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处于五六十年代作家和八十年代作家的夹缝之中，前者在文坛功成名就，尘埃落定，后者受宠于市场，独领风骚 ，致使70＇后成为尴尬的一代。而实际上，他们是当今文坛最为活跃，颇有实力的创作群体，也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作家。

本卷收入十多位活跃于当今文坛的批评家的二十多万评论文字，对70＇后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剖析，既有对这代作家总体创作态势的综合评论和诠释，也有对创作个案的鞭辟入里的分析……

媒体和市场的合谋，导致了对70后不应有的遮蔽。有必要指出，70后是中国文学真正承上启下的一代，在纯文学的谱系中，他们与五六十年代作家一脉相承，彼此的创作有着血缘上的亲近或关联。

本卷收入了张莉、何言宏、谢刚、李慧、李丹梦、梁鸿、洪治纲等十多位活跃于当今文坛的批评家的二十多万评论文字，对70后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梳理。

努力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

序《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

可疑的“个人”——七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阅读札记

“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两次崛起及其宿命

在逃脱处落网——论70后写作的个人化与公共性

缝隙中的呓语——论七十年代出生女作家群的当代都市书写

70后女性作家都市书写述评

70后作家叙事话语特质论析

重建我们的精神立场——简单的写作或魏微小说的问题与可能

李师江城市叙事的魅力及写作转型的得失

从“寓言”到“传奇”——致乔叶

“病孩子”徐则臣——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

浪漫的陷落与挣扎——论棉棉的《糖》及其他

探险与冒险——李浩小说论

鲁敏论——兼说七十年代作家群

游牧者的诗意——70后作家于晓威小说论

“这一个”青春黑暗又明亮——读冯唐

“彼此”世界里的化骨绵掌——论金仁顺的短篇小说

鲜花与囚笼——是70后，也是“新生代”

70后的写作及可能性之一——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演讲（节录）

量子文学：一个70后写作者的文学观

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

二、那些风花雪月的事

在谈到七十年代人的时候，人们都充分注意到他们文化性格的模糊性，或者说无法用有特征的语言来概括，多种性格在他们身上的冲突，这是夹缝中一代的特点。很多七十年代人来概括自己的时候明显带着申辩的味道，因为他们充分地感觉到自己的被误解或简单化，这种对于社会命名的拒绝和社会难以准确定位说明了什么？文化性格的模糊是不是没有性格、他们还找不到自我或者缺乏主流价值标准呢？我不敢武断地下这个结论。

我看到过有的人宣布“拒绝卫慧”：“卫慧代表的是七十年代里边很失落的一群，没有太美丽的希望，所以只好寻找刺激与颓废。哪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人群，但现在有一些人在用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说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就是那样的，这是偷换概念，也是以偏概全……”“拒绝卫慧，只是拒绝卫慧作为七十年代的代言人，有这样的代表我们实在羞于见人。”而另外一位论者则感到无可奈何：“七十年代人现在正处于一个最有潜力，但也最有压力的时期，事业上、家庭中莫不如此。而偏偏这一代人身上从小就铭刻着由时代造成的矛盾烙印，开放与保守的矛盾、进取与稳重的矛盾，传统观念与时尚潮流的矛盾，良知与龌龊现实的矛盾……这许许多多的矛盾体，让我们在面临选择时难以决断，承受压力时候无所适从。”还有一位则从另外一面解读这种矛盾：“70后被命名为夹缝的一代，过渡的一代，分裂的一代，边缘的一代，自相矛盾、不知所措的一代，浑浑噩噩、没有主见、因而也没什么前途的一代。”“其实被偏见说成是劣势的特征恰恰是70后的优势：横跨两个时空非但没有使他边缘，反而使他融会贯通；身处时代巨大变革的潮流非但没有使他保守，反而使他更懂得随机应变；年少时拥有过的理想和情怀的缺失非但没有使他不知所措，反而使他更懂得珍惜和坚守。从不越界和底线清晰使他们时时刻刻都透露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大度。”她也列举了这种双重性格之间的冲突：“开拓精神与传统意识，外向和自闭，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争强好胜和低调内省，思维跳跃和循序渐进、按部就班。70后的好孩子们就这样长大成人，他们表现出来的乖巧、顺从和善解人意的性格特质掩盖了他们敏感、锐利、丰富和深刻的内心世界。”——用语言概括一个代层中的那么多人，的确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女作家金仁顺则提请人们注意七十年代的人的差异：“一些评论家把一些类似于‘酷’、‘时尚’、‘尖叫’、‘冷漠’等等冠之于‘七十年代后出生’作家的身上，他们似乎忽略了在所有这些表面的深处，潜伏着的是硬核儿般的孤独感。即便在同类人当中，我们也很难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安于眼前的孤独，并且力图从孤独当中突围出一条道路。”她说的是事实，七十年代人最重要的成长年代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以后，这正是大一统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裂变的时期，共同话语正在被消解，这种没有相互通约的话题存在于相互之间，而对于个体来讲，一个人身上又混杂着多种文化的斑驳色彩，自身都很难做到协调一致。

这样矛盾和模糊的文化性格是强化了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的特点，还是削弱了他们的特色？众声喧哗、四分五裂，在这样开放的文化环境中曾经造就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五四”人，能否让七十年代作家纵横驰骋？有一个问题，始终盘旋在我的阅读感觉中，那就是强调个人、自我的七十年代作家其作品如同他们的文化性格一样模糊不清，常常是雷同的场景雷同的人物和感觉，为什么矛盾的文化性格不能造就丰富多元、个性鲜明的文学呢？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给人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大多是大家对此的不满。十年前，七十年代作家陈家桥曾说：“什么叫七十年代以后，其实它仅仅是指七十年代生的这批人，他们所创造的新的文学方式。”但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新的文学方式”，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有可能是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学中最为保守和缺乏探索意识的一代，这姑且不论，想一想莫言、张炜、王安忆等作家，你会把他们的作品混淆吗？但这些问题，对于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怎么会来得那么普遍呢？甚至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也不能幸免，他们不是最为标榜个人性的一代吗？为什么恰恰在这上面却没有了个人性呢？

在宏大叙事之外，强调个人叙事是当代文学带有革命性的行为，也是近三十年文学演进中的主导观念，而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受惠于此，并曾将这种观念的演绎到极端。在中国的传统中，纳入王朝教化体系的文学历来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抒情言志即便不是代圣贤立言，也是需要强大的文化伦理作为依据和支撑，这个时候纯粹的自我表达一是不现实，另外一种状况只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余事”。传统文人达者兼济天下，仁者独善其身，无论是身在庙堂还是在江湖都受着一种强大的压抑自我的观念和伦理压制着，即便放浪形骸，也要三省吾身。真正的人的独立和个性的解放，是从晚清、“五四”的一股股思想解放的浪潮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尽管这个解放也是有着国家现代化和民族独立的背景在里面——因为国族现代化需要现代国民，才迫切需要独立的人和有思想的自我。但是这个“个人”，要么是不彻底的，如鲁迅的早期小说，在强大的个人特征下，还不忘遵奉时代前驱的“将令”；要么是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边改造乃至消融的自我，丁玲的创作典型地体现了“个人”在二十世纪中国大半个世纪的文学历程中的艰难经历。丁玲是接受过“五四”思潮的影响、倔强地要保存鲜明个人意识的作家。在1928年发表的《沙菲女士的日记》，其主人公沙菲是有着强烈个人意识的新女性，她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要求和欲望，小说中跳动的是沙菲这样的内心独白：“唉！无论他的思想怎样坏，他使我如此癫狂的动情，是曾有过而无疑i那我为什么不承认我是爱上了他咧？并且，我敢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地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到1940年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便有着微妙的变化，小说中保持着鲜明的个人印记，却又不得不接受外在的规范，更为重要的是她的个人印记得到的不是表扬和鼓励，而是批评和打击。到1948年出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她已经很娴熟地接受规训了，但是仍然在一些人物和细部的处理上顽强地保留着一些个人特点，而这些个人特点在以后的日子审常常被当作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意识受到批判。“个人”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社会生存空间甚至是羞耻的，“集体”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路翎在小说中微妙地表现一点志愿军感情问题都会大受批判，以至宗璞《红豆》中那种无比“正确”的爱情也不容许，人性、人情的讨论只能以其被批判而告终。这种情况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步伐逐渐在解禁，但这种对人性和人权的认可，还是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中进行的，个人常常是肩负着某种社会使命而进入文学作品中，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新写实小说以后，个人才从宏大叙事中解脱出来，还原为具有七情六欲的单个体，也逐渐抛弃他所承受的社会内容。这个解脱或转向应当说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它拓宽了文学的表现空间，让文学更切近人的心灵。对于宏大叙事的解构也是对于专制、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解构，它让文学可以面对人的复杂性，从而也增加自身的丰富性。

思想文化上的这种变化不是水上浮萍，它与整个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中，打破了原有的单一文化形态，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精英意识在1989年严重受挫之后，政治逐渐退出人们生活的前台，当具备了相当的经济条件之后，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个人和个人生活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从时装到家庭装修，从肥皂剧到休闲读物，从面孔单一的报纸副刊到纷纷推出的周末版，这种转变都是在消费文化引导下的对世俗生活的推崇。文学界对此反应体现在休闲散文、随笔的一时风行，除了小女人散文之外，被重新“发掘”出来的作家也颇值一思。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梁实秋、张爱玲等人写风花雪月的文字大受欢迎。记得有一本收录这些人文章的《悠闲生活絮语》曾大为风行，这个书名也可以看出人们再也不是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了，而是向往一种风清云霁的“悠闲生活”。该书的编者说：“家事国事天下事，工资奖金房子儿子以及孔雀东南飞再漂洋过海，真所谓，忙个不清场。人们似乎开始忘却词典里还有一个叫‘忙里偷闲’的词。……一个人如果不会忙里偷闲，如果不会咀嚼与品味人生的艺术，那么，他的生活就会显得粗糙而缺乏弹性。”“我之所以编选这本书，纯粹是因为该书中这些闲情逸致的文字能让我愉快，能让我暂时地脱离喧嚣的尘世。看惯了那些大江东去金龙铁马的时代篇章，忽然一接触这些潇潇洒洒灵气飞扬的消闲佳什，简直觉得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新鲜极了。……你把一张竹躺椅放在阳光下，再把你慵懒的身子安置在竹躺椅内，旁边有一杯茶，有一根古香古色的水烟袋，而你的手中又有一本躺在床上或谈琴棋书画或散步聊天之类的什么书，试想那画面那境界是何等的禅又何等的仙啊！”这种情调这样的文字提倡的观念都是典型的九十年代的流行观念，它大大影响了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成的七十年代的作家们，个人的趣味、情调、品位等等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东西，反正，那些风花雪月的事要比金戈铁马更让人心动、向往。有这样的文化基调垫底，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会迅速续上陈染、林白等女性写作或被称作私人写作的流风，而且把它们推向另外的高度，卫慧、棉棉等人不但放弃了个人的社会使命，而且开始将“个人”导向个人的身体、欲望，她们以夸张的姿态开始书写新人类的另类生活。这种书写并非如它的批评者那样认为堕落或无聊，我认为在关照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上仍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问题是在商业包装和涌动下，它的无限放大、复制或姿态性，造就了它的短命，在各种道德批评的围剿中，它们终以《上海宝贝》的被查禁而流星般消失。我常常在想，七十年代作家是不是丧失了一个他们可以更新文学或改朝换代的机会？因为，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虽然剑走偏锋，却无时无刻不在触及一代人的精神焦虑和内心的无所傍依，也抓住了消费社会的某些精神特征，但她们之后，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只能成为追随者被引导。当先锋文学式微而消费文化飞扬跋扈的时候，聪明的作家们不失时机地调转了自己的方向，赤膊上阵者下海经商、搞肥皂剧；羞羞答答者，从“个人”出发，为读者提供日常生活的滥故事，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一无资源二无本钱，却正走向社会安分守己地履行着自己的人生角色，似乎顺手牵羊就可以写下各种当代生活，也就这样充当了日常生活书写中的盲从者。书写日常生活，还原个人情境，是文学创作中天经地义的事情，但问题或许就出在这上面，“个人”本来是挽救找不到自我的中国文学危机的字眼有时候会如一把双刃剑，砍向别人也会伤及自身。比如，会不会“个人”障目，不见他人，甚至不见世界？甚至会不会“个人”障目，不见自我？

P20-24

《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何锐

不经意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同我们擦肩而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呈全方位跃动的文学态势，曾让我们对新世纪的文学曙光满怀期待。汉语文学总体水平的提升，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未来格局中意义和价值的凸显，曾经是我们坚执的信念。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传媒业的最新发展、互联网的大面积覆盖，市场经济潮汛的来势迅猛，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勃然兴起，文坛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作家与写手越来越拉开了彼此的距离，文学从边缘化走向了泛化。虽然新世纪十年的文学仍保持了九十年代文学的水准，延续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特别是纯文学的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终极价值迷失，媚俗成为时尚，创新精神的匮乏使文学再度陷入困境，纯文学的执着追求者和坚守者不能不心怀忧虑。新世纪文学该如何突围，才能辟出一条新路，是一些作家正在严肃思考和认真面对的课题。

基于文学格局的调整和纯文学自身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去年着手《山花》栏目设计时，我有意识地同一些作家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并就文学自身的反省达成了共识：新世纪文学遭遇瓶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经典意识、先锋意识和都市意识的匮乏，这就启示我们要从新的维度去思考和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而同时，还要毫不迟疑地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承上启下的一代作家——70后，因而我在《山花》上毅然开设了“回应经典”、“先锋之旅”、“都市书写”、“聚焦70后”这四个栏目，并迅速得到了作家们的积极回应，今年，我因退休不再担任《山花》主编，遂接受友人建议，与出版社同仁一起策划编书事宜。没想到这套新世纪文学突围书系的缘起，竟受到上述栏目创意的启迪。只是为准确起见，我特意将原有的栏目名稍作了变动，故而这套丛书各卷命名依次为：“回应经典”、“守望先锋”、“感觉城市”、“把脉70后”。四个书名，四组动宾结构，“回应”、“守望”、“感觉”、“把脉”都指向特定对象，具有一种动态感和方向感，从而组合成了文学突围的四个关键词。

关于“回应经典”

经典是文学殿堂的瑰宝，又是衡量文学价值的尺度，它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始终处于文学版图的核心位置。不言而喻，经典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极具禀赋的作家才有资格入乎其内，但任何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以经典作为参照或借鉴，使自己的创作与之具有某种相关性或千丝万缕的联系。坚持经典的价值取向是提升文学品质的必要条件，也是纯文学存在的理由。当然，经典需要时间检验，也许这个时代真正的经典还来不及产生，也可能文学经典已具雏形，但尚未被公众所体认，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一个优秀作家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对经典作出回应，自不待言，作家们是会有自知之明的，他们深知经典可遇而不可求。经典总是凤毛麟角的，但对经典的回应却可以千姿百态。不容置疑，回应经典是一种姿态，其中不乏对经典的诉求。而对经典的天才回应有时就可能造就另一部经典。回应经典本身要求作家必须具备经典意识，经典是作家审美意识、生命理想和他所置身其中的生存世界高度融合的产物，它对心灵境况的领悟、对人的处境的探索、对生存世界的批判都是具有深度的，而这三者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的心灵和人所生活的世界是丰富和复杂的，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经典正是向我们昭示小说的可能性和限度，一方面专注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精神命题，另一方面又潜心于小说技巧、文体风格多样化的探索和尝试。这就注定了经典的非同寻常，一如卡尔维诺所说，“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带来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这便是经典的艺术魅力所在，这也是我们何以要回应经典的缘由。本卷收入当初由我组稿并责编的21位出生五六十年代实力派作家的作品，每位作家一个精彩短篇，一篇关于经典的随笔，因小说了解作家的创作水平，由随笔感知作家对经典的领悟。

关于“守望先锋”

先锋文学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大多数人避而不谈，但私下却常为人们所企盼和关注。我仍坚持认为，先锋性不过是文学性所延伸的属性，文学性和先锋性是密不可分的，回避先锋性谈文学性，意味着创造精神的匮乏，而离开文学性的先锋性只能是伪先锋性，是对时尚的追逐和媚俗。先锋是媚俗的天敌，它也羞于与时尚为伍，它命定是一种孤独的存在，先锋文学常常表现为对文学性的某种偏执和强调。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性抑或先锋性，不仅是一种写作姿态，更是严肃的精神立场，既包括文体层面的变革，更涵盖精神向度上的探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人类生存的诗意呈现，这种语言艺术与图像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它具有审美内视性特征。内视性想象始终与内在体验和情感倾向如影随形，它创造的内视化世界是一种想象的世界和虚构的现实，理所当然的是一种精神性存在，正是这种虚构性和内在精神特质成为文学的基本属性，它植根于作家的审美感悟力、想象力和内心生活的丰富性，不断拓展文学特有的审美疆域。基于文学自身的审美要求，无论独具禀赋的神性写作、智性写作或灵性写作都需要寻求新的表达，采用独特的表述方式，并且离不开对生命本身的追问和思考，对精神指向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的专注，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执着于这种内在不确定性的表达，正是对这种不确定性所衍生的存在的可能性维度的把握，才是文学或小说的真正奥秘所在。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理解先锋性，有利于破除先锋性的神秘感，使人们意识到，作家对生命体验的超常性表达，对生存哲学的非常规思考，对小说叙事和艺术形式的探索，对文学自主性和文本观念的强调，并非哗众取宠，而是基于创作主体对文学现存秩序的一种反叛倾向和变革冲动，以及在叙述姿态和策略上的必要调整，意在实现文本形式和思想内涵的双重超越。因而，我以为应视先锋写作为常态写作。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新世纪以来先锋写作一直没有终止，不仅仍有文坛宿将在孤寂中坚守，文坛新锐也并未对前卫或先锋弃之如敝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散落于网络和民间的先锋，以及名不见经传的另类写作者。本卷主要收入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十余位作家新世纪以来，在《山花》上发表的具有先锋特质的中短篇小说。尽管难免瑕瑜互见，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毕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先锋小说的实绩。

关于“感觉城市”

较之乡村叙事，都市书写是我国当代文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作家都市意识和城市书写经验的双重匮乏，无疑给写作增加了难度，但现代社会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却给城市文学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向都市书写的广度和深度掘进，是拓展小说视野，促进文学观念变革的需要，它既可以促进小说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又有助于深化文学现代性的主题。城市已成为当下中国最重要的人文景观，随着城市边界的延伸和扩展、城市文化符码的翻新、城市内部社会结构的演变、市民社会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农民工的大量涌入、社会两极分化的明显加剧，给城市书写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性。城市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城市的生命图景和生存脉动，是人类进步和现代文明的表征，而同时，城市物欲的巨大诱惑，又是导致人异化的根源。城市文明和城市原罪的连体共生性是由资本运行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要着力揭示城市现代性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呈现当下城市的巨大包容性，同时不能无视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依存和关联，这是当今中国文学城市书写中的重点和难点。本卷收入了二十余位作家城市题材的小说，其中有的作品所表现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市生活，但切近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真实，因而也有让其入选的理由，这二十来篇小说涉猎白领、小资、市民、知识分子、农民工，以及北漂各色人等的多元生存和城市生活的多种景观，集中展示城市的魅力和诱惑，体认城市精神和伦理，表现城市生活的心灵和情感历程。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城市表象背后人性扭曲和物欲膨胀的真相，发现一个异己而陌生的世界。尽管入选作品在都市景观的呈示，城市书写氛围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一些作品较多触及城市边缘和表层，诉诸感觉却意味不足，偏于写实而想象乏力，对人性深度的揭示显得捉襟见肘。但我们对中国文学城市书写的新的转机仍充满期待，毕竟我国城市文学尚处于起步阶段，重要的是作家首先要勇于接纳城市，全方位的去感知城市，进而培养并扩展对城市的感觉，用心灵去触摸城市，敏锐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城市中社会、心理、价值的种种嬗变。

关于“把脉70后”

70后作家可谓生不逢时，刚好处于时代夹缝之中，前有五六十年代作家功成名就、尘埃落定，在文坛引领风骚，后有80后作家受市场青睐，行情看涨，声势逼人。为改变其处境和命运，在一些文学期刊的推动下，70后先后经历过两次崛起，但仍未争得应有的地位和影响，以致后来人们谈论70后竟成了一个尴尬的话题。而实际上，70后是当今文坛最活跃、且颇有实绩的创作群体，文学期刊中作品的大面积覆盖，并保持一定的水准，足以表明他们是纯文学阵地的中坚和主力，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大都有自知之明，不浮躁、也不自卑，导致70后大器晚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们创作仍缺乏新的突破，鲜有代表性作品，特别是有影响的长篇力作。二是批评的关注度不够，目前比较活跃的学院批评家关注的重心多为功成名就者，与之相对应的70后批评家势单力薄，布不成阵，与70后作家队伍不相匹配。因而我们更多看到，对70后的创作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处置办法，或用主流话语或传统批评模式，轻易加以贬斥；或以“后现代”尺度进行价值判断，导致了批评的错位或失位。三是市场与媒体的双重疏离，市场受商业驱动，热衷于青春写作和时尚写作，不惜对80后热炒，而对坚守纯文学阵地的70后显得冷漠。媒体更多看重名家，关注主流，70后自然成为空挡。媒体和市场的合谋，导致了对70后不应有的遮蔽。有必要指出，70后是中国文学真正承上启下的一代，在纯文学的谱系中，他们与五六十年代作家一脉相承，彼此的创作有着血缘上的亲近或关联。而其文学禀赋、颖悟力等方面的凸显优势，虽以其代际差异拉开了与80后的距离，但由于他们的成长经历、文学道路和纯文学的创作实绩，其影响势必波及到一代文学新人。70后的真正崛起，对于未来中国文学的意义不可低估。当务之急，是对70后文学创作态势加以整体性的把握，并对其有价值的创作个案进行透视和剖析，围绕他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性认真把脉，找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同时发现他们独具的禀赋和潜质，开掘新的可能性和前景。本卷收入十多位活跃于当今文坛的批评家的二十多万评论文字，对70后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梳理，既有对这代作家创作总体性的综合评论和诠释，也有对创作个案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所收论文多半曾刊在《山花》“聚焦70后”栏目中，有几篇则是我早先的约稿，但由于我的离任，该栏目自然终止，这些约稿只好发在另外的刊物上。在此一并收入，算是作个纪念。另外，征得作者同意，我还特意选入批评家洪治纲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一文，意在通过与五六十年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中，给70后的创作提供一个参照系，以利进一步思考和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和方向。

这套文学丛书是由贵烟冠名的，贵烟是贵州中烟工业公司简称，贵烟本身又是一个知名品牌。十年前为回报贵州烟草业对纯文学的支持，并彰显黄果树品牌的影响力（黄果树集团是贵州中烟工业公司的前身），我曾主编过一套以黄果树冠名的书系。十卷本的书系中收录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山花》杂志上的优秀作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烟工业公司品牌重心转向“贵烟”，而“贵烟”原本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品牌，对其重新打造和提升，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期许，贵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身份或档次，“贵烟”的华丽转身，别具一种象征意味。以之来冠名这套文学突围书系，是恰切不过的。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贵州中烟工业公司一如既往的支持。在此，我谨向贵州中烟工业公司全体员工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向具有文学眼光的企业家致以崇高的敬意！此外，我还要感谢作家朋友们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同仁，正是他们的睿智和对纯文学的信念，才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