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民国走来，以独有的魅力点缀着百年中国的历史。他们多已羽化凋零，但从不曾真正远去。《百年风度(文化名人的背影)》钩沉民国以来数十位文化名人的生平传奇和作者张昌华亲历的点滴往事。

拼接历史枯井中的碎瓷，还原百年中国历史底稿的本色。

看传奇人生——民国背影，渐行渐远，寻访追忆，再现中国最为耀眼的人生传奇。看铮铮傲骨——人世浮沉，简笔勾画，劫波历尽，方显大英雄真名士的铮铮傲骨。看清雅风流——琴心轶趣，细细道来，白云苍狗，难掩老学者旧文人之清雅风流。

百年中国，几家风骨。

《百年风度(文化名人的背影)》钩沉民国以来数十位文化名人的生平传奇和作者张昌华亲历的点滴往事：有开启学术与自由之风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有一代儒宗、史学大家钱穆；有毁誉参半傅斯年，有一道清流吴大猷；有赋诗填词鼓吹抗战的江南才子卢冀野，有单枪匹马刺杀军阀孙传芳的烈女施剑翘；有当代“思想者”周有光、红学泰斗周汝昌，有漫画人生华君武、聋哑作家周楞伽；有胡适、苏雪林、唐德刚这三只“徽骆驼”……

《百年风度(文化名人的背影)》的他们以独有的魅力点缀着百年中国的历史。他们多已羽化凋零，但从不曾真正远去。

自序 家住六朝烟水间

蔡元培：中国一“完人”

胡适与另两只“徽骆驼”

一言难尽朱家骅

钱穆：夫子百年

傅斯年的侠骨柔肠

“中国水彩画之父”李剑晨

百年沧桑袁晓园

美丽的项美丽

江南才子卢冀野

施剑翘，拔剑问青天

我所知道的周有光先生

吴大猷，清流远去

台大校长钱思亮

吴作人的幽默

张允和的《昆曲日记》

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

聋哑作家周楞伽

“二流堂主”唐瑜

张充和的《仕女图》及其他

陈荒煤这块“煤”

戈宝权的黄昏岁月

苗子与郁风

冯亦代与黄宗英

周而复函札六通笺注

“君武大写”

周汝昌宝刀不老

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和台北家事

“三多”先生范用

聂华苓印象

文洁若素描

新凤霞及其三位师长

宗璞二题

浩然与我

五位百龄老人剪影

代跋 还原民国范儿的本色

【三多“先生范用】

范用(1923-2010)先生个子不高，自谦说”我很丑，也不温柔“。我看他脸模十分周正(曾见他年轻时的照片，帅极了)，鼻梁上架着一副大边框眼镜，精神矍铄，思维活跃。自被撞折腿以后，以拐助行。初次晤面见他时，他身着中式深蓝色上装，下穿灰色裤子，足蹬圆口软底黑布鞋。一身国货，一副布衣打扮，外加一颗童心。这位故耋野老，退休后赋闲在家，但举手投足、言谈说笑仍不失仙风道骨。

据悉他已有两个雅号——”范老板“和”文史馆长“，我想再送他一个”三多先生“。称他”范老板“那是名副其实：此公本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三联书店总经理，手持书稿的生杀予夺权，以及印数多少，酒钱(稿酬戏称)几何。只需他大笔一挥，一锤定音，不乏老板气概的。誉他”文史馆长“，那是他的同仁、下属们没大没小地拿他寻开心，皆因他数十年如一日办公的人民出版社五二〇办公室与洗手间”门当户对“，以”文史“而戏谑罢了。我称他为三多先生，那是不容他自辩，且有目共睹的。

三多者，书多、酒多、友多也。

书多

我曾坐探过，范用方庄寓所有两间书房，书橱四面林立，橱内的书们摩肩接踵，还有成堆成摞的被冷落在圆桌上、墙脚下，当”候补委员“亟待升迁。再说客厅吧，大小书架亦有三四只之多。他的藏书不仅量丰，质地也上乘。中国的、洋人的，故者的、活着的，盒藏的、线装的，作者签名的、自购的……包罗万象。某年夏天我到他府上请教版本学，他忽进忽出，如数家珍般地搬出鲁迅先生督印的《铁流》(1931年，三闲书屋版)、周作人的《药味集》(1942年版)、俞平伯的《燕知草》(1930年版)和丰子恺的漫画《社会相》(1935年版)等等。书封破损、纸页发黄，年龄均在一个甲子之上，多为签名(章)珍本。范用肯定还有些秘不示人的孤本，我曾耳闻他有一本艾青先生《大堰河》初版本，连艾青先生自个儿也没有了。范用曾持此书给艾老看。艾老为之动容，在书上题了首诗：

好像一个孤儿

失落在人间

经历了多少烽火硝烟

经历了多少折磨苦难

相隔了四十多年

终于重新相见——

身上沾满斑斑点点

却保持了完好的容颜——

可不简单

题赠藏书的范用同志，以志感激。

艾青1978年10月24日于北京

至于那些二三十年代的书，版权页上都有作者签章的印花票，图案精致、色彩纷呈，让我大饱眼福。此外还有些”孤本“，那是他自编的——剪刀加糨糊的剪贴本。我垂询他的藏书总量几何，他说没统计过。如京华要评藏书状元的话，他是有资格入围的。戈宝权先生说范用”是书的奴仆，又是书的主人“。诚然，他毕生只干与书打交道这个行当：他少年时卖书，成人后编书，老了又写书。在漫漫人生途中，他自嘲是”十足胡涂虫，左右拎勿清“。故而书多，”输“也多。当年造反派数顾茅庐，把他的书用吉普车、平板车、自行车，”输“到自家的炕头上；后来，”文革“”输“了，书又被输回来，可叹的是多为大路货。直至时下他忆及那本泥牛入海的原版《法国文学插图集》珍本，仍扼腕不已，大有切肤之痛。

范用视书如命根子，但他对朋友从不吝啬，乐为奉献。只要有友朋伸手，他必提供。笔者受惠良多，感触甚深。我在编”双叶丛书“时还未结识先生，他获知我在觅陆小曼的照片和手迹时，善解我意，主动地将《志摩日记》(1947年晨光版)寄我。记得他是用两块硬纸板将书夹牢捆上挂号寄的，并对我约法三章：瞩我用毕千万不要寄回，进京时捎去，璧还。据说这本书是他在琉璃厂书摊上淘得。也就是在这本书上，我发现一枚他粘贴在书扉页上的自制藏书票，十分有趣。藏书票的画面是他自绘的一只多层书架，上两层密密麻麻挤满书，惟中层少了些许，致使书们呈微斜状。右边有一行小字：“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真教你拍案叫绝。偶有藏书借出杳如黄鹤者，他也一笑置之。今春，我陪他去探望病重的戈宝权先生，在回来的途中，我谈及戈老将他一生收藏的两万册藏书捐给国家时，范用笑着说：“戈老当雷锋，我也沾光呢，他在捐书时把借我的几本书也全捐啦。”

作为一个高层次的出版家，他不忘把精品书奉给读者，他有超前意识，更不忘为读者打开一个又一个海外窗口。从《傅雷家书》、《文化生活译丛》的出版，以至《读书》、《新华文摘》的创办，都凝聚着范用的心血。P312-315

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中和门一声枪响，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就此落下帷幕。与此同时，中华民国这出大戏的序幕也骤然打开，各色人等闪亮登场。金戈铁马，烽火连天，血雨腥风……随着剧情的推进，这出大戏的中央舞台遂定格在六朝古都南京。一如明城墙上风雨漫漶的字迹记录了古老皇城的辉煌那样，总统府门楼上的大旗变换，也见证了民国的兴衰和朝代的更替。

余生也晚，无缘目睹民国的风云；余生有幸，身为南京人，且家居于前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旧址的成贤街。总统府近在咫尺，民国公馆遍布四周。推窗北望，可见昔日中央大学教学楼人影憧憧；回首西顾，可闻故时中央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淡淡书香。

上世纪80年代，余每日上班沿前中央大学东围墙徐步五分钟左拐，十字路口中央研究院(今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宫殿式大屋顶上的金黄色琉璃瓦熠熠闪光；上鼓楼岗，过大钟亭至玄武门向左转，在梧桐构建的绿色隧道中穿行三五百步，即到湖南路十号(原丁家桥十六号)。那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旧址(后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现为江苏省军区司令部)。余谋饭的原单位曾一度租借于此(副楼)。上楼、下楼，便见巍峨主楼的黄色钟楼在眼帘晃动……如今，马路两侧的法国梧桐部分被斫，中央大学、中研院、参议院这些“民国风景”雕栏玉砌今犹在，未见朱颜改。

岁岁月月，朝朝暮暮。此情此景，于不经意中受此等风物引诱而滋生了“民国情结”也未可知。确切地说，我是对那些曾经生活在老房子里的民国文化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央大学的大礼堂，最初由张乃燕校长1930年施建，因财力匮乏，刚上马即下马；朱家骅接掌中大(1930-1931)后，利用自己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召开国代会议的名义，“巧取豪夺”，获得国民政府的拨款而竣工。罗家伦长中央大学十年，中大有了长足的发展。抗战岁月，日机频频滥炸中大，罗家伦次次在场，或坐镇指挥躲避敌机，或打包抢运图书、仪器以备西迁。他在大礼堂前表示“誓与中大共存亡”！战火中，他最后一个撤离中大，匆匆回到家中，案头的古玩一件都来不及拿，仅拎只装着换洗衣服的小皮箱，急急上了赶赴芜湖机场的吉普车。不过，他拿了北大友人送的喝剩的半瓶香槟酒，对司机说：“等抗战胜利回来干掉它！”再说中研院，“曾经风雅”的首任院长蔡元培是酒仙，居此时光，每日中、晚要携一锡制方形小酒壶(中间圆形，可盛热水温酒)到大食堂方桌上自斟自饮。酷暑炎夏，火炉南京，傅斯年穿背心挥着大蒲扇读敦煌卷子。他坚持不开电扇、不抽烟，怕有损文物。再表那端庄、肃穆、简洁、明快的西洋建筑风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于斯，1929年他的奉安大典时的灵堂也设于斯……这一幢幢建筑固体里曾流淌着多少鲜活灵动的生命故事！

上世纪90年代末，因工作关系，我有幸结识到一些“民国遗老”，并曾不揣拙陋试撰文略谈苏雪林等人。当时只侧重于叙述编者与作者之间的过从而已，顺便提及了他们的点滴往事，并非严格的传记文字，没想到有读者觉得新鲜，给予肯定。这期间《人物》杂志编辑陈淑梅所给予的策励尤为重要，自此一发而不可收。千禧年，我尝试放宽视角，写了傅斯年和叶公超，反应尚不俗，才算找到了“方向”。

随着积累的资料渐多，我发现民国是人物传记写作的一座富矿。某天我忽发奇想，到辛亥百年纪念时我要写一百位民国文化人。十年过去了，盘点一下，长长短短，我居然真的写了大大小小百位文化人(少数不属民国)。这帮名士，他们的声名有大小，顶戴的光环有亮淡，世人的评说有褒贬，倒真有点百年百人百姿的味道。以为书取名称道的凌志建议用《百年风度》，我欣然采纳。这，要真诚地感谢北京的《人物》、台北的《传记文学》和香港的《大公报》，给我广阔的平台支撑。这些零星的文字，先后结集在《曾经风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民国风景》(东方出版社，2009)、《故人风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和这部《百年风度》中，算是一个小小的总结。

《百年风度》有十二篇是尚未发表的新作，十篇翻新的旧作和若干陈稿，这次结集时我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润饰或补充，在基本体例上力求统一。追忆萌生写这些人物的动因、过程十分有趣，有的是有意而为之，有的则是“有感而发”。台湾陶英惠先生赠我一本《雪泥鸿爪》，内有《胡适撰拟致蔡元培献屋祝寿函》，读后始知身为民国教育总长、中研院院长的蔡先生竟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居所，是只“无壳蜗牛”；更悲凉的是1940年逝世于香港时，家中无钱发丧，还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慷慨解囊，怎不教人感慨万端而“温故”？

陶英惠曾是台“中研院”吴大猷、钱思亮、李远哲三任院长的秘书主任，胡适纪念馆馆长，一辈子服务于此，可谓是“中研院”活字典。读了他的《中研院六院长》后，倍觉资料权威、翔实、新鲜，于是续写了朱家骅和钱思亮。

朱家骅，民国文化人中复杂不过者为此人。他是“反革命”，曾任国民党中统局局长，为中国共产党宣布的国民党四十三个战犯之一(1948年)。他也是“革命者”：1911年在上海组织“中国敢死团”响应辛亥革命；五卅惨案事发，他率北京学生声援；为关税自主，他“手执大旗前导”在天安门前示威，要求段祺瑞下野，从而被北洋政府通缉……作为官僚，他曾位居国民党中枢，历任教育部长、交通部长、组织部长，以至“行政院”副院长。他亦为书生，次第为哲学博士、北大教授、多所大学校长；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院、国立编译馆和中央研究院等文化机构的筹办和创立均与他息息相关。抗战时期，文物西迁从策划到主持实施，皆由他一手操办。民国期间的铁路、邮政、电信等实业的兴建，他是幕后的推手。他为国民党奔波劳碌一生，当了十八年“中研院”副院长，蒋介石也不予“扶正”，最终难辞被“请”出“中研院”。他晚景凄凉，无一儿半女；归隐田园后，出无车，食无鱼，生病住院还仰赖亲朋接济……

至于傅斯年，他是民国知识分子群中，惟一敢在老蒋面前跷二郎腿说话的角色，他敢揭批宋子文、孔祥熙贪赃枉法，是有名的“大炮”；而在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乃至为人师等人伦层面，却有感人至深的柔情和衷肠……如此等等知者恐甚少，我写此文算是对十年前的旧作《毁誉参半傅斯年》的一个补充。苏雪林、林海音、张充和等篇什，亦是追忆故人新事的近作。

吴大猷是李政道、杨振宁的恩师，他与妻子阮冠世的爱情极富传奇色彩。在台湾任职期间，他也是一个敢说敢干的人物，高调处世，一身正气，喜欢“骂人”，被台学术、教育、文化界誉为“一道清流”。台大校长钱思亮，他的办学理念、包容精神、操守风范，被称为“不思金钱思亮节”的“粹然儒者”。

民国时代，出现一些个性卓绝的人物，诸如抗战时以《中兴鼓吹》名闻全国的江南才子卢冀野(卢前)、“拔剑问青天”枪杀孙传芳的孝女施剑翘等，他们理应不该为世人淡忘。

此外，不能不提及既是民国人物也是当代“思想者”的周有光老先生，他以一百零六岁高龄，仍能对世事慧眼如炬、洞若观火，并坚持笔耕不辍，实属罕见的人类物种。“朝闻道，夕死可矣”，此并非儒家教条，而正是周先生所强调的真理和肉身的关系。

庚寅之年(2010)，多事之秋。华君武、范用、唐瑜以及冯亦代、郁风等我尊敬的诸前辈渐次而去，正所谓“故人恰似庭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这些文字或新撰或将旧作翻新，藉此以示悼念。

拙著“文化名人的背影”系列四册的出版，得益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东方出版社的厚爱，铭感凌志先生的不辞劳苦，三度为我作嫁。在资料方面，受惠于台湾已故《传记文学》名誉发行人王爱生女士(刘绍唐妻)、已故《传记文学》社长成露茜女士，《传记文学》资深编辑邱庆麟先生，以及“中研院”秘书主任陶英惠老前辈。耄耋之年的陶公居然还为我审阅、校订蔡元培、朱家骅、吴大猷、钱思亮等相关文字，让我惟有感动而无以为报。此外，周有光等众多传主及家属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图片(亦含若干无从联络版权的资料图片，欢迎与我联系)，均是对我的施恩，恕不一一具名鸣谢为谅。

张昌华

庚寅岁秋初稿于南京成贤街

辛亥百年纪念日再改

壬辰仲夏定稿于秣陵莱茵东郡

梁雪波(以下简称梁)：首先祝贺您的新书《故人风清》出版和旧著《曾经风雅》第四次印刷！能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这三本书的主要内容吗？

张昌华(以下简称张)：谢谢。这三本书名叫《曾经风雅》、《民国风景》和《故人风清》。它是一个系列，写民国以来文化人的，怀旧的，旨在“钩沉”。这些人物，他们本应在中国现当代史上占有一席或在相关专业史上享有相当地位的；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们被“屏蔽”了或被淡化了，有的已渐为世人所遗忘。譬如我们几十年来，大谈“五四”，可五四宣言起草者是谁？扛大旗走在前列的是哪个？不知道。我将这些被埋在历史枯井中的碎瓷拼接，试图还原他们在历史底稿上的本色。

我的书与上海出版的一本《原来如此》差不多。“风雅”写了三十八位文化名人，以文坛为主，兼及政治、教育、科技和艺术，有一半是我在出版社做编辑时结识的文坛前辈，有钱锺书、萧乾、吴祖光等。主要写我与他们或浅或深的过从中获得的印象、感受。蒋梦麟、梅贻琦、刘文典等，则是通过史料或与其后人的访谈而成篇。“风景”写了三十位人物，苏雪林、顾毓琇、柏杨等，他们曾经是我的作者；另一半如吴稚晖、章太炎、张君劢、黄蕙兰等相关文字，是我从海内外相关史料中梳理扒掘所得。“风清”大半是我的作者，如季羡林、夏志清、余光中等。这部书比较集中地写了一群一般读者陌生的人物，如吕碧城、翁文灏、余大雄和1949年后滞留海外的蒋廷黻、溥儒、张充和、刘绍唐、夏志清和顾正秋等。对现当代文化名人群体或有一点“补白”作用，自觉还是有点新鲜感的。

梁：这三本书构成了您创作中的民国系列，它们以翔实的史料、细腻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民国时期文化名人的操守、情怀、风骨以及传奇人生。是什么原因让您对民国历史充满如此持久的兴趣？

张：应该说是四本。第四本《百年风度》已完成，今年七月仍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我没有太多的民国情结，本无意写成系列，只是在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接触到当代诸多的文化名人，次第有苏雪林、王映霞、顾毓琇、张中行等，最初是为配合我所编的他们的作品宣传需要而写，地道的“职务作品”。在写他们时发现他们周遭的师友故事，盘根错节，扑朔迷离，新鲜甚而刺激。写出之后，见反应还不俗，专喜发我文章的北京的《人物》和台湾的《传记文学》的编辑们鼓励我写下去，甚而是“催逼”。他们给我平台，一路绿灯，于是一路写下去，十二年间断断续续写了约一百位民国以降的文化名人。由于最初无计划，没有严格的体例，各传主的侧重点不一，但我特别关注传主的操守、情怀和风骨。大概有感于时下操守失守、情怀失怀、风骨无骨者太多吧。全面写人生传奇的少；我喜欢“捡漏”，捡拾那些非主流人物的琐杂，捡拾那些不便或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坛坛罐罐”。

梁：我注意到，在具体的写作中，您常常是“合重就轻”，即有意避开那种宏大的整体性叙述方式，而是选取传主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加以描绘，从而展现出这些文化名人的独特风采。采用这样的写作视角是经过考量的吗？它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谢谢你了解我。我写的都是传主的人生断简、残片似的文章，篇幅小，为杂志所约，不可能采用宏大整体性叙述方式。写正儿八经的“传”，那是学者、专门研究者的专利，说白了，我缺少那种驾驭大块头文章的本事。我只能就手头的资料做文章。所谓就菜吃饭，就汤下面。我关注传主的风骨、操守，喜从细节提炼人文。这是手段，以此展示传主的风姿。没有细节支撑的人物是苍白的。也想以此给读者阅读快感，目的是希望读者能回味、思考，见微知著。采用这种视角，非但考量过，还仔细研究过。“重”，大名人大家都关注，“轻”，小名人或“无名”者往往被忽略。就像某人一头乌发，鬓角或脑后有根白发，别人不注意或有意回避，我就喜欢“焦聚”那根白毛，因为它“鹤立鸡群”，有个性有故事。长期从事出版工作，我还算能注意到读者审美需要与阅读情趣。我不是史家、学者，我没必要一本正经用严谨文字作文。我的笔较“活”。我将我的读者定位在民国出生的人，六十岁以上者居多。曾有一位陌生的年轻读者打电话给我，说我写的人物他大多都不知道，说我在给他们“扫盲”。我蛮高兴的。

我也偶用“整体性”的叙述方式写作，如《杨宪益的百年流水》，那是今生中写得最长的，两万字。除阅读了杨本人所有“自传”文字外，我还读了公开或“地下”的所有“杨传”后写成的。九十五岁的杨宪益先生读罢，对其妹杨苡说：“这个张昌华搜集的资料真多，许多我自己都忘了的事，都让他翻出来了。”杨宪益这个人物本不好写，在梳理所拥有的资料后，我以为只有采用这种纪年式流水方式，最能反映他卓尔不群、多彩多姿的人生，也方便发表。我只罗列史实，不言其他。百年流水，静水流深。文章发表后，杨宪益先生很高兴，托人带给我一封亲笔信，很逗，只三个字：“谢谢你。”

梁：陈丹青曾经将他理解和想象中的民国精神概括为“民国范儿”，即“曾经存在过的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您同意他的观点吗？您理解的“民国范儿”是怎样的？

张：陈丹青写“民国范儿”的文章我没读过。但对他的“民国范儿”的诠释我赞同。范儿，北京话。“范”，大概有模范、典型的意思。陈先生所说的趣味，我揣摩未必是高尚的，但一定是有“趣”的、不俗的；所说的风尚，也未必是崇高的，但一定是人世的、有普世价值的，自然也是美学的。我想我写的傅斯年、叶公超、吴稚晖等，是可以装在陈丹青设立的“民国范儿”的筐子里的。傅斯年敢在老蒋面前跷二郎腿与其对话，当台大校长时，小蒋来手谕要他配合当局调查学潮，他敢回应：“学校不兼办警察局。”叶公超在北大上课常迟到早退，在街上遇到漂亮的女生，尾追着大喊“密斯特”，学生钱锺书等拜访，谈到平剧(京剧)，他舞动手脚大唱《打渔杀家》；到台当“外长”后，对秘书说：“一天只看五个文件，其他不必送上来！”他烦老蒋有开不完的会，在台下发牢骚说是“浪费时间”，用英语向同事说“他可以枪毙我”！他还敢把到台演出的巴黎女高音歌唱家请到家中，自己躺在沙发里，听此姝专为他纵歌。他就是这么一位“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角儿，你能说他不是“民国范儿”？至于国民党大佬吴稚晖的故事就更有趣了。民国范儿，不止须眉，也有巾帼。我写了亦侠亦仙的吕碧城，“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为父报仇枪杀孙传芳的施剑翘，以及不吃蒋经国这一壶的名伶顾正秋。

我想象中的民国范儿，应是有品味、有风度、有趣味、个性张扬的人物，但在个人操守上是清白的，最起码是有道德底线的。

梁：您最欣赏的民国人物有哪些？他们身上的哪些方面吸引你？

张：我目前欣赏的有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罗家伦，以及翁文灏等。1935年日本人拉拢蒋梦麟不成，就指责他煽动学生反日。在蒋梦麟领衔表态反对“华北自治”后，日本人十分恼火，于一个晚间“请”他去司令部“谈话”。有人劝其躲避，蒋将此事通知家人和几个朋友后，单枪匹马赴约舌战，朗言“临难毋苟免”，这叫“骨气”。1959年他在台推行人口节育，反对派声言“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因此惹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杀我的头！”这叫“气节”。1946年最高法院判汉奸周作人十四年徒刑，周就有关事实托请蒋作证。蒋不怕惹得一身骚，挺身而出，为周减了四年刑。这叫“义气”。梅贻琦为清华保存“基金”数十年，不苟取分文，临终住院还抱着账本，这叫固穷守节；当年他女儿祖芬考西南联大附中差几分，他坚持不录取，这叫公私分明。傅斯年当台大校长穷得买不起一条西裤，友人赴港出差，他还托其为一个学生配了一副眼镜，这叫爱生如子。罗家伦长中大时，日机来轰炸，他次次在现场，冒着炮火指挥师生将贵重仪器装箱西迁，他最后一个离校，家中古玩来不及拿，拎只手提箱上路，这叫爱校如家。杭立武离开大陆时小飞机超载，他扔下自己积蓄的黄金，带张大千的古画(有前提，到台后画要捐公)，这叫公字第一或叫“为人民服务”。再说学人从政的“战犯”翁文灏，抗战时达官贵人们把子女送到国外当寓公，他鼓励儿子翁心翰上航校，支持新婚半年的儿子上前线，屡立战功，最后在空战中为国捐躯，这叫合生取义……这些文人胸中装着的是国家情怀、民生使命。你能不为他们的行措而钦佩而感动？哦，还有一个一言难尽的朱家骅，他对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是有贡献的。

傅斯年逝世后，台大校长由钱思亮接任。钱在保护追求自由人格的师生上，在名利态度上，传承了学人的风骨。人称钱思亮“不思金钱不思名利思亮节”。以及后来任“中研院院长”的吴大猷，都是敢说敢当、卓尔不群的人物。

梁：对民国的怀旧、回忆、叙述和想象已经构成了当代文化中的一个热点。民国对当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魅力源自于何处？

张：意味着什么？说不准。我看最起码意味着民国没有死。魅力源于一种民族精神。

梁：您曾在出版社长期从事图书编辑工作，经您手出版过哪些自己比较满意的图书？这段经历对您的写作有帮助吗？

张：说一本“比较满意”的都没有，那是“矫情”；说“满意”真的谈不上。我编的大多是上不了“台面”、获不了奖的书。但我认为我出的书最起码自己喜欢，也有人喜欢而已。喜欢，是我以为它们是有价值的。如“双叶丛书”(名家夫妇散文集)钩沉了一些民国文化人，在内容、设计与形式上也有点新意。《许广平文集》、《鲁迅的艺术世界》对保存史料、全面研究鲁迅还是有些用的。还有《一百个人的十年》。这段经历对自己日后的写作帮助极大，先是我从中发现了一些感兴趣的人头线索，逐渐深入后，发现新资料越来越丰富。他们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于是我想让更多的人与我分享“原来如此”。

梁：您与文化名人的交游极为广泛，与很多名人以及他们的亲友都有过接触，在这些经历中，有哪些人与事给您留下过比较深刻的印象？

张：在做人上和写作上乃至组稿上，对我影响最深、帮助最大的是萧乾先生。我第一次见萧乾，拜访后想与他合影。他坐在沙发上，我要立身站着照。他执意不肯。我说他是大作家，我是小编辑，他是前辈我是后生，理应如此。他说作家与编辑是平等的。拉了半天，相互让步，结果我俩并排坐着照一张，他坐我站照了一张。世人都说他谦和，其实他为人也很耿直。我是天生大喉咙，那天先去陈荒煤先生家，陈先生耳背，我必须大声说话。他俩住处只一街之隔，到萧家我仍在亢奋中，说话时声音仍很大。萧乾先给我端上一杯椰汁，坐我旁边听我说，后转身坐到桌子对面。我临走时，他送我下楼，用手搂着我的肩膀说：“老人爱静，以后对老人说话小声点。”我顿时脸红如赤布。他见我尴尬的样子，马上又说：“第一次见面，我就说这话，别见怪，别见怪。”这两件事让我很感动，回来后写了篇短文《没齿难忘》。重新写作也是受萧乾先生启发和督促的。记得他问我写不写东西，我说原来写，到出版社后一心编书不写了。他直摇手，说这不好，要写，要多写；写了，才知写作甘苦，才能体会作家的不易；有了自己的作品，容易和作家对话。我编“双叶丛书”十六部，许多海外作家都是他介绍的，如林海音、柏杨等，我手上还收藏他写的好几张“介绍信”式的便条，包括想通过舒展请钱锺书、杨绛夫妇人盟“双叶丛书”的。在编陈西滢、凌叔华集《双佳楼梦影》时，有一篇是陈西滢日记手稿，写他与萧乾结伴拜访英国作家福斯特的，陈的日记潦草之极，中英文夹杂，有大量人名、地名、花草名，我无能力辨识和编辑，萧乾为我一一翻译、作注。记得写满三大张纸，十八条注释，还幽默地说我在考他的记忆力，他老了，考不及格了。

我与周而复一度过从甚密。我想写人生低谷时的他。他很高兴，某年一到南京，让秘书给我打电话，谈了两小时。不准我记录、录音，说成文他认可后，如发生官司，他愿对簿公堂。关于赴日事件被开除党籍，他说根本不是传闻那样。听罢他的“原来如此”，遗憾的是我的文章还没及写出，他突然病逝。

写翁文灏，他与丁文江的关系，原来只有文字资料，我专程到上海拜访翁的哲嗣翁心钧先生，亲睹到丁文江夫人写给翁文灏的信，始知他们的关系真的密切得很……

梁：确实，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您的笔端常带感情，对笔下的人物带着由表及里、体贴入微的理解。这样是否会影响到写作的客观性？在真实与虚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您是如何把握的？

张：我是性情中人，不否认笔端带感情。但可以负责任地说有“度”、有“节”，自信不大影响客观性。我的带感情不是用小说写法，我深知写这类文章极易引起麻烦和官司，我自戒下笔谨慎。我写人物关乎史料，无一虚构，凡引文都加引号，文末都注明参考资料，备查。对某人的好恶可能会带有些许感情色彩，笔下会有流露，偶尔或有失当处，但大体上不离谱。“不错”我可能说成“好”，但不会说成“很好”。尽管如此，有时写着写着，笔下不免流露出感慨和议论。我不会打字，内子帮我录入时将议论统统删掉。一次还在原稿议论旁加批：“不要插嘴！”我厌恶“三突出”、“高大全”，但早期文章曾有“矫枉过正”的痕迹，如写傅斯年、苏雪林。香港《紫荆》总编辑毛铁先生曾写信“提示”我：写人物既写“过五关”，也写“走麦城”才好。我觉得批评中肯，后来我又写了《傅斯年的另一面》和《苏雪林的坛坛罐罐》，对他们的为人为文较前公正、客观得多，算是一个“弥补”，拼在一起看，人物也显得有立体感了，更接近传主的“本色”。

在写作中也常会与主人公的后人产生矛盾。张素我先生对我写张治中一文中有关她母亲的一些细节描述，曾提出异议。但我根据多方史实资料，坚持己说；又通过她的儿子元亚先生做工作，保留了原先的细节。也有一些，因家属寸步不让，我只能回避了。我收藏传主或后人致我的数百通书信，不敢说所写的字字有据，最起码说我的创作态度是严谨的。

我所有的文字，只要传主健在或能与家属联系上，写过后我都请他们过目、审正。怕惹麻烦。我保存了传主或后人相关修改、定稿资料足有四大本，装订成册备查。

梁：要研究历史上的名人，还要言人所未言之处，这种写作首先需要大量的阅读。这方面的准备工作，通常您是如何进行的？

张：在阅读上我的功利色彩较重。十多年来，所读的书多与写人物有关。常逛书店，见到民国类的书都买，备考。通过泛读找线索，发现感兴趣的人；通过精读找细节，酌情待用。我的阅读环境较好，天时地利人和。家住成贤街，与老南京图书馆一步之遥；金陵图书馆有我当年一位学生，借阅方便。第二历史档案馆距家不远，常去查阅历史资料。还有相当一部分资料由台湾得来。迄今为止，台湾《传记文学》赠阅十三年，一期不少，还赠十一张该刊创刊以来全部文章的光盘；刘绍唐夫人王爱生女士赠我不少传记文学丛书；原台“中研院”主任秘书、胡适纪念馆馆长陶英惠老先生为我审读大量的文稿，提供许多帮助和方便；苏雪林临终前赠我十五本厚厚的《苏雪林日记》，资料丰富极了；柏杨及其夫人张香华，林海音及其女儿夏祖丽都送我不少人物类的港台书籍。

梁：写作很辛苦，听说你要“金盆洗手”，不写了？

张：写作确实辛苦。我不会打字，写好请人录入，最少要改三四遍。一篇写人物的小文章需要大量(甚而海量)的阅读后，才能弄出七八千字。可谓“煮字”。确实不想写了(除已允的一位传主后人外)，同时也因为我想要写的都写了，全收在这四本书内。没有新资料，没有感兴趣的人物，写不出自己起码能看得下去的文章，没大意思。年龄也大了，前面的路看得见，用何凡的话说：“在苍茫的暮色中赶路”。只想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时下，一边利用闲暇把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致我的书信，用毛笔抄在宣纸簿上，温故、练字、养性。想在三五年内把我收藏的文坛师友千余信札整理出来，作点笺注，择其有价值的结集成书。闲暇时写点“报屁股”自娱。足矣。

谢谢你对我的采访。

2012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