示了这个民族先人的发源地,以及这个民族在亚洲北方历经几个世纪的漫长迁徙;展示了这个民族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本书由黄任远、那晓波著。
提到“森林之舟”的驯鹿,人们马上会联想到生活在大兴安岭山林中的牧养驯鹿的人——鄂温克人。他们生性自由豪放,热情好客,在日渐都市化的世界中更显出独特的可贵价值。
鄂温克族具有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素以尊客重礼而著称。其民族的歌舞艺术流传甚广,民族手工艺丰富多姿,桦树皮工艺品美观实用,兽皮制品雅致精细。民间口头文学丰富多彩,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百花园中,放射着耀眼夺目的光彩。
《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鄂温克族》向读者展示了这个民族先人的发源地,以及这个民族在亚洲北方历经几个世纪的漫长迁徙;展示了这个民族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书中介绍了辽阔草原和莽莽山林赋予鄂温克人自由豪放的性格,介绍了世代延续的民族传统所形成的绚丽多彩的口头文学和民间艺术,介绍了这个民族丰富多彩的狩猎生活和民族风情,介绍了这个民族世代传承的桦树皮艺术和独具特色的驯鹿文化……
当前,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热潮,文化部公布了首批保护名录。我们参与编写这本《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鄂温克族》也是我们参与抢救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实际行动。本书由(鄂温克族)黄任远、那晓波著。
明末清初,满族崛起于东北地区。当时,满族统治者把住在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族统称为“索伦部”,对他们采取了“须用善言抚慰,饮食甘苦,一体共之”的招抚政策,当地各族相继来贡貂皮,不久归附。清崇德二年(1637)四月,索伦部长博穆博果尔率八人到沈阳献貂皮。翌年十月,再次来贡貂皮。博穆博果尔“材武长其部,江南北诸城屯俱附之”,成为索伦部各族联盟的共同首领。清太宗十分清楚地了解他的影响和势力,一方面对他笼络安抚,以求其真诚归附;另一方面又在索伦部各族联盟内公开培植巴尔达齐的势力,利用他们的矛盾冲突,进行分化瓦解。为此,博穆博果尔十分不满,便与清朝公开对立起来。清太宗“虑其势盛不可制”,遂兴兵远征博穆博果尔。博穆博果尔统率6000名各族联军抗击,迫使清军败退,但在追击途中,博穆博果尔联军遇伏击而溃败,清军乘胜攻占了各城屯,统一了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并在当地各城屯设置若干由章京2员、兵丁50人组成的“兵将留守”部队,负有戍边、收缴贡赋、维持地方秩序等职责;同时,又把鄂温克族以氏族为单位分编牛录,以“其能约束众人,堪为首领者,即授为牛录章京”。崇德七年(1642),清太宗宣称:“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从此,鄂温克族纳入清朝的统治范围之中。
清朝初期,鄂温克族以氏族为单位编设的牛录不设兵额,每丁年贡貂皮一张,统归宁古塔昂邦章京管辖(康熙元年即1662年,改为宁古塔将军)。顺、康两朝,清政府又将鄂温克族陆续南迁嫩江流域,组成5个“阿巴”,即诺敏河之阿尔拉、阿伦河之涂克冬、济沁河之济沁、音河和雅鲁河之雅鲁、绰尼河之托信等5个阿巴;又在讷莫尔、都伯沁、莫尔丁设3个“扎兰”。同时,以达如汉布勒、扎木苏为首领,授与副都统衔与印信,与理藩院陪官马拉等在齐齐哈尔屯同署办公,直属理藩院管辖。这就是清初布特哈打牲部落的主体构成。《朔方备乘》载:“盖布特哈为打牲部落之总称,故东北数千里内,处山野业采捕者悉隶之。”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设黑龙江将军,专理黑龙江地区军政事务,下置八城,分设副都统、总管管辖。各城“以次设额,定为经制之兵。号八部落,亦号八围”。翌年,在布特哈打牲部落初设总管2员、副总管8员,称为打牲头目。从此,鄂温克族改隶布特哈总管衙门,不再归理藩院管辖。雍正九年(1731)黑龙江将军富尔丹增设鄂温克、达斡尔8个协令,将布特哈男丁以所在阿巴、扎兰为单位规定旗色编为八旗。
贡貂之役
编人旗籍的鄂温克族壮丁对清朝承担贡貂和兵役的义务。同时,每年都接受军事训练,承担边境巡察任务。战时,承担从征的任务,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保卫边疆的一系列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贡貂,是清朝强加给鄂温克族的一项沉重的徭役和负担。《黑龙江外纪》载:“布特哈,无问官兵散户,身足五尺者,岁纳貂皮一张,定制也。”从此,鄂温克族便成为应捕貂役的“索伦八围”。
鄂温克族每年“贡貂”是在齐齐哈尔城西北40里的因沁屯举行的“纳貂互市”,号日“楚勒罕”,汉译“盟会也”。参加楚勒罕大会的,不仅有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布特哈打牲官兵,而且还有汉商及清政府的官吏。鄂温克族纳貂前,首先自定等级,三等之外皆以绕签标志。凡未达到等级要求者,免受赏银;未能按时缴纳者,所在牛录之佐领、骁骑校“按例惩处”。出征官兵亦要在家乡承担贡貂义务,阵亡官兵“仍岁纳貂皮,其妻子不能猎获者,由其佐内均摊缴纳”。人选的貂皮按等编号,由布特哈总管或副总管一员带各佐兵丁一名,由驿站解送热河,交内务府总管衙门。选貂之后,便开始互市贸易。由于清朝官吏在选貂过程中作弊,广大鄂温克人对贡貂之役日益不满。为缓和鄂温克等族人民对贡貂之役的强烈不满,减轻他们的徭役负担,光绪二十年(1894)取消了贡貂制度。P34-37
提到“森林之舟”的驯鹿,人们马上会联想到生活在大兴安岭山林中的牧养驯鹿的人——鄂温克人。他们生性自由豪放,热情好客,在日渐都市化的世界中更显出独特的可贵价值。那些圆木搭起的“仙人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无拘无束的豪爽性格,是延续了多少年的民族文化的表征。在56个民族中,他们那种具有特色的驯鹿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瑰宝。
鄂温克族历史上曾分别被称为“古沃沮”“北室韦”“安居骨部”“鞠部”“粟末乌素固”“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直到1957年底,才统一称为鄂温克族,现有人口30505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数据),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山林,以及黑龙江省讷河市、嫩江县和新疆伊犁、塔城等地。该族是跨境民族,在蒙古国有2000人,在俄罗斯曾称为通古斯人,现叫埃文克族,分布在西伯利亚地区,有5万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有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有茂密的森林和猎场,也有肥沃的耕地。这里出产各种奇禽异兽和珍贵药材,有世界稀有的贵重木材——樟子松和闻名中外的白蘑菇,以及鹿、犴、猞猁、飞龙、乌鸡等。
鄂温克族的先民早在隋唐时期就同中原建立起密切的政治隶属关系,加强了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流。明末清初,清王朝统一了黑龙江流域的鄂温克族,将其以氏族为单位编为牛录,隶入八旗。清兵入关后,由于沙俄侵略,鄂温克族被迫南迁嫩江流域,清政府以其为主体编为“布特哈打牲八旗”,承担征战和贡貂义务。在整个清代历史上,鄂温克族八旗官兵在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抗击外国侵略、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鄂温克族具有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素以尊客重礼而著称。其民族的歌舞艺术流传甚广,民族手工艺丰富多姿,桦树皮工艺品美观实用,兽皮制品雅致精细。民间口头文学丰富多彩,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百花园中,放射着耀眼夺目的光彩。
《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鄂温克族》这本书向读者展示了这个民族先人的发源地,以及这个民族在亚洲北方历经几个世纪的漫长迁徙;展示了这个民族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书中介绍了辽阔草原和莽莽山林赋予鄂温克人自由豪放的性格,介绍了世代延续的民族传统所形成的绚丽多彩的口头文学和民间艺术,介绍了这个民族丰富多彩的狩猎生活和民族风情,介绍了这个民族世代传承的桦树皮艺术和独具特色的驯鹿文化……
纵观鄂温克族历史发展轨迹,大致有以下特点:
一是氏族迁徙时间漫长,历经好几个世纪,将自己起源地、发祥地的文化传播到了整个亚洲北部。
二是游牧狩猎生产悠久,从古至今延续不断,其桦树皮和驯鹿文化成为了研究人类早期原生态狩猎文化的一面镜子。
三是氏族生活延续长久,在我国的鄂温克氏族组织一直到17世纪末,才被清朝八旗制所取代;在俄国的鄂温克氏族组织,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四是原始信仰萨满教影响深刻,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之大成,以万物有灵的信仰为其思想基础,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自己民族的萨满。
五是民族风俗保存得最为古朴,如长年在深山密林中牧养驯鹿的敖尔古雅鄂温克猎民,几乎与世隔绝,直到20世纪末,还延续着他们的传统生活习俗,外界对他们的古老习俗影响不大。
六是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广泛,主要的有神话、传说、故事、神歌、舞蹈、雕刻、岩画、皮毛画等,这些民间文化艺术,不仅是该民族的文化遗产,更是我国和世界的文化遗产。 当前,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热潮,文化部公布了首批保护名录。我们参与编写这本《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鄂温克族》也是我们参与抢救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实际行动,书中存在不足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在再版时修正。
20年前,我们俩一个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从事民族文学研究,一个在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从事《黑龙江民族丛刊》编辑,因为一个写稿,一个编稿而相识,共同的研究方向使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20年后,我们俩同在省社科院一个单位,有缘合作,完成了这本《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鄂温克族》,奉献给全国的读者。这是一件很有意义但又十分艰苦的工作,尤其是时逢盛夏,天气炎热难熬,一个年过六十退而不休,一个身为《学习与探索》副主编兼《黑龙江社会科学》主编,本职工作繁忙,但是能有这次机会参与和完成此项工作,我们感到十分的欣慰,一切困难都不算啥了。
在写作此书以前,我们俩曾参与过《鄂温克族文学》《鄂温克族简史》《鄂温克族风俗》等专著和论文的写作,并先后到鄂温克族自治旗和民族乡做过多次调查研究,这些生活经历和资料积累,为我们接受辽宁民族出版社《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编委会的邀请,为我们撰写此书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这本书的编写和出版,首先要感谢辽宁民族出版社吴昕阳和吕怡老师的盛情邀请、无私帮助和精心编稿;其次在写作中,我们参考和引用了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和达斡尔族学者鄂·苏日台两位老师的有关著作,选用了他们拍的一些照片,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其三还要感谢鄂温克族自治旗网站提供了许多精美的民族生活图片。
书中存在的不足和缺点,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有机会再版时及时更正。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黄任远 那晓波(鄂温克族)
2011年8月28日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